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台灣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現場 / 辜耀興攝影 核心提要：台北9月1日舉行的「你好大，我不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人數最多時達到上萬人，其中年輕的學生面孔佔了八成左右，被台灣媒體形容為繼22年前野百合運動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之所以這麼多年輕人參加，一個主要因素是學生團體的動員。旺中集團的媒體壟斷、對言論的打壓，觸動了網路世代的神經，激起許多學生的反感，憂心從小習以為常的民主遭到破壞，才會由電腦前走上街頭抗爭。 文 / 張芷菱 由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等多個團體主辦的「你好大，我不怕！反媒體壟斷」901大遊行上週六（9月1日）在台北舉行。遊行隊伍由中國時報大樓出發，步行6公里，抵達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遞交陳情書後結束。 遊行人數最多時達到上萬人參加，其中年輕的學生面孔佔了八成左右，被台灣媒體形容為繼22年前野百合運動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此次遊行的訴求包括要新聞專業、要旺中道歉、要NCC監督、反媒體壟斷四大方向，具體內容有：要求所有新聞媒體都應制定編輯部公約、NCC應建立完善體制保障台灣媒體環境，主辦單位並要求旺中集團針對日前以媒體力量打壓黃國昌、陳為廷等學者學生公開道歉。 自2010年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大規模併購中天電視台、中國電視公司以及中國時報等媒體後，開始收縮報紙言論，尤其是在對中國問題的報導上。今年初蔡衍明發表言論指稱六四事件不是屠殺、並且承認收受中共購買新聞資金以置入官方新聞等，引發學者連署發起拒寫旺中運動。五月，報社開除時常有異議的時論廣場資深編輯蔡其達，再度引起社會抗議。 7月25日，台灣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宣布，有條件通過旺中集團併購中嘉有線系統公司的審查後，旺中集團正式成為橫跨電視、報紙、雜誌與有線電視台的媒體巨獸，這天被許多台灣民眾形容為「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審查通過後不久，旺中旗下媒體即以大規模報導指稱，反對旺中併購案的中研院學者黃國昌「用錢動員學生當走路工以抗議旺中」，並刊登「抗議學生」收錢的畫面，要求黃國昌出面負責。 而清大人社系學生陳為廷在Facebook上轉載網友截圖，質疑當時出現在走路工現場，時報副總編輯林朝鑫才是自導自演走路工事件的幕後黑手，也遭旺中集團媒體圍勦，將其Facebook與真實身分曝光於新聞報導中。林朝鑫更揚言會對陳為廷提出告訴。陳為廷在週六的遊行中表示：「我只花了三秒鐘轉圖，它（中天電視台）卻給我每個小時十五分鐘，二十四小時的輪播。」 旺中集團用巨大媒體資源來追殺學者和學生，使得社會對旺中集團的反彈聲浪達到最高點，許多知名作家（如張大春、陳芳明、鴻鴻等）紛紛發表公開聲明拒絕為旺中集團寫稿，或停止在中時電子報上的部落格。旺中幾乎到了被人人喊打的地步。 這樣撲天蓋地般針對學者與學生而來的言論打壓，也讓成長於台灣解嚴世代後，習慣言論自由的青年世代感到驚訝與憤怒。由台灣多個異議性社團與傳播科系學生等年輕人所組成的「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因而成立，並選在七月三十一日當天於中天電視台門口舉行「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的抗爭活動，吸引了約七百名學生到場並發表宣言。 隨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和許多 NGO團體與「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串連，決定在九月一日記者節發起追求新聞自由的遊行。 這次遊行之所以這麼多年輕人參加，一個主要因素是學生團體的動員。「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在八月舉辦各種講座及青年營隊，進行媒體改革教育和組織串連。另一方面，學生也發揮年輕的創意，自遊行前的十多天起每日在臉書粉絲專頁上，都有自拍倒數及宣傳的活動，也吸引了包括導演楊雅喆、補教名師戴然及各界民眾的公開支持及聲援。最後讓參與的學生人數自七月三十一日後的七百人成長數倍到901大遊行時的四、五千人。 遊行中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以記者等新聞相關從業人員為主的第一大隊中，退休記者多於現任記者，其中亦有1994年因經營權轉移而引發「自立事件」，與自立工會串連抗爭的資深記者，而新聞系所的學生數目又比退休記者更為龐大，可見日前旺中集團對於言論自由的全面封殺，成功引發了「寒蟬效應」。在遊行的前兩天，在追殺黃國昌新聞中被長官強迫改革後來決定辭職的記者游婉琪在網路上寫下的心路歷程，也讓許多年輕人感到在難尋的工作與社會公義中的拉扯與抉擇。 當然，這種焦慮不只存在在這些未來想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的青年中。當清大學生陳為廷遭媒體大陣仗圍勦，網路上普遍的轉貼動作演變成現實生活中針對言論的打壓，觸動了網路世代的神經，激起許多學生的反感，憂心從小習以為常的民主遭到破壞，才會由電腦前走上街頭抗爭。 他們代表著另一種社會運動新世代的樣貌，這群年輕人會讓如何改變未來的公民運動，還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青年學生的參與，將是政府以及財團都不可不在乎的關鍵公民力量。

