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审查

2011年09月29日 08:18:06 　　 转帖：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蔡朝阳   　　 　　   　　梁卫星：朝阳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看着你一步步从传统的教师伦理中挣脱出来，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一个教师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一方面，教育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要传授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累积起来的知识系统，播种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美善的生活形成的伦理共识，这个时候，教育者作为此一教育理想的载体，其与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是同质的，他算是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教育又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一旦整个社会体制如利维坦一般与真美善为敌反人道反人性，教育的本性就要求与这个社会体制为敌，坚定不移地持守真美善的价值，另外，即使整个社会体制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教育的本性也仍然要求追求更好更真更美更善的生活，为了适应这一教育本性，教育者的工作也应当有其对社会批判的维度，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价值天然地封闭理想竭力保守，这个时候，教育者应当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崩溃，伦理失范，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更多地要承担批判社会，为生活注入理想，为伦理立法进行人性奠基工作的时代，也就是说，教育者在这个时代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举目整个教育圈，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圈，像你这样有着明确伦理责任和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教师屈指可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教育圈的认识，谈谈你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蔡朝阳：其实，没有卫星你说的那么郑重啊。只是经常碰到一些事情，又刚好如你一样，喜欢阅读，愿意去思考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仅此而已。知识分子，乃至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然是存在的，我们在当下可以举出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至于中学教师这个群体，能不能算到知识分子里面，那很难说，还是留待别人去评价。从现在的基础教育的现实来看，我倒觉得中学教师像蓝领工人，做的是不需要思想的体力活。可能社会的基本看法也是如此。比如我经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网络或者现实生活中，碰上新朋友，当他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后，会有人向我表达敬意，一般他们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中学教师不多。   　　其实我并不享受他们的这种敬意。因为这种敬意的背后有一种潜台词：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是沦陷了。在这个前提下，像我这样，他们认为尚具备一些基本常识，才会不吝赞美，认为我是一名好的中学教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不是中学教师，而是大学教师，或者媒体人，或者律师，或者一个学习经济学出身的，或者it业的从业者，我还能收获他们的敬意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的被致以敬意，前提是，整个中小学教师的群体，是普遍的平庸，因而有几个略具常识的人，就被看作是空谷足音，当作珍稀动物。想到这一点，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跟几位朋友闲聊，说及我不喜欢教书，有朝一日希望从教育体制内出走。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熟悉我的人也仅仅知道我是说说而已，缺乏从体制出走的勇气。但有一位朋友马上阻止，说，蔡老师，你得坚持啊。他笑说，这是他的私心，至少要教完他的女儿。我想，要是多数语文教师都能到达某一水准，我的朋友也就不会这样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劝我留下来坚守了吧。     　　梁卫星：是的，一种令人绝望的氛围，平庸到了让人心慌气闷的地步，但他们还一个改革又一个改革地叫嚣着，名词换了一个又一个，热闹得狠。却只是圈子内的热闹，社会一点也不买帐！     　　蔡朝阳：是啊，比如，前几年很多教育圈内人谈一个话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这是因为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严厉批判而发生的一种反应。其中一个类比的理由是，为什么很少人从专业角度批评医生，因为医生的工作是专业化的，别人不懂。而教书，即便批评者没教过书，至少有过中学时代，听过课，所以谁都可以置喙。教育圈内一部分人的对策就是，也需要像医生那样，把自己专业化起来，最好搞到人家都不懂，那就没法批评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医疗方面的纠纷，多是类似于是否收红包等道德评价，鲜有人敢质疑医生开的处方的，原因即在这里。   　　但我觉得，谈教师的专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鸵鸟政策，是自我封闭的选择。面对别人的批评，马上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就没法批评了吧。但这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而社会上对教育的那些负责任的批判，说实在的不指向普通教师个体本身，而更多的指向于制度。   　　制度的因素是当然存在的，制度很坚硬，制度塑造了大多数的教师，他们按照这个轨道，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半步。问题是，是不是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学教师就无所作为了呢？新闻审查制度也没有改变，但新闻人在最近几年作出的努力，就很可观。当然，这也跟新闻界的声音是被放大的有关，教育圈的客观情况是，它本身就是比较封闭的，自成一统，因而，教育圈内部的一些讨论，很难被外界所了解。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圈内多数人用极大精力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伪问题，不涉及教育的本质，也不触及时代对教育关注的最大焦点。这样，毫无意义的，完全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教育圈，被人忽视，被人遗忘，是必然的。万一被记起，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而是因为出现了像黄艺博这样的怪事。     　　