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

     一、华文媒体的生态变化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华文媒体进入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及量的扩张时期。这种变化，既与华人移民数量及原居地构成变化有关，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及国际地位变化有关。 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此时已经意识到将华文媒体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通过它可以控制海外华人并通过华人社团影响其所在国政治，可以很好地“维护中国形象”。 1 中国的外宣负责人经常引用一个调查数据说明这一重要性：在美国少数民族中， 1/4 的人依赖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类媒体的价值观、影响力超过所住国媒体的影响。西方许多媒体将这类媒体称之为 “ 躲藏在平常人视野之后的巨人 ” 。 2 　　既然华文媒体对海外华人能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崛起之后，通过金钱统战并创办华文媒体，就构成中国“大外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以美国华文媒体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第一，在西方国家中，欧洲的华文报纸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均逊于美国； 3 第二，美国在中国外交中居于第一位置，因而也是中国“大外宣”的主要攻略目标。             1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华文媒体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国为例，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港、台移民来此定居，许多港、台留学生也改变身份成为移民。与早期华人移民相比，这批移民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成功地跻身为美国中产阶级行列。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 （在 240 万 -260 万之间）、聚居区域的形成 及移民文化层次的提高，为华人报纸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发行对象的报刊率先创办，香港《星岛日报》在美国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则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          美国华文报纸的市场定位与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有关，而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又与其原居地的政治形态有很大关系。 从语言与历史传承看，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民族”这一种群，但自 20 世纪中期以后，两岸三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两岸三地的居民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亦有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了三地移民的价值取向与阅读偏好不同。华文媒体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口味不同的偏好，找准读者定位。也因此，市场本来就不大的华文媒体还被切割成为港、台、大陆读者三个不同的媒体群。 　　 从华文媒体的 资金 来源分析，最开始有居美华侨自营及港台报业财团投资等各种形态。以美国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华文媒体大致为三种资金来源： 　　第一类是有大陆背景的华文报纸。这类报纸的 资金来源 分两种情况，一是中国政府或新闻媒体在美国投资经营的，这种类型包括《侨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投资 ）、《新民晚报》（母报是上海《新民晚报》）等；二是 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这类报纸据说在 80 年代已经出现，至 90 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 30 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 70% 为大陆新移民所办； 澳洲的 20 多家华文报刊 ，其中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 30 余种，其中 80% 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与原有的 “ 港台化” 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颇为大陆化：报纸的外观设计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行文风格、话语方式亦与大陆趋同，比如大量引用新华社、 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这种特色是以前的华文报纸不曾具有的。 4 随着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增多，大陆背景的媒体渐成华文媒体的主流。           第二类是港台新闻媒体投资的，比如《星岛日报》（香港）、《世界日报》（台湾《联合报》投资）、《自由时 报》（ 2000 年起改为授权代理）。据业者分析，这些报纸在前 5 年开拓市场时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上述第一类及第二类报纸由于资本投入大，初期资金充裕时，在全美南加州、北加州、美南、美中、美东等 5 个市场区域均能见到。经营状态不佳时，则收缩市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冲击，上述三家港台报纸经营规模日渐缩小。只有《侨报》背后有政府资金，无需自负盈亏，至今在美国东西部大中城市华人聚居区的超市还可见到免费派送的《侨报》。         第三类是美国华人自行经营的报纸。这类报纸在 21 世纪零年代初期还可在一些华人经营的超市见到。后来，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日益增大，这些小本经营的报纸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惨淡经营。         媒体的风格往往由受众塑造，这种情况显然使得华文媒体很难走向规模化经营并提升文化品味。 