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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的政协和人大两会上，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 据本台报道，四川阿坝地区3月5号再次发生一起藏人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自焚事件。一个名叫多杰的18岁藏族青年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政府大楼前点火自焚。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藏区虽然也有极少数寺庙和极个别僧侣遥相呼应，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代表藏区主流，丝毫不能阻挡藏区发展稳定的大势。四川阿坝州州长吴泽刚说，西藏阿坝地区里连续出现自焚事件的背后原因是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的诱惑和欺骗。 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中国藏区的自焚事件是北京的西藏政策所导致， “在国际上大家都非常清楚流亡政府从来都没有支持或者说去鼓励这样做，反而相反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公约呼吁不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方式——自焚的方式。中共一惯的作法就是遇到问题，推到达赖喇嘛这边，特别是流亡政府这边。　” 过去一年，至少有22名藏人因反对中国压制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自由而自焚，其中包括数名十几岁的青年。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西藏的自焚事件，要从中国的西藏政策上找原因， “所谓海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也好、达赖也好，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矛盾，谁都掀不起来。如果有矛盾，压也是压不住的。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毫无理由的外头的几句煽动而采取自焚、自杀行动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荒唐和可笑的。”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当前新疆形势稳定、团结，暴力恐怖事件不是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反人类的。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他还表示，今后发生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生一件，解决一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本台记者说，张春贤代表的是中国的政治利益， “当局所说的严打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当地推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治理。而当地所出现的一切动荡和当地在中国所推行的系统性镇压有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编造各种谎言，来推卸自身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动荡。” 迪里夏提说，中国的严打政策不能平息维吾尔人的反抗， “中国当局如果他们认为严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的话，那么中国当局就应该无条件的尊重维吾尔民族的言论、聚会、游行、结社等各方面的权利。另外有关两会代表，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这两会的代表完全是一个政治花瓶。” 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加拿大的魁北克因为是法语区，其语言和文化传统和加拿大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别，当地一直闹着要独立，后来事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通过一次魁北克的居民投票自决，从投票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魁北克再也不会提那种独立愿望和要求了，为什么呢？魁北克的大多数人还是要留在加拿大的。少数人通过这一次的充分的民主表达，知道自己的那种过激的愿望和要求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所以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政治上的解决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也表示，为了缓和新疆当地局势和政治冲突，建议人大会议审议民族自决权立法公投，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维吾尔民族的政治归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2012年 3月 05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普京的笑话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3月2日会面，中国人戏称二人转 外交是内政即国内政治的延伸。而当今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特色就是公众和官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呈明显的对立。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贪污泛滥，官场腐败，特务横行，民主退步，选举成为当局操纵的笑话。但在中国当局看来，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取得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巨大成就。 *二人转一路转下去* 前苏联特务机构KGB出身的普京先前在当了两届总统之后改任总理，推出他的心腹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然后，正如世界各国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在梅德韦杰夫当了一届总统之后，普京再度出马竞选总统。 这种将国家最高领导人职位视为自己和同党的囊中物的做法，被中国公众戏称“二人转。”