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近日来，与人权和言论自由相关的议题在厄瓜多尔的社群网站受到相当大的重视及讨论。厄国政府近日因为“Satya Case”而受到质疑。“Satya Case”此一事件的主要主角为Nicola Rothon和Helen Bicknell，一对来自英国并拥有厄瓜多尔当地承认之 民事结合 的女同性恋伴侣，并透过人工授精育有一女“Satya”，但户籍登记处却拒绝将她们两位共同登记为女儿的母亲。 媒体的报导使得厄瓜多尔人关注到此议题，在社群网站上引发大量有关同性恋和“非典型家庭”与厄瓜多尔宪政命令之间的讨论。根据大宪章第68条“两个独立个体间维持一对一伴侣关系，且关系稳定的伴侣，可享有家庭中婚姻关系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Italo Sotomayor 的文章中分析了Nicola和Helen所遭受到的对待已经违反了人权。他在Periodismo Ecuador博客上的文章 “Satya, a case of constitutional extreme-supremacy” 中表示： 大宪章地68条认可了 民事结合 ，同时也直接承认了同性伴侣，这表示了她们可享有婚姻中与夫妻关系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也推定了伴侣的义务，指明了凡出生于此关系中的儿女应享有一位母亲及父亲以组成家庭。 另一方面，神父 Paulino Toral 投书到Vistazo magazine表达他对同性婚姻的强烈反对： 这种性别意识形态预告了传统家庭的结束，以便腐蚀孩童和青少年的心灵。家庭是孩童及青少年学习如何分辨正常的男人及女人的地方，我们必须终止传播如此思想的家庭。   Flag representing LGBT rights. By Datchler on Flickr. (CC BY-NC-ND 2.0) 继神父Toral的投书之后，Miguel Macías在每日 El Comercio发表，并持与神父相同意见的文章也在推特掀起舆论上的轩然大波。推特的用户认为该报纸的线上编辑有责任将该文章删除，并且应在社论中为无善尽审稿的责任道歉。 Rafael Méndez Meneses (@KevinHurlt) 赶在报纸移除前保留了此 社论 ，并将此文章以及El Comercio针对此发表的道歉启示公布于他自己的博客。 这段期间，人们也不断在运用关键字连结 #casoSatya 标记讨论同性恋和同性权利相关议题上，言论自由以及尊重个人意见之间的拿捏。 身兼律师和沟通专家的Pablo Garzón (@pgarzon) 他说道  : 你，我，我们都会是厄瓜多尔公开谴责同性恋恐惧症的第一个世代。对我们的父母来说它一直是个禁忌，以后也一样。 女议员María Paula Romo (@mariapaularomo) 她说 ： 这无关乎预先审查，而是明显的编辑政策，这是对 @elcomerciocom 的一个教训。 厄瓜多尔作家Eduardo Varas (@eduardovarcar) 他表示 ： @elcomerciocom 移不移除这篇文章有什么差别吗？我不明白。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讨论言论自由的通篇谎言罢了。 Lola Cienfuegos (@lolacienfuegos) 提到了 “双重论述”： 在 @elcomerciocom 上发生的已经证明了双重论述与其双重道德标准的存在。但描写 粉红许愿基金会 是可以容许的。 网站Gkillcity.com同样发表了一篇由Xavier Flores Aguirre ( @xaflag )撰写的文章， 表明他们支持Nicola 和Helen；在 “Satya and diversity” 他在文中写到： 今日，透过同样制定法律的司法途径，一样可以制定出反对如此法律解释的法律(特别是较为高阶层的宪法层次)。 校对： Portnoy 作者 Daniela Gallardo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s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周弘 张磊：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变革面临的制约因素 进入专题 ： 西方政治 社会制度    ● 周弘 （ 进入专栏 ）   张磊   　　 　　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一、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2009年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四、欧洲一体化的应对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周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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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表示，解放前，上海是亚太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先进程度超过香港，更不用提新加坡和台湾。但二十年后，上海落魄了，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于是人们就问：社会主义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原文： The Rise and Fall and Rise of New Shanghai  发表：《外交政策》双月刊9/10月号 作者：DANIEL BROOK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即便是以哈佛的标准来衡量，哈佛大学医学院1908级学生也格外有雄心壮志。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是从美国顶尖医学院毕业，他们当中一小撮人着手在海外为母校寻找一个新校区。当他们环顾这个由即时通讯和洲际旅行联结、重心逐渐转向环太平洋地区的世界时，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上海。中国的金融枢纽和国际门户似乎必定会发展成新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它是一夜暴富梦想者的天堂，曾经以”亚洲黄金国”美誉引起世人瞩目，如今一心要成为气质高雅和世界主义色彩浓厚的”东方巴黎”。    那是1909年，哈佛学生们花了三周时间乘船渡过太平洋来到上海。但他们遇到的这座城市云集了苏格兰鸦片商、犹太房地产大亨、锡克教警察、广东富商巨贾和洋泾浜英语，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城市。入境不需要护照和签证，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美国侨民撰文介绍这座城市时说：”今天来到上海的人会发现自己犹如置身于一个欧洲大城市，这里高楼大厦林立，街道平坦整洁，饭店和俱乐部比比皆是，公园和大桥随处可见，汽车川流不息，有轨电车和大巴车来来往往，外国商店争奇斗艳，到了晚上，电力照明光彩夺目——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景象。”    然而，这个上海充满机遇，也充满危险：它培育了叛逆的政治活力，就在年轻人们到来的短短几个月之后推翻了中国的帝制。过了几年，他们的事业无果而终。    