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健康

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宫当政的那八年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从耶鲁(Yale)毕业能当总统，从耶鲁辍学能当副总统。今年有五百名中国尖子生会争夺耶鲁大学2012级的区区十来个学位，因为他们相信耶鲁文凭能带来一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就像他们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同伴们一样，这五百名中国学生似乎一辈子都在为了进入常春藤而努力。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钢琴、花一小时学游泳。他们不仅会解最难的奥数问题，而且还自学计算机编程。在北京四中、复旦附中或南京外国语学校里，这些学生往往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学习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儿院当过志愿者，同时还上着最难的课、维持着完美的成绩、并拥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数。或许他们缺少睡眠，也没什么朋友；或许他们总是身负压力，并且没有安全感；但他们知道，只要进入了耶鲁就成功了，就不再会感到如此的孤单与忧伤了。 然而，事实真是那样吗？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耶鲁能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履历；有钱、有名、有权的同学与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学教育。可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代价，又需要怎样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 精英教育之弊 》(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但我认为， 二十多岁时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乐，主要原因在于我将生活看做是一场个人主义的奋斗——这种心态高度体现了耶鲁的精神与态度。我的教授们、我读过的书，以及我与同学的晚餐交谈都让我确信，耶鲁学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团体，命中注定要升至社会顶层，去统领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众——这一切应验得有多快，这个社会就有多么公平与公正。我决心要靠自己独立取得成功，以证明我有多么出众——正因如此，我不仅觉得愤怒与沮丧，而且还感到迷茫与孤独。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所写的一样。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 老实说，耶鲁和常春藤确实有着一流的教授、上进的同学与世界一流的资源。那些有幸被它们录取的学生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改变人生的教育。但进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而申请这些学校的竞争却又如此激烈。在一头扎入其中之前，我们应当先理清头绪。 首先，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常春藤学位会影响毕业后的收入。研究者发现，虽然常春藤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学生与被常春藤录取但去了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在毕业收入上没有任何差别。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既聪明又用功，无论上哪所大学在生活中都会成功。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中的困苦与挫折。最终，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与人合作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成就。 最后，个人经历告诉我，常春藤教育——因为它热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绪智能，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隔绝，因为它的品牌与名望带来太多自负——有时会让学生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我在高中仍会上最难的课程、踢足球、当校报主编。