程映虹：中国宪法的悖谬 进入专题 ： 八二宪法    ● 程映虹   　　 　　30年前，1982年，中国人大通过了新版宪法。那个宪法基本上就是现行宪法，虽然有过4次修正案，其基本条款和内容没有大的变化。 　　这个宪法多年来已经被很多中国的宪法学者和其他人士批评过，要求真正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的呼声从来没有间断。实际生活中，可以说很少有人真的把它当回事，这不但是因为掌权的那个党本身就不遵从宪法上一切党派都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而且因为这个宪法的很多内容都是空洞的政治教条，完全缺乏法律条文所必需的内容的明确和语言的规范，在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无所对照，无所依从，难有操作性。 　　例如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工人阶级”是谁？“工农联盟”在哪里？“人民民主专政”又是什么？一句话中包含这么多泛泛的政治概念，而这些概念又完全是用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来解释的。与其说这是宪法，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空中楼阁。任何人到中国社会里走一走，除了挂牌的官方机构，他能看到和接触体现这些概念的具体个人和社会现实吗？ 　　在这个“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对照中国社会30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根本大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谬。 　　宪法的第一条在上述条文下接着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是说，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是重罪，不言而喻，罪犯要受到严惩。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共产党自己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说清楚或者提供过一个让人感到有说服力的答案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把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做对照的时候。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天问了吗？其实不然。在宪法的特定语境下，答案意外地简单，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对“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有起码的理论概念。 　　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个道理：一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某个制度不容侵犯，其依据总是这个制度的当下状况，是它的“现在式”，而不可能是它的“过去式”，也不可能是它的“将来式”。法律不可能保护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制度，也不可能捍卫一个还没有变成现实的制度。 　　这就是说，1982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当时制定的宪法上那个不容被破坏的“社会主义”。今天这个条款法律上依然有效。但人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所有制成分和财富的分配自那时起可以说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1982年的制度下人们很难想象“董事长”和“总经理”会和“党委书记”由同一人兼任，“股份”“红包”等等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上缴的神圣的“党费”并列在收支单上。这些当年的“超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每天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1982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30年来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 　　如果宪法真是如此神圣，那么是谁破坏了那个“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受到严惩呢？ 　　有人一定会说：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社会主义”也是随着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麽，邓小平不是早就这么说了吗？ 　　这就等于承认把一个自己还说不清楚的东西放在宪法第一条去保卫，不用说这是荒谬的。而这个说法更大的问题是把宪法所要保卫的那个东西的状态和定义看作是永恒的现在进行时，30年来一直在变，现在在变，将来还要变，永远不会固定。这样的宪法，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吗？ 　　