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上海诞生于数十年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皇帝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市范围内，外国人不受中国法规管辖，从法律上讲，他们就好像从未离家。很快，奇特的”治外法权”司法原则成为现实，英国、法国和美国从上海老城区周边获得租界。外国人从1845年开始建造的定居点看上去恰似其祖国的微缩版。法国租界以林荫道和咖啡厅著名，英国租界以华丽的私人会馆见长，美国租界的特点则在于大街两旁生意兴隆的商贸活动。短短十年后，以外国人为主的上海已经是中国的主要国际港口，取代了珠江岸边的广东。二十年间，上海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但对中国人来说，生活在这个繁荣之都让人深感屈辱。在外国租界，中国人通常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是二等公民。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制订了种族歧视性法规，禁止当地人（和狗）进入市内公园。就连供职于西方企业的中国白领也不得不走进专供中国人使用的浴室。对于这个城市的全部活力而言——这种活力帮助中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公司，铸造自己的现代文化——状况变得如此屈辱，当地人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后来不仅把上海而且把全中国对外封闭了几十年。    如今，正是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共产党在引导这座城市重新与更加广阔的世界交往，希望证明由中国人管理的上海会比以往受西方控制时更大、更好、更有全球地位。鉴于上海市的复杂历史，当局力图让它在经济上自由呼吸，但抑制文化、思想和政治开放，那曾在一百年前使这座大都市生机盎然和桀骜不驯。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打开潘多拉盒的后果：第一个全球性上海的狂傲自大曾殃及全中国。    那是上海已经对外开放了100年以后的事情。相比之下，上海目前的重新对外交往还很年轻。在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努力推动和外柔内刚的管理之下，邓小平在1990年批准重新开发这座城市。两年后前往视察时，他称上海为”龙头”和中国领先城市，据说他在经过老租界与河对岸新区之间的大桥时连称”快一点，快一点”。    几乎是一夜之间，自1949年”解放”以来一直被封存的这座大城市焕发了堪与共产党上台执政之前鼎盛时期相媲美的强大势头。上海的土地在毛泽东时代废除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被全部没收，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局把土地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筹集到大笔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凭借刚刚拥有的巨额财富，上海市很快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市政设施，崭新的国际机场有磁悬浮列车与市区相连，新地铁系统的规模超过了纽约和伦敦，纵横交错的桥梁和隧道连接着前租界的历史中心和浦东新区的金融中心。    阻碍了这个政府建设计划的上海居民楼被强制拆迁，为了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商业枢纽，逾百万家庭被重新安置。抛弃了早已不被信任的、毫无价值的苏联式计划经济，重新开放的上海很快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产生巨额财富，并吸引了全球顶尖企业，包括像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这些曾经在100年前主宰该市经济命脉的外国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市长徐匡迪曾说，他故意超前建设上海，就像一个精明的家长给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买大一号的衣服。这番话常常受到嘲笑，但渐渐听起来颇有先见之明。上海市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共产党规划者是正确的，但也带来失控之虞。    邓小平曾催促加快发展的浦东新区以玻璃和全钢结构为特点，令河对岸由外国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修建的艺术装饰风格建筑相形见绌。最吸引眼球的摩天大楼外墙上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在夜晚格外醒目，这正符合一个在短短二十年里迅速飞黄腾达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俗丽。它就像一台放在酒柜上的巨型电视机，让人无法不盯着它看——不管播放的是什么节目。一名欧洲建筑设计师将浦东互不搭调的高楼大厦比作歌剧中的女戏装，引人注目要比趣味高雅更重要。在一名美国建筑批评家看来，关键在于规模而不是风格：”浦东耸立的高楼简直令河对岸的遗迹自惭形秽，就好像对西方竖起中指。”    除了看得见的设施以外，当局还出台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确保重新全球化的上海市不会重演生机勃勃却令人感到屈辱——最终激起革命——的过去。与当年无需签证和护照自由出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来客和侨民受到密切监控。如今，他们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完全不同于没有监管、多种语言混杂的老上海，也不同于当代更典型的全球商业枢纽。(例如，纽约37%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当局没有引进数百万外国专家来帮助管理上海的全球性企业，而是设法激励会讲英语的中国专业人士，把这座城市当作一所精英大学，采用竞争性录取程序：内地中国人如果拥有全国性大学的学位并通过计算机和英语水平考试就可以获得上海居留许可证。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国人若想到上海工作则会困难得多。当局深知当年是心怀不满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并奋起推翻了上海1.0，如今他们利用户籍制度来控制参与建设这座城市的新苦力。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来到上海从事建筑工作，一旦工程结束便被送回乡下。据政府估计，上海近1900万人口当中约有600万人——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低于实际数字——是国内流动工人。虽然他们往往超期逗留（具体数字不详），但身份证查验和外来务工人员清理运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2010年世博会等重要国际活动之前。这种歧视在衣衫破旧、皮肤黝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衣着入时、容光焕发的正式居民之间酿造了紧张气氛。（上海正式居民的预期寿命现已超过美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更高。）    