梁卫星：是的，我们的教育完全无视于生活的奔腾，时代的变迁，彻底丧失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完全沦为一部分教育官员和教育名师的利益跑马场，而绝大部分普通老师则只能把教书作为一个饭碗，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教育，出现黄艺博这样的怪胎也就不奇怪了。有时候，我真认为教育圈内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洪洞县里无好人”。   　　蔡朝阳：哈哈（大笑）不能完全说没有好人了，但的确很少很少。   　　很久之前，深圳有个严凌君，一人之力编了一套中学生读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南方周末》采访他，偌大标题叫做：寻找语文教师的尊严。严老师火了一把，之后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也是必然，没人理会啊，教育圈内持守理想的人总是寂寞的。你在2004年的徐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别做自己憎恶的人”。你这句话是一句否定句，态度很决绝，没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我倒是想，那么，不做自己憎恶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人，该是怎样呢？否定很容易，建树却很麻烦。幸好，这么些年来，你并未荒废，并以今年花城出版社的《成人之美兮》，作为一段时间的阶段性成果。     　　梁卫星：可是，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我真不是谦虚！     　　蔡朝阳：当然，按你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未必有多少成就的小说。然而，作者自己的评价无论真实与否，其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小说写成之日，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据我的观察，这个小说还是引起了教育圈内外较大的震动。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都曾向我提及这部小说。《文学报》的记者对卫星兄有一篇专访，这位记者跟我聊天时，也讨论了这个小说。而我的一位同事，则说，这个小说太真实了，真实的叫人不敢逼视。   　　为什么要谈你的这个小说，不因为这是我们朋友圈内的一个成果，而是因为这个小说的现实批判意味，深刻的触及了现在基础教育中的病态与变态。前面说，做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人是怎样，可能没有定论，但越是远离自己憎恶的那种生活，可能就越接近我们愿意前往的那个方向。写小说，有什么用呢？这需要卫星兄你自己来解答。而我的看法则是，这是你以说出真实为核心的对其所憎恶的生活的一种反抗，同时，更是尖锐的批判。另一个力证是今年《南方周末》记者对你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里，中学教育圈内部的一些丑态，被前所未有的暴露出来，为了高考升学率，一些校长不惜求仙拜佛，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教育是启迪人的智慧的，教育是要辅助人的理性的成长，现在呢，扭曲的无以复加的应试制度，将人扭曲至此，不惜诉诸于迷信巫术，太有讽刺意味了，真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我相信这部几乎接近于纪实小说的作品，以及你在专访中提及的那些丑态，你在论及这一切的时候，所遭受的压力，恐怕是空前的。所以，即便仅就这些而言，你的努力便十分值得肯定。     　　梁卫星：实话说，风险实在很大，大到超过了我的想像，我要是事先知道会有这些风险，肯定不会写这个东西的，只是现在木已成舟，我只能坚持下去了。然而，我还是不敢自信，我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我其实内心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如朝阳兄你一直是内心自觉自明的。我想，这恐怕是很多要有所作为的教师们的通病吧。     　　蔡朝阳：其实，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有怀疑的，我也常常想，就这种持续的批判的态度，以及这种批判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中学教师，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呢？说我从不曾考虑过“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有些矫情，但更大原因，无非是言说的冲动而已。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当代早已经破碎，我也不敢轻言代表什么什么，仅仅因为不吐不快。   　　时下社会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但这些批判在我看来，其实还比较隔膜，甚至完全没有触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尤其对近几年来的基础教育的不断变异，极度扭曲，这个社会并没有看到症结所在，因而把握不准。对教育的不了解不知情，可以从爆出来的新闻来观察，一般都是极端化的事件，要么是黄艺博五道杠；要么是教师任由学生在教室内打架，打到死为止；还有就是禽兽教师之类。这新闻本身其实未必属于教育新闻，倒是属于社会新闻更多一点，意思是说，这些新闻不一定具有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社会大众传媒多指出教师这个职业身份，这是对教育圈的不理解和不知情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说过教育圈本身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主要指信息的对流而言。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不明真相的。因为他们是教育专家，所以他们很难看到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那种严厉的制度化的对孩子们的摧残，他们看不到；教育圈内部的集体溃败，他们看不到。因而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总是像在云端漫步，看上去很美，其实毫无用处。另一个则是基础教育圈内人，他们要么说不出话来，要么不会说人话。郭初阳书名“言说抵抗沉默”，言说是需要能力的，基础教育圈内人，多数由于自身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不够，因而仅成为教育悲剧的一员，而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是教育圈内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林贤治先生引用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而有一部分人，则聒噪不已，尤其是获得教育圈内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之后，便把持住这些阵地，不断制造文字垃圾语言废料，用这些来填补刊物的版面，这种低级的、毫无思想含量的东西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迎合主流价值观，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帮忙与帮闲。这后一部分具体有哪些名师，就不一一指出了，卫星兄，你懂的。     　　梁卫星：是啊，真是一言难尽。   　　