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十年的辉煌之处不容忽视 作者：胡新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2 12:36:09 阅读量：143次 　　国庆期间，看了凤凰卫视的汤本先生的评论： 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宏观角度观察》。汤本先生认为要从宏观角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好恶放在一边。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基础，前三十年也包括“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十年。笔者认为，汤本先生的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权威的，受推崇的历史学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在中国大历史》第2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 　　文革与文革十年是有区别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的文章说明过，文革指的是那场政治运动，而文革十年指的是那段历史时间和空间(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第121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2月)。笔者在此文中就是秉承这种文革十年的观点。 　　人们总喜欢把一段发展进步最为顺畅的的时期称为辉煌时期。如果把中国的文革十年称为中国发展史上的辉煌十年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这十年的确有不少辉煌的看点。笔者认为，回望这些看点，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十年肯定离不开文革那场政治运动。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中国官方早已做了明确结论，也总结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在此就不论述了。 　　看点之一，文革十年的经济发展究竟如何?汤本先生只讲叙了一个大概。现在，笔者觉得采用第三方研究成果比较公允，从国外海外的历史学家的史料找找答案为好。在这里，不采用争议较大的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他对文革十年的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溢美之词颇多。还是费正清先生的权威性最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由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篇 第六章的“结 论”一节中有这样的论述：“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这里特地说明了文革十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有发展，还且还“仍然相当迅速”。在费正清的另一著作《美国与中国》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在政治运动贯穿其间还能取得如此好成绩，确实也值得我们的的专家学者好好探索一番。 　　看点之二，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的特别着力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他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写道：“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他还写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但是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一起的。”(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2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恰恰就是农业问题和外交问题，由于毛泽东抓住了这些个关键问题，才使文革十年有了辉煌的看点。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看得十分清楚，在走上革命道路后就一直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权威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就是这样描写的：“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徐中约：《中国近代史》517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年1月第一版 )。农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争取了他们就赢得了民心;另外一个是只有把农业生产抓好了，才能“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399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直置于重中之重。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是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语)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就发生在文革十年期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症》于1966年初发表的《科学通报》上，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此后，在各级领导支持下，一路还算顺利。特别给力的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的华国锋，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华国锋和袁隆平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华国锋赋闲的日子里，袁隆平还一直牵挂，专程看望。　到了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此后杂交水稻继续走向世界，最近袁隆平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可喜可贺。中国农业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真正践行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华国锋在2008年初深情回顾了这段往事，说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见《作家文摘》2011年9月30日)。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在中国大历史》301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最近看到易中天的一篇访谈：“‘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第25版)。易先生饿肚子的痛苦辛酸史确实值得同情。但如果这位教授能够虚心向李锐先生请教一下，或许会知道一贯重视“农业为基础”的毛泽东确实难对易先生的饿肚子负完全的责任。易先生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贴上“左”或“右”的政治标签。换句话说，如果你回到过去，你也不会总是饿肚子;如果你享受现在，要提防的不是饿肚子，而是富贵病，这可是现代人的一大“壮志未酬”的原因。文革十年期间另一个着力点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旧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旧中国政府积贫积弱 ，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毛泽东无疑也深知这一点，新中国在国际上从不卑躬屈膝，使新中国人民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自豪感也无疑促进了广大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文革十年中，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浪潮就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外交进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1年被请进“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就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毛泽东在文革十年的外交大手笔，已经载入历史史册。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在尼克松图书馆世界领袖厅里，共陈列着10位20世纪风云人物的塑像，其中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德国的阿登纳、以色列的梅厄夫人、埃及的萨达特和日本的吉田茂。