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OhMyMedia | 时代周报:缅甸放宽新闻审查:审查大范围松动,敏感话题不再避讳,媒体憧憬市场化

《时代周报》第168期  本报记者 张子宇   2011年11月29日,一个缅甸报摊出售印有该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昂山素季头像的刊物。   改革与新思维,正冲击着古老的佛国缅甸。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始解除,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冲突减少,希拉里等外国政要也出现在仰光和内比都,许多政治犯走出了著名的Insein监狱。   这种新气象也出现在缅甸的新闻行业里,过去不能提及的昂山素季,已经可以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那些过去被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也可以正常访问。   让世界舆论更为关注的是另一条消息:据人民网报道,缅甸政府准备推出新的《传媒法》,解除半个世纪以来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    缅甸曾是传媒乐土   对于缅甸媒体人来说,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早在19世纪,缅甸就是亚洲新闻的标杆。当时缅甸最后一个王朝贡榜王朝的国王曼同(MindonMin)颁布的17条宪章中,就有保证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当时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缅甸,在西化的浪潮中,确实拥有了一定的新闻自由环境。   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以后,尽管颁布了一系列管制媒体的法令,但缅甸的传媒业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时,缅甸发行有44份报刊。到1921年就变成103份,而到了1930年更加有超过两百份报刊发行。   1948年独立后,缅甸又一度成为了新闻自由的天堂。1947年宪法明文规定保障言论和传播自由。尽管两年后的《紧急状态法》规定了一些对传播假新闻和“诽谤军政人员”的处罚,但是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缅甸是亚洲新闻事业发展最好的国家。以缅文、中文、英文和印地语发行的日报,就有30份之多。   “以前缅甸有不少影响力很大的中文报纸,比如《人民报》、《中华商报》、《中国报》等等,后来这些报纸都被缅甸政府取缔,因为中文报纸被认为是私人办报,不合法。”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缅甸的老华侨、著名缅甸问题专家、现暨南大学教授林锡星告诉时代周报,“不过现在还有半官方的中文报纸,一般都是缅文报纸的中文版。销路很差,缅甸政府还要对其补贴,上面一般就刊载一些学汉语的栏目,或者中国的新闻,主要来自中国新华通讯社。”   1962年吴奈温军事政变后,《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颁布,这个法律一直实行到现在,只不过主管负责部门由原来的国土及宗教事务部变成了现在的信息部。   1975年,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的第157号条款,尽管确认了言论自由,却明确了这种自由不能和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利益相冲突。而由“印刷及出版中央注册委员会”发布的备忘录,则对审查各种危害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安全、和平和公共秩序及色情、诽谤和批评政府的言论审查作了明确的规定和指导。同年还通过了《国家保卫法》,授予政府权力以逮捕任何有违国家和平的人,许多新闻工作者因此获罪入狱。   1988年军事政变以后,根据军政府的戒严令,所有没有经过政府注册的媒体都被宣布为非法。从1996年开始,一系列新的法案又被颁布,进一步加强了对缅甸传媒业的管制。其中包括《电视与录像法》,该法案要求所有电视、卫星接收器以及摄像机的拥有者都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和影像审查委员会备案登记。而根据《电影法》,一切电影制作都需要取得国营的缅甸电影公司的许可执照,并且接受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正是这两个法令,让曾因为文化产业发达而在前英国殖民地中自傲的缅甸失去了过去的光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管制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很多新的审查制度扩大到了互联网上,上世纪90年代末颁布的《电脑科技发展法》规定,所有电脑都需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登记备案。该法还规定,一切分发、散布和获得有害国家安全、统一及民族文化的信息都将触犯法律。1997年,“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还制定了《互联网法》,规定传播危害国家利益的信息是违法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超过85%的主要国际电子邮件服务商在缅甸无法被使用,所有的网吧都必须获得国营垄断的“缅甸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公司”(MICTDC)的营业执照,而且每一个上网者都必须登记。网吧管理者被要求每5分钟保存一次屏幕以记录电脑使用者做了些什么,然后不时把这些提交给MICTDC。不过尽管有如此苛刻的规定,由于过于麻烦和不近人情,执行上还是比较宽松的。   另外一切在缅甸工作的外国新闻记者和机构也必须接受缅甸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查,事实上,外国记者能够获准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入缅甸很难,即使那些和缅甸关系不错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之音的网站都被屏蔽。   林锡星透露:“外国记者要进入缅甸不容易,很多都是以旅游者或者商人的身份偷偷摸摸混进去。比如2008年在报道一次示威时被流弹击中死亡的日本著名战地摄影记者长井健司,就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缅甸的。”    PSRD:曾经的“剪刀手”   而提及缅甸的新闻审查,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PSRD,尽管和很多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一样,这个部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对于缅甸传媒来说,其是至高无上的顶头上司。   PSRD,是传媒检查与注册局(PressScrutinyandRegistrationDivision)的英文简称,隶属于缅甸联邦政府信息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评价,这个机构的名字透着一股子乔治·奥威尔的笔下风情。   目前担任该局主管的是丁瑞(TinShwe),他曾是缅甸军队里的一名少校。这个机构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62年8月。当时,管理国家的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并成立了传媒检查委员会(PSB),2005年传媒检查委员会更名为现在的传媒检查与注册局。   “PSRD的主管实际应该算是部级官员,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不过现在任职的在名义上还是副局长。丁瑞的政治地位很高。”缅甸主要媒体《缅甸时报》(《TheMyanmarTimes》)的一名编辑M先生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透露。尽管目前政策已经放开,M先生还是表示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PSRD负责缅甸一切的媒体与出版检查,包括报纸、书刊和其他出版物。而任何新出版的媒体都需要到PSRD去注册。在缅甸,在改革以前私人确实可以办报办刊,但是由于审查耗时长久且难以捉摸,导致所有私人报刊都只能办成周报、周刊或者月刊的形式,而所有的日报都是国营。   《缅甸时报》是由澳大利人RossDunkley和SonnySwe在2000年创办的外资占49%股份的报纸,是缅甸唯一有外国投资背景的主流媒体,拥有英文和缅文两个版本,立场属于稳健中立型。   SonnySwe的父亲曾是缅军的一名旅长,曾经是现在已经被撤销的军事情报部的一名高官。