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相关负责人称，“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据知情人士透露，接任发言人职务的可能是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8月17日《京华时报》 人民网） 这样的人事调动，再一次把世人的目光投放到了一时间“声名远扬”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身上，他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两句话震惊了所有人。但是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除了说话的方式与姿态等方面做的不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责任。如果说他何以成为众矢之的，遭受舆论的猛烈鞭挞，更多的只是因为无意间他把铁道部“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了，背了个巨大的黑锅。 因此，这也就牵扯出一个问题了，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为何入得官场出不得镜头？并且屡屡将自己以及背后的部门拖入到更加惨烈的舆论漩涡之中？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当了八年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又曾为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称为“黄浦一期”学员，还曾到美国考察的资深发言人。2006年还出版了《彼岸掠影：一个中国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在美国的见闻》一书，对新闻发言的实践与体会甚精，他把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视为“富有挑战性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把他与铁道部、媒体的关系比作“一仆二主”。在书中，还有一章叫“优秀的发言人与糟糕的发言人”，可惜的是，最后他确实是做到了“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书的另一章），不过却是以“糟糕的发言人”的方式退场。 就连如此实战经验丰富、理论修养良好的人都能栽了，可见，当一个中国式的发言人是何其的艰难。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建制并不是太久，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并形成了初步的制度化，在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才算真正的形成制度，几年间，形成了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尽管新闻发言制度相对完善了很多，却没有相应的公开透明的行政运作体系，很多政府部门依然停留在以前的理念中，对很多原本应该告知公众的事情，却总是想方设法地掩着捂着。而一旦遇上真正充满丑闻的事件，就更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发言人实际上就很容易被迫沦为了一个传声筒，或者是简单的通稿播放器。最后不少异化为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等类型。 不过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定位不清、级别不高、授权不大，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些兼任发言人的官员层级不高，对核心信息掌握程度本来就有限，而去记者与公众的“长枪短剑”的逼问之下，不失守才是怪事。而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虽然没有任何级别，但可以列席最高级别的会议，直接了解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思想动态。所以说，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决策层中的一员，需要清楚政府每一个政策出台与信息发生的前因后果等方方面面。 本来，当新闻发言人就是一项苦差事，曾经担任过里根总统副发言人的彼得·卢塞尔说，在他看来，发言人是白宫最艰巨的工作。因为发言人需要对两个而不是一个实体负责，一是总统，二是新闻界，他或她必须每天为这两个实体服务。也就是说，得受着两边的夹板气，并且时刻准备着承受风险。但也并不是说，发言人就没有办法当好了。正如白岩松说，做好政府新闻发言人，秘诀是要记住4个关键词，就是进行词语“拆分”，即政府、新闻、发言、人。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个，要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而非发言说新闻的机器），更要把言说的对象当做诚心尊敬的人，做到真诚正直，充满人性。 巧的是，王勇平在《彼岸掠影》书中也说道：“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如今，他最终因在“7·23”事件新闻发布会中编制谎言或者说参与了谎言的传递，丢失了最起码的道义与人性关怀，从而身败名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的命运当为所有政府新闻发言人者鉴，同时更给各级政府敲响了这个信息时代的警钟，政府应将信息公开视为执政的必修课，顺应时代潮流，开诚布公地面对这样一个全民皆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 2011年08月18日 来源：CNTV复兴评论 http://opinion.news.cntv.cn/20110818/103216.s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好的公共生活何以可能？ / 2011-08-14 23:07 / 评论数( 0 ) “异地高考”要是新思路与教育资源分配公平 / 2011-08-07 10:59 / 评论数( 1 ) 从“气”认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伦理 / 2011-07-31 19:50 / 评论数( 1 ) 追问动车追尾事件：铁道部，你何以至此？ / 2011-07-27 23:51 / 评论数( 2 ) 迷失在城市的身体 / 2011-07-23 14:33 / 评论数( 1 )

