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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事实是，在公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的合力作为之下，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主流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郑筱萸、赖昌星等大案要案，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的决心。 人们对腐败的印象，大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传递的信息。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反腐信心。相反，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激发更多“腐败猜想”，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的错觉。这提醒我们，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在这一点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击、预防控制、教育绝缘”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可资借鉴。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揭露腐败激浊扬清；另一方面，媒体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拿捏好报道的分寸。只有这样，才能消减和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凝聚起“与腐败斗争到底”的共识和力量。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何清涟 今年2月以来，由于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有关“太子党”接班还是平民出身的高干继续当政，再次成了一个似乎与中国前途相关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媒体上各种貌似“中南海快讯”的说法除了将水搅得更浑之外，争论双方努力给受众一种印象：自己不赞成某派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派当政，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两派药方均相似，药罐注水人不同 由于“太子党”中的一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曾拟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调“血统论”是决定中国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太子党们利用父辈权势经商的事情屡有所闻，知识阶层（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太子党”问政大都抱持不欢迎态度（有少数欢迎者写文章鼓吹太子党们的政治经验适宜当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深究。我静下来思考了一下“太子党”当政或者“平民派”当政于中国前途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对于中国民众（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当政，还是“太子党”当政，其境遇似乎与中国成语“换汤不换药”类似，比如延安儿女那篇“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就认为病根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只要“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这20%的党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导红色文化的社会团体（亦即已经边缘化的红二代中产生），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派别之争闹腾得动静挺大，但各派认为包医百病的药材还是那几味，只是往药罐里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伪问题。 这两者当政何者有利于百姓，主要看三点：经济主张、政治主张以及两大群体的清廉程度。都说中国人吃饱饭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此处就先来看看两派的经济主张及实践。 “平民派”执政实绩与“太子党”的经济主张 第三、四代领导集体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属于高层权贵集团的即为“平民”），按道理应该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国民众这些年不仅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获得福利的增长，反而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大保险压迫得喘不过气，找工作难，最后沦落到喝口干净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洁空气都困难。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自焚反抗都没能为家属保住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全国人民还要为政府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买单。从民生日趋艰难这点，可见当政者是否考虑老百姓的福祉，与其出身平民或者权贵并无多大关系。正好比前总理朱镕基当年曾因言论出格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但他当政后却从未反对过中共因言获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给当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们什么优惠一样。 “太子党”当政是否会更关注民生？目前只有“重庆模式”可以做为实例，对这个模式的评价趋于两极化。且抛开我个人对其好恶不言，这模式本身并无长远实施的可能。因为用来“唱红”的经费来自于“打黑”，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却无法依靠“唱红”实现。因此“重庆模式”只能做为薄督“问鼎”的敲门砖。至于薄督主张“分蛋糕”先于“做蛋糕”，纯属扯淡。做不出“蛋糕”，纸面上的完美分配纯粹是空中楼阁。依靠“打黑”抢来的那几块蛋糕实现公平分配，就好比当年中共土地改革，将地主老财家的土地钱财分光用光，也没法让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至于那些准备在十八大以后实行新政的太子党们并无公开的政纲，硬要说有，只能将刘源派“智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算上，这主张实际上就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源与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但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而已，与现状并无实质差别。 中共党内各派的共同纲领：强化中共一党专政 再看政治主张。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领导人的执政主张，中国人已经领教了20余年。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并未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做法让国际社会多少保持了一点幻想，以为经济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媒体市场化最终将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乡村基层选举是全民选举的开幕式。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归，并将“保证中共执政权”上升为要求他国必须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如果说此时人们还舍不得丢弃最后一点幻想，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示“五不搞”这一政治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中国人进入了政治上的无梦时代。 “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是否不同于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明确表示对“文革”的向往，说明他不仅崇拜中共的一党专制，而且崇拜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专制。而刘源派“太子党”智囊张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义”，其第一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区别。 不少人认为“太子党”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其中作为代表人物屡被提及的是军队少壮派刘亚洲少将。2004年有王怡发表文章，从去年开始又有钱理群的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两人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刘亚洲曾写过一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被用来作为论证刘亚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并非刘亚洲写的，而是我的一篇旧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其来龙去脉我已经写在“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里，有兴趣者请去阅读。