但我会因为自己真心享受这些事情而去做。同时我会确保自己有时间与朋友出去玩，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会被耶鲁录取，但我会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 别误会了：对上了耶鲁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每次失败只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让我们更努力地奋斗，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对于我而言，耶鲁是一场挫败——可到最终，它只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明智、也更忠于自己。

这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妻了，年近五十，来自一个山东的一个小城镇，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话，夫妻俩的日子会平淡安逸地过下去，不关心什么“你幸福吗”的话题，也压根不知道玛雅预言。我接管她的时候，上任主管医生告诉我，自从9月份入院，她已经在我们医院里治疗两个月了，各种表现都像是患有胰腺的恶性肿瘤，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虽然已经组织过全院会诊，但仍没有解决方案。说完，她遥指了指躺在窗边的她，患者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黝黑消瘦，原先一百多斤的身体已经瘦成一副骨架，目测也就七十来斤的样子。而她男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我被各式患者所困扰，每个来就医而最后又被困于急诊留观的，都是病情复杂或者病情偏重的人，每天三十多名患者都等着我的查房意见，相对她这样已经在急诊治疗两个多月的，那些新来的患者似乎更需要多花些心思，而她之前的检查结果已经做得够全的了，我仔细翻过她所有的厚厚的病历记录、CT片子、化验结果，提示恶性肿瘤的只有CT报告，显示胰头和十二指肠处团块，导致十二指肠外压性狭窄，无法进食，而血液的肿瘤指标一直是阴性的，所以现在每天的治疗就是通过空肠管鼻饲营养液，鼻饲导致间断出现腹痛、血清淀粉酶升高，停止鼻饲又能恢复正常。一日主任查房后，对我说，既然查不清楚，治疗上也没什么特殊的用药，就劝她回当地医院吧。 主任走后，住院医对我说，她回不了老家了。“怎么啦？”我好奇地问。住院医告诉我，她男人为了给她看病，已经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所得八万块钱，估计这两个多月的治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光是每天的营养液就要两三百。接着，住院医又神神秘秘地说：“领导，你还不知道吧，这家人可是大好人，以前收养了三个孩子呢，只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也没一个有钱的，帮不上什么忙。”  听完这些，我很震惊，鼻子有点酸，工作这么些年，见过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几乎没见过为了妻子治病连房子都卖掉的。如果央视来采访这对夫妻，问他们是否幸福，又该如何回答呢？她的病情需要重新评估，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得给人家一个交代。真是恶性的话，就只剩下姑息治疗了，把情况跟患者家属讲清楚，也好有个准备，真要是生命走到尽头的话，该回去和孩子团聚。如果不是恶性肿瘤的话，就需要找个方案解决患者目前消化道梗阻的问题。 想到这里，我找来那个男人，把自己的想法和他说了，需要他配合再给他妻子做一次检查，包括增强CT等等，前后比较会有很大帮助。但是，男人听了后面露难色，他告诉我，剩下的钱不多了，增强CT要两千多，如果不是非常必要，能不能不做？ 我颓然败下阵来，纠结了一晚上，没睡好觉，脑子里来回盘旋着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CT做了，没什么变化，白花人两千块钱，搞得自己特内疚，恨不得自掏腰包给人补上。第二种情况是病情恶化，证实是癌，接下来的治疗反而花不了什么钱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病情好转，证实不是恶性的，但再往下治疗的花费会更多。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要给她复查CT。结果竟然是第三种，报告显示，之前的团块没有变化，而周围的水肿已经消失，也就是说，之前的多科会诊结论不对，患者是有希望治好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两个问题：时间和钱。确切地说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钱！ 我不知道他们能去求助哪个慈善机构，也不知道手里的钱花完后还能再去卖什么，经常能看见很多家庭因为没钱治病，只好黯然离开，最终离开人世。这样的悲剧看得太多，几乎麻木了，见到家属在签署自动离院书时，也不会劝说患者留下，拿什么来说服人家呢？有时我会胡思乱想，想着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就好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默默地掏钱给人治病。朋友知道我这个想法，都嘲笑我：你若真是亿万富翁，早就不在医院工作了，你见过哪个富二代当医生的吗？ 那面对这个患者，我又该如何去和家属交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唉！