一些媒体业者对此观察得比较清楚：“华人群体的大部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还是比较简单的浅层的。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还是在生活信息、经济信息和周边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域里，而高品味的深度的中文文化还只是一个较小群体的需求。” 5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媒体的受众存在政治区隔，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华文媒体的党争、政争现象都相当突出。不过这种局面与 90 年代以后的媒体价值一元化相比，更符合自由媒体原则。       2 、 20 世纪 90 年代：华文媒体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   随着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各国 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多， 香港回归日久、台湾岛内政治生态亦发生重大改变，华文传媒港、台、大陆三足鼎立并因政治观点歧异而发生争执的情况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有很大改变。 这一时期，中共政府提出了 “ 和平统一” 祖国的方针，并形成 “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成立了 100 多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6 ，以消解“台独”影响为主要目标。在政治环境与读者群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众多华文媒体为了生存，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渐以登载中国大陆的新闻与各种消息为主，价值取向发生极大变化。 但是，这种靠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文媒体的生存，因为华人当中，有一大批人不读中文。在 1980~90 年代间来自大陆的华人，其中大多数人通过接受教育，进入 美国主流社会工作，早已融入互联网时代，很少订阅华文报纸。早期的港澳华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华裔，他们成长于美国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很陌生，缺乏亲近和归属感。华文媒体的生存越来越困难。华文媒体人承认： “ 今天在美国的华文传媒，能够做到赢利的，是很幸运的少数几家。因为华文传媒的规模和影响的有限，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 —— 广告和投资，显然就会困难。” 7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供求关系，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中国政府需要在海外对华侨统战，并愿意为统战工作支付大量金钱；而华文媒体程度大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资金困难。基于这种互相需要的“供求关系”，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一些聪明的华文媒体从业者预测：“在全球一片中国热中，美国华文媒体岂能置身事外，如何积极扮演好中国媒体与企业进军美国市场的桥梁与合作伙伴角色，恐怕是未来美国华文媒体发展的关键与机会。” 8 《英中商报》首席执行官杨腾波毫不隐讳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中文媒体的发展，也是中国全球影响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段话等于承认海外华文媒体就是中共延伸至海外的喉舌。 9 为了在众多华文传媒中引起中国当局关注，华文传媒负责人竟相表达忠诚：“ 要发挥舆论工具的导向功能”，“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作者注：反对台湾独立，促进大陆统一台湾）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10     海外华文媒体为何愿意向“祖国母亲”靠拢？日本一位华文传媒人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后，回到日本后写了一篇“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11 ，谈了他本人对参会的感受。愿意公开表达这种细微的个人感受的文章极为少见，但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所以我多摘录几段。 谈到中国主办方的热情时，作者写道：“ 海外人士在异国他乡学会了低头，学会了忍耐，乍一下回归故园享受嘉宾待遇，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开会之外，武汉市政府精心安排了参观活动，湖北省博物馆 里的编钟表演，武汉杂技团的绝活，天下第一楼黄鹤楼，武汉市管理得最好的让温家宝总理感动得落泪的社区，我们都一一观赏或体验了”。与武汉同样热情的还有会议代表们兵分三路的参观之地，如广东、江西、山西等地。 这种接待的效果显而易见，参会者均“为海外华文传媒这一世界传媒中的 ‘弱势群体’ 在华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欢欣鼓舞”，感动到开始想自己“能为这片广袤的故土做些什么？”接下来，他对另一位参加会议的华人传媒作者文扬所持的“招安”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与其说是 “ 被招安” ，倒不如说是海外传媒主动 ‘ 靠拢组织 ’ 。已有事实证明，有 ‘ 大陆背景 ’ 的海外华文传媒声势更壮大，腰杆挺得更直些”， “ 我承认，主办方对海外华文媒体有所期待，谁能说这种期待对海外辛苦经营的传媒业者来说不是一个方向呢？这次论坛的主题很精练很及时， …… 给正彷徨着的海外华文传媒提了个醒，报道中国是我们永远的主题，是生命力所在；以自己的方式报道 ‘ 中国热 ’ ，是最紧迫的课题。在海外为中国说话，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 …… 的确，能够让五湖四海的同行手牵手，在世界范围形成 ‘ 华文网 ’ ，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12         以希腊雅典为基地的中文报纸《中希时报》那奇特的生存状态，也许是说明海外华文媒体生存的一个样本。这份周报创办于 2005 年，每周出版一次。在该报的网站上有着这份报纸的“简介“与“本报大事记”。有趣的是，该报对自身做为媒体的特质介绍很简略，相当篇幅用来炫耀该报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官方媒体的关系，比如“简介”里说：“ 2006 年起，本报陆续与中新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在国务院侨办、中宣部等国家机构注册。”