政治犯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青海泽库县去年年底发生自焚抗议事件时被捕的藏人中，旦真次仁于星期一从西宁监狱中获释。此外，本月6号为达赖喇嘛祝寿而遭军警开枪镇压的四川道孚县藏人中，部分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多禾茂乡年仅16岁的女中学生班钦吉于去年12月9号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藏民族万岁”的口号后以身自焚，抗议中国当局在藏区实施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及强硬镇压措施，当场身亡。随后数名藏人，包括自焚者同学被当局指控涉嫌自焚事件等罪名而陆续遭到拘捕和审讯。根据最新消息说，当时被捕的自焚者同乡旦真次仁日前从狱中获释。 有关方面，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星期三对本台说：“班钦吉是泽库县多禾茂乡人，虽然只有16岁，虚岁是17，却非常关心西藏的命运。她在自焚前向友人说，她要为藏民族的尊严自焚。在她自焚身亡后，同乡藏人、同学和朋友等受到株连，当局将他们与这起自焚事件挂钩，并以构成‘煽动分裂’等罪名进行传讯、拘捕和非法监禁。当时同乡藏人旦真次仁也是以这种罪名遭到拘捕。” 索南表示，旦真次仁因受虐致病才获得释放。“旦真次仁是于星期一（7月29日）地方时间上午11点30分被当局从西宁监狱中释放。他被监禁期间，长时间遭遇酷刑折磨，使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曾被送医治疗，现因身患重病，才被当局释放。有关他被判刑的刑期，目前暂不清楚。” 索南表示，去年年底的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局施加严控，还没收了亡者班钦吉的照片，外界是在几个月后才获得她的照片。 “自焚身亡后，当局为防止自焚消息和亡者照片外传，立即增派军警实施严控，不仅封锁通讯渠道，还在她的家以及同学处展开搜查，没收了所有她的照片，并禁止僧俗藏人到她家进行祈福和慰问。不过，当地一位藏人私下藏有她的照片，并于今年藏历新年后才得以传送给境外。” 此外，流亡印度南部的甘孜州道孚籍藏人诺布次仁星期二告诉本台，四川甘孜州道孚县僧俗藏人在本月6号庆祝达赖喇嘛寿辰时被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受枪伤和被拘押期间遭毒打致伤的共计有32人。据最新了解，目前多名受重伤者尚未出院。 诺布次仁说：“现在严重受伤的藏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人已经出院。当地自军警开枪镇压以来呈现的紧张气氛，目前稍微得到缓和。” 诺布次仁表示，日前从道孚境内获得部分受伤者的最新照片，他们的伤势都很严重。“当地消息人士发送照片介绍说，尼措寺纠察师嘉措头部受枪伤，几乎危及生命；72岁高龄的村民亚玛次仁手部受枪伤后，再遭到拘捕和毒打，导致四根肋骨被打断；甘丹曲林寺的尼姑卓玛普赤身体多处受枪伤严重；当地环保组织成员坚参被拘捕后惨遭毒打，导致两根肋骨被打断；尼措寺僧人洛桑多吉的头部也受到枪伤。另外，受伤最严重的尼措寺经师扎西索南和村民吾坚扎西被送到内地医院后，仍无任何消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近期一位流亡印度的藏人获签前往西藏昌都探亲，但在日喀则定日县境内被警方搜出达赖喇嘛的法相和传法书籍而遭数天拘押，之后被遣返印度；另外，参与去年示威活动而被判刑的四川炉霍县藏人索南仁青于上周获释。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西藏昌都籍流亡藏人星期一晚向本台表示，他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大使馆中取得入藏签证后，于近期踏上返藏之路，但在抵达西藏日喀则定日县时遭到警方的拘押和遣返。 他说：“我从西藏昌都流亡印度已达20年，现居住在北阿坎德邦德拉敦。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机会返回家乡，之前我到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大使馆去申请签证，有幸获得了有效期为两年的探亲签证。上月20号，我经尼泊尔边界抵达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检查站，警方在我的行李包里搜出了两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一本有关尊者介绍佛教起源的书籍，这是从一个熟人托我带的包裹中搜到的，我确实不知道里面装有什么。之后我被强行拘押十天并被迫接受了各种盘问，不过没有遭到殴打。” 有关警方盘问的内容方面，他表示：“当时他们问我是否知道达赖喇嘛的法相在西藏被禁止供奉一事，我回答说‘最近有新闻报道，达赖喇嘛的法相已被解禁。’他们解释称，‘只有那些达赖喇嘛照于1959年之前的相片才被获准供奉，但不是1959年之后的相片。’他们还强调，持达赖喇嘛法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也解释是亲戚帮我收拾的行李，不清楚里面装有这些，并恳请警方让我返家探亲，但被拒绝。警方在十天后把我遣送到樟木口岸，强令我返回印度。就这样，我未能返家探亲，只好回到印度。” 该名遭遣返的流亡藏人说，他在定日县的一个军营被拘押了三天，之后被转往定日县公安局遭拘押七天 。 此外，印度南部的康区炉霍紧急情况联络小组驻达兰萨拉成员嘉央班丹星期二向本台表示，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数百名藏人在去年1月23号“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展开示威活动后，当地零星的抗议也有发生，数十人先后被判刑，其中一位叫索南仁青的藏人于上周三获释。 嘉央班丹说：“去年1月23号在炉霍县发生示威事件后，当局进入各寺院和乡村举办‘学习班’，强迫僧俗藏人接受所谓的爱国主义及法制教育，当时工作组的车辆抵达旦都乡时，当地藏民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并阻止车辆进乡。参与这起活动的该乡藏人索南仁青于去年2月12号被当局拘捕，不久后便遭判一年零六个月徒刑。他于这个月的24号获释。” 嘉央班丹表示，索南仁青获释时受到家乡藏民的隆重欢迎，不过因为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欠佳。 “索南仁青出狱后返抵位于炉霍县旦都乡第一大队的家之际，当地和邻乡的僧俗藏人用哈达迎接他，向他表达敬意和慰问。而他在被监禁期间，遭受过酷刑折磨，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导致饮食困难。现在唯一在家的年迈母亲舟玛正照顾着他。” 嘉央班丹表示，去年炉霍县藏人发起的示威活动被当局武力镇压后，6人被枪杀，数十人严重受伤，先后有40多人被判一年多徒刑至终身监禁，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家属至今被禁止探监，因此对于他们的现状一概不知。