3月4日，在普京按照自己的计划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一个讽刺俄罗斯政治黑暗90年大致不变的笑话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传开，显示出中国人的世界一流的幽默： “俄罗斯大选是有规律可循的：列宁没头发，斯大林有头发，赫鲁晓夫没头发，勃列日涅夫有头发，戈尔巴乔夫没头发，叶利钦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 *俄罗斯的“巨大成就”* 中国民间有关俄罗斯大选的笑话，明显反映出中国公众对剥夺人民选择权、选举权的专制统治的愤恨。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则展示了跟中国民间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普京按照自己的计划重新当选总统之后，中国率先向普京表示祝贺。 3月5日星期一，中国官方的权威通讯社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题目是：“国家主席胡锦涛5日致电普京，祝贺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新华社的电讯说： “胡锦涛在贺电中说，进入新世纪，俄罗斯人民为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相信俄罗斯人民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将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中俄两国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断巩固睦邻友好，扩大互利合作，深化战略协作，对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振兴，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形势下，中方愿与俄方一道，并肩携手，持之以恒，进一步落实好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规划及各领域合作共识和协议，努力把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上更高水平。” *中国·俄罗斯·叙利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普京发出祝贺的国家。对这一奇特又不奇特的现象，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法新社的报道是： “这次俄罗斯大选的一些候选人、反对派的代表，选举观察组织，以及独立媒体表示记录到广泛的选举欺诈现象。中国则罕见地领先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俄选举作出了反应。在此之前，伦敦表示正在期待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选举观察团的报告。欧安组织将在星期一提出有关这次俄罗斯选举公平性的报告。 “尽管中俄两国传统上互不信任，但两国最近关系密切起来。中俄两国都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强烈谴责叙利亚当局，在联合国阻止了一项谴责叙利亚的决议案，否决了另一项决议案。” 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国际间如此眷顾不断用大炮等重武器轰击反对派的叙利亚，叙利亚当局也自然而然地对普京再当总统表示高兴。美联社星期一从毗邻叙利亚的黎巴嫩发出报道说： “叙利亚星期一祝贺弗拉基米尔·普京重返总统职位，表示普京的‘强人’地位将重塑国际关系。叙利亚国营的《十月报》发表社论说，普京将尊重‘各国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们的内政。’” *中俄专制，皆难维持* 普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重新当上俄罗斯总统，跟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玩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二人转。”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俄罗斯取得的“国家稳定”的可喜可贺的巨大成就。但在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编辑杰克逊·迪尔看来，这只是专制统治黔驴之技的表现。在普京宣布并庆贺自己重新当选的当天即3月4日，迪尔发表文章说：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与之交谈的俄罗斯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俄罗斯过去10年的独裁统治已经死亡。现在的唯一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谈完俄罗斯之后，迪尔把话锋一转，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世界独裁大国相提并论： “对另一个貌似稳定的独裁大国中国也可以这样看。上个月，中国下一任统治者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精心安排的访问。这是中国政权在明年让习近平平稳接掌政权、以便在未来10年进行统治的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的计划人员也表示，这种权力交接安排所暗示的政治僵化停滞局面是玩不转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技术官僚跟世界银行共同撰写、并在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份令人惊奇的新报告，其结论是，为了在未来20年里维持经济增长，‘中国必须调整其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准许自由辩论，建立法治，实行政治开放。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俄罗斯和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对常数：两国都实行专制，抵制自由扩散，时常对邻国展示好斗姿态，越来越有钱。两国的统治者也都以为这种局面可以再延续10年。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普京和他在北京的同党日益意识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来源所在。普京上个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我们（俄罗斯）的社会已经跟20世纪初完全不同。人民越来越富裕，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多。