不过SonnySwe在2005年被捕入狱,另一名缅甸企业家TinTunOo接下来他的股份。   “PSRD并不会派专人在我们报纸做检查,也不会给我们什么指引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但是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必须实时送到PSRD去审查。然后由他们判断是否有什么反政府的内容。”M先生解释缅甸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而且令很多缅甸媒体无奈的是,PSRD不但要做剪刀手的工作,而且经常会亲自代笔,改写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提交内容时附上一些其他的文章内容或者照片以作备选。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总之,有时他们会撤掉整篇文章,有时只改动一段话、一句话、一张照片甚至一个词。”M先生说。   2009年,一次导致一名小女孩死亡的医疗事故造成了一次对PSRD权威的重大冲击,尽管当时PSRD下了禁令,但是缅甸各大媒体还是依然对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并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我们一般还是很清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有时候,当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或者应该可以冲过去,我们就会绕过PSRD直接‘闯关’,然后我们再写一篇检查。”M先生说,“写了检查以后,一般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不过有时候过界了,我们就会被暂时停刊甚至关门。”2008年的时候,《缅甸时报》就因为踩线过度,被暂时停刊过一段时间。   在长期和PSRD打交道的过程中,缅甸媒体人发明了一种“三明治式”的报道法,即在一些故事、软文乃至文艺作品中夹杂关键的新闻信息。这种做法往往能够逃过PSRD的检查,可以说,“三明治报道”是每一个缅甸媒体人合法工作的必备技能。    审查大范围松动   然而,随着缅甸改革的大幕在2011年拉开,新闻传媒业也不可能成为大浪潮中的一块顽石。在巨大的堤坝之上,不断有洞穴被水冲开,直到形成一股洪流。   2011年6月,缅甸政府便解除了对体育、娱乐和彩票等期刊的审查。而在当年的9月,一些曾经被封锁的国外网站包括Facebook、Twitter、BBC、YouTube、缅甸民主之声和美国之音在内,都被解除了网络封锁。   M先生也充分地感受了这点,在两年前,《缅甸时报》被整版撤掉很常见。而现在,“从2011年起,我们发现环境突然宽松了好多。有时候只撤掉一两篇文章。在上周,竟然一篇文章都没有被拿掉,只是撤下了几张照片。”他说。   据《缅甸时报》澳大利亚投资者RossDunkley透露,自己报纸的平均撤稿率是20%,稿子被撤掉后就用一些软文来替换。   即使是PSRD的主管丁瑞,在改革的大潮中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甚至在2011年接受了过去的“死对头”—自由亚洲电台(西方媒体)的专访,并且表示:“实行了40多年的新闻审查制度,是时候寿终正寝了。”   “其实在缅甸,丁瑞在新闻界里还是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倾向于改革并且希望缅甸有新闻自由的。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改革者。”M先生认为。   实际上早在2011年3月起,仰光的许多记者就发现,他们开始获得更多批评政府的自由。连带是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解禁,她的照片及文章都可以出现在媒体头版。   杂志《七周刊》就成为吃螃蟹者,他们刊登了一幅昂山素季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合影,并将他们选为年度人物。2周后,这家杂志走得更远,他们用一张被释放的政治犯走出监狱的照片做头版,然后配以大标题—自由,走出恐惧。   “现在对报道昂山素季活动的限制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更多的自由将会来到。”丁瑞宣告。   而缅甸政府又于去年12月9日公布新规定,共计54种商业和罪案期刊和书籍无须在出版之前被政府审查,不过其他新闻媒体还必须继续接受严格的审查,有官员透露政府不久后也会放宽新闻审查。   另外,PSRD的上级主管单位缅甸信息部部长觉山也表示缅甸将会放宽对电影和录像的审查。他还透露:“在国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组织必须被撤销。”   “新闻审查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被废止了,这种制度的存在有违于民主实践,其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面对着过去长期交锋的西方媒体,丁瑞少校亲口承诺。   关于缅甸传媒人盼望已久的新《传媒法》,丁瑞预测,该法的草案早已经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那里,新法会在今年内颁布。   根据透露出来的内容,新的《传媒法》将涉及媒体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并明确对违法者的处罚。不过其时真的能够付诸实践,第一关就是能否被缅甸国会予以表决通过。   不过丁瑞也没有忘记警告一下,在享受新自由的状况下,媒体要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丁瑞的讲话,西方媒体依然保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林锡星分析:“虽然缅甸的舆论管制最近开始放宽,最近还没有出现什么和政府对着干的报纸。缅甸目前的步子迈得很大,可以说到处开禁。不要说新闻报道了,连游行示威结社都放开了,这些都属于大改革的一部分。”   “缅甸还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不过大方向是积极的,我们也保持乐观。许多非时政类报刊和出版物已经不用接受事先审查了。而且我估计对时政类的也会放开,包括《缅甸时报》在内。估计最快半年内就可以了,只要新的《传媒法》能够被国会通过。”M先生透露。    大赦惠及新闻工作者   除了政策松动外,大赦浪潮也惠及了新闻界,2012年1月,缅甸总统吴登盛大赦了6000余名服刑人员,其中包括数百名政治犯,其中也有不少是新闻记者。   比如25岁的年轻女记者HlaHlaWin就是其中一员,她为缅甸流亡者的广播电台缅甸民主之声工作。HlaHlaWin曾经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一名成员,从她自己的政治信仰上来说,她相信必须通过和军政府的对话才能达致对缅甸问题的真正解决。后来HlaHlaWin离开了全国民主联盟,不过依然保持了对其政治主张的信仰。   2009年,HlaHlaWin在一座寺庙中被捕,当时她正试图采访几名参加了反政府示威的僧人。一开始HlaHlaWin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使用了“未经登记的摩托车”,然后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这次的理由是往互联网上“上传了危害国家机密的资料”。   2012年1月13日,HlaHlaWin终于走出了监狱,和其他四名缅甸民主之声的记者。不过几乎就在不久以前,另一位她的同事,刚刚被判处18年徒刑,而且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   变革大门甚至朝许多过去的流亡媒体比如伊洛瓦底通讯社、缅甸民主之声等等打开。伊洛瓦底通讯社的编辑AungZaw20年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尽管,这些流亡媒体还没有打算进一步在缅甸开设办公室或者办事处,但是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国有报纸将接受市场考验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需要想办法扩大新闻自由,同时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保持政治平衡。”七新闻集团的主席ThanHtutAung表示。《七周刊》和其他一些报刊隶属于这家传媒集团。   目前在缅甸,如七新闻集团这样的私人媒体正在兴起,尽管面临着政府的一些高压政策,但是它们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在改革以前,缅甸所有的报刊都是官方的,不允许私人办报。现在开始出现私人办的报纸,一般都是以经济报道为主。”林锡星表示。   “目前有超过400份以周或者月发行的刊物是由私人运营的。这些私人媒体或者出版物基本得不到政府补贴,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来生存。有些也依靠一些根本不在乎烧两个钱搞传媒玩玩的有钱人。