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熊飞骏 |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熊飞骏 当之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呼唤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过把“造反派”的瘾。 在平民青年印象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有把各级“官老爷”踩在脚下任意凌辱不受惩罚的特权?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站在“造反派”那一边?是他们打倒官僚权贵的坚强后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耀下,让无权无势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时作威作幅的各级“官老爷”头上,在肆意殴打批倒批臭之后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来个飞跃式提升,那该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实的文革与上述“印象”大相径庭。 一、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一年多时间;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击”和“被革命”的对象。 二、      在“造反派”短暂得势的日子里,他们想斗争谁斗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而是毛内阁及其追随官僚内定的。如果超越了“内定斗争对象”,“造反派”就会立马被打成“反革命”。说白了“造反派”不过是毛集团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三、      “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几乎全军覆没,不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闭塞的农村“永久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四、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沦为伟大领袖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引蛇出洞”;等伟大领袖独裁目的达到后就被整体“一锅烩”。 ………… 下面我们以文革“红卫兵”为例来说事: 在当今青年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红卫兵”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并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红卫兵”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以“官二代”为代表,由“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及其追随者组成。 “保皇派”红卫兵是最早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红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红卫兵掀起的第一个文革高潮。 “保皇派”红卫兵在“红八月”期间的主要运动就是“破四旧”,抄家迫害文化人烧书毁文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灾难。 今天的多数国民都误认为“抄家烧书毁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这是对“造反派”最大的误解。 “破四旧”期间,“烧书毁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也就是“官二代”。 “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打击对象不是官僚权贵,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无权无势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为代表。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对象”,平时不但没条件侵害平民大众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无情侵害。 “红八月”期间北京有几千人被“保皇派”红卫兵活活打死,死难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没什么“官老爷”。给伟大领袖佩戴红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一人就活活打死了 13 人,全是无辜弱势平民,没一个当官的? ………… “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儿女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于权利备受官僚权贵侵害,主要斗争矛头自然指向各级“官老爷”。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间唯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群体。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从官僚队伍夺权”,以达到“个人独裁”目的。要想从官僚队伍手中夺权,就必须打到一部分掌握大权的达官显贵,刘、邓、陶、王、彭、罗、陆、杨首当其冲。要打到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实上在“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中,由“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没有担当“造反”角色,相反多坚定地站在“当权派”那一边和平民“造反派”对着干。 为了顺利从“当权派官僚”手中“夺权”完成“独裁”目标,伟大领袖暂时与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敌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一边。 1967 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势的一年,在与“官二代”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广大地县级依旧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压倒优势。很多在省城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到地县基层,在农村掀起针对弱势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长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区,在湖南道县等地掀起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 ………… 拥有深厚帝王特权思想的伟大领袖并无真正的“平民情怀”,他暂时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于有了“共同敌人”,要利用平民力量来对抗妨碍他搞“个人独裁”的“官僚当权派”。一旦“夺权”任务完成,“独裁”目的达到,伟大领袖就把平民“造反派”一脚踹开,转而与旧日的“传统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对平民“造反派”实施过河拆桥式反攻倒算。 平民“造反派”自此厄运当头,成了数以万计“现行反革命”的祭品。 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毛的“夺权独裁”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对平民“造反派”大开杀戒。“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清理“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而“阶级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是“造反派”,根本没资格参加“保皇派”,也就自然决定了平民“造反派”是两大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死难者绝大多数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官僚。 在“清阶”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连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都在劫难逃,一个个被隔离审查,从命运的巅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说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于“现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被伟大领袖整体遣送到近乎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不至于太显眼,起初“造反派”红卫兵是和“保皇派”一同下乡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多分配到离城近条件好的地区,且因为“我爸是李刚”,没过多久就被“招工、入伍、上大学”远走高飞。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多被遣送到远离城镇的荒凉苦寒之地,并且只有“永久”“扎根农村干革命”,直到邓公让他们整体返城为止。 ………… 文革期间那些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干的,“造反派”和“潜在造反派”甚至沦为主要屠杀对象。 