在同样的意义上，“改革”改了三十年，比它要改的那个制度（1949-1978年的中国）的寿命还要长，而且据说其“攻坚”阶段还没有到来。这还能叫“改革”吗？这样把“改革”当家常日子过，哪里还会有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其实，如此规定一个虚无缥缈始终处于进行时状态的制度“不容侵犯”，在实践上也就是为随心所欲地解释一切，侵犯一切，破坏一切和粉饰一切打开了大门。只要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你手里，你做的一切颠来倒去都可以是“社会主义”。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来源：《纵览中国》）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核心提示： 尽管中国汽车公司雇佣了中国11%的劳动力，但生产的大多数却是在为外国公司生产汽车。   原文： China's Plans for Its Own Car Brands Stall 发表：2012年8月30日 作者：Tian Yi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刘宇认为他已经提供了相当慷慨的开价：给愿意为北京牌汽车建立代理的商家一百万美金的补贴。尽管这已经覆盖了每个销售店的四分之三成本，这位北汽集团的销售副主管仍在艰难地力争在年底前完成招募150个加盟商的计划。相比之下，北汽的国有母公司即使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也能毫不费力的为它与梅赛德斯·奔驰制造商戴姆勒以及现代汽车的合资公司找到加盟商。刘说：”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许多消费者都对自主品牌有偏见”。 在中国开始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商与国内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合资办厂三十年后，这个策略在其一个关键的目标上显露出了失败。当这个政策已经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工作时，它对中国建立更强的自主品牌的帮助却极其有限。”我们尝试以进入市场为条件来获取技术，但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年却几乎没有掌握任何的核心技术。”力帆集团副董事长廖雄辉这样说。 过去两年消费者选择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等外国品牌已经使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协会预计，由于外国汽车品牌向中小城市的推进，171家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中多达半数将在3年内倒闭。 中国汽车制造协会表示，7月外国汽车公司和合资品牌已经占据中国乘用车市场的63%。自主汽车品牌发现其市场份额已经从2010年一月的49.2%降至37%。福特汽车亚太与非洲地区总裁Joe Hinrich说，”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汽车制造商有更多先进技术，以及更好的工艺。” 大和资本分析师Jeff Chung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变得更加依赖通过为外国汽车公司制造汽车而获利，却忽视了建立自己的品牌，外国合作伙伴并不愿意用自己的核心技术交换市场，而且大多数国有企业也对此并不太在乎，他们大多只在乎销量和使用率。 中国于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的销量超过了1800万辆。汽车业提供了3000万个工作岗位，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11%。 尽管中国的汽车公司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根据Mcgraw-Hill公司旗下的J.D. Power and Associates的年度可靠性调查，自主品牌的问题仍然超过外国品牌75%。为了增强他们的影响力，一些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从国外引进星级设计师。北汽公司在4月份聘请了设计了法拉利Daytona的Leonardo Fioravanti作为设计主管。而宝马的中国合作伙伴华晨汽车也在邀请意大利Pininfarina设计室的Dimitri Vicedomini. 中国政府已经部分完成其2011年拥有2—3个销量超过200万和4—5个销量超过100万品牌的目标。上汽、东风汽车、一汽和长安汽车的销量都超过了200万，而达到100万销量的却只有北汽。然而这些优秀汽车企业在自主品牌上却并不出色。一汽集团付总工程师周永江说，上汽、东风汽车和一汽的自主品牌汽车利润甚至未达到其总利润的1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中国汽车公司雇佣了中国11%的劳动力，但生产的大多数却是在为外国公司生产汽车。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动员旗下报纸、杂志、电视、网站来围剿一位学者 ，激起社会公愤；学生、记者接连走上街头抗议， 形成台湾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媒体改革运动。 9千人走上街头反对媒体垄断。