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佩洛西呼吁北京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前夕发表声明，要求北京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佩洛西在书面声明中呼吁称，中国政府应“立即和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刘晓波，世界上唯一一名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佩洛西表示，“24年前，当中国学生、工人和市民和平集会并呼吁当局加快改革和打击腐败的时候，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遭到屠杀。” 她说，时至今日，任何提及1989年六四事件的话题都受到中国当局的审查，六四事件受害者和家人仍然受到当局的迫害和监禁。 声明 佩洛西指出，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改革努力继续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在这个六四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将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得到悼念”。 佩洛西赞扬了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勇敢地争取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而她们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也促请北京坦诚公开当年镇压的真相，停止迫害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并不再干涉他们的公开悼念活动。 六四事件中，一名男子在长安街头只身挡坦克（资料照片）。 以敢言著称的佩洛西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经常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1991年，担任议员不久的佩洛西曾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横幅写着“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她为此曾被驱逐出境。 佩洛西还以陈光诚事件为例强调说，中国官员虐待及威吓维权活动人士的家人，这种新趋势令人担忧。她认为，敦促中国当局保护维权人士及其家人，应当成为维系美中关系的一个优先考虑因素。 “良心” 佩洛西的声明最后指出，我们的良心将永远铭刻上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一幅画面——那就是一名男子在街头只身挡坦克的画面。 佩洛西说：“今天，天安门精神活在那些在中国和海外继续抗争的人们的心中。” 在佩洛西的声明发表之前，美国国务院此前亦在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对六四参与者的迫害，并尊重普世人权。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新华社发表英文声明回应称，美国应该“立即改正错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破坏中美关系。” 他说，中国就1989年的事件早已有“明确的结论”，希望美国摒弃政治偏见，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传出北京最后一名当年参与六四被判“反革命罪“的政治犯，已经获释。据美国“对话基金会”星期四称，现年73岁的姜亚群患有老年痴呆症；相信他是于去年11月之前获释。曾在六四事件中被判刑的北京学者高瑜说，当年被抓的学生判刑较轻，而普通市民判刑较重。 关注中国政治犯处境的“对话基金会”星期四表示，中国当局已释放了最后一名因“六四”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政治犯姜亚群，并称姜亚群现年73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相信他于去年10月或11月间获释。 新闻稿还说，北京高级法院于1990年7月17日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姜亚群死缓，后改判无期徒刑，又先后5次减刑。他在狱中被诊断出“轻度老年痴呆症”后，于1993年被转至专门关押老、弱、病犯人的延庆监狱关押，直至获释。 记者周五致电景山街道办事处询问姜亚群，对方称“不太清楚”。 记者：问一下，你们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一个叫姜亚群？ 回答：我还不太清楚，没听说过。 记者：他是八九年因为“反革命罪”，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又减刑，听说去年出狱的？ 回答：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是因为六四，被判“反革命罪”。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值班的，再见。 判死缓二十年后获释 姜作为最后一名政治犯获释后，对话基金会相信还有数人因在八九民运期间犯事而被关押至今，其中包括现年49岁的苗德顺，于1989年10月被判死缓，1991年被改判无期；97年他因自焚而被单独关押，1998年改判20年刑期。2003年因心智疾病被转押延庆监狱。此后再无相关消息。 北京一位在八九民运期间比较活跃的人士星期五告诉本台，当年在抵抗军队进城时，使用砖头、路障堵截军车的市民，一但被抓，属于“情节恶劣”判刑较重：“当时有比较‘恶’的行为吧，会有这种重罪，判这么重的罪，因为他现在住在景山，北京地区符合这种情况的，当时北京特别少（当局抓不到人）”。 六四前夕被捕、后被判刑的北京学者高瑜对记者说，她也曾在延庆监狱服刑，同期服刑的有一名被指烧军车的女政治犯：“我是1995年下到延庆监狱的，当时延庆监狱有一名‘六四暴徒’，是一个老太太比他（姜亚群）的年纪大，（当年）已经六十七、八岁了，当时就她一个在延庆监狱，我没听说还有第二个人，那个老太判了15年，姓胡，说她烧军车，老太太一提起这事就哭，说她没有（烧军车）”。 六四被捕市民判刑最重 高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94年11月，法院以公务员泄密罪判刑六年。她说，延庆监狱关押副部级以下的刑事犯：“市民也在这里（服刑），他会不会是在少管所，我在延庆监狱四年，95年12月底转到少管所，那个姓胡的老太太是反革命罪，也转到少管所了”。 外界至今无从确切了解，究竟有多少人因涉及“六四”而被判刑。高瑜回忆，当年公安和戒严部队根据拍摄的录像内容挨家挨户搜捕，凡被拍摄到手拿砖头或木棍的，一律抓捕判刑，被判最重的是普通市民：“受到惩罚严重的都是普通市民，没名没姓的（不知名的），学生判得都很轻”。 反革命罪改颠覆罪 中国在上世纪五零年代实行的“反革命罪”于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而代之。目前仍有一批政治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且正在服刑，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