当年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等西方企业将利润席卷到纽约和伦敦，而大多数上海人一贫如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预期寿命只有27岁），如今的规章制度要求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在上海1.0，浦东区是西方跨国公司血汗工厂的所在地。但现在，上海2.0的华丽高楼名符其实地在高度上压倒了老上海的耻辱。工厂都转移到了房价较便宜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外国人曾经是遭人痛恨的吸血鬼和蝗虫，现在则让人愉快地想起这座城市的全球威望。就连修订版治外法权——外国侨民比本地人享有更多的信仰和结社自由——的回归也没有引发紧张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    当局明白，正是外国思潮、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外国人的影响最终破坏了老上海的稳定。因此，他们对上海市学术和文化生活的管制即便以中国的严格标准来看也是十分严厉的。上世纪初，外国租界的中国记者躲过审查，开创了中国最自由的新闻界。利用上海工部局的共和原则，当地中国纳税人于1905年成立了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市议会，那是在帝国前所未有的代议制政府。毋庸赘言，如今的当局无意允许新闻自由或选举民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局把这种人权冠以”全球价值观”（言下之意：不属于我们）的蔑称，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即使是对中国最以其全球性自豪的城市。    就连不那么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海外思想也受到监控。联美影片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都设有大型办事处，如今全中国每年只允许放映20部外国影片。1999年启用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已经拥有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相当的年客流量，每天有国际航班起降，然而，上海现在对外国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如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时，来自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顶级爵士音乐家常驻上海市知名夜总会。但自从2008年比约克在上海演唱歌曲”宣布独立”期间高喊”西藏!西藏!”以后，上海市当局对巡演艺术家严加控制。2009年，新生的上海艺穗节被迫将国际演出改在周边小城市举行，因为主办方抱怨说，上海市政府”事儿太多”。中国演艺人员发现，上海的文化官员格外好管闲事。北京摇滚乐队Carsick Cars的主唱张守望在美国演出时告诉我：”上海比北京要严得多……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演出的时候，有人叫来警察。这种事在上海经常发生。”    政府努力打造一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上海，调低各种自由言论的音量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让这座城市引进各种全球商品，但不包括可怕的”全球价值观”。对北京的现代统治者来说，上海2.0的终极目标是用一座闪闪发光的大都市（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比曼哈顿还要多的摩天大楼!）来证明其建设所依靠的自上而下严密管理制度是正确有效的。    改革时代的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解释说，上海的复兴可以被理解为弥补毛泽东时代对这座城市的管理不当。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表示，解放前，上海是亚太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先进程度超过香港，更不用提新加坡和台湾。但二十年后，上海落魄了，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于是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希望浦东新貌给出了答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前言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但这并不表示胡适的著作和研究全无禁区。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胡适晚年所写重要的反共文字多未收入， 而所有大陆所出有关胡适的研究著作，对胡适思想中的这部分不是轻描淡写，就是痛下批判。因此，胡适的这方面思想在大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展现和受到认真的对待。 　　 　　这个情形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在台湾和海外的胡适研究上。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上的忌讳，而是胡适重要的反共言论大多是1949年以后以英文发表的。这些英文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少数，而有些讲稿并未正式出版，搜求就更为困难了。 　　 　　胡适著作在中国重新出版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的思想至今仍有违碍的地方，而这点违碍也正是“胡适幽灵”精神之所在。胡适晚年所写文字有不少是早年作品的摘要或复述，他的反共言论却是他晚年的“新作”。 　　 　　中国大陆的学者，谈到胡适的反共，则不假思索地用些“反动”等不堪的字眼加诸其身。其实，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进步；胡适的“反动”，正是他的斗争，他的不妥协；胡适的“反动”，也正是他的思想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光焰万丈之所在。 　　 　　胡适反共产思想的哲学基础 　　 　　就胡适思想整体而言，反共并不是它的“体”，而只是它的“用”。换句话说，一种反对意见的提出，必然是在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受到威胁或挑战以后，被动的，甚至于是不得已的一种举措。所以要了解胡适的反共思想，必须先审视他思想体系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价值取向是和共产主义不两立的。在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胡适的反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他对广大众生的悲悯。这种悲悯是来自“抗争”，而不是“容忍”。 　　 　　