所以，如果还有人想论证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且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还得另找依据，用我那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是我的思想。 最后说到在以权谋私与贪污腐败方面，“平民党”与“太子党”之间是否有区别。在这方面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不同点，两者都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关高干子弟利用父辈资源致富的登龙术，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就很有看头。有个数据流传很广，即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而从底层升上来的“平民党”官员之贪腐程度也未遑多让，一些小小的县级国土局长一捞就好几亿。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铁道部贪腐案中的刘志军与张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张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亿美元巨款；2008年倒台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还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龌龊程度更与其头上那顶法学家帽子“相映生辉”。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这缸污水还在，任何人上台当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解决他们自家内部人谁掌权的问题。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与其讨论中共内部“太子党”与“平民派”的格斗，还不如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制约政治权力、尊重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因为这远比讨论中共派系斗争中谁上台当政更重要。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风雨苍黄五十年 ———胡适先生辞世五十周年感怀 编者按：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约请三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撰文，追忆和评述胡适先生在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飨读者。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公元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辞世于台湾，至今已是五十年。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位名叫李慎之的老人去世前曾预言：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从时间维度，21世纪不但到来，并且走完了第一个年代，但胡适的世纪并没有随时而至。非但如此，甚至在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与我们一度拉近距离的胡适，反而渐行渐远渐杳如。当然，不用怀疑，胡适最终会回到我们中间，问题是，我们看不清一张胡适回归的路线图。 以上的胡适，显然双关。他既是当年血肉之躯的胡适，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制度象征的胡适。作为前者，胡适已永远不能再回我们中间。作为后者，我们已然经历了五十年的苍黄风雨，莫非还要等待另一个五十年的风雨苍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书，意旨很明确：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因此，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那么，21世纪的文化，如果以胡适为表征，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文化呢？ 胡适一生，其言论涉及学术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一生的努力即是将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构成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其轴心是宽容、自由与多元(这三个词在语义上可以互文)。因此作为20世纪文化象征的胡适，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不幸在那个恶劣而残酷的世纪环境中，“胡文化”非但没有形成其体制，反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胡适所在的那个孤岛，抑或胡适去世的那个时刻，因威权的重压，自由也只能冻芽一般蛰伏。直到胡适去世，他也没能亲见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化成为一种制度。 宽容-自由-多元，三词连缀，可以构成我们人类世界不可须臾相离的价值谱系(否则就是一种奴役状态)，其中宽容为前提，自由是核心，多元乃结果。胡适不仅晚年一再表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早年即能以其难得的敏感，见微知著，力诫不宽容的危险。1925年，面对那个时代进步分子火烧《晨报》事件，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毁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读胡文至此，每每变色动容。胡适“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不幸他的忧恐到底还是变成了历史，并延伸为现实。历史是人的选择，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然而，在历史中做出这样选择的，恰恰是胡适当年的同道，即那些自命为新的人，同时包括大量为他们所裹挟的无知青年。这是报应，20世纪我们像敝屣一样扔掉胡适，扔掉那宽容其表自由其里的“胡文化”，这个民族就注定要长久地品尝由自己酿出的苦酒。 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从宽容走向不宽容。胡适之后的时代，如果从不宽容走向宽容，那么胡适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毕竟宽容的时代谈宽容易，不宽容的时代说宽容难。今天，我们如何宽容？回望胡适一生，把自己当作理念的种子，同时自己也是播种者。宽容之于胡适，既是天性，更是理念。作为理念，一旦你做到宽容，这个社会便会减少一份惨酷。胡适一生，大体可以视为宽容精神或宽容人格的身体力行。但宽容仅仅表现为精神人格还远不够，必须制度化。1948年，胡适谈自由主义时把宽容解释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种保障就是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制度是难的。这里不妨引用胡适曾经引用过的《圣经》中的比喻，它“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胡适岂不就是这粒芥子的播种者，不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而且对未来始终抱持乐观：播种在我，功成却不必我在。所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这没有完成的一切，在胡适的身后，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便是当年胡适的作为。让“胡文化”制度化，即使路途迢遥，我们也要保持胡适式的乐观。胡适的乐观并非盲目，尽管他自称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是在那不堪的时节。乐观的根据在于，体制熬不过社会。一切正面的努力都是有效积累，这正是胡适所谓的“功不唐捐”。当整个社会经由无数人种子般的努力，它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变化而不是相反。胡适一生是播种的一生，而非收获的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渴望看到的下一个时代，却为下一个时代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也都是下一个时代的种子，我们播种我们自己，我们耕耘我们所在的社会。社会是我们的立足，也是我们的力量。用社会倒逼制度，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无论风雨苍黄，还是风雨如晦，我们风雨兼程并终将在这洗礼般的风雨中与胡适相遇；正如风雨过后，“胡文化”势将使这块古老的土地万木复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1905年，孙文在伦敦拜会严复并讨论改革问题，留下了一场关于启蒙与革命的世纪之争。严复主张：“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得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孙二氏代表了晚清启蒙与革命两条路线。启蒙家严复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智民德的低劣，故治本之策在于国民的启蒙。革命家孙文则主张以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严复的“国民素质论”在晚清影响巨大，维新派和保守派皆以此为反对共和革命和鼓吹“开明专制”的基本理由。