我们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民对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崛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仅是要保障他们的富裕，而且还要求更多。 “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计划人员联合撰写的‘中国2030’报告则表示，‘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必将导致人们要求政府对社会表现得更好，让公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和实施。假如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可能导致社会紧张。’换句话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不会容忍当局再将自己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10年。”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5:42:03 阅读量：0次     薄熙来说，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汪洋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村民组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B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派记者/胡键 谢思佳） 薄熙来：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共同富裕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重庆日报》） 　　5日，重庆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总理的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分析了问题，令人深受启发。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继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说，总理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谈成绩准确精当，对问题也不避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报告。报告对民生改善极为关注，强调下一步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讲到当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时，报告多处提到收入分配和缩小差距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总理说：“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报告的一大重点，也是亮点。 　　薄熙来说，大家都知道，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报告提出要对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好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影响不小。一是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如果基尼系数过高，势必影响多数群众的生活质量。二是影响社会消费。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衡，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多数百姓想买却缺钱，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已绷足了劲儿，今后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有了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活跃，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之，市场萎缩，经济就会相应受到影响。三是影响社会发展。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动力，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所在。如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发展自然大有前途。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稳定，而分配公平，多数人能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鼓励竞争，又要重视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这关系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看这个“核心价值”既是理想和信念，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道路。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在促进共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薄熙来说，多少年来，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不仅没有影响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还位居全国前列。去年，我市GDP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倍，年均增幅15.7%；一般预算收入4年间增加了1000亿，年均增幅35.4%；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增长，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坚持对外开放，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去年当年引进106亿美元，增长了9.6倍。重庆还“走出去”，连续两年对外协议投资50多亿美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经济活力。相反，实践已经证明，促进分配公平与优质、快速的发展可以兼得，而且相辅相成。共同富裕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会越走越宽。