胡适一生服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实验主义，在社会改造上，反对彻底通盘“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来。 胡适经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话是：“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Progress is not a wholesale matter, but a retail job, to be contracted for and executed in section.) 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团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分化成左右两个营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彻底改变，这恰是胡适主张的反面。这点基本态度的不同是胡适日后反共的哲学基础。 　　 　　1930年3月10日，胡适写《漫游的感想》，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同年4月13日，写《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地表示了他反对暴力的革命： 　　 　　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 　　 　　胡适早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期，就反对急于求成的革命，在他看来，任何急进和暴力的革命，都不免是表面的、短暂的，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浪费。他毕生所鼓吹的是：社会改革是没有捷径的，是必须从基础做起的。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他明确地指出“激进的革命与点滴的改良”(radical revolution versus piecemeal reform)是独裁与民主的根本不同之所在：“独裁政权的首要特征是他们都支持激进并带有灾难性的革命，而他们对特定的改革则讥之为肤浅而无用。”(The firs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s that they all stand for radical catastrophic revolution and that they all scorn and spurn specific reforms as superficial and useless.)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又提到了他在十三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并引了其中的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会导向政治的独裁。”(All social radicalism must inevitably lead to political dictatorship.)并引了一句列宁的话“革命毫无疑问的是最独裁的东西”(Revolu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uthoritarian thing in the world)。 可见直到晚年，胡适没有改变过他在《问题与主义》中的基本信念。 　　 　　胡适思想中反共的另一个基本成分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他一方面强调个体需为群体服务，个体的生命必须透过群体才能达到不朽； 但另一方面，他绝不抹煞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换言之，群体绝不允许假任何名义，对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进行压迫。“多样并存，各自发展”是胡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信念。任何违背这一信念的主义和教条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中，指出独裁集权与自由民主的另一个思想上的冲突是“一致与多样。”(uniformity versus diversity)的不同。他说：“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ly individualistic.)他认为： 　　 　　严格的要求一致必然导致对个人自发性的压迫，阻碍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努力，导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的是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伪善。 　　 　　The desire for uniformity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initiative, to the dwarfing of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effort, to intolerance,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nd, worst of all, to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moral hypocrisy. 　　 　　1949年以后的中国正是极端的要求一致而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胡适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种种问题，显得特别真实。 　　 　　1955年，胡适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对民主的精义有极其独到的解释，最可以看出胡适思想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胡适一生除了鼓吹自由民主之外，同时提倡怀疑的态度，要人们不轻信任何没有证据的东西。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的名句是：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并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提倡者的武断，和追随者的盲从上。1931年，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类似的话又重说了一次：“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伹都不是针对马列思想的本身，而是针对信仰者的态度而言。1953年，胡适把这种不轻信权威的怀疑态度视为共产党批判胡适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适一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谓生产方式是决定历史发展最后和最主要的原因，在胡适看来，这至多不过是一个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胡适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始终强调偶然、多元，而不认为有最后和唯一的解释。