我面前的圆桌上摆着一大碗绿生生的菠菜叶，上面孤零零几滴酸溜溜的白醋沙拉酱，一筐烤得硬邦邦的切片面包伴着一小碟黄油，一扎冰水，一扎牛奶，桌旁围坐着一圈衣着光鲜的同学。大家正神采奕奕地谈论着白天课堂上发生的轶事，直到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所有脑袋不约而同转向那个方向。 一位女生笑盈盈的端着一个沉甸甸的托盘，上面躺着一只硕大的火鸡，晃晃悠悠地向我们靠进。“耶……”全桌掀起一片小小的庆祝。“啊，饿死了！”坐在我身旁的男生感叹道，目光追随着一路到达面前餐桌的火鸡。餐桌长举着刀子，在正对我的火鸡肚子上切开长长一道，好像一个幸灾乐祸的笑脸。我靠回椅子里，用中文低低地嘀咕道：“完了……” 在出发来美国读书之前的几个星期，长辈们半开玩笑地问：“到了学校以后可要天天吃西餐，吃得惯吗？”父母挥挥手：“他们这些吃麦当劳、肯德基长大的，怎么会不习惯？”说得多了，父母的这句话也变成了我放心的理由，毕竟作为一个17岁第一次出国读书的女孩子，吃似乎不应当是当时担忧的头等大事。 到了美国一星期后我才发现，用麦当劳和肯德基来比拟西餐，是比用美国唐人街流行的菜肴“左宗鸡”和零食“签语饼”来概括中餐还离谱的概括，尤其在我所就读的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农场旁的寄宿高中。“Deerfield的厨房是一个神话，”高中的网站热情洋溢地介绍，“不管你是素食主义者，还是烤牛排的拥护，还是巧克力奶酪蛋糕的粉丝，你都能从Deerfield的菜单中得到满足；而且永远有足够你吃的份量！” 对于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我，事实证明，幸与不幸，只有最后一句是正确的。从周一到周五的正餐中，没有薯条汉堡，没有培根炸鸡，在“健康第一”的宗旨下，食堂替学生们计算着卡路里精心筹备的菜肴为我揭露了西餐的“真实面目”：一片薄薄的渗着血的烤牛肉，一块需要刀叉辛勤配合才能锯开的烤鸡胸，一盘过开水烫软撒上盐的四季豆，一碗黏糊糊的奶酪拌意大利通心粉……在一天接一天沉默的咀嚼中，我在心里默默怀念中餐的煎烤烹炸，五味俱全。 在所有的考验中，最严酷的恐怕要算是星期日的火鸡晚餐。星期日晚餐在美国有特殊意义，在重视传统的私立高中更是如此。全学校的学生需要穿戴整齐——男生西装领带，女生衬衫毛衣——聚在餐厅，在分配的座位上，铺着白色桌布的圆形餐桌前用餐。一桌有十个学生和一位作为餐桌长的老师，食物由一位学生端上餐桌，由老师分到每位学生盘中，念完祷词后，开始用餐。 在没到美国前，我一直仅知道火鸡和感恩节的关联，没料到为了凸显周日晚餐的庄重，这道特殊的食物也成了我的高中几乎每周一次的“款待”。火鸡肉干且无味，整只烤熟，用刀叉撕成一块一块，浇上酱汁，就成为晚餐的主菜。我就着沙拉和面包，在七点钟将就着填饱肚子，紧接着就开始期待十点宿舍的加餐（一般是炸鸡翅、披萨饼、多纳圈、冰激凌之类的零食）。 然而周日的晚餐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只近20磅的火鸡远远超过一桌学生的食量，于是之后的一周便进入了让我欲哭无泪的循环：周一晚餐的火鸡面条，周二的火鸡三明治，周三的火鸡汤，周四的火鸡沙拉……用自助餐庆祝过周五周六后，猜猜周日晚餐桌上的主菜是什么？ 初到美国高中，我做好了一切重新开始的准备，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和习惯仍然数不胜数。从课程的安排到布置作业的方式，从着装的要求到打招呼的口吻，身边的同学把握得易如反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亦步亦趋，觉得自己有时候像效颦的东施，有时候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坏演员。 几年以后，最初的陌生感渐渐消失。我习惯了用英文做笔记，在讨论课上开口发言，在老师的办公室答疑时间争着问问题；课后和同学看电影、健身、逛街。起初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也慢慢变成“习以为常”。 总有一天，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习惯火鸡晚餐吧？毕竟，这比起抓耳挠腮地背单词，囫囵吞枣地看英文小说，应该容易多了。 但亲身经历告诉我，人的肠胃有时可是比大脑要固执多了。七年以后，沙拉在我眼中仍是一盘浇了调味汁的生菜叶，牛排仍是带着血腥味半生不熟的肉块，而火鸡仍是……七年前周日晚餐盘子中的火鸡。不论我的大脑怎样说服我的肠胃，让我垂涎欲滴的，还是蚝油生菜、铁板牛柳、重庆辣子鸡。 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同学，到底为什么会把西餐里的菜肴当作美食呢？ 