对于该报及其负责人与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只字未提，最荣耀的事情是“ 2008 年 3 月，和国内外众多媒体一同见证了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亚古遗址点燃的神圣瞬间，并作出了大量的文字及图片报道。本报社长吴海龙先生也荣幸的成为全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第一火炬手。”该报创办 6 年来，所经历的大事一大半是该报全程陪同中国政府高官来访以及该报被邀请参加了中国政府举办的某项活动，如“ 2006 年 5 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希腊，本报随团全程采访报道”；“ 2008 年 9 月，参加由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2008 年 9 月，参加由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200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希腊，本报记者随代表团全程采访报道，本报也有幸得到了代表团成员的指点和好评”。 13 如果不是该报网站上有时出现“本报”及“采访”等字样，这个网站的内容很象中国的基层政府机构对自己的介绍，这类介绍的重点就是列举自己受到上级政府机构重视的各种“业绩”。 这些华文媒体的负责人有不少是当年千方百计从大陆移民至海外者，为什么现在却表现出这种与他们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态度？关键还是生存压力，在华文媒体当中，认为“有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腰杆粗壮”已经成为共识，许多华文媒体将自己有大陆背景引以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并以此获得中国驻外领馆的信任与支持。一些老华文媒体因为在背景上无法与后来的新办媒体竞争，对此颇有怨言。美国休斯顿一家华文媒体的总编与社长就曾抱怨过这种竟相争宠带来的过度“竞争”：“由于新的媒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有时甚至打着‘获得了 XXXXX 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支持’的旗号，很容易成为侨社（注：侨社往往由其所在地的中领馆领导）的新宠，所以原有媒体便担心侨社和广大侨胞可能会‘喜新厌旧’，一定会更加积极地参预侨社活动，努力地为侨社服务，争取在侨社和侨胞之中不会失宠。”这两位负责人还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国内某些方面的不恰当支持所造成的混乱。海外某些华文媒体在资金不足、创办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常会寻求国内有关方面的支持。国内有关方面，尤其是某些领 导部门，如果给予了个别媒体以财力、物力或版面上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其它华文媒体的不公平。获得国内支持的某些媒体可以打着某种旗号，以更低的成本和特殊 的身份参加当地的市场竞争。国内这种实质支持的结果只会造成当地新闻传媒市场的更加混乱，造成其它一些热爱祖国华文媒体的更大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国内有关部门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的支持应以精神鼓励为主，对于某些尚未取得信誉的新办媒体的实质性支持应该慎之又慎，对于热爱祖国的其它华文媒应该做到合理公平。” 14 为了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支持，华文媒体之间的争宠已到如此地步，自然只会对北京政府这类提供资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哪里还敢提什么媒体的独立性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1 虞宝竹 ， “ 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专访：共建和谐世界   华文传媒任重道远 ” ， 人民网－中华新闻报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98886.html ）。 2 虞宝竹 ， “ 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专访：共建和谐世界   华文传媒任重道远 ” ， 人民网－中华新闻报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98886.html ）。 3 毕研韬， “ 英国的华文媒体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http://www.epsal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32 ）。 4 程曼丽， “ 海外华人种群变化对华文媒体生态的影响 ” ，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4 ）。 5 王威（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辑）， “ 华文传媒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 2005 年，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1 ）。 6 “ 墨西哥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 ，中国网， 2002 年 1 月 24 日 （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100452.htm ）。 7 王威（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辑）， “ 华文传媒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 2005 年），世界华文传媒网（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11 ） 8 施复华（美国《洛杉矶时报》社长）， “ 美国华文报纸市场现况与未来展望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4 ）。 9 “ 海外华媒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 访《英中商报》首席执行官杨腾波 ” ， 中国新闻网 ， 2007 年 08 月 29 日 （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86465.html ）。 10 张大卫（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 “ 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6 ）。  