1967 年 7 、 8 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无辜平民和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就是城里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道县农村,为了防止底层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支援城里“造反派”,利用该县的县官、乡官和村官组织“贫下中农法庭”,对想象中的“潜在造反派”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连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则先奸后杀,名为“吃大锅饭”? 1968 年广西大屠杀,就是在广西省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动用军队力量,号召“联指” 保皇派对“ 4.22 ” 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近 20 万平民被施以令人发指的野蛮方式残暴屠杀。“联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运动,不但屠杀造反派,杀死后还要吃他们的肉?仅武宣县就至少吃了两百多人。 …………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有诸多相似之处。伟大领袖当初为了挑战“八大格局”,企图利用坚守良知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对抗官僚队伍,后发现官僚队伍根基深厚短期难以摇动,就转而抛弃知识分子倒向官僚队伍那一边,用“引蛇出洞”托辞来对知识分子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尝不是“右派”悲剧重演呢? 中国人都以为伟大领袖五七年搞“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实毛当初很可能出于真心,因为他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妨碍他搞“独裁”的“官僚当权派”,暂时和知识分子结盟来对抗官僚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他发现官僚队伍难以撼动,加上知识分子的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线,就决定及时转向,在官僚队伍内拿“引蛇出洞”来显示自己棋高一着;同时对当初意图加以利用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 那些呼唤再来次文革以改变自身屈辱命运,梦想过回“造反派”瘾,以为文革重来就能把“官老爷”和“官二代”踩在脚下,自已能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一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国再来次文革,你们不但不能向“官老爷”和“官二代”讨还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会比今天更惨更悲剧!中国就算重新出一个伟大领袖,你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价值一完注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你们的后代不继续做奴隶,除了民主宪政外别无出路。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读更多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读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宋永毅 荷兰史学家冯克的新书中文版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新纪元/看中国配图) 给数千万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冯客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书的作者在副标题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跃进/大饥荒称为“中国浩劫史”,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我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管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灾难还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着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这一如是观,我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和此书的作、译者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着作还了死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对大饥荒全景式的历史回溯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中英文专着相比,冯着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是,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今天人们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着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四十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一九五六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且,如同冯着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两百五十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不忽略劳改营和军队两个盲点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着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劳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却是百分之十,大约共有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根据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这恐怕真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锐减到二百五十八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减员)。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报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直至死亡。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么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发的一二四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十九个地区,今年就有十一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么一九六一年绝对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则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仅按此计算,至少有九十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仅三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万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一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饿死人吗?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着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基本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报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我们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十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毛“死了五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十月二十日直接给毛写信告状,毛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着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着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着对毛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阅读更多