目前,缅甸媒体的广告市场正在蒸蒸日上中,而且私人媒体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不过政府还不允许任何私人介入日报这块。”M先生透露。   许多在仰光的传媒集团,已经预计到了将来政策一旦放宽以后的市场机遇,他们正想尽办法获得新的执照来办报纸和杂志。特别是日报这一块,长期被《缅甸新光报》(《NewLightofMyanmar》)把持,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想投入竞争。   在缅甸最大的日报就是《缅甸新光报》,是缅甸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创立于1914年,但是在1963年被国有化。1993年,另一份创立于1963年的报纸《缅甸劳动日报》被重新命名为《缅甸新光报》。该报目前被认为是缅甸政府的主要宣传喉舌,其国内新闻主要来自国营的缅甸通讯社而国际新闻来自路透社。   “在缅甸,日报全部都是官营的,而且质量都很差。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补贴才能让它们生存下去。”M先生指出,“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私人办的日报,而且我预计缅甸传媒业会迎来大规模的兼并重组,那些有竞争力的媒体会生存下来而且壮大,弱者如果不改进质量面对竞争,只能接受关门或者被吞并的命运。缅甸人民有着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对新闻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我有信心缅甸出版传媒业将在5年内迎来大发展。”   据知情者透露,下个月将会有6张新的媒体执照能够得到批准,而且信息部已经承诺,将会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方便,搞得更“灵活些”。   “在过去的军政府统治下,由于专政,国家媒体的作用仅仅就是用来宣传政府的政策。”觉山说道,“而现在不同了,我们走了民主的道路,所以媒体也必须写那些吸引读者的题材了。”   《缅甸日报》的采编人员也士气高涨,准备更多地报道一些过去不敢触及的敏感题材,大干一场。“包括国内政治、基层腐败和环保问题。”M先生透露。  原文: 点击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昂山素季: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 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 点击

阅读更多

法广 | 网文选刊: 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对话昂山素季

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对话昂山素季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杨潇 发自缅甸 (转自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0日 )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 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 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 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 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 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 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 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 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 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 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 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 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 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 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 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 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 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 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 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 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 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 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 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 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 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 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 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 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 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 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 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 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 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 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 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 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 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 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 “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 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 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 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 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 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 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 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 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 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 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 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阅读更多

唯色 | 洛萨扎西德勒!——献给朝佛“有罪”的拉萨老人们

