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蔡?P：中国经济增长的十字路口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蔡?P （ 进入专栏 ）   　　 　　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大趋同潮流相汇合，面临着伟大的历史复兴。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也开始进入减速时期。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通过归纳关于高速增长后减速的国际经验，以及减速乃至陷入停滞的原因，就如何防止不正常减速从而避免不好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长期经济增长转到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不属于严肃研究者的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和判断。无论其科学性如何，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舆论界和民间的热议，也常常得到官方的回应。如果说，许多这类的预测仅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预言的话，简单地把所有的预测都解读为“棒杀中国经济”或者“捧杀中国经济”，也是欠缺理性的思维逻辑，并无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挑战和出路的认识。 　　不过，本文讨论所引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主要局限于那些严肃并且至少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讨论基础的研究，而忽略那些没有提供充分论据，从而缺乏讨论基础的观点，或者明显带有成见的，或者旨在炒作的观点。此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预测，因其涉及短期问题，有些观点情况会随着短期外部冲击的消失、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从而当事人预期的变化而时过境迁，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回应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和评价，而是尝试找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潜在原因，争取较好的结果。 　　 　　中国能否实现由盛转衰后再度由衰至盛的奇迹?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出所料，随之出现一系列关于中国进一步赶超的预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①，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许多国际组织和投资银行都做过类似的预测，像这样的乐观预测也不胜枚举，只不过，各种预测有的依据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有的依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从而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上有早有晚。 　　这样的预测结果也绝非天方夜谭，不过是根据过去对未来进行的外推。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第10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第7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随后，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最直接的反应是，由于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接近1/5，对我们来说，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即使排在第一位，也并非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高达123.7万亿美元，真正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40%。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是美国人均GDP的80%②。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14.4亿以后不增反降，并且预计在2040年只有14.3亿。如果按照这个人口基数计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相当接近于美国那时的水平了。 　　其实，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预测，从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发展表现看来，都无令人惊讶之处。自17世纪之后，在西方世界进步加快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落于人后。1700年～182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5%，而人均GDP则没有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年～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重大政策失误影响下，虽然也实现了6%的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排斥市场机制、过高的积累率、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不仅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反而拉大了发展差距，1978年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得温饱。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经济才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其间实现了不胜枚举的巨大制度变迁。例如，从人民公社大锅饭到家庭承包制的体制变革;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主要机制的改革;从封闭型经济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获益者的变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国家总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在1978年～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10%的速度。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年～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年～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年～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年～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年～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年～1995年和1995年～2004年期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 　　早在1994年，当林毅夫、蔡?P、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首次出版时③，他们在书中就按照当时显现出的中国、日本、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假定三个国家保持各自在20世纪80年代的GDP增长率的话，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如果按照当时经济学家认定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的话，中国经济预计在201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 　　即使在当时，与此类似的乐观预测也并非绝无仅有。