或许这是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2009年3月，大二那一年，我和两位大学中国朋友带着十几位美国同学来到四川，在汶川地震灾区后重建的小学教一个星期的英语。美国同学里有的长在蒙大拿州的农场，有的来自田纳西州的富宅，有的没踏出过新英格兰地区一步，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在飞机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即将到来的中国之旅，请我教他们日常用语的中文说法。 我们在成都做了短暂的停留，参观了市里的中学后，就来到小学开始教书。美国同学和孩子相处很好，对简陋的旅店也没有太多怨言。可一坐到餐桌前，大家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每天就餐的地方在村子路旁的一家小餐馆，做的是中国地道的家常菜：清炒苦瓜、凉拌木耳、小炒肉、包子、小米粥。 “Helen，这是什么呀？”一位美国同学盯着一片木耳，用筷子拨拉着，“黑色的。”另一位同学吃了一口苦瓜，连忙抓起手边一杯水灌了下去。肉菜油太重，蔬菜长得太陌生，白开水太烫……美国同学悄悄议论着，最后大家吃得都不多。 而对于几个月没吃正宗中餐的我，这些家常菜吃起来却非常可口亲切。看着抱着饭碗狼吞虎咽的我，美国同学苦笑着摇摇头：“好不容易来到中国，不过我们可真像是掉到兔子洞里的爱丽斯。” 我抬起头。“这么好吃的饭，怎么会不爱吃？”本要脱口而出，却又咽了回去。 我向周围望了望。在不远处，穿着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跑着笑着；一台满载着蔬菜的电动三轮车突突地从门口驶过，扬起一小片尘土；马路对边的一家饭馆老板门口挂着四川腊肉和几串干辣椒。 三月的四川还有些冷，美国的同学裹着大衣，坐在塑料小板凳上围在圆桌旁，跺着脚搓着手，和我一样环视着周围。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在另一个圆桌旁，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谁是爱丽斯，哪里是兔子洞？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教育贿赂现象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北京——在中国孩子和一心为了孩子的家长看来，教育一直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开启上升之门的钥匙。但是，正如金钱和权力是商场成交和官场晋升的润滑剂一样，中国的学业竞赛也越来越受到操纵，偏向于富人和关系硬的人，这些人会花费大笔金钱，利用各种关系让孩子在公立学校里获得优势。 据家长和教育者表示，从入学、进重点班到当团干部，几乎什么都有价钱。就连靠近黑板的座位和班长职位都是明码标价。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北京，一些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小学，不得不向学校支付高额的“择校费”。 来自河北的赵华（音译）在北京开了一个小电器店。她说，为了让女儿入读一所北京小学，她被迫给一个银行账户存了4800美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她说，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在银行里遇到了区教委的官员，官员们拿着一张学生名单，上面写着每个家庭得付多少钱。他们还让她签了一份文件，表明这笔钱是自愿的“捐款”。 她说，“我当然知道这不合法。可你要是不出钱，孩子就上不了学。” 贿赂行为如此猖獗，以至于习近平在就任党总书记之后的首次讲话当中就警告政治局，如果不控制腐败行为，结果就是亡党亡国。对于官员们在政商两界进行的一定程度的违法违纪行为，普通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北京的教育咨询师李瑁（音译）说，尤其令人失望的还是教育者和学校管理人员的道德缺失。他说，“如果教师们做这种事情，令人失望的程度就大得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也高得多。” 当然，美国和全世界的有钱家长通常也会努力为孩子提供一切优势，包括花钱请家教和上考前辅导班，有时也会把孩子送进愿意接受有钱差生的私立学校。 但是，批评人士称，中国的公立教育体系本来被宣传为共产主义择优选拔机制的标志，现在却盛行贿赂和走后门现象。由于有这种腐败现象，中国家庭眼看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都被出卖给了出价更高者，关系硬的有钱人和没门路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 李瑁说，“腐败渗入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教育界也不例外。” 甚至还没开学，这种事情就已经开始，因为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给学校领导及其关系户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副业。 