网友偷拍的其中一个“学习班”,设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的城关区教师培训中心。上图为“学习班”门外的军警。下图为家人去“学习班”接老人回家过藏历新年,请注意红标语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 洛萨扎西德勒!——献给朝佛“有罪”的拉萨老人们 唯色 今天(2月23日),是 藏历绕迥2139水龙年 “洛萨”(藏历新年)第二天,我想对上万名因朝佛“有罪”的藏人们,尤其是老人们,说一声“洛萨扎西德勒”(藏历新年吉祥如意)。虽然,正如一位藏人所说:“现在彼此问候不要再说‘扎西德勒’了,我们既不‘扎西’(吉祥)也不‘德勒’(如意),我们互相要关照的是‘瑟瑟其’(多加小心)。” 今年1月1日-10日,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成佛圣地金刚座,尊者达赖喇嘛举办第32届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全世界佛教弟子约50万人参加。其中,从境内各藏地去的藏人信众约有上万,从中国各地去的汉人等信众约有上千。 藏地申请护照从来都很困难,2008年因为遍及全藏地的抗议,甚至停办了护照。而这两年,如拉萨,当局对老人开恩,同意给60岁以上申请护照的老人办护照,所以这次去菩提迦耶参加法会的境内藏人以老人众多,都渴望在人生的晚年见到根本上师的圣颜,得到根本上师的加持。而根本上师,正是流亡他国53年的尊者达赖喇嘛。 法会结束后,境内的信众纷纷启程返回自己在境内藏地的家。他们费尽辛苦才拿到护照,一路颠沛,终于在圣地获得了佛法甘露的滋养,度过了幸福而短暂的光阴,却没想到会被“秋后算帐”,由此开始了身心被折磨的经历。 先是从尼泊尔进入藏地时,无论在几个机场,还是在樟木口岸,他们都受到中国军警的盘问和搜查,所带的佛事用品如经书等、所买的礼物如藏药等,一概都被没收。 据了解,许多家在安多和康的藏人信众集体被带往拉萨,统一由火车沿青藏铁路送回各自所在地区。之后,每人须由当地的两名干部做担保,方可回到自己家中。也有最近从印度、尼泊尔返回的安多和康的藏人信众,被统一管理,先送到日喀则去接受七天的“教育”,然后会被统一送回。 而拉萨,凡是去参加法会的藏人则遇到更大的麻烦。绝大多数是老人,有退休干部,也有城镇居民、城郊农民。也有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先是被所在居委会或所在单位,联合所属派出所一起传唤。每个人都被居委会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公安警察共同盘问,主要问题包括:在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上见到了哪些人?达赖喇嘛、桑东仁波切、新当选的噶伦赤巴究竟说了什么?在法会上碰到了哪些从这边去的人?给法会和达赖喇嘛等仁波切供养了数额多少的钱?等等。 刚开始只是单独传唤,时间也不算长,据说有的居委会或单位派来谈话的人态度还算好,有的人态度很差,直接训斥:“你们这些人,吃这边的饭,脑袋却放到那边,有什么意思!” 据了解,所有从印度朝佛归来且被“喝茶”的藏人都被没收了护照。 许多人都以为护照被没收,厄运也就可能结束了,但没想到更大的噩梦在后头。大概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 家中老人被带走的藏人们在微博上议论此事,但很快被删。所幸有朋友保存了这些被删的微博,比如下面几条: @木雅公主后人:听亲人说昨拉萨寒风凌厉,天都是灰的,阿妈拉从昨天早上叫走,中午来拿被子到现在还未归,去印度朝拜他们不高兴我们认了,要学那么久吗何况她根本不识汉字。 @旺秀才丹:在拉萨和阿妈啦一起被集中学习的,还有80多岁的老太太,光是吉日派出所那里昨天下午就拉走了三辆中巴。据说是二十天时间。我理解西藏维稳的敏感和压力,只是希望,不要虐待打骂这些信佛的老人家。阿妈啦汉语不太会,汉字不懂,希望只是听课学习国家民族政策法律法规。 @木雅公主后人:阿妈拉是一个家庭主妇,不识汉字,孩子都成家了,平时磕头朝佛,打个小麻将而已,听说被集中在拉萨西郊边防教导队营地,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未回家,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别再在心灵和肉体上折腾老人了! @木雅公主后人:为那些今晚未能住在自己家里,思念家人的同胞们祈祷,佛祖保佑无辜的平民老百姓早日平安回家 特别是年长80多岁的老阿妈 我们都在期盼你们回来 @旺秀才丹:有法可依吗?24小时拘留叫什么?之后叫什么? @木雅公主后人:第二个夜晚已经无声的来了大风天气阿妈拉们一定很冷吧孩子们无能只能让您继续受苦了! @云那边:为远在拉萨无故失踪的老人们再转一次那些老人出境时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我想出境前有关部门对他们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为何要等他们回来再秋后算账一一盘问,维稳策略要永远这么阴毒和不得人心吗? @格桑小巫:正规合法地去听了法会的老人们被莫名勒令带被子离家集中学习,请问有关部门是认为这些目不识丁手无寸铁的老年人会造反叛变吗? @没有你的雪域:六十多岁的妈妈被抓去!说两三个月回不来!今天在那个关着几百名老人的院子门口,有很多家属在外面哭喊!里面的老人坚强的摇着手意思在说不要哭,可转身离开的老人偷偷擦着眼泪!看到这个情形整个人动容了,回到家感觉空空的,藏历年也没什么可过的了!决定藏历年期间一个人要去朝圣! 依据以上微博,依据诸多可靠消息,这种“学习班”仅在拉萨就至少设了七八个点。有的设在军营,如拉萨西郊的边防教导大队;有的设在单位,如拉萨西郊位于哲蚌寺下面的城关区教师培训中心;有的设在宾馆,如色拉路上和江苏路上的宾馆;有的甚至设在关押政治犯的曲水县和近郊的堆龙德庆县。据悉,可能有上千名去参加法会的藏人被关进了“学习班”, 给所在家庭及邻里亲友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深深的恐惧。而这只是拉萨市的情况,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区的情况还不详,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藏区的情况还不详。 而“学习”时间说法不一,有说是二十天,有说是直到3月底或4月初,有说是两三个月。之所以需要“学习”这么长时间,难道是与西藏最敏感的时段——3月——有关吗?可是这么做,是要避开敏感的3月,还是有意要让敏感的3月出事呢?正如藏人网友所说:“这样维稳,只能适得其反”。 据悉,这种“学习”完全是封闭式的,起先禁止家人探访,不准送衣物、食物,也不准带手机。前不久可能是因为被外媒曝光、引发关注的原因,开始同意家人送衣物和食物。有的“学习班”允许相互见面,有的“学习班”不准相互见面。各“学习班”的待遇也不同,有的“学习班”是一个房间里住十多个人,分上下铺。 据悉,“学习班”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国家的宗教政策等等,同时还要求汇报“学习”心得,交代思想感受,最主要的是被问话。如此“学习”,让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老人们不堪承受,甚至患病。由于患病老人渐多,可能恐发生意外,“学习班”批准患病老人住院治疗,但也只能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公安医院治疗,病房外有便衣看守。不过允许亲友探访、允许家人陪住。 一位患病住院的老人悄悄对探访的家人说:“在‘学习班’被盘问时,我甚至这么哀求,我们都是快要死了的老人,就不必接受‘洗脑’教育了吧。”说着泪如雨下。 就此,我向一位大律师咨询过。我问这种“学习”算不算是拘押?大律师回复说:“都是沒有法律依据的拘押, 是无法无天的行为。”我问怎么办?大律师叹道:“从好的角度看, 拘禁这些没危险性的人是无意义的行为, 盼很快便会释放。”并说:“共产党有大智大勇的话,跟人民‘大和解’吧,忘掉仇恨,但请给人民保证,遵守自己定的宪法。”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鉴于藏历新年“洛萨”来临,拉萨上千名被关进“学习班”的老人终于有了“感谢党恩”的机会,凡是65岁以上的老人,放假7天,允许他(他)们暂时离开“学习班”,回家与亲人一起过藏历新年。然而,之所以突发“善心”, 只不过是为了制造藏人“欢度藏历新年”的假象,以应对境内外藏人为纪念23位自焚藏人,而不过藏历新年的呼吁。 然而这样的“善心”是否有用呢?“放假”当天,有藏人网友在推特上说:“这次当局惹怒的不只是普通老百姓,还有平时当局信任的那些也多少受影响,今天看到很多干部模样的人也在接他们的亲戚,除了在场的军警很严肃,工作人员都表现得超级的好。”从偷拍的现场照片上,看到“学习班”的门外有军警看守,院子里挂着红标语,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 由于此“善心”是按年龄来算的,所以有的双双关进“学习班”的夫妇,丈夫被“放假”回家,妻子还留在“学习班”里。 藏历新年的第一天,一条新浪微博这样写到:“从菩提迦耶朝佛回来的阿妈啦,能在集中两三个月的学习计划中,获得七天的假期回家过藏历年,确实应该感谢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开明。愿这份开明和善意,回向普天下的众生,以此藏历年为契机,希望大家皆能离苦得乐,获得永远的健康和富足,获得永远的快乐和喜悦!”其中“感谢……开明”的话,读来感觉深含讥讽与辛酸。 2012/2/23,写于藏历新年第二天

阅读更多

周宇 | 可控的民主——越南国会选举观察(2011年初稿件)