其他人均为站像，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坐姿，放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李锐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分析有看得准的一面，即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性一面。但是，他大大低估了这种正确思想对中国发展，特别是文革十年那个特殊时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农业问题仍然是基础问题。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说道：“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见《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第11版)。无疑，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华一直在不断影响着我们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这也应该算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关于农业与外交，毛泽东特地于1972年1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不称霸”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以前，特别是在那个“东亚病夫”时代，你如果还敢大言不惭地高呼“不称霸”，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只是当你手中有了实力这张牌，你才有信心宣示对外交往“不称霸”，彰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君不见，毛泽东之后的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不正是在继续行走在毛泽东当年奠定的这块外交基石之上的吗? 　　第三个看点应该是文革十年的科技发展。上面说到“不称霸”是在有实力之后才提出的。文革十年，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很有发展的十年。“两弹一星”的成功，使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许多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尽管来自海外，但没有被当时的“海外关系”所牵连。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思想动力，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思想的教诲。以至于蒋介石先生都纳闷，他主政时期送出去的留学生，怎么都成为了共产党科技事业的核心力量?当年科技事业的发展，至今仍在继续辉煌。就在前几天，2011年10月2日，中国航天专家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刘纪原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但当时的主角，则是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刘纪原获得的这个最高奖，是国际航天界对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斗的肯定。回顾往事，我们今天的领导层，应该有所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竟有如此之多的为中国崛起而忘我奋斗的人才。 　　以前国人很少听说屠呦呦女士。直到最近的2011年9月，她获得了美国的拉斯克奖才名声大震。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的成绩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取得的。所以文革十年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仍依旧辉煌。李锐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毛泽东的思想对那个时期科技事业的积极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最近看了谈家桢的自传《生命的密码》，非常有感想。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谈家桢被内定过“右派”，文革运动中不但失去了妻子，自己也受到了迫害。但是，他没有把个人的不幸迁怒到毛泽东个人的身上。相反，他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人就是毛泽东。自从1956年毛泽东和他开始交往，他就一直感受到毛泽东对他，对他的科学事业，对中国的文教科技事业，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教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劫难当头，遭到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 　　1968年的一天，我在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俯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我激动万分。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 　　我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似乎不经意却落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点名解放了八位教授，这八位教授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谈家桢、周谷城、苏步青和刘大杰。 　　不幸的是，对毛主席的指示，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他们‘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致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党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决定对外宣布毛主席的指示。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我自然又是一番激动，以致失声痛哭。这一次，又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把我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接受在教育’的行列。尽管此时的我已是‘遍体鳞伤’，且垂垂老矣。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毛主席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我的遗传学研究仍牵挂在心。” 　　(见《生命的密码》091-092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见《生命的密码》136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文革十年期间，文革运动贯穿其中。在文革运动中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而忍辱负重为国家富强拼搏奋斗的事实。你可以把他们斥为愚忠，但他们的功绩已经彪炳史册。我很喜欢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我觉得仰望星空确实是一件美妙的情，因为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谈家桢星”，还因为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引领世界各国仰望到了太空中的中国形象，也因为最近再续辉煌的“天宫一号”的顺利升空。尽管有人祈祷升空失败，甚至祈祷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失败，但那是极个别的人，他们也就享受不到仰望星空之美了。那些在曾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过不公待遇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天天沉浸在过去辛酸的回忆中，也可以形诸文字把你心中的控诉流传下去。在言论自由日益宽松的环境里，别人无权干涉你的心情表达。但是，象以谈家桢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感受同样也可以自由表达，普通中国工农大众对那个年代的感受也可以自由表达。如果当你听到这种表达不合你的心情的时候，就认为大家都想回到过去，你就感到极不舒服，甚至想出国或者自杀来拒绝这种回到过去，确实是小题大做，神经过于敏感了。过去的日子回不来，就象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也抹杀不掉一样。你们最好向李锐先生学习，他是比较有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即使在他深刻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而且，在他批判毛左时，也没有否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部分。在笔者看来，而正是这些正确部分所产生历史作用，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从上述文革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可略见一斑。