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默斯，也做出了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预测。稍后，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著名经济学史学家麦迪森，以及世界银行等都做出了相似的预测。而如今，类似的预测越来越成为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中国能否按照这些研究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出了通常按照经济规模进行排位的意义，即关系到中国最终能否完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由盛变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迹。 　　 　　从大分流到大趋同 　　 　　在前面提到的《东亚奇迹》这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东亚地区有着颇高的期待(称之为“东亚任务”)，即期冀该地区保持其既有的、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于2025年在经济总量上占到世界的40%。这样，东亚就能重现其历史上的辉煌——1820年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就是40%④。鉴于中国经济总规模和增量的贡献率，对东亚的这个期待，不仅也是，而且尤其是对中国的期待。 　　世界经济史学的最新进展，表现为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衍生地区在科技和经济继而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非从来如此。 　　最初是人们围绕所谓“李约瑟之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相关的研究发现，在18世纪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⑤。例如，公元9世纪到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自汉代到14世纪，中国的工业都处于较高水平。而城市化水平不仅是工农业生产率的结果，更代表了商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宋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欧洲的水平。相应地，与市场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也高度发育。只是在14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才渐渐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以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加州学派”则认为⑥，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愈益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内忧外患阻碍了经济发展，共和国成立以后也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经济体制上的弊端耽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不仅全面地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亚洲邻国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发展差距也显著拉大了。例如，根据一项研究，仅仅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就使1993年的劳均产出降低了63%⑦。 　　这些失误，使得中国没有搭上迈克尔·斯宾塞所说的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⑧，失去了经济发展宝贵的30年。而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终于把数百年的“大分流”逆转为“大趋同”，中国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迄今为止，能够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可，并广泛引用的长期国别历史数据，特别是现代统计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水平的数据，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系统地整理并公之于众的。使用这套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再由衰至盛的曲折反复，高度浓缩了前面文字讨论中的信息(图1)。 　　 　　如图1所示，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均收入所达到的最高点是15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而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最高点则是1820年，创造了世界全部GDP的近1/3。同时，这张图也以其宏大的跨度，显示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再是一个倒U型曲线的变化，而将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前期呈现出的趋势接续起来观察，已经呈现出一个N字型的变化轨迹，即自19世纪以后的衰落，再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宏伟复兴。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是资本报酬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报酬的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国家相对于在较高起点上发展的国家，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差异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这种理论预测的含义就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具有赶上并超过较发达国家的机会。 　　然而，大量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趋同论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而事实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除少数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和地区之外，总体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在这两组国家之间，趋同并没有发生，差距反而拉大了⑨。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经验上的这种失败，来自于其理论上的缺陷，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的因素，不能为模型本身解释。因此，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陷入凋敝的景况;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尝试着在两个方向上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在理论上试图将技术进步等增长因素内生化，在经验上则继续收集数据以检验趋同假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理论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在理论上，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特点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扩散的过程等研究，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所以这种新增长理论又被称作内生的增长理论。而一旦人力资本这种具有报酬递增特点，以及技术创新、扩散这种可能和需要产生垄断的因素在增长模型中被内生化，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就被突破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蔡?P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我是从李敖的书里读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殷海光的。