2012年02月22日 17:54:48   提要:国会、社会组织、基层民主、民间组织以及媒体等,构成越南党外公共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越共对党外公共政治生活的容忍度,在纾解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增强和稳固了执政党的地位,重要的是,活跃的党外政治,对越共来说,依然是可控的。     记者 周宇 特约撰稿人 易文     3月28日,作为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候选人的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阮富仲,被选民100%票推选为国会选举候选人。     获选当天,阮富仲出现在河内市二征夫人郡阮攸坊一个与选民的见面会上,选民代表听取组织者由祖国阵线委员会关于国会代表的选举标准,以及阮富仲的简历。会上,阮“郑重感谢”阮攸坊选民对他和家庭所给予的支持,并做出诸中当选之后的承诺。     同一天被全票推选为候选人的还有政府总理阮晋勇、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公安部长黎鸿英等人。     上述越共核心层将在一个多月后的国会精选中成为新一届的越南国会代表应毫无悬念,但对于其他候选人来说(绝大多数是越共党员),按惯例将超过40%的淘汰率绝对是个不小的考验。     越南第十三届国会选举即将于2011年5月22日举行。同一天举行的还有2011-2016年任期全国各级人民会议代表选举。与越共十一大不同的是,这将是越南党外民主的大考。主角是国会、祖国阵线、各群众组织以及数千万选民。     越南国会选举与越共十一大仅间隔4个月,部署国会选举事项,成为新晋越共中央近期重要任务。根据往届大选情况,不论越共如何部署,国会选举以及之后新一届国会的运作,都将无法绝对掌控。     越南国会大选实行国会代表分区直选,相应的地方人民会议代表选举也是差额竞选,被认为是越南党外民主的标尺。     目前越南国会代表中党员占91.1%,但在否定了越南官方提出的高铁案、铝矿案之后,越南国会在国际上名声大振,被公认无需完全听命于执政党。     除了国会,同样必须接受越共领导的越南祖国阵线(类似于中国的政协)、媒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也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越共的“麻烦制造者”的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越共对党之外的“麻烦制造者”们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容忍。此次十一大政治报告,也多处提到了对群众团体等党外力量监督功能的鼓励和培育。越共在坚持底线毫不动摇之时,对可控的民主的尺度拿捏变化,亦在不断探索之中。      【认真而热闹的国会选举】     尽管国会选举尚未开始,身在河内的裴民就开始琢磨投票问题。裴不想在河内投票,因为他家在胡志明,他不了解这里的候选人,更愿意投票给家乡熟悉的候选人。     对裴民来说,国会(以及各级人民会议)代表选举是其人生中最重大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在候选人越来越多,选举越来越正规之后。     越南的上一次国会选举是在2007年5月20日。当时裴民在家乡胡志明市,特意穿戴整齐前去投票。此前,他已在家里研究了一个多月候选人。同一天,胡志明市选民阮氏秋河一家四口也全部穿着新衣服前去投票。     阮氏秋河记不清投票的整个过程,但她记得当时像过节一样开心。尤其是投票过程颇为严谨,她内心里十分感谢越南共产党。     越南国会代表的产生程序是:先由越共中央、各地方、行业、组织、民族、宗教界等分别推出候选人,再加上部分独立参选者,形成最初的候选人名单。经过祖国阵线组织下的三轮协商的大规模淘汰,形成最终的候选人名单。以上一届国会大选为例,最后产生了876名候选人,再分配到全国182 个选区参加竞选,每个选区的选民可从4 -5 名候选人中选出2- 3人担任国会代表。     18岁以上越南公民有投票权,21 岁以上者均可参选(正在服刑、被拘留或刑事起诉、被行政管制者除外)。候选人须会见选民并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并经所在单位和选区半数以上选民支持才可参选。     选举前,由组织者将大量候选人的宣传资料被分发到每个家庭,并在每个坊公开张贴。候选人的彩色照片、履历,竞选口号和承诺以及联系方式一应俱全。     目前越南仍不许候选人主动宣传,故一些候选人选举前努力地会见更多的选民,争取支持。另一些人则设法在报纸上刊登隐晦地宣传自己的文章。裴民发现,报纸上突然写了个有关某个企业家的故事,只字不提选举。一个多月后发现,这位企业家自荐参加了国会选举。     不允许候选人主动宣传令裴民颇为不满,觉得没有西方国家的选举热闹。裴民记得小时候南越政府的国会选举,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候选人还会直接给选民们发钱买选票。     匿名越南党报编辑介绍,目前越南媒体已开始5月份国会选举的宣传,允许个人宣传的变革已提上日程,本次选举前或是下一届国会选举前,有望开禁。     参与过投票的越南选民称,居民们或居民代表参加晚间的候选人介绍会议,或是与候选人见面时,小区自管组织有时会在介绍各位候选人时诱导或暗示选民,但这样的暗示效果有限。一些选民会听从,裴民则会认真研究宣传材料,自主做出选择。     选举日当天,选民会排队到投票站投票,投票站墙上贴着巨大的候选人名单和简介,每个选民都会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到一排没有门的临时小隔间里,每个隔间内只有桌子和一支笔。投票后,工作人员会发给一个盖章的证件。越南规定合格选民都有投票义务,这是参与投票的证据。     选举结束后,裴民会保留一部分候选人的宣传材料,因为上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有义务接待全国任何一位公民的来访。通常,当选议员会在国会或地方人民会议中表现得言辞激烈,以向选民表现自己时刻不忘兑现承诺。      【谁能当选国会代表?】     越南国会自从1946年首次选举出第一届国会后,1960年第二届只在越南北方进行选举。此后历届分别是第三届(1964)、第四届(1971)、第五届(1975)、第六届(1976年4月,自此越南实现南北统一)、第七届(1981)之后,每5年换届一次。即将举行的是第十三届国会选举。     国会选举前,由祖国阵线举行的三轮推举候选人到最终候选人协商过程,被认为是中央和地方、各组织间竞争、利益分配,以及保持各地区间平衡的过程。     早稻田大学越南研究专家白石昌也教授分析,无论是组织推荐,还是不受政府机关或组织推荐的独立候选人,均需事先接受祖国阵线的审查,这样以来,当选国会议员的一般仅限于共产党员或者是拥护越共领导的候选人。     候选人的推举是由政治组织(如党政军团)和社会群众组织产生(如行业组织及各种协会)。如已担任两届国会代表的杨忠国是越南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任越南历史学会会长,杨忠国作为历史学会的代表,得以顺利连任。     共产党员依然是国会代表中的主体。越南十二届国会代表中党员约占91.1%。这一比例甚至高于前一届国会的89.4%。根据台湾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所长,越南问题研究者顾长永的观察,党外人士的背景资料中大多也写着“已申请入党,但尚未给予审查通过。”     十三届国会大选前,越共似乎加强了参选国会代表的党员的管理。2月底,越共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新规定称,不论是否担任公职,党员参选或自荐参选国会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会议代表,均需提前获得基层党组获得同意,若政治方面出问题并尚未得出结果的党员将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     为确保对国会选举的有效控制,越南官方会采取由祖国阵线在选举前通过各种技术性手段,以提高党政组织提出的候选人的“命中率”。如将竞争力强的党员尽量平均分配在不同选区,以避免“自相残杀”;如果非党员的独立候选人顺利通过前几轮淘汰者数目太多,则会加强资格审核;如尽量将官方意瞩的候选人印在选票靠前位置。     台湾研究者林家如分析,越南还有一种“确保”谁会当选的独特方式:在选票上,排在前面的候选人都被列出详尽的高等教育学历,排在后面的人则学历不完整。“而越南共产党有特为官员设置的在职教育制度,使 得任何官员都可以在任职期间获得高等教育资历。”     裴民对此深有体会。他发现,排在选票靠前位置的,通常是之前官方重点暗示的。很多懒惰或是对选票“不负责任”的选民就会选他们。只有像他这样认真的选民,才会尽可能排除干扰,选自己喜欢的人。     从十二届国会官方统计数据中可看出,官方的候选人尤其是来自中央的候选人更有竞争力。在候选人阶段,中央推荐、地方推荐和自荐候选人比例分别占18.8%、77.7%、3.4%,而选举结果的比例则为31%、68.8%、0.2%。尤其是中央推荐所占份额大幅上升。     官方虽能有效确保“自己人”在大盘上的绝对优势,但43.6%的淘汰率,无论是普通越共党员还是中央推荐候选人,都会大批落选。它意味着越共掌握大盘,但把具体的选择权让渡给了选民。而且,即便党员占据绝对优势,面对如此高的淘汰率,都必须讨好选民,选民手中的选票显然不是废纸。      【不听话的代表】     杨忠国对国会代表中党员比例高达91.1%有所质疑:350万党员仅占越南8500万人口中的4%。