这种偶然说的形成早在他幼时读《资治通鉴》，读到范缜《神灭论》时，即已种下因子。 这一点思想的种子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行事”， 使他不能轻易地接受对历史发展所作一元的解释。胡适并没有写过专论历史发展的文字，但从他零星的论述中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1927年1月25日，胡适和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在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胡适向比尔德提出历史的偶然说却绝不偶然，比尔德以写《美国宪法的经济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著名一时，他是偏向于从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学者。 因此胡适的偶然说是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提出的。 　　 　　1935年，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对历史发展一元的解释，提出了批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在1920年代，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也是唯一解释。接受这个理论，往往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胡适根本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元解释，就更不必说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了。 　　 　　胡适实验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使他不能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科学态度，使他不能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确切实验结果之前就妄下判断。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说：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这个态度和他1917年在美国留学时初闻俄国革命时的欢快心情是类似的。他当时认为“新俄之未来”是“未可限量的”，并曾有“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诗句。 　　 　　1954年，胡适对自己二十七年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评价有过“公开的忏悔”。 当然，这个“公开忏悔”也是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晚年定论”。 　　 　　胡适一点一滴温和的改良主义，主张多样并存，发展自我的个人主义，不轻信任何权威的怀疑精神，对历史发展多元偶然的解释，这种种都使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这些哲学上的基本信念是胡适反共思想的基础。 　　 　　对共产势力的错估与低估 　　 　　胡适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有过一段时间的低估和错估。在1928年5月18日的日记里，记了他和吴稚晖的一段谈话，吴稚晖认为：“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么想”。 1953年11月24日，胡适写《追念吴稚晖先生》又重提了这件二十五年前的旧事，承认自己的错误，佩服吴稚晖的远见。 　　 　　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两党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发了一个电报给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力陈此意：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从这通电报最可以看出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和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个性。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回忆录《旅华五十年》(Fifty-Years in China)写《前言》(Introduction)时对马歇尔(Marshall)和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有所批评，认为马歇尔所主张的国共和谈是个实现不了的空想，(The Marshall Mission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impossible objectives.)但胡适同时指出当时他自己和司徒雷登是同样的幼稚： 　　 　　其实，在那理想主义横溢的年代里，我也是一个国内事务和国际政治上的生手。我竟然如此天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发了一通长电到重庆转交给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严肃而又诚恳的向他说明，现在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一个庞大的私人部队……当然，我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In fact I, 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 So naive, indeed, was I that shortly after V-J Day I sent a lengthy radiogram to Chungking to be forwarded to my former student Mao Tse-tung, solemnly and earnestly pleading with him that, now that Japan had surrendered there was no mor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a huge private army…Of course, to this day I have never received a reply. 　　 　　直到1947年胡适才真正感到共产党在世界上对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胁，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把“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归为同一类的政党。