马英九的前发言人说，“发言人是要帮老板挡子弹的。” “因在7月24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欠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京后已被停职。”——该传言最近被铁道部否认。事实再次证明：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新闻发言人吃力不讨好，他既要讨好老板（他的委托人或委托单位），又要不得罪老百姓。如果不幸“两老”都不高兴，他就是“风箱中的老鼠”。最让发言人纠结的是，有时并不是他的错，他却要为领导的愚蠢、决策的错误、集体的疯狂甚至体制的悲剧埋单。 新闻发言人处境的无奈，并不能成为新闻发言人免责的理由。发言人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发言人遮盖不了真相，但是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方面，仍然大有作为。 如果说委托单位与公众是一条河的两岸，那么发言人就是桥梁。作为桥梁，发言人不能只呆在河的这一岸，“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就是放弃了过河的权利和义务。 新闻发言人过河的过程，就是自己融入大众的过程。所以，沟通的前提，就是要将新闻发言人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面对常识他承认，看到离别他悲伤，遇见苦难他流泪。 新闻发言人守住良知的底线，展现沟通的勇气，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技巧。恰恰相反，发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要遵循其特殊的职业规律。否则，发言人一出，误解更多，矛盾更大，敌意更强，发言人职业的设定就失去意义。像最近马英九和民间友人餐叙，席间一位蕉农向他抱怨香蕉的价格实在太低了，马英九一句关切地反问：“怎么没有早点讲？”没想到引发轩然大波。泛绿猛批马英九不懂民间疾苦，马英九发言人范姜泰基就连忙出面灭火，解释马英九只是心里很焦急，希望问题能及早被发掘，就能及早解决。 如今各级党校都开设了如何面对媒体的课程，我观摩了其中一些培训的录像，发现这样的培训，官员充其量只能应对一下CCTV的一般性采访，如果把他们空投到可以发生“两颗子弹”的台湾舆论环境，恐怕很多人会“出师未捷”。一些培训，模拟了如何面对央视主持人和记者的提问，却没有意识到太多的官员不是倒在央视的枪口，而是某些在他们看来也许不起眼的媒体枪口，有的甚至没有记者的提问，只有网民的问责，像郭美美风波。还有一些培训，讲了很多如何布置新闻发布会会场、如何着装，殊不知，真正的战场是没有套路的，舆论战常常爆发在你毫无意识的时间地点，你还没有摆好阵势，甚至还没有摆好pose，你已经中弹，而且中的是流弹。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陆的官员应该去台湾那个恶劣的舆论环境培训一下“生存能力”，这不现实也不容易，尽管我多么希望大陆官员至少应该关注台湾舆论战的案例，以提高自己应对舆论的水平。因为，我们很难理解：王勇平，这位在“后非典时代”第一批被培训的部委发言人，号称“黄埔一期”，经过多年的培训实战，仍然会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篇“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语气中肯，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反思。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值得商榷。 一是王旭明认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问题是，公众的忍耐能够等待你准备好了再开吗？什么时候才算是准备好了呢？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主导权，要求新闻发言人时刻准备着。 二是王旭明提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这似乎违背新闻发言人的职业伦理。 我曾经和马英九的前新闻发言人聊天，谈及发言人和老板（委托人）的关系时，他说，“伴君……”故意停顿了一下，有人插话“如伴虎”，他笑着接下去：“如伴唱”。他解释说，发言人如同卡拉OK的伴唱，老板唱得好，自己声音就小一些；老板唱不好，自己声音就大一些。“发言人是要帮老板挡子弹的。”有时候，老板对一个表态没有把握，会故意叫发言人先放话，如果大家认同，就跟进；如果大家反弹很大，就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并批评发言人把意思搞错了，发言人心里含泪也要笑着承认错误。 至于老板要不要发言人挡子弹，那就属于老板的职业伦理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大陆，新闻发言人的仕途升迁似乎并不那么令人鼓舞；相反，在台湾，新闻发言人的前途普遍看好。仅以2008年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为例，有发言人经历的成为胜选的最大群体之一，只要看看国民党的名单：周守训、蔡正元、吴育升、孙大千、赖士葆、黄义交……而且这些前发言人都不是“不分区”的民意代表，而是在选战中靠一票一票实力击败对手的。台湾媒体在评论这一现象时指出，正是新闻发言人的曝光率，增加了他们胜选的机遇。同样是高风险的职业，为什么结不同果——当然，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