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是名校清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坐落在这所大学位于北京的精致校园之内。每年春天，这所幼儿园会收到潮水般的家长申请。家长们把入读洁华看做孩子将来进入中国顶级高校之一的通道。按照规定，学校只对清华教职工的孩子开放。但是，据一位幼儿园工作人员称，花大约15万元（约合2.4万美元），就可以说服一位清华教授来“支持”一名申请者。为了避免报复，这位工作人员要求匿名。 没有直接关系的家长需要贿赂一连串的人才能让孩子被幼儿园录取。这位工作人员称，“跟学校的关系越疏远，要送的钱越多。这儿送点儿，那儿送点儿，加起来会很多。” 一位校方官员拒绝讨论学费问题，但否认外人可以花钱入园。 在越接近高考的教育阶段，花费可能会越高。最近，中国媒体报道说，要入读著名的北京人大附中，现行的贿赂费用从8万美元到13万美元不等。 政府官员也找到了一个利用这种体制的方式。《21世纪经济报道》称，权势机构及国企经常通过所谓“共建”政策向名校捐款。教育改革者称，作为交换，这些机构的员工子女会在录取时获得优势。 私有企业也用上了同样的办法，为顶尖学校提供“企业赞助”。 在中国，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现实却往往更加复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缺少关系的父母必须一再为更好的教育机会掏钱。在全中国，类似款项打的是“择校”费的招牌，择校费打开了孩子去家庭户口本上登记的城区或市镇之外的学校就读的大门。 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生活艰辛，对他们而言，这些不合理的费用特别沉重。自2005年以来，教育部和中国国务院已先后五次发布正式禁令，禁止收取“择校”费和其他不正当费用，但学校领导和相关政府部门却不断想出各种巧妙的招数来绕过禁令，让钱流进自己的腰包。在一些排名靠前的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低的学生可以“买”到关键的几分，由此把成绩提高到录取分数线以上。在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根据不成文但却众所周知的政策，家长每为学校贡献4800美元，学生就能多得一分。“我班上的同学都知道，” 一名15岁的王姓学生说。为避免引起反响，她要求不提学校的名字。 周围都弥漫着金钱才是王道的文化，老师们也常常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补贴微薄的工资。教育记者覃里雯称，一些老师不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课程中的大量关键内容，而是另外开设补习班，鼓励学生上补习班。 “既然大家都付钱给你，为什么还要免费上课呢？”覃里雯说。她表示，想到孩子可能会错过关键内容，或者是惹来老师的忌恨，许多家长都觉得有必要花钱上这些补习课程。 9月的教师节是一个全国性节日。在此期间，各年龄段的所有学生照例都会给老师带来礼物，溜须拍马的文化由此变成了一种代价不菲的竞争。一束花或一个果篮就够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根据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如今许多老师希望收到的是设计师名表、昂贵的茶叶、礼品卡甚至度假游。一些家长称，在内蒙古，更敢要的老师喜欢收到借记卡，这些借记卡关联的银行账户全年都可以充值。 《上海日报》估计，同十年前相比，这类礼物的价值已经涨了50倍。 “这是个恶性循环，”上面提到的在北京经营电器店且有一个10岁女儿的赵姓家长说。“如果你没送件好礼物，其他家长却送了，你就会担心老师不关照你的孩子。” 在这种贿赂文化中，家境贫困的学生最容易受到伤害。33岁的包红（音译）在北京做家政服务员。她以前觉得，自己七岁大的女儿蕊（音译）之所以学习吃力，是因为女儿是由乡下的爷爷奶奶养大的。但现在，包红认为这都是老师的错。 她说，去年，有个老师打了她女儿耳光，还说她“笨”。到了春天，这个老师就不再批改蕊的家庭作业了，后来的一次义务家访也没来。“我女儿受歧视，就因为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包红站在租住的房子外面说。房子是她和丈夫一起租的，她丈夫是一名马路清洁工。 一些家长发现，坚守正直的唯一办法是完全不接受中国的教育。37岁的王萍（音译）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酒吧。因为对贿赂成风深感厌恶，她决定把儿子送去国外接受教育。她给儿子在艾奥瓦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报了名。八月，在和独生子挥手告别时，她潸然泪下。 “从孩子生下来开始，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对他们就不公平，”她说。“我不希望我儿子再和这种制度有任何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