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文艺。虽说文革十年可以有点夸张地说是“八亿人民八个戏”，但是这其中有些戏的含金量并不少。《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31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文中写道：“四十多年过去，现代京剧《沙家滨》的经典化语言、经典化唱腔、经典化人物、经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艺术丰碑。”“江青提倡的‘十年磨一剑’的艺术追求，对于经典戏剧的创作是十分必要的。于会泳把西方歌剧集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题旋律和音乐元素引用到京剧唱腔之中，并且把四十多种地方戏剧曲艺的音乐素材，成功地糅进高度程式化的京剧音乐里面，对于丰富和发展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笔者认为，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实在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看看今日流传海内外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生命力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了。而今天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做得很不够的，因而他们中许多有含金量的话语，也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 　　有一位茅于轼老先生，我可以理解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但是，他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既不能与国内主流接轨，也不能与国际主流接轨，明显是一种对历史的调戏。人们只要翻翻国际上公认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那位老先生讲的历史很多都确实不着边际的。这样的文章也能登上《炎黄春秋》这种正规的刊物，也确实难令人叹服。好在那家刊物的编辑脑子还管点用，把太离谱的言论给删了一些。还有一位百岁老人周有光，一生中还算有点名气的就是头上顶着“汉语拼音之父”的光环。实际上，毛泽东是一直亲自指导、亲力推行汉语拼音工作的。为此，毛泽东还得罪了一些人。当年的“右派”人物罗隆基就指责毛泽东：“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来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见《毒草集》第52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1月)。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历史真相很容易呈现。这位老先生最近终于口头上推辞掉了这顶光环，但绝口不提毛泽东的的贡献。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基本都是负面的。2011年4月，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家都明白，应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毛泽东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往苏联一边倒，现在研究毛泽东，越研究越清楚，毛泽东很多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只有一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打麻雀是他创造的。苏联的道路走错了，结果毛泽东时代许多都是破坏中国的，没有好处。” 　　作为一名有历史知识的老者，把个人的喜好看得太重，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了是一种主观意气之举之外还有什么呢?至少你也要加上一句毛泽东对你“汉语拼音之父”的支持嘛。究竟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文革十年，周有光肯定不会有袁隆平和谈家桢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所欣赏的杨宪益则可以作为他的一个参照人物。毛泽东在和杨宪益交谈时对翻译《楚骚》有过不同意见。杨后来回忆时说：“后来我想了一下，毛主席他的话当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在回忆文革运动中被批斗时，他说：“我没有吃什么苦，也没有人打我。大概平常我的人缘也不错，也没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打我几下，或者是踢我几脚，没有，都很客气。”后来谈到坐牢，他也说“不苦”(见《读书文摘》2010年第5期31页)。特别“有趣”(周有光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的是，在周有光的言论中，还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北洋政府包容学生游行态度的溢美，对国民党政府时期言论自由的褒扬。但是他忘掉了那个年代解决不了最根本的“人民的吃饭问题”(艾奇逊语)。所以，要让这位老先生理智一点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饿他三天”(易中天语)。在宣传两位老先生的言论媒体上，不同意两老观点的文章被绞杀是常事。知名旅美学者薛涌为此与南方某报中断合作就是一例。看来言论自由还有个各取所需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两老竭力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心情是可贵的，也是可理解的。但是，把力量都用在一些极端言论上，恕笔者直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政治的天真。现在是信息世界，任何人都是不容易被糊弄和忽悠的。 　　当前中国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笔者觉得眼下的现状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百姓很多牢骚满腹，中国的反腐很多是越反越腐，中国的精英很多是想出国另谋出路。要破解这些难题，可以探讨多种途径。不管用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等等，都可以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实事求是地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赢得最广泛的民意。其中对文革十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邓小平就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当年有人想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是，邓小平是个有大智慧的人物，深谙”实事求是”的真谛。他认为，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农民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些话说到底，就是一切都要尊从大部分人的意见。正因为邓小平以这样的认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我们中国才有了这辉煌的三十年。如果我们要完成邓小平所企盼的所有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也一定非要有邓小平那样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可。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09日 – 14:01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七二〇事件中武汉公检法部门保守派组织成员挥舞手枪和长枪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外示威 作者:申晓云，选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总第54期 今年是 文革 四十大祭。四十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风暴骤起，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而且肆虐整整十年，其给国家、民族，乃至很多家庭、个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都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四十年过去了，这场风暴究竟缘何而起？在风暴的中心发生过些甚么？何以造成如此浩劫？究竟谁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个谜。《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已对以上问题作过结论，然而，经历过 文革 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类官样文章早已失去信任，他们有权力要求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给他们带来如此深重伤害的根源究竟是甚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揭批『四人帮』」。