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

中国人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感想，应该是奥巴马先生为什么不是中心，不被其它人紧紧地围绕着！这完全像我所熟悉的报纸和杂志编辑室，总编完全有可能顺便就坐在奥巴马的位置，但编辑们心里还是知道他是总编。什么叫帮会什么叫政府明白了吗？ 我们看黑帮电影，那是对现实的真实描摹：老大一定要坐在中间，走在前头，一众喽啰拱卫着，喽啰们无一不是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其实，你心里忠不忠是一回事，你心里再臣服，也需要这个形式，有时，甚至你心里不忠都不重要，因为有办法制约或者威胁着你，你不敢做不忠的事。 但是，这张图片说明，一个文明的政府，不需要那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帮会形式的帮衬。这就是选举政治的力量。它改变了自古以来的政治动作。 据报，在击毙拉登之后，现场没有一个说话，然后是奥巴马站起来，第一个说话。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从四月下旬到昨天，《 人民日报 》以“ 本报评论部 ”的名义发表的多篇文章值得同业和社会关注。它们以关切民生的主题、平和说理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以往对于 人民日报 言论居高临下、官话十足的“刻板印象”。这些文章多次被《南方都市报》言论版推荐转载。凤凰网还专门为其做了“系列”链接。       昨天的评论是：《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其标题与4月29日发表的《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句式几乎完全相同，反映了这个言论系列基本的姿态：为民间社会代言，向执政者诉求。这样的句式使我联想起今年3月出版的《凤凰周刊》第8期有一篇评论的标题的相近句式：《共产党要对自己的人民有信心》。       在 4月29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这篇文章的结尾，甚至不避“敏感”，明确地提出“ ”这样的命题——这对于《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虽然司空见惯（也主要在经济学语境），由《 人民日报 》明确表达出来，就不同凡响。      “ 人民日报 评论部”这个系列的言论，在话题、语态、语汇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已同“其他媒体”融为一片。   比如5月19日发表的《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的最后两段：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说得真好！平衡、平等、平和。看不到这家最高党报的言论往往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权力感”，却透露了作者在处理“理性”这个话题的学理修养。   这使我想到：党有权力，党报作为党的喉舌，也就也就总会发表一些有着权力来源的言论。但是，党报自身作为媒体，党报评论员作为新闻人，却不应该被“权力感”所“毒化”，否则，就会失去懒惰人民交流的语言能力，最终使党报失去人民。   什么叫“ 本报评论部 ”的文章？大可玩味。在西方新闻人看来，这不是就是社论吗？但《 人民日报 》的社论可绝不是可以擅用的，也许，即使是《 人民日报 》评论部自己也不可擅用，即使社论的规格常常用在我国与一个小国建交的事情上。   当“中纪闻”（见5月25日《 人民日报 》评论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等等暗示着重要来源和权力色彩的署名时常出现在《 人民日报 》上的同时，以“ 本报评论部 ”署名，也许同样着意于暗示写作主体的区别。       下面是凤凰网转载这些评论的标题及链接：   4月21日：《“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4月29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5月5日：《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5月19日：《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   5月26日：《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  

