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审查

南方都市报在2010年6月1日的《伪儿童 真童趣》一文中，有一副配图如上，在南都网发表数小时之后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几百年前，诗人一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感叹，满门抄斩。如今，几百年过去了，在湖南怀化，报纸报道市民对春节的满意度，集体免职。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 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 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平（C） ：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海外人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去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继续恶化，至少有34名记者被捕入狱。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了《人权观察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其中有关中国大陆的部分有7页，分别从维权人士，司法改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在中国，敢于不按官方准则报道的记者仍然受到新闻审查的威胁， 2011年至少有34名中国记者因含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监禁。2011年6月，中国政府还表示要把那些报道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 现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曾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因用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一系列揭露大陆官员贪腐的文章，涉及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姜维平2000年底被大连国安局逮捕，并被以“危害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刑8年。该案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后，姜维平2006年被提前释放。对于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情况，姜维平表示： “我注意到了去年整个新闻自由状况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在大幅度地倒退。倒退的状况特别令日担忧。但是没有办法。很多地方对新闻自由的尺度进一步的收缩。对新闻记者的打压进一步的升级。有些手段令人发指。” “人权观察”的报告特别提到山东记者齐崇怀的境遇，齐崇怀在揭露山东滕州政府的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被滕州市法院判刑4年。在2011年6月，同一法院又以漏罪为名，用“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将齐崇怀加刑8年。姜维平对此评论说： “齐崇怀的事情我也写过一篇报道。这是典型的枉法追诉案件。为什么在一审就判刑？提前出狱的时候还要给他加刑？主要是齐崇怀在狱中不服气，多次传出来一些声音，使地方当局非常恼火。地方当局操控着司法，就在他要出狱的时候，怕他出来后继续讲话，就给他加刑。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来为了打压新闻记者，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 法新社的报道说，网上呼吁人们参加茉莉花革命的帖子和即将到来的高层权力交换换届，令中国政府警觉和不安,中国政府在2011年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例如，去年7月，《中国经济时报》突然宣布解散其调查报道组；去年9月，《新京报》和《京华时报》被突然划归北京宣传部管辖，从中央报刊系统变为北京地方媒体，根据中国媒体属地管辖规则，这两家媒体对北京市内负面事件报道和异地监督受到更大限制。 谈到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表示： “现在中央政府整体是在抓紧舆论方面的控制。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闻自由相对过去它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现在又突然在走回头路。互联网控制得这么紧，传统的平面媒体又控制得这么紧，整个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把信息的流动完全控制起来。”  “人权观察”的报告在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部分还指出，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以及近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这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对媒体和记者加强了控制，中国社交网站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却为公民建设了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了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