（摄影/游凯翔） 旺中集团老板 蔡衍明 在两岸经营旺旺食品公司，成为 台湾首富 和 中国 外来首富 。2008年入主中时集团，拥有中国时报、工商时报、 中国电视公司、中天电视台、时报周刊、中时电子报等媒体；201 1年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申请并购有线电视系统 中嘉网 路 ，若获准，有线电视市占率 高达27.59% ，学者担心垄断， 连 署反对 并购；此外，蔡衍明宣称六四事件“ 大屠杀的报导是不正确的 ”、 撤换得罪中共官员的总编辑 、又 出卖新闻版面给中国政府 做置入性行销， 更让学者质疑他经营媒体的 适格性 。 2012年7月25日，NCC排定当天下午审查旺中并购案。 上午九点半，黄国昌等十多位学者前往NCC，要求否决并购， 十点半离去。下午三点，一群带着面具、自称是学生的群众来到NC C，呼喊反对媒体垄断口号， 旺中集团时报周刊摄影记者拍到有白衣女子发钱给到场“学生”， 也就是台湾俗称的发走路工。 7月26日时报周刊用封面故事质疑“ 黄国昌带头反旺中， 抗议群众收走路工，谁出钱？ ”，同集团的中时、工商、中视、 中天、中时电子报也火力全开，要求“ 钱哪里来？黄教授给个交代吧 ”。黄国昌 开记者会澄清 ，强调他25日上午就离开NCC， 与下午的抗议活动无关，对于谁发走路工也毫无所悉； 发钱女子也透露， 幕后出资者不是黄国昌 。但旺中6媒体死咬不放， 连续数日以新闻、社论、谈话性节目 围剿黄国昌 ；并且不断重播“ 学生”领走路工画面，要黄国昌负责。 眼尖的网民在电视画面中发现，时报周刊副总编辑 林朝鑫出现在抗议 “学生”群中 ，网民撷取画面，放上网路。清华大学学生陈为廷转贴 这个画面，质疑林朝鑫在场意味着旺中可能自导自演走路工事件； 旺中强力回击，旗下电视台公布陈为廷个人资料，指控他 栽赃林朝鑫 ；林朝鑫并 扬言控告陈为廷 。 旺中媒体抹黑学者、炮打学生，让作家张娟芬看不下去，她发表五千 字长文 《骂干的方式》 ，批评： 旺中集团追杀黄国昌的做法， 大有杀鸡儆猴之意。他就是故意做得过火，以传递‘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讯息给所有反对者，不是吗？报纸、电视加狗仔， 抹黑、围剿加骚扰，这就是媒体黑道在展示火力，不是吗？ 旺中的火力展示，激起更多反对。 导演 王小棣 发起“ 你好大、我好怕 ”行动，呼吁拒看旺中媒体；作家 张大春 “ 痛心疾首 ”，与学者 柯裕棻 、乐评人 马世芳 、导演 鸿鸿 先后 关闭在中时电子报的部落格；学者陈芳明、作家 米果 、乐评人 焦元溥 也拒绝再为旺中媒体写稿。 陈芳明说 ： 中时集团背后的老板， 无论他是倾中或亲中，无论他是赚名或赚利，并不是关键问题。 当报纸连续两天以社论针对学者与学生进行围剿时， 就已经违背言论自由的立场。 歌手 林宥嘉 也请歌迷“搜寻思考‘你好大，我好怕’和相关议题”， 歌手 张悬 更在演唱会上公开呼吁：“请大家阻止蔡衍明收购更多的媒 体集团”，因为： 新闻自由跟资讯文化的这东西就是不能用钱被买的 。 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28校学生更组成 “ 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 ，发起“ 我是学生、我反旺中 ”游行；7月3 1日，尽管台风逼近，仍有 700位学生冒雨包围旺中媒体集团总部 ，高喊“ 媒体不专业，回去做仙贝 ”、“拒绝媒体巨兽， 捍卫新闻自由”、“拒绝寒蝉效应，捍卫言论自由”。 这项行动创下学生包围单一媒体的最多人纪录，但台湾7大有线电视 新闻台中，有 4台不报导 这则新闻，传播学者管中祥质疑“ 寒蝉效应 已然发生 ”，促请媒体“勇敢一点，好吗？” 旺中集团内部，也出现改革声浪。中国时报副总编辑 何荣幸透露 ： 为了争取专业自主，我和部分中时同事（包括部分中时高层）乃至几位关心中时发展人士都做了很多努力⋯⋯由于上述体制内改革行动已产生后座力，为了避免波及同事，我立即送出书面辞呈。 何荣幸是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创会会长， 他的辞职代表旺中体制内改革的失败， 中时国际新闻中心主任阎纪宇、记者高有智、黄奕潆、游婉琪 先后请 辞 ，副总主笔庄佩璋也申请退休；蔡衍明声称“ 拚死挽留 ”， 但仍留不住这群优秀记者。 游婉琪 公布日记说： 今天我选择离开，主因除了黄国昌走路工狠狠踩到我红线外，我进中时才一年多，当我对这份报社的失望大过于期待、情感大过于伤害，即使薪水可以就此多十倍，说真的，我依然找不到半点理由，足以说服自己留下来。 反旺中怒火燎原。一群家长发起“ 亲子家庭拒绝旺中媒体霸权 ” 连署，传播科系学生联名 拒绝进入旺中媒体工作 ， “ 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 也在游行之后继续推动“ 鬼月反旺中 ”，吁请 消费者 中元普渡不买旺旺产品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更发起“ 你好大、 我不怕！反媒体垄断大游行 ”，要在9月1日记者节当天上街抗议。 游行前三天，旺中集团突然发表 声明 ，承认走路工事件确实与黄国昌 无关，愿意向黄国昌及相关人士道歉，但坚称从未制造假新闻。 黄国昌 批评 旺中没有道歉诚意，只想用道歉声明消解901大游行动 能。 9月1日游行照计划举行 ，多达9千人走上街头，分成新闻工作者、 学生、公民团体三大队，先到中国时报门口集结抗议， 然后步行两个半小时到NCC陈情， 要求 蔡衍明辞去所有媒体职务、 要求媒体维护记者专业自主、要求NCC立即制定反媒体垄断法； 这是台湾历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改革游行。 参与游行的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 张锦华说 ： 我们要大声要求NCC要维护民主多元，要保障专业自主权，要悍卫新闻自由，你们不是财团的工具，不是党政高层的白手套。有线电视集中度愈来愈高，损伤新闻自由、记者工作权，NCC未提出有效对策，纵容业者坐大，NCC应尽快制定反媒体垄断法。 