“社会舆论反映大,有一句话说,‘国会代表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吗?’”     在杨忠国的经验里,国会表决时,如果议案代表各方共同利益,通过机率就高。如果是官方认为特别重要的事项有冲突争议时,则有可能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如大约4年前,河内市要扩建行政空间,但很多国会代表反对。由于中央极力主张,国会于是延长了会期,以充分说服代表。最终国会代表中很多党员投了赞成票,议案得以通过。     2008年10月,越南政府推出了一套地方官员直选的试行方案,但遭到国会否决,这曾被认为是对越南民主化的一次打击。杨忠国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样的否决从前几乎没有发生过:“一些代表担心,如果主席经过直选产生,那么就没办法维护共产党的控制。”     不过,近年来越南国会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因为一再否定政府重大项目而名声大振,显然越共无法随意影响国会中所有的党员。     2010年5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发起,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主导,由建设部、交通部、投资部等多个实权部门牵头,计划斥资560亿美元从日本引进新干线技术,连接南北两大都市胡志明市和河内。但这个被称为越南“梦工程”的南北高铁项目在国会长期辩论后,提案最终未能通过。根据现场图像,满脸失望的阮晋勇成为现场“唯一没有鼓掌的人”。     此前的2009年,越南另一重大项目,与中、美等国合作的西原地区铝矿被大规模缩小后变成了试点,政府还必须保证能够盈利和解决污染问题。     越南国会原先被普遍认为只是对越共和越南政府业已决定的事项进行最后承认的机构而已,但是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之后,开始有了明显变化。白石昌也认为,“越南至少在原则上明确提出了越共与国家之间进行职能分离的方针,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显示了明确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之间职能分担的方向。”     2002年, 越南国会开始实行质询制,并全国现场直播。国会代表有权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部长和政府成员就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向他们提出质询, 被质询者必须做出如实回答, 直至得到满意答复为止。     裴民时常收看电视上的国会质询,“看的很过瘾”:一些官员被问的面红耳赤。除了国会,胡志明市的人民会议,同样有质询环节,一些言辞激烈的议员对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猛烈攻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议员公开指责政府方面的某一表态是撒谎、推卸责任。     越南国会每年有春、秋两次会议。会期前后长达约80天,足以细致讨论或是质询诸多问题。以高铁案被否决前的国会讨论为例,杨忠国介绍,持续了大约一周,包括大会讨论和分组讨论,都有激烈争论。     目前,越南国会约有1/3是专职国会代表,杨忠国则是其余2/3兼职国会代表之一。杨忠国声称其有1/3的时间可以用在国会的工作上。不论兼职还是专职,每位国会代表的详细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他们将时常接受民众的委托、投诉和来访。     作为河内人,杨忠国在大选时被分配为同奈市代表,但根据法律国会代表要代表全国人民而非仅仅是选区民众。因此,十年来找到杨忠国寻求帮忙的人来自全国各地。     接到民众投诉某个政府部门,杨忠国会拿着投诉的材料,监督该部门按照法律办事。如果对方不予理睬,杨忠国有权继续上告。“理论上权限很大,但实际上没那么容易,效果有限。这是个矛盾。”     杨国忠称:“党根本上有决定权,还是有控制。理论上只需要指挥92%的党员投票就行了。但大趋势是说服为主才对。”但他也承认,越南国会确实是个民主的机关,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      【被鼓励的“在野党”?】     在1月13日的越共十一大会场上,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主席黄担发言称,党应进一步加强对祖国阵线的领导,同时,黄又一口气对越共提出了7个“必须”,其中包括“尊重祖国阵线在组织和活动中的民主协商原则,尊重民主权利,支持各自愿、积极和创造性的活动,倾听各组织和团体的反馈意见。黄担要求越共扮演好“是领导者,也是祖国阵线成员”的角色。     祖国阵线类似于中国的政协组织,是各群众组织的联合体。祖国阵线官方网站上列出了44个成员组织,排名第一的就是越南共产党。此外还包括人民军、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盲人协会、针灸协会、记者协会等等。     祖国阵线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越共的外围组织。由于越南国会选举及其候选人筛选主要由祖国阵线全程负责,其又被认为是帮助越共控制国会选举的工具。     但正如黄担发言显现的矛盾之处——主动强调被越共领导,同时又对越共提出各种要求——祖国阵线以及越南各种政治、群众组织大都处在一种被党领导,却又允许和逐步争取发言空间的阶段。     5年前的越共十大前夕大讨论中,祖国阵线也提出过对自身定位的疑问。内务部南方常务机关局副局长叶文山(Dien Van Son)在给十大政治报告提意见时说,“党不应把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看作是党的‘伸长的手臂’,是党的‘所有物”。要求党不应包办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思维,应还原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民间社会组织的身份。     叶文山同时提出,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本身也必须改革,应当当家作主,不应心存依附,将自己“行政化”、“国家化”。应当逐渐自筹活动经费,“吃黄粮”不可能履行好监督和社会批评的职责。     实际上,祖国阵线除了国会选举期间的作用,还有以下权力:提议罢免有过错的人民会议议员;在人民会议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不能参加表决);每年两次听取人民会议的活动报告;就相关问题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人民委员会就地方所有情况进行的报告;向人民委员会提交议案并得到答复。     如今,祖国阵线似乎承担了更多“反辨”的职能。最近的两次越共全国大会,都强调了祖国阵线的作用。“反辨”是越南一个重要的被鼓励的概念。大意为“针对政府决策反映公众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     祖国阵线网站设有专门“监督-反辩社会”板块,刊登大量来自媒体、读者、学者、领导人的鼓吹反辨、公开辩论的文章。“监督、反辩社会”被称为祖国阵线存在的理由和重要任务,提出“祖国阵线反辩的声音需得到法律承认”、“想监督和反辩社会,祖国阵线必须强势”等观点。     《大团结报》的文章《监督和反辩社会,祖国阵线存在的理由》指责在监督时,党内“禁区”和“特权党员”多。文章称,“一个唯一掌权的的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够资格、有能力和勇气进行监督和反辩社会的阵线,否则党会孤立,当政治系统国家化、党化时很容易陷入妈妈唱歌,儿子叫好(自卖自夸)的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越南研究专家潘金娥认为,祖国阵线作为“社会反辨”机制发挥作用,目的是监督越共执政过程中是否有不合法的程序,同时代表民间团体的声音,让执政党听到,这种机制对越共的党建、执政、稳固地位都是有益的。可以反驳,但不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像是在野党,但又不是党派”。     潘金娥介绍,目前祖国阵线正承担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论证建立一种“社会辩论”机制。     除了祖国阵线,越南工会组织也承担起组织、协调罢工,与资本家谈判,维护工人利益的责任。工会代表由工人选举产生,其成员通常从政府部门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限制。     工会、祖国阵线等组织的领导人都是位列越共十一大主席团的成员。这些官方组织之外,越南NGO组织也获得了较大空间。     目前,越南仅国外NGO就有600多个。200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Andrew Wells-Dang对越南20位NGO成员的访谈显示,他们都认为国家的限制减少了,独立性加强了。     “现在要注册一个新的组织比过去容易多了。政府主管方也更理解。” 