李敖在文字里对殷海光充满了敬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有友提出了他，虽对他知之甚少，我还是把所知道的一点写在下面。 　　 　　殷海光（1919年——1969年），原名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山人物、启蒙大师。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1926年，殷海光居住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镇。 　　 　　1932年，殷海光由伯父、辛亥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好学生，桀骜不驯，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强迫他在二年级辍学，到食品店当学徒，八个月后复学读书。 　　 　　1935年，殷海光喜欢哲学，受哲学大师金岳霖影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殷海光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金岳霖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1942年年，殷海光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西方哲学。 　　 　　1944年，殷海光入伍，到印度军营里学习军用汽车驾驶，图抗战报国。 　　 　　1945年，殷海光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殷海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1947年，殷海光回上巴河镇看望父母，自离家后他唯一的一次回家。 　　 　　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抨击当时的权贵和国民党的政策，受到训斥险遭撤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民族报》总主笔。 　　 　　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说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因而触怒了当局，被围攻、批判，踢出了《中央日报》社。 　　 　　他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 　　 　　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殷任编委兼主笔。胡适、雷震为发行人。 　　 　　胡适不在台湾时，雷震专政事务，殷海光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撰写《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直接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和政策。 　　 　　殷海光自到台湾后，忧心台湾知识界的麻木“冬眠”状态，便经常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各媒体写文章、自行出书等等，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他大力宣扬哈耶克、卡尔巴柏的哲学新思潮、罗素的哲学精神，呼吁、鼓动青年和民众解放思想，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 　　 　　因此殷海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是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崇拜的精神领袖、民主斗士。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成为港台政论家的范文。 　　 　　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1954年，殷海光赴哈佛做“访问学者”，研究、讲学。 　　 　　1955年， 　　 　　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同时为《自由中国》、香港《祖国》周刊撰写政论文章，对抗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禁制，批判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和宣传。 　　 　　殷海光自诩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为“五四”的反传统辨护，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 　　 　　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信中说： 　　 　　“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表明了他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决心。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烈文章，挑战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统治。 　　 　　1960年，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总统。殷海光在报刊上连连撰文反对，他为台湾民主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是时势所趋，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他的激烈政治倾向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张起来。 　　 　　7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谋求推行“选举改进”），殷海光与同人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随雷震的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成了禁书。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殷海光对胡适不满，因为胡适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从此他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不去吊唁。 　　 　　殷海光对傅斯年抱有特殊的情感，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殷海光独自在深夜哭倒于傅的灵前，又作长文追悼之。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殷海光因中西文化论战事，而遭到全岛政治、文化界的围勦，《中国季刊》等刊物责骂殷海光是“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 　　 　　1964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发给殷海光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著禁止文星书店出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生活更加拮据。 　　 　　1966年， 　　 　　殷海光每次在台大演讲时，礼堂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7月，台湾大学迫于政府命令不再续聘殷海光，又囿于舆论的压力，台大改为殷海光只领薪金，不来上课的方式。 　　 　　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7年，哈佛大学邀请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因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而未能前往。海耶克教授来台，也被当局禁止与殷海光晤谈。 　　 　　殷海光对自由的追求使蒋介石大为脑火，他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 　　 　　“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去世。 　　 　　1970年后雷震购墓地，移葬《自由中国》社过世的同仁罗鸿诏、殷海光。雷震题写殷海光墓碑，移葬时，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嘱在墓碑上一定要镌刻“自由思想者”几个字。 　　 　　