11 黄文炜， “ 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 ，日本新华侨报网， 2005 年 10 月 8 日 ，（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875 ）。 12 黄文炜， “ 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 ，日本新华侨报网， 2005 年 10 月 8 日 ，（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875 ）。 13 《中希时报》简介及大事记，见中希网 （ http://www.cgw.gr/html/cn/zxsb.html ）。 14 金鸣峰（美国《美中信使报》总编辑）、谢忠（美国《美中信使报》社长）， “ 从休斯顿地区华文报纸看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及其问题 ”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学术集锦】，世界华文传媒网， 2005 年 9 月 22 日 （ http://www.cmc.pku.edu.cn/Expert/Browse1.aspx?id=807 ）。

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在目前的执政格局和司法环境中，执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敌人，至少不会有公开反对它的敌人。那些从外地涌到北京来的上访者，在他们被截访者强行送回他们家乡之前，他们都是抱着对执政党最高机关的充分信任来寻求他们在地方上难以寻求到的公道，正是基于这种持之不悔的信任，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奔波在家乡和北京的往返途中。知识阶层一样，在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无数次希望的破灭之后，他们依旧固执地相信新的希望就在新的领导人那里。最近，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都是围绕着对“新政”的期待而展开，从官媒上已经公开披露出来的改革信息中重新汲取信心。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被以往的历史曾经多次证明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过程，但是，知识阶层宁愿选择相信，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和执政党的合作，服从它制定的规则，才是生存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前提。 正是社会各界，从农民到市民到访民到大学教授到新闻记者到企业老板，都普遍认识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现在还不可动摇，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来清理它自身的腐败，恢复社会的起码公道，保持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信任是何等难得？早在1958年，彭德怀就由衷地感慨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太好了，要不早就上街了。正是因为有了人民这样的信任，执政党稳定执政六十余年，即使酿出文革动乱，人民依然无怨无悔，将国家继续交予它来治理。历代历朝在前，列祖列宗在上，历史上何曾有过这么听话的人民？这是执政党之幸？是民族之福？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财富大幅膨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老二，全民本应普天同庆，为何反而不听话了？到处都是“刁民”和访民，群体性事件不断，维权抗争不惜流血牺牲，民间怨声载道，物议汹涌，善良忠厚的中国人民看起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谁都清楚，执政党内部腐败严重，滥用公权，不讲信用，破坏法治，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肆意消耗人民信任。如果真有人民选举制度，执政党还能继续执政？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党才能避免已经觉察到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执政党的关键时刻，社会各界依旧保持着最大的善意和理性，他们没有采取和执政党为敌的立场，充分认识到在现阶段必须依靠执政党的领导，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弊端，最后在宪政民主的轨道中完成中国政治转型，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富强的中国。为此，知识界积极配合执政党十八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各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设身处地地站在执政党的立场来思考改革路径，推动社会和解和共识。例如，许多学者提出了贪官有条件赦免、官员财产有限公开、历史的真相与和解、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实现司法独立、进一步开放言论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充分考虑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它现阶段能够改革的约束条件，愿意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积极稳步推进改革。应当说，这是“新政”得以实现的良好社会条件，执政党理应珍惜。 然而，在执政党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有人却在蓄意为执政党制造敌人，刻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培养对立情绪，不惜扩大事端，激化原有的矛盾冲突，肆意破坏十八大闭幕以来所形成的祥和气氛，迫使政治迅速进入“摊牌”状态。此次“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可谓典型案例，值得剖析，应当警惕。 （…此处有删节…）一篇新年献词，出现重大历史知识错误，并非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这个部长甫一到任，即以超常手段围追堵截媒体，把他以前做死经济日报的经验均用到南周类这样的报刊，其所作所为，完全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以“警察手段”来对待报刊，动辄以撤职、撤版、开除、停用等不正当手段相威胁。这回看起来是越俎代庖、越级越线、直接操刀干预报纸具体写作和出版，实质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新闻自由的底线，让新闻人忍无可忍，惟有辞职不干。