一位成员称,“当我创建这个机构并开始活动时,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与政府搞好关系和筹资。但事实上,这些都根本不是问题。”      【越南式“公民社会”之路】     除了几大社会组织,民间的基层民主和发言权也得到了一定的鼓励。     越共似乎并不惧怕基层的民主。越共电子报2008年底刊载文章称,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将向越南两个非政府组织提供38700美元的资助,用于推动基层民主,以及扩大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     越南本身也为基层民主做了不少工作。陆续出台了《关于实现镇乡民主的规定》、《关于实现机关民主的规定》、《关于基础民主的决议》、《越南公社民主活动规则》、《关于继续推进基层民主条例的实施意见》、《在乡坊市镇实施民主法》等与基层民主有关的法令。     据河内附近村民介绍,村里每次选村长,18岁以上无犯罪记录者都可投票。从5名候选人中选择两人担任村长、副村长。鼓励主动自荐参选,在自荐人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由各小组推选出本组的候选人。至于其他多种5年一次的选举,村民们只知道是选当官的,分不清到底选的是什么职务。不过,投票,淘汰,竞选倒是从不含糊。     民主选举出的村长也并无太多决断权,重大事项都得村民开会讨论。由于村民们对最大的财产——土地,都有土地证并可流通,如果有开发商来找村长谈条件,要买村民的土地,村长就会摆摆手“别找我,找我没用,你自己找村民一个个谈。”     这导致越南拆迁速度缓慢。河内至2010年初已批准的896个项目中,只有82个项目完成了征地拆迁。企业长期拿不到地,农民对补偿不满意,经常会大批上访。     对基层民主的宽容甚至鼓励,1997年的太平省农民暴乱被认为是直接推动力量。1997年,越南太平省发生因基层干部贪污腐败引起的大规模农民上访游行事件,80%的农民上街游行,这被认为是越共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此后又发生两次西原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一再造成社会动荡。越共不得不考虑民众集体行动带来的挑战。     2007年,河内发生的“统一公园”运动则被认为是“越南历史上首次具备实质意义的公共倡导活动”——民间除了可以一定程度上自己决定本社区、本村的事务,从此可以开始在公共事务上集体表达观点。     “统一公园”运动是一个建筑师在网上发文反对一个商业开发项目,随后引发广泛响应并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最后,官方媒体大幅报道介入,兼顾了官方、开发商利益以及民众诉求。最终这一开发计划被政府暂停。     Andrew Wells-Dang的分析认为,“运动并没有被政府禁止,一些官员对此保持了容忍(甚至鼓励)”。“越南的政治结构已经为集体行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有可能在未来保持一党制国家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草根民主,而公民社会行动者将继续在越南政治空间的拓展过程中产生影响。”     民间行动空间的扩大和容忍度的提高,使得太平省暴乱那样的激烈对抗形式不再必要。     近年来,征地问题困扰越南,对补偿不满的农民和城市周边居民越来越多地跑到大城市表达诉求。2007-2008年间,仅在河内就发生了数十起市政府、国会办公楼、司法部门前的抗议和阻断道路事件。聚集人数最多达数百人,抗议一般持续2到3天,抗议者夜晚就睡在现场。     根据Andrew Wells-Dang的观察,这样的抗议形式也得到了一定的容忍:制服警察和便衣都会在现场,但通常和抗议者保持距离,有时会没收抗议者打出的标语横幅。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是和平相处,最终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示威者平安回家。     而类似“统一公园”运动那样的各种人群参与、借助互联网聚集的意见集中表达,此后在高铁案、铝矿开发案等事件中反复出现,并多次影响了国会或是政府的决策。     民间组织和运动力量的兴起,伴随的是越南近年来“公民社会”概念的逐渐被接受。     多位与越南理论界交流的中国学者提到,近年来越南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研究很多。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社科院院长杜怀南就主持了一个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项目。     潘金娥介绍,越南的“公民社会”概念,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团体,越南明确要求公民社会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潘金娥引用杜怀南透露的消息称:建立公民社会是越南今后的努力方向。由于舆论和理论界观点还不完全一致,越共十届十次会议未提及公民社会的问题,而且十一大上也不会明确提出建立公民社会,“但在实际中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杨春玉也曾透露,2009年10月初召开的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专门讨论政治改革的一次研讨会上,大家已形成了建立公民社会的一致意见。      【媒体:关键一环】     相对自由的媒体,显然是上述所有意见得以表达和传播的前提。根据敏感程度,上述各种公开信,以及最近几次越共全国大会之前思想论战的文章,分别得以在报纸、杂志上或在互联网上传播。     匿名越南党报记者介绍,在得到官方鼓励之后,越南记者开始敢于在媒体上反辨。最近三四年,报纸上反辨的文章明显增多。普通的反辨,比如反对修建越来越多的水电站,反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等,时常能很快得到解决。政府一般都会听取,或是最终交给国会来讨论处理。     曾经被严格限制的对政府路线的反辨,近年来也允许了。不过,对于党的路线,目前还没有记者敢于反辨。     “政府和党允许反辨不是鼓励对应力量,而只是为了参考意见,来完善自己政策。所以大多数反辨主要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领域。很少有针对宏观主张的反辨。比如宪法、法律的讨论就几乎没有。”     这样的任务交给了互联网。越南互联网被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管理较为宽松,各种意见领袖在网上发布大量不同意见。其中原因之一被认为是管理的技术力量不够。除了普通网民、知识分子,许多越共元老、退休高官也参与其中,形成了独特的“公开信”景观。其中一些在互联网流传之后,又以专访等形式在传统媒体上出现。     越共十大前阮中的系列文章,以及阮文安建议取消越南国名中“社会主义字样”的言论,都经历了先网上、后报刊的过程。铝土矿开发事件中,越南人民军元老武元甲大将也曾多次向媒体投递公开信予以反对。     “由于记者不敢对党的主张反辨,许多高官,比如部长,退休后开始反辨党的主张,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很多文章。”     1987年,阮文灵提出了媒体是“人民论坛”的提法,被认为是越南媒体开放的转折点。此前,媒体只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阮文灵的这一改革措施也被认为是受到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     新闻立法成为媒体自由的前提。革新开放至今,越南已经先后经历了1989年《新闻法》、1992年实施细则,1999年重修的《新闻法》,2002年重新颁布实施细则等一系列过程。最新修订的《新闻法》仍在讨论之中,草案也已经对外公布。     越南《新闻法》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以便公民通过媒体顺利实现新闻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使媒体正确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支持新闻机构、记者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组织、个体不得妨碍……新闻报道播放、印发之前不受任何检阅。”     新闻记者的业务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恐吓威胁其生命安全,不得触犯新闻记者的名誉和人格,不得损坏和没收新闻记者使用的器材和报道资料,不得影响新闻记者合法的业务活动。”     公民则享有“对党的政策、主张、道路以及国家的法律发表建设性意见”,以及“通过新闻媒介对各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各组织成员进行建议、批评、诉讼”等权利。     