并指出：这类政党“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有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不惜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这类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虽然，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俄国共产党，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以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其集权却更远甚于胡适所说。 我相信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已清楚地感到共产党在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了。 　　 　　1947年8月1日，也就是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发表之后十二天，胡适在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明白的指出：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这个时候，胡适已清楚地感觉到这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逼人而来了。胡适发表这篇文章，也无非是在逼人的逆流之下，希望大家对民主自由维持住信心，但他似乎还没估计到这股逆流竟能在两年之后席卷中国。 　　 　　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发表之后23天，胡适又写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一文。在文末，他语重心长的呼吁：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1948年3月21日，胡适在给周鲠生的长信中，表示了他对苏联彻底的失望，并指出：“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雅尔塔密约签订之后，使胡适“不能不承认有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 　　 　　从上引胡适1947和1948年发表的四篇文字来看，他的心情真是一篇紧似一篇。虽然他已经清楚地指出共产党所代表的是集权专制和侵略，但他的批评却始终是围绕着国际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而未及中国共产党一字。这绝不是他还没看出中国共产党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和企图，而是他仍然想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一定的超然。作为一个无党派自由主义者，他仍然对两党政治怀着一定的梦想。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批评是在1949年以后。 　　 　　从思想史上反共产 　　 　　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晚年思想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个新使命。在一篇大约是1955年手写的中文残稿中，胡适把原来拟好的题目《胡适是应该被清算的》改成《我是根本反共的》。 虽然这只是一篇残稿的题目，但却很有意义。显然胡适认为反共是他“根本”的态度。他对这个态度不但不回避，而且以此自任。 　　 　　1955年，也正是批判胡适思想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胡适写了《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我在这三十多年之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字。”然而，在批胡运动中，胡适却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克思主义战线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周扬则宣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这些“罪名”，或许也曾耸动一时，但现在看来却成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业绩了。胡适不但是反共的，而且是共产党思想上的头号敌人！ 　　 　　胡适的反共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的。其一是从他终身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中，来阐发自老子以来的自然主义与以孔子为代表的理性人文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的正宗和基底。这个崇尚自然和理性的思想基本上是反独裁、反暴力的，任何带着宗教狂热的迷信和暴力都不能轻易征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这个理性的人文主义不但是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是共产党思想控制所遇到的“抗暴防腐”力量。 　　 　　在一篇五十年代所写冠题为《共产主义，民主与文化形态》 (Communism, Democracy, and Culture Pattern)的英文打字稿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思想和文化之中有没有什么成分是集权和暴力所不能摧毁的，而这个成分终将成为推翻暴政的最后力量。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他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能有效而且长期的抵抗共产主义： 　　 　　1.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对所有政府干预的极度厌恶。 　　 　　2.一种爱好自由与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尤其是对知识、宗教和政治批评的自由。 　　 　　3.传统对个人权利和对怀疑态度的推崇——即使是对最神圣的事物的怀疑。 　　 　　1. An almost anarchistic aversion for al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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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韩国，如此这般，你们的网民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利用。 【3】炭疽第三省 @龙灿 ：炭疽病牛肉之前就已经流入了湖南市场，之前记者采访了，结果不准报道。就此销声。结果今天株洲爆发了40多人吃牛肉中毒的事件，湖南记者又去采访了，结果还是不准报道。 