辉格  @ 2011-05-19 14:08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总算喷完了，累死了，以后再也不喷了） ———————-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κονομ?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思想也叫边沁主义（ Benthamism ），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 Marginal Revolution ）是由威廉·杰文斯（ William Jevons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列昂·瓦尔拉斯（ Leon Walras ）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所带领的洛桑学派（ Lausanne School ）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 Pareto criterion ）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 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 ”（No.905）和“ 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 ”（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 Paul Samuelson ），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 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 ）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 Kenneth Arrow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先转一位朋友微博 ＸＸＸ ：郑州“工人”聚集在五一公园声讨茅于轼，这是文革的翻版，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集体发作？或许先知总是寂寞的，袁崇焕也会被北京人生吃下酒。   ———————————————————————   　　茅于轼被起诉，画像被老工人们在脸上红笔画上叉，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些痛恨茅于轼的人，无论是曾呼风唤雨的高干子女，还是退休的平头百姓，今天都是六七十岁的社会边缘人，处于人生存在感和价值感的最低潮。 　　对这些人来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全在毛的时代，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无数个美好时刻，也大都在毛的时代。对他们来说，茅于轼否定的不是毛这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代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九斤老太太的现在永远不如过去，是一种普遍心理，只是在今天，它或许比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对中国这一代老年人来说，随着企业改制、城市改造、农村空洞化等一系列巨变，他们以往全部的社交关系、价值归属、情感纽带、道德载体、文化寄托，随着他们熟悉的旧世界的完全解体，被完全粉碎肢解。 　　有什么可以对抗巨大的心理失落，有什么可以对抗孤独，有什么可以安置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可以慰籍自己的心灵？ 　　在没有宗教，没有社区，没有组织的精神真空里。惟一可以拥抱的，也就是过往的回忆，一种以毛为符号的回忆。集体赞美过去，怀念过去，这是他们唯一的集体的精神纽带。 　　其实，热烈拥护毛怀念毛的人，多数并不当真愿意回到过去，有谁会真的完全忘记当年的匮乏，有谁会忘记当时的严酷。但现实或许更残酷，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毛的是与非，而是自身的心灵。对他们来说，毛这个符号，其实是一种宗教需求。 　　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内心，才有勇气去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去怀疑自己的全部判断，否定一生曾经的全部荣耀和骄傲。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可作为工具的思想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中国人多的是自我调和精神，而从来缺少那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直接逼视内心的批判精神。 　　即使是在被誉为最有批判精神的德国，完成对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不是全民集体转变的方式，而是以在代际之间形成巨大观念鸿沟的方式。就像我一位朋友，爷爷是死于东线的党卫军，奶奶曾参加奥运会，老奶奶至死都拒绝与后代谈论任何历史话题。 　　所以，评价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那些一生成为毛的试验悲剧的人来说，它是个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两种话语不可能对接。 　　拉长时间看，没有必要为这么多人崇毛而担心，毛作为一代人别无选择的的精神支柱，随着那一代人的逐渐凋零，他的评价问题，终将回到本该有的位置上。 　　崇毛现象，部分还可与崇儒、尊孔之类的热潮一并观察，因为中国本土的既有精神资源确实如此乏善可陈，所以，任何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资源，都会有一大票人去挖掘墓中古尸，重新涂脂抹粉，以为今日纷乱中国的精神圭臬。 　　乌有之乡也好，新儒家也好，都是为了精神取暖而猬集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放火，就让他们守着那堆火吧。   

这两天在开罗，感觉很穿越，好多事情几乎都是22年前的翻版，甚至连一些细节都非常相似。但是几个关键点的不同，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轨迹有了天壤之别。 首先是穆巴拉克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部分让步，包括举行总统选举，开放报禁等等，虽说有些假惺惺，但起码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其次是埃及军队一直保持中立，这是埃及的传统，不说也罢。第三当然是互联网，尤其是非死不可和西式微博，这一点同样不说也罢。 今天我来说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史称“骆驼之战”。 开罗广场的大游行始于1月25日，延续到2月1日时，穆巴拉克发表了第二次电视讲话，公开服软，保证9月下台不再连任。据说很多人听了这讲话都动了恻隐之心。没想到老穆的儿子不甘心失败，让手下出钱雇佣了一批打手，于2月2日骑着骆驼（对，就是在金字塔招徕游客的骆驼），拿着铁棍和步枪冲进解放广场，对游行者大开杀戒，打死了几十人。埃及军队继续保持中立，只是努力将双方分开，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眼看游行队伍被冲散，这场革命很可能就此功亏一篑。好在负责广场保安的穆斯林兄弟会找来大批援手，和骆驼队展开搏斗。兄弟会的人没有武器，只能从地上撬起砖头砸向对方。正因有这帮人拼命相博，才保住了游行队伍的士气，于是革命继续，直到老穆宣布下台。 据官方统计，这次埃及革命一共造成500多人死亡，媒体的统计则是840人。 我昨天参加了一次游行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地点就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会议室。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一共有10个组织，大家在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争得面红耳赤，我听不懂，只能靠事后翻译。总之大家对现状还有很多不满之处，正在想办法巩固成果，但具体措施存在争议，不多说了。 因为我听不懂，会议期间就和兄弟会的一个保安闲聊，这哥们今年22岁，英语是小学3年级水平，我俩居然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知道他白天修电脑，晚上当保安，每个月挣1000RMB。他还有个爱好是健身，靠当教练挣外快。 从聊天中，以及后来的采访当中，我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并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具体情况不多说了，等文章吧。） 这次实地采访给我触动很大。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大都来自西方媒体，这里面的误解太深了。比如，前几天引起轰动的开罗Imbaba地区宗教骚乱（导致12人死亡），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西方媒体描写的那样，而是有前政府的人士在捣乱。我去看了那个教堂，那是埃及最差的地区，居民全是没什么文化的穷人，在这样的地方很容易煽动起宗教情绪，但这并不是埃及的主流。 总之吧，偏见源于无知。我对埃及的偏见，就是源于我的无知。这次埃及之行让我大开眼界，而我的旅行还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