蔡朝阳：因而，在教育圈内部，能够坚持独立精神，能够反思教育的症结，能够不断将自己的思考指向本质性问题的，同时又具备一定言说能力的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教师，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是兼具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的教师，因为他们在圈内，因而所见便深，所知便广，能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反思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又因为他们有公共关怀，他们的思考建立在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之上，而他们的言说能力，能对真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将之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2008年，在李玉龙的推动下，郭初阳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学教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我有幸忝列其间。我们的研究报告在2009年发表后，《南方人物周刊》等刊物跟进报道，形成了2009年-2010年的历时两年的声势浩大的对小学教材的审视批判。有论者指出，教育内部的讨论，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在近年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而也有一些媒体，将我们这些参与小学教材批判的教师群体，称为新公共知识分子。我将这些评论看成是赞誉，但并不敢当这些赞誉。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来，还是因为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体，中小学教师并不值得一提，跟媒体界、律师界，区别在哪里。据此，中小学教师，有可能成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我前面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个说法，是从教育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这样，教师不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且这其实是他的伦理责任。     　　蔡朝阳：我们来引用殷海光的说法。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来谈论中小学教师是否是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要求过高。中小学教师，极大多数，是匍匐在应试教育体制之内的，顺从的国家意志的灌输者。这是国家给予教师的任务。按照葛兰西的分法，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两类，何谓有机的知识分子，意思即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是构成这个体制的部分，是在体制内的，按照体制的要求，来帮助这个体制得以运作的群体。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游离于体制之外，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不被体制化。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类似于殷海光的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中小学教师如果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那么也基本上就是有机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但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魏勇、周迪谦、吕栋这样的中学教师，还有李玉龙这样的杂志编辑，还有扬州“亲近母语”的徐冬梅老师这样，一点一滴做起的实干家。这部分教师，或者教育圈内人，多数是一线的教师，但都具备我在前面说过的一些基本界定。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都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身上有些部分还是很相似的。相似就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思考，有清晰的理念和价值观，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那些观念中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不会一下子变好的，我们这些人也等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时代。但阿伦特说，饶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权利去等待一种启明。并且我补充一下，等待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积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言说和写作本身就是知识者的责任，就是做事。   　　          　　 上一篇： 转帖：这世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蒙古系列报道之一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   提要： 虽然 1980 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际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得远算不上成功。   文 记者  段宇宏  周宇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似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压根儿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向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则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惟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 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仁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仁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羸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人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有点、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着有成吉思汗发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使得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校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经济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的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积达9.2亿美元。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的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如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订阅《凤凰周刊》，请访问 http://ifeng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