本文是对 文革 中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来龙去脉历史真相的一个考察。文章主要依据为「七．二○事件」前后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主要档，毛、林、周等中央领导人和 文革 小组成员的一系列讲话，和现今已正式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等。由于仍受某些核心资料缺乏的限制，其中有些分析是本人依据史料的逻辑推理，仅为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立，有待以后史料的进一步印证。 一、 文革 中的毛、林关系和矛盾的产生 林彪 事件是 文革 中最为震撼，也是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中共党的第二号领袖，且已被党章明确规定为毛的「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党、叛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并在出逃的过程中可耻地摔死于蒙古的温都而汗大荒漠，这一当时让举世愕然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甚么会发生？文革中毛、林的交恶究竟起于何时？他们的真正分歧又是甚么？对此，从中共对 林彪 事件所作的结论和披露的档案，以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毛、林矛盾乃肇起于中共九大召开之时，而是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则为「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1其实，此说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革中毛、林矛盾的产生，要比这早得多。根据现有史料，已可明确判断：文革中的毛、林矛盾开始于1967年初，也就是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的全国性夺权斗争掀起高潮后，而发生于是年7月的「七．二○事件」 实乃毛、林交恶的肇端。 在叙述这一段史实前，有必要对文革前后的毛、林关系作一点简单追溯。林生于1907年，比毛小14岁。毛、林相识40年，共事也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 林彪 作为中共将领中最出色的「常胜将军」，为毛打造红色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作为毛的亲信大将，在追随毛多年后，也看清了毛要做的，以及所喜欢的一切，于是投毛所好，不仅在党内刘少奇集团处于鼎盛时，林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为毛摒挡来自对手的攻击，2还在其任国防部长期间，大力提倡学习 毛泽东 著作，编选《 毛泽东 语录》，背诵「最高指示」，并用他那明快的林式语言，发明了「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把对毛思想的学习推向了全军，乃至全国。文革中，更是把毛吹成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救世主」。3为保障毛文革步骤的采行，迫毛的对手低头就范，林动用军队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有效控制，这是毛轻松拿下「三家村」，搞垮北京市委，并从武汉回到北京，开成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正式掀起文革巨浪的关键。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林的支持，毛的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林彪被公认为毛最最亲密的「战友」，文革造反大军当之无愧的「副统帅」。 然而，毛与林的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亲密」无间，否则在毛需要让林彪为其发动文革「保驾」时，也用不着以牺牲罗瑞卿来达成与林彪的交易。4此外，林彪事件后才公开的毛给 江青 的一封信中，也可看出毛对他「那位朋友」的不屑。5而这一不屑并不仅是因为「那位朋友」对他的肉麻吹捧，毛其实对此是很受用的，而且也有需要，之所以有反感，主要是毛看出了他「那位朋友」对他的吹捧并不那么实心实意，而是如他信中所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毛向来只有他利用别人，却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利用，这才是他之所以对他「那位朋友」产生反感的主因，其实，这也是明了嗣后毛、林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关键。当然，尽管毛、林之间确非一无嫌隙可言，但总的来说，数十年风雨中，毛、林之间还是保持了较他人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两人的关系更得到了发展，只要有伟大统帅的光辉形象出现，他的身旁就有一个晃动着「红宝书」的副统帅，给人一种形影难分的印象。然而，统帅和副统帅的亲密合作只进行了一年，1967年，随着军队 「支左」的开始，两人的矛盾产生了。 文革中的军队「支左」，可以说最初是秉承毛的指示进行的。在1966年快要结束时，由于毛、林连手，挫败刘、邓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往被毛认为已被刘少奇篡夺的党中央大权又回到毛的手中，下一步文革如何进行，可供选择的方式有两种：一、走以往搞组织清洗的路，对干部队伍作调整；二、整个推倒重来，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设计政权机构。毛认为第一种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邓经营多年，下面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让原来的当权派继续掌权，那无疑将是刘、邓「秋后算帐」的基础。于是，毛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干脆把旧当权派全部打倒，另起炉灶，以便让经受了文革考验的毛所信得过的人取而代之，建立起毛所希望的革命新政权。为此，毛在他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上，举杯的祝词竟是「庆贺全国全面内战开始！」6毛用这样的方式下达了全国「夺权」的动员令。7然而，要把原「当权派」全部排除出权力体制，当然也会受到原当权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事实上，「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后，尽管各地大多数「当权派」都基本被迫「靠了边」，但在原政权机构未被彻底摧毁时，这些老「当权派」，只要没有被组织定性为「反党分子」，不管造反派怎么在大字报上「砸狗头」，他（她）在所在地区和单位，仍具有相当威信，说话也仍具相当的效力。而在这样的动乱时期，作为被革命对象的当权派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一般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态度，即自动放弃权力，你要打倒，我就干脆躺倒，这样也能少犯错误，等运动后期组织下结论；另一种则较为积极，即对毛、林搞这一套不服气，不买帐，或干脆加以抵制，在「造反运动」起来后，公开对抗无疑飞蛾扑火，于是就如毛所说的，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和操纵群众组织保自己。于是在1967年初的时候，各地都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现象，一派被称为「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则被指为「保皇派」。但一般来讲，由于造反组织成员比较复杂，且得不到支持，人数也较少，在地方上多半处在被压制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而其时奉了中央文革之命，到各地煽动「夺权」的北京造反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到各地后也都受到当地「保守组织」不同程度的围攻和驱赶。为保障文革「夺权」步骤不被干扰。1月21日，毛在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 文化大革命 ）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8第二天， 毛泽东 、 周恩来 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9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以「决定」和「社论」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始介入地方。为确保文革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避免国家生产建设因动乱而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 文化大革命 」保持在可控驭的范围内，在其后的数天中，毛又连续对军队在文革中应担负的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下达了具体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三支两军」便奉命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