【4】北大回应“院长奸淫服务员”传闻 @北京日报 ：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23日表示，如果新浪实名认证的邹恒甫微博发布内容属实，学校将坚决依法对相关人员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如果微博内容失实，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或机构诋毁诽谤的法律责任。 http://t.cn/zWEu4ts 【北大院长奸淫传闻涉事餐厅：我们清者自清】针对北大前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实名认证微博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的爆料，梦桃源湘粤酒楼迎宾小姐称，已知道邹恒甫微博上的举报内容，但她强调，自己与同事没有受到言语和行为上的骚扰，“反正我们清者自清”。 【5】炸了ATM机 8月22日，江西新余一家工商银行ATM被炸。犯罪嫌疑人刘某交待，一周前在他这台ATM机上取出一张假钞， 21日到银行要求兑换，被银行以距离取钞时间太久，无法认定而拒绝。第二天，刘某花10元买了两枚“大爆竹 ”，炸了ATM机。图据 @心里住着恶魔滴蘑菇 。 【6】海南嬉水节多名女性遭性骚扰 8月23日上午，一年一度的“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广场开幕。在嬉水狂欢开始后不久，数十名女性被几十名男子按倒在地，当众扒掉衣服，抚摸其胸部，摸得全身通红。 多名女子遭脱衣袭胸等性侵，现场众人围观。 【7】北京男子竖广告牌征婚 8月22日，北京中关村广场出现一块3位男士的征婚广告牌，吸引了大批市民拍照。这个广告牌登一个月时间，3个人每人花了5万元。 【8】站台 2010年8月23日，某大学学生马跃在北京地铁站等候末班车时，掉下站台身亡。由于没有监控录像记录事发前后全过程，截至目前，马跃掉下站台的原因尚没有定论。今年8月23日早上，马跃母亲前往儿子出事的安定门地铁站内，将儿子的照片、菊花、蜡烛摆放在站台上，祭奠逝去的儿子。 @马跃妈妈 ：今天我来到儿子出事的北京地铁鼓楼站祭奠儿子在此去世两周年，地铁工作人员和警察却跟我说点蜡烛违反他们的相关法规，那我们到现在看不到出事时的录像违不违反你们的相关法规呢，两年来我们得不到真相有没有相关的法规呢？ 【9】河南农户搭灵棚祭奠3000只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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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以来， @联合国 最蒙羞的一次任务。因为俄罗斯等国的否决票，使你们成为大屠杀观察团。滚吧。不过你们本身是无辜的，一路平安。 【叙利亚革命简史】2011年3月，10多名少年在墙上涂写反巴沙尔标语被抓、拷打，引发全国和平抗议；6月，13岁的HAMZA被抓、殴打和枪击致死，引发更大规模抗议。派去镇压的部分军队起义成立自由军。安南6点出台后，自由军曾宣布停火，数天后，叙利亚政府武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胡拉等大屠杀，自由军重新自卫 。 环球时报 邱永峥 : 叙利亚空军对马勒的居民区轰炸时，我离这里只有1000米，那一刻，觉得自己真的死定了。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我想不通，叙利亚政府的战机为什么要炸平民呢？这或许中国媒体人应该到叙利亚北部战区，我们是第一个到阿勒颇的中国媒体，这其实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空袭，每天叙利亚政府军空军战机的空袭，夜袭，再加上重炮打击居民区，我们的逃命成为每天最重要的生活，而日本女记者倒在我采访地点两条街外，同行的另一名土男记者下落不明。 @伊扎特 ： #今日叙利亚# 据叙利亚安全部门外逃的官员透露，阿萨德当局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暗杀政府进行不利报道的国内及国外记者。昨天，在日本同行遇难仅仅两天后，又有两名叙利亚当地记者遇袭身亡。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至少有30名叙利亚记者和公民记者被当局拘禁。 这是我在叙利亚北部遭叙空军轰炸最惨烈的现场。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对这个画面解释说：这是阿塞拜疆地震现场！当然，反对派武装的话也不能全信，需要媒体人对同一事件从两个方面采访才可能最接近真相。不过，这谈何容易。 作为中国媒体人，尤其是最早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完全控制区的媒体人，确实面临着远比西方记者阿拉伯记者更艰难的环境：你得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为什么投否决票，以及为什么支持巴沙尔。对普通人和武装人员都在做此解释，但整体态度还好，但这确实意味着你的采访要更多的勇气与风险的增加…… 多数阿勒颇的老百姓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只能坐在家中等着双方交战停息，然后出来弄点吃的。他们是战争最无辜的受害者，只想着苦难能早点结束。 【21】日韩互讦，勇者胜？ 以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竹岛（韩国称为“独岛”）为导火索引发的日韩外交对立近日愈演愈烈，韩国方面欲退还野田首相写给李总统的亲笔书信，而日本则表示拒绝接收。日韩双方对此均态度强硬，这场博弈呈现出相互攻讦之势。 【22】“好奇”号在火星上首次试车 @迈克尔dong :好奇号火星漫游车开始在火星上行驶，从盖尔陨石坑（Gale Crater）的着陆地Bradbury Landing出发，前进4.5米后停下来，然后方向转120度，前进2.5米，停留位置相距出发点6米。好奇号的首席驾驶员 Matt Heverly说，好奇号的移动系统功能没任何问题。它的第一个行驶目标位于其东南方向，距离约400米。 【23】这是林黛玉一天吃五餐饭以后的模样 朝鲜版《红楼梦》中扮演林黛玉的血海歌剧团演员李正兰。 【24】全文未提一句“国民政府”或“中国政府” @雷颐 ：“芷江受降”处新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前言”写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全文未提一句“国民政府”或“中国政府”。 【25】两个社会 余海果 : 在某一个社会里，人民是在逐渐失忆的，因为他们接受了历史课本上那些貌似真实的舞台剧；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人民是在逐渐恢复记忆的，因为执政者必须公开抨击他们政见的现实和历史。实话说，我们现在有了向民主发展的趋势。但是，这常常是被奴役者内心的侥幸。 【26】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 ——《肖申克的救赎》 http://t.cn/zW9HXiS  （ @喷嚏意图 ） 砖织微博 ：在中国，能安全过桥的只有米线了。。。。。。   XX末年，夏末秋初，物价飞涨，然后 HM 秋季新款夹克衫 仅为专柜3折 驼色与宝蓝供您驾驭！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spm=a1z10.3.17.31&id=19070936971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图卦微信号】 penti_tugua 喷嚏官方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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