共识网 | 颜昌海:支持非文革式婚姻,林彪晚节显亮色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9.13’40周年文史研讨会”,事件当事人亲属与学者教授、外交人员、记者共50多人,座谈这一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回忆评论林彪功过。指出林彪依附毛泽东、大造毛泽东崇拜、助毛泽东反彭反刘搞文革,大节犯大罪。在毛泽东倒林中,敢于登机叛飞,令文革神话破产,是体制内反毛泽东第一人,晚节闪光。林豆豆为父之辩愚不可取。   9.13研讨会有罕见的发言。   林豆豆丈夫张清霖发言:林彪生活朴素,平时一碗饭与几段老玉米,清水煮菜。林家一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军医张清霖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主治医生眼光,发现林彪的卡路里摄入不及常人一半,一月不解一次大便!张清霖最惊异的是林彪保健医生进入毛泽东家湾10年,未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霖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於一般人。   1971年基辛格访华,林彪评曰:“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二十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林彪自苏回国,没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张清霖和豆豆10月4日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关入原先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腾空的整个院子就关他俩,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生活,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回答谢的审问:“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不可。”   谢静宜追问9.13当晚,周恩来为甚么给叶群打来电话?甚么内容?林、张回答“不知道。”谢十分恼火。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林、张闻后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与来往。   林、张交代了林彪对毛泽东不满的一些议论:“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林彪曾对彭德怀说:“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林彪的名言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小舰队”本是空军党办人员开玩笑的吹牛话,居然成了罪证。选妃选婿乃毛泽东提出,因怕毛泽东给安排人,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如毛泽东远新,遭林家集体反对。林彪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1971年,选择了张清霖。   9.13后,林立果被描绘成手提冲锋枪的法西斯,其实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靦腆的年轻人,平时出行骑摩托,没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乃1950年代末刘亚楼秘书,写过《红旗》社论;刘沛丰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于新野七八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这几个人能文能武,皆为军中精英。……   林彪对毛泽东的最后认识是通过长期党内生活才得出的,但他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对他也下手。林彪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手带出来的心腹,忠心耿耿为毛泽东打天下,赫赫军功。   九届二中庐山会议后,当毛泽东一步步逼林检讨,包括黄永胜劝驾,林的理解很深刻:“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毛泽东非要林从他胯下爬过去,林就是不从。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一路向诸侯点名倒林“抛石头”,林终於明白轮到“走狗烹”了。“9.13”强行登机,不愿束手就缚,怎么着也要蹦哒几下。就林彪能向老毛泽东递上这一声“不”,敢这么一飞,多少有点军人本色,算一条汉子!   “接班人”的背叛,使毛泽东无法再圆文革的“就是好”,同时只能强加林彪罪名,“设国家主席”成了反党政治纲领,甚至说林彪不会打仗,“打长春”也成了罪名。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立林彪为接班人,林打报告推辞,毛泽东硬要他当。叶群进九大政治局,也是林彪不得不迁就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要叶群当江青的陪衬,为他的“家天下”遮丑。林彪对叶群与四虎将说:“叶群当个中央委员就足矣,足矣了。她在军委办事组也只是我的一个联络员。你(指叶)在外面要谨慎。”叶群虽然进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的排名也在李作鹏之前,但很低调,很少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人缘比江青好得多。   邱会作说,两个老婆进政治局,“这个责任在主席,总理也很迁就主席,林彪是没有甚么责任的。”邱还分析:打倒刘少奇后,中央出现“军政府”(军人占中委一半以上),形成这种局面是毛泽东借助军队这一“锺馗”来打鬼(刘少奇)的结果,毛泽东应该高兴,但毛泽东不高兴,说明他并不想把班交给林彪。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发现多数中委都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只有造反派,於是下决心倒林(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居然一呼百应),为文革派日后掌权拔掉这颗大刺。   林彪对叶群约束较严,动辄以离婚相要胁,不像毛泽东放出江青到处咬人。林彪赠叶群座右铭:“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啰嗦”。叶群很怕这位“一○一”(林彪东北时期代号)。   但这位令老婆害怕的林彪,却有着很人情的一面。   张霖之(1908─1967),文革前煤炭工业部长兼党组书记,1967年1月22日迫害致死,因遭毛泽东、江点名批判。1970年,邱会作长子与张霖之女好上了(大学同学),一个政治局委员之子要娶一位“黑帮”之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解决老子的问题,这场婚姻便要告吹。在周恩来的斡旋下,七拐八弯,总算给张霖之搞了内部结论:张霖之的死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家属子女不受任何牵连,按革干家属对待。周批示:“同意邱路光和张克非结婚。愿你们沿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周恩来”   1970年底,林彪在家邀见邱会作一家,重点要见邱媳、张霖之的女儿克非:“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甚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叶群说:“我想请克非妈妈也过来坐坐。”林彪即答:“好嘛!”林副统帅接见,在当时等於宣佈“解放”。   张霖之妻子李蕴华,北京的大学生,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到毛泽东家湾后,十分激动。叶群拉着她的手:“这几年你吃苦了。”林彪又说:“把黄总长请来。”大家都没想林彪兴致这么高,这么给面子。黄永胜来后,林彪对黄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接着,叶群忙着排座位拍照,大家刚坐定,林彪突然站起:“让克非妈妈坐在中间”。林彪、黄永胜在其左右,李蕴华简直不知所措,竭力推让。   这张鲜为人知的照片成为林彪的绝唱,也说明林彪比毛泽东有人情味,同情弱者,敢於为文革受难者“平反”。张霖之1975年平反,1992年追认烈士。   从大节上,林彪支持老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打倒刘邓陶,大力掀助毛泽东崇拜,烈祸於国,大罪难逃。9.13后林彪虽有“叛飞”壮举,但因一直附毛泽东攀毛泽东,尤其面对大跃进造成饿死4千余万人的惨祸,还一个劲拥毛泽东,7千人大会那通为毛泽东抬轿子的讲话,当然是他的人生大败笔。因此40年来,林彪的民间口碑一直难以翻身。   这是他咎由自取的历史必然和历史责任。   但认为一码归一码,既要结算林彪拥毛泽东的历史罪责,也要看到他最后公开反毛泽东这一亮色。十年文革中共高层敢於如此决绝叛毛泽东,林彪是第一人。客观上,林彪的叛飞敲响文革丧钟,将8亿国人从毛泽东崇拜中震醒。此外林彪在文革中多次公开顶抗江青、邀见张霖之家属,还有一二可风之处。坊间有不少林彪旧部的文章与回忆录,但未见任何品德上的揭发,小节上亦算“经得起岁月检验”。至於说林彪搞政变、南逃另立中央,纯属毛氏诬栽,既无证据亦无可能。邱会作实话实说:“庐山的事,林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泽东和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泽东。所以林对我们也不说话,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9.13后如何评林成了一盘菜,当然必须按毛泽东的需求与意图来“烹制”,於是毛泽东可以倒林,林则不可以叛毛泽东,反讽之烈莫此为甚,但全国革命人民均认此“理所当然”!   听闻林豆豆40年坚持为父平反,坚称林彪并未反毛泽东叛毛泽东,摆出一系列推测性理由,指说叶群母子挟持林彪。邱会作也说:“叶群採取恶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礼品送给苏联。与其说林彪是外逃的,还不如说林彪是叶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后会得到证明。”但实际上,林豆豆这是在帮其父的倒忙,邱会作也缺乏历史眼光,只惦着“平反”,却给“副帅”真正抹了黑。没了叛飞的主动性,林彪“晚节”可就彻底失去光芒,没有一点亮色了。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当局的平反呢?人民给予的“史评”才更重要更有生命力!   再说,林彪爬驾驶舱入机,能够在昏迷状态下完成?聪明绝顶、甚么都明白的林彪,按其性格逻辑,他也只能选择逃离。   评议中共历史人物,原本就比评论任何一朝人物还难,其间来来回回曲曲折折,非常人可比。惟其权争第一,无所谓是非,无是非中觅是非,实在需要有点勇气。至於做林彪的翻案文章,难度更大,複杂中的複杂。