（记者 肖竹） 吴邦国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03月06日07: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吴邦国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５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代表们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争相发言，吴邦国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讨论。 　　在仔细听取张宝顺、吴存荣、王亚非等代表发言后，吴邦国发了言，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安徽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吴邦国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三点： 　　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要把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着力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步伐，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 　　三要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加大大别山区扶贫工作力度，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北京３月５日电  ）

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感动 郭飞雄 ：3月3日，3月4日，那边的人气特别旺，超出了多少人的预料。第一，投票率大概接近80%（据新华社报道，3月3日，投票率为81.45%）；第二，来现场观察选举的各界人士最少几千人，有人估计有上万人。有些人第一次来，看到这种人群沸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些网友还哭了，流眼泪了。很感动，他们见识了真正的民主。 法广 ：就是说这次选举―也是村委会选举的最后一个阶段整体情况非常好？ 郭飞雄 ：相当规范，充满了中国人的那种热闹，那种安详，一种纯洁的、真诚的信念荡漾在那种气氛中。 法广 ：在中国历届基层选举尝试中没有看到的一个场面好像是这次选举的竞选演讲？ 郭飞雄 ：我认为，对（选举）竞争性的一面不能过于夸大，因为中国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20多年了，全面推广也有13年，很多地方竞选的激烈程度超过乌坎。但是，它这里最规范。 乌坎选举说明中国人能够推进真实的民主 法广 ：怎么理解乌坎的选举可以这么规范、这么顺利地进行，而实际上基层选举、村委会选举已经实践了十几、二十年？ 郭飞雄 ：过去的十几年，全面铺开村委会选举以后，由于法律规定本身漏洞非常多，再加上中央集权制的县政府、乡政府操控、干扰选举，使得绝大多数地方的选举流于形式、贿选。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村级民主选举在绝大多数地方失败了，（处于）半瘫痪状态。所以，乌坎这次真正的、不受操控的、让人民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独立自主地推进的选举，显得特别具有示范意义，说明中国人能够推进一种真实的民主，能够享受真正的民主权利。 至于缔造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广东乌坎农民本身的人口素质、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团结、面对官僚长期压迫的时候表现出的强烈的抗争、依法理性维权的意识逼迫官僚系统做出了让步。官僚体系内部的改革者，和农民维权民众一道，把一种土地维权转化为政治维权，转为民主实验，所以，官民各方都没有表现出想破坏和操纵选举的欲望，它就来得比较真。 法广 ：但是，任何一种体制都有一种自身的惯性。乌坎这次首次尝试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地进行？这期间是否发现有体制的惯性运作呢？ 郭飞雄 ：这其中实际上有三方博弈。有省政府或者省政府背后的中央，还有陆丰市、东海镇的官员，第三方是真正的民主的主体―乌坎村的农民兄弟姐妹。听村民们介绍，基本上省这一方比较真诚，就等于说农民与省经常处于一种比较接近的联盟；地方上―陆丰市一方，由于过多地担心，可能就人为地给选举进程的安排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不是要破坏投票本身。 民选机构未来如何面对中央集权制代表？ 法广 ：现在选举已经结束。未来，乌坎村怎么面对陆丰市、东海镇呢？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行政关系呢？ 郭飞雄 ：按照法律，中国的宪法第10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和乡政府、县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调节。所以，我认为，乌坎村的农民、村委会和村代表会议未来主要应该根据宪法第10条，通过法律方式，处理和乡政府、和县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是最理想的。 法广 ：但是，现实能不能够这样按照法律的规定运作呢？乌坎村经过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这在中国基层选举中还是第一次，它所获得的合法性也不一样，而且，它也是在村民极大的希望中诞生。那么，它在处理和它的直接上级机构的关系过程中，是否也不会很顺利呢？ 郭飞雄 ：对。这里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来源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村民自治是老百姓投票，是人民授权，它的合法性来自于乌坎村村民。而乡政府、县政府，它的权利属于整个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基层部分，合法性来自于上级的任命。这两种不同的合法性必然会出现各种冲突，导致中央集权制的陆丰市和东海镇必然地要干预、插手乌坎村的一些村级事务。具体表现在：土地、未来的社区自治、海港的使用、污染问题、工厂的管理权问题，还有出现了内部自治的纠纷：罢免权的确认、罢免过程的指导问题……这么多方面，县政府和市政府肯定要干扰、插手。今天的村组法和其他的法律也给他们干预村级事务提供了很多合法的窗口。所以，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前，乌坎老百姓，乌坎村委会，村代表会议，怎么能依据法律，逐渐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多地争取到完整的、合理的村务自治，要看他们的智慧了。我刚才讲列举的那七、八条事务，每一条都是我调查的结果。