追随美国革命的孙文，则苦于中国匮缺北美殖民地人民数百年的地方自治习惯，而设计了革命后“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民主转型程序。 胡适的民主教育论，对种种以国民素质为由的“开明专制”论提出了挑战。 1929年，国民党完成武力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打着“训政”旗号的一党专制，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胡适主张：“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胡适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其法定权限而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和各级官员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模样，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 1930年代，由于苏俄和德意极权政治崛起的诱惑，国内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新式独裁思潮，胡适与其《独立评论》盟友蒋廷黼、丁文江之间爆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论战。在这场关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价值的论战中，胡适力挽狂澜，坚守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他用以批判新式独裁论的主要理论是“民治幼稚观”。 胡适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俄德意的新式独裁政治则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它只需要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 胡适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定期通过选举参与国家大事，画诺投票。平常人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能力不过如此。这种幼稚园的政治并不难学。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阿斗逢时逢节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国家的阿斗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民主国家有失政时，挽救的办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即可。在胡适看来，民主政治的优点，一是简单易学，一是具有修错机制。 胡适的民治幼稚观与素质论反其道而行之，旨在阐明民主是适合一切民族的常识政治，虽然其观点的论战色彩难免影响理论的严谨性。 在胡适看来，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学会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开放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可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胡适并不否认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长期致力于从思想文艺上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启蒙工作。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公民德性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公民养成的最好学校。 1 947：胡适的政治兴奋点 程巢父(知名学者)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按照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于民国36年(1947)1月1日公布宪法；并着手政府改组。2月21日，蒋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胡适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3日，胡适到南京。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又约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虽坚执不入政府，但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热情并未稍减。下午5点，又访英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7月20日，各报登出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党政”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他各用四种特色概括出这两类政党的性质和作风。最后说：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为写广播词前一夜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上半篇回应左翼对他广播词的批评，宣称自己“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的立场；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 胡适当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主政治初步实行的这些活动，今天来看台湾的宪政格局，觉得先生在1947这一年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总算没有虚掷。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正耗资数十亿美元在海外提升中国“软实力’，改善中国的形象。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却抱怨，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太多，并将其归咎于外国驻华记者的报道。 法新社2月17号的报道说，中国当局不时指责在中国的400多家新闻机构的900名外籍记者，以负面方式报道中国。与此同时，这些外籍记者却埋怨，他们在中国的采访经常受到官方阻挠。北京本周举行了首届中法媒体论坛，出席论坛开幕式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对法国大使白林（Sylvie Bermann）说，中国并不反对批评性报道，中国不能接受的是在冷战思维下的双重标准。白林大使在早些时候曾强调，记者得以前往现场采访报道新闻的重要性。本台记者就此致电法新社驻北京记者，但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记者表示，不方便就此发表评论。 总部在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华盛顿负责人莫里隆（ Lucie Morillon）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她完全不能同意中国官员的观点。她说： “我在这里想援引法国（世界报总裁）伊斯拉尔维兹(Erik Izraelewicz)说过的话，不应该用报道正面或者负面新闻来评判一个记者，应该看那里究竟是不是有新闻，我们的职责是报告新闻。” 近日,一位来自荷兰的记者和另一位来自法国的记者在中国浙江采访村民抗议事件时受到殴打。法新社的报道说，殴打外国记者的人可能是当地的便衣警察。“无国界记者组织”华盛顿负责人莫里隆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她说： “多年来无国界记者组织一直谴责中国当局阻扰外国记者在中国报道的做法，这样做是非法的，因为中国有明文规定容许在当地的外籍记者自由行动，自由采访愿意接受采访的人。” 有报道说，本月初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对外籍驻华记者在西藏地区的工作环境表示不满。因为外籍记者想要前往四川藏区发生抗议的地区采访，却不能获得批准。当局还关闭了这些地区的电话和网络通讯，使外籍驻华记者几乎不可能进行现场采访报道。但中国当局认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是非法组织。 旅美资深媒体人庞忠就此表示，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和敏感问题的报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媒体是政府的宣传机器，是用于维稳，维护中共权力阶层的工具。 “《宪法》上有名文规定说公民可以有申诉的，有集会的，有上访的这种权利，但实际上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不能够如实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只能在当地抗议。但是中共的媒体是不让报道这些的。外国记者去报道中国的这种现实情况就是反映中国目前的真实的情况。” 法新社的报道还说，中国当局经常对海外媒体的所谓“负面”报道表示不满，指责这些媒体报道太多中国异议人士、抗议活动、社会动乱和贪污腐败新闻，对中国经济和文化成就报道不足。庞忠对此表示，这些指责显然不是事实。 “在国内它不允许报道这方面负面的声音。让人家一报的话它就觉得你不行。所以说中国的新闻管制部门对媒体的看法本身就是不对的，本来就是扭曲的。而且比如说路透社，世界最大的两家通讯社之一，它在中国的新闻都是由CCTV直接提供的。所以在这方面根本就不存在西方的媒体主要报道负面新闻的问题。” 中国官方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增加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孔子学院等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媒体却遭到官方严密监控，一些大胆直言的报刊和广受欢迎的网络社交平台受到日渐严格的审查限制。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