而你不干，正中他的下怀，他就是明目张胆地依靠这种恶性手段，强行打造劣币驱逐良币机制，最后形成万马齐喑局面，让全社会只能发出一个声音。 其次，部长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改革前沿广东对一直秉于讲真话的南周痛下杀手，是携这些年来极左思潮泛滥之勇，尽显张春桥姚文元等文痞之本色，以日丹诺夫式的意识形态管制为宗本，罔顾时代变迁和人类思想进步，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此处有删节…）在现行的新闻制度下，党管新闻，党管报纸，已成惯例，但是，管到部长这样的程度，不说全国，至少在广东前所未有。广东办报，素有传统，几届党委均有默契，非放任不管，在大政方针下，总是要给报纸一点权力、一许空间、一些自由；哪怕稍有出格，无碍大局，睁眼闭眼；实在不行，事后交份检讨也就了事。这对维持改革大局，维护地方开放，显示领导开明，均是好事，何乐不为？而现在这个部长，全然不顾广东新闻传统和政治生态，不给媒体任何空间和权力，只能做传声筒，这不是在做官逼民反的蠢事吗？是不是要把广东的所有报纸都办成经济日报才罢休？ 第三，在新任总书记刚刚完成新的南巡之后，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有良好预期，全国各类媒体均有新的气象，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不时发表鼓吹改革的言论，这是明智之举。有些改革的举措现在暂时做不了，但不妨先说起来，先把劲鼓起来，先营造出改革的舆论环境，为下一步实际行动创造条件。南周原准备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题目好，内容更好，讲的都是十八大讲过的话，也是新的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时讲过的话。这些话，何错之有？为什么要被替换？难道党的宣传部长就是如此畏惧宪法实施？有人评论说，这不是献词之争，是改革之争。我看是说出了这个事件的要害所在。社会各界之所以千夫所指，同仇敌忾，一致谴责部长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部长代表的是反改革反宪法的路线。这是一条真正的邪路，任何有良知有正义的人，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它。 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光荣传统，根据这个传统，执政党历来强调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何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却把这个传统丢的一干二净？现在不是化敌为友，而是化友为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制造敌人。对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一律视为敌对势力或异己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对人民群众合法正当的要求，不是正确对待合理处置，而是用各种维稳方式强制打压。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像薄熙来、王立军这些曾经的执政党高官和现在广东的这个部长，他们在台上的每一天，都在为执政党制造出它的敌人，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他们是执政党所奠定的制度的真正掘墓人。

《 南方周末 》新年特刊在所有版面已经签版定样的情况下，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擅自作出多处修改和撤换一事，在自媒体（微博、人人）由记者、律师、学者和网友抗议开端，网络媒体（新浪、网易等）、电视媒体（东方卫视）和平面媒体（《环球时报》）陆续跟进下，三天之内，媒体舆论场被打通，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剑拔弩张的对峙之势，目前仍然没有宣传部门的回应，而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南周前编辑记者发表公开信，要求驱庹，并恢复南周编委会正常运转。姑且不论这一诉求能否最终实现，退一万步说，如若实现，其实南周的处境并未有任何实质改变。坦白一点，此次南周和媒体人争取的，是新闻自由。 其实，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公开明确新闻自由。 一、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 众所周知，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很像。《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也提到“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道，“ 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也是言之凿凿，声声在耳。 明规则我们都知道，而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却是书报审查和严厉的管制一直长久的存在——拿如今的焦点南周来说，仅去年为例，著名评论员笑蜀出走，北京大雨特稿八个版被悍然撤下，“表叔”不准报道，重庆的报道也因为惹恼管理部门被禁，年终特刊多个选题被禁，再到如今宣传部的直接插手——都是中国新闻不自由，中国存在新闻审查的铁证。 正因为如此，当此次南方系记者愤而抗议之时，也有人疑惑，“你们在抗议什么？新闻审查？难道以前没有新闻审查吗？以前也有，为什么这一次才抗议？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审查而开始删改了？那是不是他们只是审查而不删改你们就不抗议了呢？这是哪门子底线？”——这种批评虽然尖锐，但也道出了新闻媒体和记者难言的苦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太敢要求新闻自由。 因为一谈到新闻自由，除了实际打压之外，就有人会跳出来从理论上驳倒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所以不适合彻底的新闻自由，我们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日《环球时报》的观点即是如此，却从不肯说清道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怎么就不适合“ 新闻自由 ”了？老一辈革命家胡启立曾忧心道，“ 关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放弃了，全说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然而，如果正本清源，这些令人讳莫如深的词汇和理念，不仅不被社会主义排斥，恰恰正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精神。