这里每一条都面临着和乡政府、县政府的冲突。市政府、县政府是不会把管理权完全彻底地转交给乌坎村村民的。所以，未来双方的 冲突、博弈必然会长期持久地进行 。 乌坎村民主选举的三大成果 法广 ：听您的介绍，乌坎村未来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那这次民主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作为乌坎事件起始原因的土地问题呢？ 郭飞雄 ：我认为，应当分两步谈：第一步，这次乌坎选举已经实现了什么？第二步，民主在未来能做什么？ 这次乌坎村的民主选举试验引起中国和世界上强烈关注，里面有有些全新的东西值得我们重视。除了前面讲到的选举来得全面的真诚规范化外，它人口规模比较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镇，选举几乎全部采取直选方式：选举委员会直选，村代表直选，村委会成员直选，这三大直选在学术上、思想上很有独创性，就是说，乌坎村这一次在推进村级民主的过程中，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宪政民主的框架。有一个村代表会议，有一个村委会。乌坎村的那些实践者试图像林祖銮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小村委会、大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分权制衡的框架。这样呢，小村委会就相当于一个小政府，大村代表会议就相当于一个大议会，大社会，大人民，这就产生了原始的两权分立的雏形，在整个中国其他所有的村庄民主选举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它最新鲜的地方。 在前一段时间，乌坎村的选举还曾经尝试把村代表会议的召集权由法律规定的村委会转移到代表会议本身，想选举独立的会议召集人，（但是）这种思路好像县民政局不同意，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思想准备不足，老百姓投票也没有通过。如果他下一步能够敢于突破村组法不合理的地方，使得村代表会议有独立的召集权，然后再把村委会的一部分权力合理地转移过来，那么，两权分立的框架就做得比较好了。 乌坎村的民主选举可以说赢得了这三条：第一，全面规范化；第二，三大直选体现了人民主权；第三，他正在尝试村委会和村代表会议的两权分立，这是一个宪政民主分权制衡的框架，对整个中国其他村庄未来的民主选举有巨大的启迪意义。这是乌坎村选举已经取得的（成果）。 现在取得的民主成就、建立起来的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这些民选班子能够做什么？民主能够帮助促进解决老百姓最关切的事务吗？我认为可以。正确的方式还是要根据制度来，不要根据个人来。就是，如果乌坎这两大班子，把村委会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村代表会议（首先是土地管理权），如果在村代表会议里成立一个土地管理委员会，这会有力促进他们未来土地维权。因为土地是农民主要命脉，是他们的生命线，乌坎村的土地价值几十个亿。这么大一笔财富、一笔资产，由七个村委会成员掌管是不妥当的。应该把这个管理权，把土地的征用、收回、开发、承包、转租这些主要重大事务的权力交给以村民代表会议主导的土地委员会来设计、安排，最终决策的时候应该让全体村民集体投票。比如说，某某要征地两千亩，或者两百亩，这种大事，就应该由全体村民投票，三分之二通过，才允许土地征用。 法广 ：但是，这些是指未来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在一个新的领导框架下，问题可以按照新的原则运作。但是那些已经被转卖的土地，（新村委会）有没有可能追究既往问题？这个难度是不是就更大了？ 郭飞雄 ：这个难度大。我刚才说的话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决定最后怎么追回土地。追回土地肯定要通过法律活动，要打官司，要走法律和行政程序。但是，土地这么大的事，得罪那么多人，让几个村委会（成员）来负责，他们做不到，也给他们个人带来太大风险。如果把土地追索、维权的问题、权力交给村民代表会议、组建一个大规模的土地管理委员会，当事人风险小了，实际上更可操作了，别人打歪主意的可能性更小了。 对乌坎未来道路不能过于乐观 法广 ：您多次提到乌坎选举尝试的示范意义。具体来说，他对整个中国基层选举可以有怎样的示范意义？乌坎村的模式是否有可能推广开来？乌坎是否会只是一个特例？ 郭飞雄 ：我认为，如果在几年前，乌坎就会是一个特例。在今天整个中国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汹涌澎湃，很多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最近几年将要发生的情况下，乌坎不仅仅是特例，他有可能在为整个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做实验，提供一些深层的含量。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要善于从乌坎经验中挖掘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村级民主自治要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框架；第二，就是过去的村组法不够合理，把很多重要的权力上交给县政府和乡政府。乌坎村老百姓要敢于突破村组法不合理的地方，改革先行，通过自己的实践，推进法律改进，彻底实现村级完整的自治，村里的事务从村开始，到村结束，不需要上级来指导，不需要上级来确认罢免是否合法，不需要上级来干预土地，不需要上级干预他的经济事务，如果能够实现彻底的完整自治，未来就有利于在全国层面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我刚才说到，中央集权制的县政府和乡政府必然要干预村级事务，在这种必然产生的冲突面前，我们争取通过乌坎试验，找到一条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用一种合理的、可行的司法救济，处理村委会和县政府、乡政府的冲突，这样就能建立一种法制下的民主框架，就是用司法救济来处理违背村组法、违背村民自治、上面的县政府、乡政府干预村级事务这种情况。如果乌坎村能在这三条中做出重大的实验，那他对全国就有重大的示范和启迪意义。如果仅仅是选举的推动，那作用不应该夸大。 法广 ：从这些介绍来看，其实，乌坎村初具形式的自治模式能否长久持续下去，还要依赖整体架构是否可以和他协调运作？ 郭飞雄 ：对。就是说，单独乌坎村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乌坎村能做的仅仅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点：宪政民主框架下分权制衡，后面的完整自治和司法救济，这些都需要中国的民间社会，维权运动，还有中国的行政系统共同参与，真诚地推动这项改革。 另外一点，我觉得对乌坎未来的事情不要过于乐观。一切才刚刚开始。民主以后怎么办？民主以后处理村级财务、处理港口、处理土地维权……难度非常大。据我了解的情况，从省、汕尾市到陆丰市，对这次民主选举比较积极，对村级财务清账、土地维权比较消极。所以，我觉得，乌坎村民和全国以及世界上关注、支持乌坎民主实验的人对未来的、民主之后的民主治理不要太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