抗议声中，NCC在7月25日决议 有条件通过旺中并购案 ： 在旺中放弃旗下新闻台后，准许它并购中嘉；但旺中隔天就公开声明 拒绝出售新闻台 ，学者和记协因此要求NCC 驳回并购案 ；但NCC 新任主委石世豪坚决维持原决议，“ 不会有任何改变 ”；9月1日N CC回应游行群众诉求，仍然强调没有重审驳回的空间。 媒体垄断疑虑、加上旺中争议作风，让反旺中垄断的怒火继续延烧。 作者 vita.tw · 译者 Portnoy · 阅读原文 zht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罗马城就是一部建筑史书。有时甚至分不清哪是文物，哪是正在使用的建筑。前景为古罗马广场。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  摄 　　“你看你看，这个花边，是洛可可的啊！是洛可可的啊！”那个意大利的老太太得意极了。 　　30年前的那一幕，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记忆犹新。在罗马，他们参观一个普通意大利老人的卧室，那是个没有窗户的古老房子。老人点燃一盏古罗马样式的油灯。灯光亮起，壁炉上的图案清晰了起来。老人指着它，像孩子一般兴奋。 　　 致命的热爱 　　那位意大利老太太口中的“洛可可”，指的是一种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当然也包括了罗马。在此之前，巴洛克建筑曾在这座城市风靡，再往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府邸曾大行其道。如果我们一直向上追溯，罗马城中的建筑，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小屋。 　　这些记录着历史年轮的不同建筑风格，今天遍布在同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如果没有意大利人对包括古建筑在内的本国文化遗产的致命的热爱，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将千年历史留存至今，更不是朝夕之功。 　　在这里，中世纪的钟塔挨着文艺复兴的府邸，巴洛克的教堂对着古罗马的剧场”，你可以一早出发，从公元一世纪的特拉扬大帝纪念柱，来到1677年落成的圣彼得广场，再从14世纪以来便是教皇居所的梵蒂冈宫，走到三一教堂山丘下著名的西班牙广场喂鸽子。没错，对于很多当地居民来说，这才是生活。 　　上世纪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赴意大利参加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班，期间在罗马住了多半年，并且遍访了意大利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陈志华曾经注意到一个细节：罗马有一条“民族街”，那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路边有总统府，总统府斜刺出去，对面有一堆古代的石头，一共十几块，没形没象地堆在那里，但是即便这样，从前没有人想将这堆看似废墟的文物挪走。当时，陈志华每天中午就到罗马大学去吃午饭，必然经过这个丁字路口，这些无人过问的石头给他带来的震撼，无以言表。 　　陈志华曾真诚地对意大利朋友们说，要好好学习他们保护传统建筑的经验，有趣的是，罗马大学的教授反倒先塞给他一本书，那是一本法国人写的《文物建筑破坏史》，他说，“反面的震动往往比正面的宣传更有力量。我们也是损失了许许多多宝贝之后才醒悟过来的。” 　　意大利人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 　　 弯路 　　今天风靡的建筑，往往在明天被当做前朝的遗物而被予以否定。几百年前，罗马人也未能摆脱这个观念。例如中世纪时，许多古罗马的建筑物都被拆掉去造了天主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又喜欢把这些天主教堂按照当时的式样改造一番，甚至推倒重来，十六七世纪，教会势力又热衷于将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变成采石场，为教堂提供建筑材料。1519年，兼任罗马文物建筑总监的拉斐尔曾经给教皇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很多教皇仅仅为了弄到石灰，就去挖掘墙脚，于是建筑物很快就倒塌了。” 　　谢天谢地的是，亚平宁半岛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信奉着战天斗地、将传统文化一股脑打包否定的当权者。相反，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新兴政权便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文化的诠释者和捍卫人。 　　1872年，意大利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统一后的第一个文物建筑保护法。其中将文物建筑定为两个不同的保护档次。第一档次中的建筑为国家级，由国家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第二档次中的建筑为地方级，由市政府或大区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 　　但是，统一以后新兴国家那热火朝天的气氛，多少也为古老的罗马带来了困扰。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那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罗马居民，据他后来回忆，在统一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座城市建设了5.1万套住宅。