从“亲密战友”到“叛党叛国”,落差太大,转弯不易。   但必须强调:评议林彪不能以今日之眼光,不能以常态人文标准,只能将他放回他的时代,以其历史可能性进行分析。林彪个人品德上远在毛泽东之上,多少还有点人味儿。政治上他最后“宁死不屈”的叛飞(尽管可能不想飞苏),主观上保持了个人尊严,客观上戳破文革神话、毛泽东一夜愁老。毛泽东私下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问题,其影响都大。”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历史见证了什么?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7 17:33:23 阅读量:1038次   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简单地叙述了“文革”的源起、全面爆发、全国动乱的形成和升级,重点介绍了伟大领袖对小平的态度和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者薛庆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深入研究那段历史很有借鉴作用。作为专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局级领导,对那段历史应该有一个明确科学的认识。但是读过该书以后却感到一头雾水,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了小平在“文革”中“逆水行舟”的过程,包括如何被打倒,如何受到伟大领袖的“保护”和复出,以及挫败江青集团“组阁”的阴谋和第二次被打倒。林林总总,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伟大领袖究竟为什么甩开自己亲自创立的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么多开国元勋打翻在地,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全国人民推入动乱的深渊?究竟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是他利用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还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那么英明、洞察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什么没有能够分清敌我,反而认敌为友、认友为敌?那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们,为什么没能阻止他发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损失如此严重的大动乱?是认识不清,还是心里清楚不敢反对?全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发疯似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也是文不对题、无从谈起。因为被打倒的不是几个、几百个,而是“一大片”。难道那么多老革命都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揭露的材料来看,也谈不上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顶多是党内路线之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把党内的路线之争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显然是错误的,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关于分清两类矛盾的科学论断。况且“反修防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没有改变苏式社会的性质;对于我国来说,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当然就更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又有何“修”可反、何“修”可防呢?如果谈到改革开放后所走的道路,那确实是选择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更没有修正主义可反可防了。   从书中所披露的史料来看,“文革”的那段历史所“见证”的,是伟大领袖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十年大动乱,实质上是以反修防修为名,诱导群众,利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铲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作者在书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本意是想在革命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却‘天下大乱’。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   “1月25日,毛泽东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 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把这两段话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自相矛盾的:前一段的“本意”与后一段的“原因”风牛马不相及;前一段的“本意”不是毛本人的,而是作者美化的,只有后一段的“原因”才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而实际情况却是:正是由于毛退居了第二线,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毛的“左”倾错误,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形势出现了转机。这也就充分证明,毛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十年大动乱,就是为了夺回被刘、邓掌握的第一线的最高权力,继续推行他的“左”倾路线。可是毛退居二线,是由于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推行“左”倾路线使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让刘、邓到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收拾残局。当形势好转以后,毛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回到第一线,掀起动乱,必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奇怪的是,在刘、邓等毫不知情、不理解的情况下,并且在毛不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竟然通过了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五.一六通知》,岂非咄咄怪事!在关键时刻,邓顶不住压力,居然对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软弱到如此程度,究竟是因为什么?   作者说什么“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这纯粹是对青年学生的污蔑。请问作者:“本来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混世魔王’”?是谁污染了他们?是谁把他们引上了邪路?是谁糟蹋了他们的大好青春?给那一代的青年学生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岂不是侮辱了整整一代人吗?作者不为他们鸣冤叫屈,反而贬斥侮辱他们,良心何在?这样的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长怎么能够正确地把握党史教育呢?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终结”者,终了截止之谓也,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发生“文革”那样的内乱了。真的如此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在新中国建国十七年后,为什么爆发了十年大内乱?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找出产生“文革”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重蹈历史的覆辙就是很难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明确论述,何谈“文革”的“终结”?既然“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找不出发生“文革”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虽然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结束了“文革”这种形式的内乱,但并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生其他形式的内乱,说什么“终结”还为时过早。   对发生“文革”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深刻的论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流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是发生十年大动乱的直接原因。   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既没有更多的披露这方面的史料,对这方面的现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武断地说“‘文革’的终结”。   其实,“文革”是否已经“终结”,不但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这些原因,建立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