根据《新闻法》,新闻媒体的任务也包括“宣传、普及、维护共产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国家的法律以及国内外的成就;”     如今越南的政府会经常听取媒体批评的一个前提是,《新闻法》规定,“新闻媒体最高负责人有权要求各级组织和部门负责人回答公民在报纸上提出的问题;各级组织和部门领导有责任在报纸上做出答复;各级组织和公民有权要求新闻媒体就已经报道的事件中的问题进行解答,新闻媒体有责任做出答复。”     前述党报记者称,在这一规定被严格执行之前,地方政府并不惧怕媒体的批评。该记者回忆,河内市政府在市中心还剑湖旁盖办公大楼被指责破坏了整体环境。媒体严厉批评但毫无效果。而在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必须在报纸上公开答复的规定执行后,媒体已多次成功阻止了可能会破坏还剑湖环境的建设行为。     研究越南媒体的广西大学副教授易文分析,从1989到2002年再到最新的《新闻法》草案的四部法规变化轨迹,可以感觉到在不断加强对媒体的管理。苏东剧变之后还经历了一个收缩调整的过程。     但今日媒体在越南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已无可替代,祖国阵线对越共、政府的反辨、监督也需要在媒体上进行。甚至是越共十一大之前政治报告草案的讨论、党内“保守派”、“改革派”的多次论战,也是主要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上进行。媒体成为全社会得以活跃的关键环节之一。      【“党要求我们民主”】     党外民主的开放,对越南最高领导层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除党内外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党专政等基本理论提出质疑之外,政府总理都曾险些被起诉。     2009年6月11日,河内律师瞿辉和武(Cu Huy Ha Vu)向河内一家法院起诉总理阮晋勇,要求取消西原铝矿开采计划。历经周折之后,起诉最终未被受理,瞿辉和武反而一度被逮捕。     不过,根据潘金娥引用2009年8月底一次座谈中阮曰通的发言,越共对于民主的放开似乎充满自信:“越共强调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民主要建立在纪律、纪纲之上……因而越共不担心民主的扩大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南的政治模式是: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人民的权利通过国会实现,国会是由党领导的,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政府中的各级党组织进行贯彻。”     阮曰通称,扩大民主、公开的尝试越共已进行两届,没有出现问题,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阮曰通提出,民主也出现了问题,比如“某些领导为了自己得票率高,对一些问题就不敢去解决,不敢于批评弊端,担心别人不给自己投票”。不过“民主是要扩大,但是要扩大到什么程度……正在探索。”     此外,民主的开放似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越共执政的合法性:与越南国内联系紧密的海外流亡政党和反对势力一直要求越共结束一党执政,实行多党制。但越共却以逐步开放主动回击了海外民主运动:越南已经有不同的力量和声音,无需多党制。     多位河内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越共受民众接受程度较高。其面对的最大挑战分别是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端、腐败问题。一党还是多党执政,目前并非紧要问题。     不过,越南的党外民主无论如何活跃热烈,但越共紧守着的底线不许触碰。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认为,越共有三个底线:绝不允许多党制、独立宗教领袖和异见分子的存在。     越共十一大之前,民间对“公民社会”写入政治报告等曾经充满期待,但最终未能实现。加上十大总书记产生前的民意投票和形式上投票未能再现,被认为是越共有收缩的迹象。     2月26日,越南著名异议人士阮丹桂医生(Nguyen Dan Que)因呼吁效仿中东革命,企图推翻越共政府而被逮捕。三天后因为配合调查和健康原因交保,但仍将接受调查。阮此前已经三次因为试图实行多党制而遭到逮捕。     安全部门在他电脑中查获了6万多份“煽动、呼吁推翻政府“的文件。他的宣传材料中称 “让我们一起上街抗争,废除共产党中央政治局(Politburo)”,呼吁年轻人“趁非洲和中东地区民主运动之势,集结进行示威抗议。”     近年来,越南官方逮捕和判决了一批律师、记者、宗教人士、博客作者,以及参与越南民主党、改革党等不被承认的党派活动的人士。2009年被认为是一个高峰。     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越南式的开放和矛盾:虽然一些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捕,但在法庭上有为自己激烈辩护的权利。类似案件官方媒体上会予以公开报道,甚至列明有多少外国记者在场旁听。     以2009年底对前越共军官陈英金一审为例,共有30名国内外记者在场。陈英金被控担任“所谓的‘越南民主党’”副秘书长,还加入了“名义上争取民主和人权,但实质上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为‘8406集团’的组织”,以及经常在网上写文章呼吁推翻越共领导。     陈英金被以“颠覆人民政权”罪一审判决5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判管制3年。     一名曾经旁听过4名政治犯庭审的欧洲记者回忆,4人中有两人坚决不认罪,控辩双方均引用胡志明的话攻击对方。记者们被安排在法院的某个房间内通过闭路电视观看庭审。当嫌疑人认罪时,闭路电视信号清晰,嫌疑人激烈辩论时,声音信号顿受干扰。     不论是祖国阵线,还是媒体,活跃的政治讨论,依然是在传统的“民主集中制”范围之内。越南《大团结报》一篇鼓吹监督、反辨的文章将祖国阵线反辨的流程概括为“民主-争论-反辩-集中”。前述党报记者则称,对党的政策反辨少的原因之一是,政策颁布之前会有广泛的讨论,但在颁布之后,基本上不再反辨。据其回忆,报纸上也曾经讨论允许私人资本办报问题,但在中央明确表态绝不允许之后,讨论戛然而止。     易文介绍,越南对媒体的管理原则是:党领导,国家管理,法律范围内活动。越南媒体实际上自我审查也很严格,自己很清楚底线在哪里。总理阮晋勇多次在讲话中表示,坚决不允许私人办媒体。     直到目前,越南所有民主的迹象,都还在越共牢牢掌控之中。“媒体为什么现在会发出民主的声音?”前述党报记者称,“因为党要求我们民主,所以我们就民主。”     党内外民主的缓步放开,与一党专政的坚守之间的矛盾,引发外界不同的评价。     林家如对越南作“威权政体维系的成本效益分析”时,根据边界成本和边界效益的分析,将越南列为“政权稳定 民主转型 民主政体”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藉由经济改革获得的经济成长减缓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维持威权政体所需付出成本小于收益,威权体制稳定。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邓应文副教授则将越共趋于保守的迹象看做是“逐渐找到了执政的感觉”:目前被越南认为是发展经济最好的时机;2月11日越南央行宣布越南盾一次性贬值8.5%显示了越南经济的脆弱性;离十一大确定的2020年建设现代化工业国的目标仅有9年时间。越南或许会牺牲一些民主的形式,换取步伐的统一。     此次越共十一大各项报告中,放还是收,民主还是集中的矛盾再次显露。     《2011年至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草案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当经济改革已经获得了丰硕成果时……需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驾齐驱,以推进全面改革……政治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和改革党领导方式,在党内和全社会上推广民主,旨在充分发挥各国家机构主动作用和人民创新能力,凝聚民族大团结力量,为建设和保护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     但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则包括“解决好革新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对过去五年经验的总结除了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等基本内容外,还包括“扩大和发扬民主必须与加强纪律和纪纲相结合”、“要加强宣传工作以增强社会共识,发挥整个政治系统和全社会的力量”等内容。     显然,一切都还得“慢慢来”。       上一篇: 缅北战火波及中方十亿投资 交战方… 下一篇: 克钦并不存在“亲美反中”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