中国新闻系学生经常被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允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 追溯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莱茵省创办了《新莱茵报》，恩格斯写道：“在莱茵地区，我们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上至国王和德意志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都受到过《新莱茵报》的攻击和讽刺，她被官方报纸指责为“粗鲁无礼的泰波拉索峰”（南美科迪勒拉山脉最高峰）。然而“这一切都没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 1849年时，普鲁士当局试图禁止报纸进行揭露和批评，马克思尖锐的批评道：“批准官员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打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当不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 100多年前的马恩，亲身实践了何为社会主义新闻观，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又是什么原因让《新莱茵报》如此自由呢？ ——1848年的德国民主革命，从法律上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因而在莱茵省只有原有的拿破仑法典能够起作用，因此，莱茵省取消了书报检查的“人治”，而且以“人治”为特点的普鲁士法律在那里也不起作用。检察官、警察等一切公务人员，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必须按照拿破仑法典的程序办，而拿破仑法典没有任何一条对书报检查有过规定。 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出版自由，而其基础就是法治。 不以任何宣传管理单位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任何组织和个人为转移，他们都无法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对于书报审查，恩格斯曾写道：“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 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 ，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 对于普鲁士“人治”色彩浓重的法律，马克思也激烈的批判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原则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 所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闻观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反对一切人治的新闻审查，坚持出版自由的核心观点。 三、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在此次“簒发新年献词事件”中，南方周末的选题必须报省委宣传部审查通过，被要求撤下多篇特刊，并且在报社编辑记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篡改新年献词和多篇报道，违反宪法和法律精神，违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这不禁让人严重质疑，一直强调各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宣传干部，到底有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到底有没有担任宣传部干部的能力？宣传部门不是法外之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报刊，“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报刊就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可以说，《南方周末》绝对是中国监督权力，捍卫社会的翘楚。 然而今年以来，由于对《南方周末》的粗暴干涉和审查，导致多篇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和促进体制改革的报道无法问世，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得到关注，并引起体制的响应，而一旦丧失了最佳的解决时机，恶劣的后果必将加倍奉还。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因为媒体的缺席，而是因为权力的在场，新闻管制的恶劣，丑态毕现，暴露无遗。 这种毫无原则，害国害民的作法，让不少社会人士怀疑，审查基于什么原则？什么法律？还是说有人来打招呼，宣传部门收受了某些权钱人士的好处或威胁？因为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在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的政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 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曾深刻的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舆论监督的需要在客观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政权巩固以后，如果不大力扶植和发展舆论监督，耳边听不到别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可能发生的全局性错误。” 所以，在今天，处于巨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需要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法治和新闻自由，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不仅要说，而且要大声说，不仅要抗争，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抗争，信心十足地抗争，人治下的新闻审查，让新闻媒体如履薄冰，这不敢碰那不敢说，丧失了舆论监督和批评权力的社会作用，无法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权力肆无忌惮，贪腐横行无阻，民情不得昭示，矛盾愈发深重，这一切，是时候结束了。 废除审查，争取自由。 —————————————————————— 《常识》为大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  微博： http://weibo.com/changshibaoka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