伴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公共建筑物，它多少担当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功能，尽管未必成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卡皮托里奥山上建造的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为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意大利人拆掉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庙宇之一的朱诺神庙及其他一些古建筑，以至于完全毁掉了北峰的悬崖，而这里恰恰是发生“白鹅救罗马”的地方。今天，这座一百多岁的纪念碑与周遭建筑相比依旧太过崭新，会被人揶揄为“打字机”或者“婚礼蛋糕”。 　　不过，跟墨索里尼相比，这一切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这位1922年上台的独裁者笃定地崇拜着昔日古罗马帝国的荣光。1929年他宣称：“在五年时间里，罗马必须向全世界人展现其辉煌与风采——宏伟、规整、强大，如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在墨索里尼的眼中，只有古罗马时代的建筑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他下令铲掉了大片十六七世纪的建筑，它们原本围绕在古罗马广场、大角斗场、圆形剧场周围；他下令开辟了一条将大角斗场和自己居住的威尼斯宫连接起来的“帝国大道”。为了加强对古罗马时代建筑的保护，墨索里尼政府在1939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自然古迹法》。出于法西斯的需要，独裁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似乎达到了某种病态。 　　墨索里尼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罗马老城向南5公里指导建设了一座新城“罗马EUR”（罗马博览会新城），其建筑设计风格完全秉承了法西斯的理念——气势逼人，却又冰冷无情。它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召开1942年国际博览会，不过随着二战的爆发，大部分建筑还没有完成，墨索里尼政府就倒台了。 　　 接受，而不是改造 　　1950年，新的意大利政府重新启动了新城的发展计划，以EUR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设施和居民区，将罗马最为现代的职能归纳于此，从而避免老城遭到破坏。这听上去很像北京当年未能实现的“梁陈方案”——将行政区放在远离北京旧城的西郊。劫波度尽的意大利人对传统建筑的理解更为理性：接受，而不是改造。1964年，《保护和修复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在意大利威尼斯签署，这份文件成为了指导各个国家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普遍原则。其中有这么一段规定：“任何地方，凡是传统的环境还存在，就必须保护，凡是会改变形体关系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意大利人至今仍在忠实地执行这条规定。他们甚至不谈“文物修复”这个概念，陈志华记得自己初来乍到时，言谈中常常提及这个词汇，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人很有礼貌地纠正他说：“不能说修复，要说‘干预’”——所谓干预，就是防止文物建筑继续被破坏。 　　陈志华曾经几次去一位罗马大学教授家做客，“阳台上栏杆，塌了，有那么两三根料耷下来了，我第一次去这样，我最后要走了还那样，我说你怎么不修啊？他说我能修啊？我得等着！”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没有资格在自家动土，他所做的只有向上汇报，等着文物保护的专业队前来。结果，人家来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所以没着急修，就这么放着了。“我说那你们岂不是很不方便？他说这东西不是我们家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个国家的问题。”长年目睹中国乡土建筑消亡的陈志华感慨不已。 　　诸如此类让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大巴车不许进入罗马城门，地铁修筑屡屡因为发现了地下文物而影响了进度。由于道路没法扩建，当地的救火车只能凭借着高超的技术穿梭在大街小巷。 　　即便这样，罗马人依然喜欢住在这座城市，他们热爱并捍卫着自己的城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中国驻意大使馆曾想修一个会议厅，没想到当地社区组织反对，最后意大利人同意将这个会堂修在地下，而地面上要求必须绿化。 　　这些无时无刻捍卫自己城市的罗马人，也许每天都会在附近的咖啡店、菜市场和教堂见见面，聊聊天，也许他们会不经意地来到西班牙广场——这里是《罗马假日》中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牵手的地方。伴随着祷告的赞歌，人们继续着一座千年古都的永恒传说。 　　（聂若曦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