雷震遂将这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殷海光活了五十岁，殷海光留下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逻辑学讲话》、《生命的意义》、《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殷海光在最后几年里是孤独的，心情也极为忧郁。他很少与人接触和来往，有人回忆说：有时，老朋友来了“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有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里这样说：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啊！ 　　 　　殷海光自称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他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在《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 　　 　　他的学生林敏生说： 　　 　　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让世人瞩目。 　　 　　殷海光从三民主义者到自由主义，他痛恨专制极权，提倡民主自由。 　　 　　殷海光针锋相对地批判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政治三大真谛，一曰爱民，二曰教民，三曰养民”： 　　 　　殷海光问谁有“爱民”的先天资格？假若民不愿被“爱”时是否有罪？ 　　 　　其“教民”实则是“愚民”，教育之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心身得有健全的发展。”而决不是灌输某某思想，或把人当作政治工具。 　　 　　台湾现时“经济的事，经官方过手，就变得事事限制，处处掣肘。……”更无养民一说。总而言之这“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殷海光宣称：“‘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是籍‘有为而治’之名，行控制万人之实。……叫嚣‘组织’者则是在事实上籍‘组织’以行‘驱策’，就是把人不当人。这样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情。”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殷海光曾经说：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几十年治学生涯中，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毕生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学问作基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在于把自己的学问用于社会批评工作上来。 　　 　　我对他了解不多，只能将知道的这点皮毛贡献出来，没有评述的资格。 　　 　　殷海光去世后，1989年，台湾成立《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继而出版了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大陆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殷海光文集》和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捐资在南京大学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直到这时殷海光和他的书籍才逐渐为大陆人知晓。 　　 　　《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http://lizofan0037.blog.163.com/blog/static/2056755520127198537201/

Image by Flickr user Leo Reynolds (CC BY-NC-SA 2.0). 侵害著作权而重罚的情形在日本随著今年六月 通过 的法案而变本加厉，新法未来将对受著作权保护物件的下载行为，施以 拘役 或罚金的处分。与过去不同的是，以前拘役的处罚只适用于上传资料者，不过这回的立法则扩及下载者，这个法令将在10月1日生效。 无独有偶，加拿大也加入将违反著作权行为课以刑责的行列。加拿大众议院近日 通过 著作权法案，此法除惩罚破解数位版权管理、也将对违反著作权的行为施以罚款。此法预计在参议院会顺利过关。另外，香港艺术家也群起 抵抗 一个法律修正案，该案将立法处分某些程度上已达到「超过轻微经济损害」的违反著作权行为，此举限缩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及衍生性作品的创造。在法国，2009年制定的「支持网路创作传布及保护法」（简称为HADOPI）要求网路服务供应商（ISP）在察觉使用者下载具著作权法保护内容达三次后，即应切断使用者连线，此法被联合国言论自由保护特别专员Frank la Rue 称之为 「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关于言论自由 的规定。（译注：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欧洲，由于受到公民团体的压力，政府日渐注重著作权如何影响人权和言论自由发展的情形。有鉴于此，欧洲的国际贸易委员会 建议 欧洲议会驳回反仿冒贸易协定（ACTA)，该协定寻求制定跨国智慧财产权标准。这也是欧盟第五次对此协定举行投票。欧洲议会 将在 7月4日投票。(译注：欧洲议会于7月4日，再度以478票对39票的结果，否决此协定)。 暴行 在苏丹，好几个社群网路推特的使用者被警方及国家情报安全单位 逮捕 ，被捕的有Mohammed Ali，他在推特上发表关于6月22日在 首都 喀土穆示威游行中有人遭逮捕的讯息，并鼓励更多人出席6月30日的游行。在喀土穆举行的游行是为了反对政府在去年南苏丹酝酿独立时所做一连串削减支出的措施。部落客在推特上搜寻#FreeUsamah或#Sudanrevolts这些字以追随抗议活动。 言论审查 在苏丹，还有部落客在推特上发布关于政府打算 切断网际网路 以防止对政府削减支出措施不满的抗议声音持续发酵的谣言。 网路搜寻引擎Google为配合美国的禁运政策，关闭了古巴境内的Google网站 流量分析 （Google Analytics)网页。这类Google功能在包括缅甸、伊朗、叙利亚、苏丹和北韩等国家中也同样遭到限制。 白俄罗斯警方6月21日在格罗德诺(Grodno) 逮捕 了波兰报纸记者安德烈波佐布(Andrzej Poczobut)， 罪名是诋譭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卢卡申科自1994年起即担任总统至今。波兰外交部副部长要求立即释放波佐布。去年波佐布也曾因类似理由遭囚三个月，这次则可能面临高达五年的刑期，其他运动人士认为，波佐布的被捕，可能助长未来媒体的 自我审查 行为。 网路治理 网际网路名称与号码指配组织（ ICANN ）日前宣布，将任命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é）为该机构 首席执行官 ，ICANN是负责分配网域名称和协调网际网路协定位址空间的非营利机构。切哈德在ICANN六月于布拉格举行的第44场公开会议中曾发表 演说 ，承诺未来在决策时将时时以公共利益为念，并以透明度为先。 欧洲电信运营商协会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Operators, ETNO)提案修改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规范，提出一个关于传送线上内容的费用，试图要在网路内容及应用提供商获取的利润里分一杯羹。非营利组织 民主与技术中心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则提出警告，指出同一个提案也将出现在世界电信会议(World Conference on Telecommunications, WCIT )，认为此举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网路成本造成 负面冲击 ，进而影响到使用者的言论自由。 在今年6月14－15日举办的 欧洲网路治理对谈 （European Dialogue on Internet Governance, EuroDIG)电信会议中，包括欧洲议会委员 Marietje Schaake 等讲者的讨论都呼籲公民团体在 网路政策 过程中应该扮演更吃重的角色。欧洲网路治理对谈组织隶属于联合国 网路治理论坛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的地区项下，该论坛作为平台，提供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针对全球的网路政策进行论辩。 在6月20日，国际电信联盟( ITU )秘书长图尔（Hamadoun Touré）指派 工作小组 筹画12月间将召开的世界电信会议，强调务求过程的透明度。图尔在 公开信函 中即对透明度念兹在兹，该信已于5月寄出，并取得公民团体成员签名。该信函表达了未来资讯通讯科技的扩张，可能会进一步将网际网路纳入国际电信联盟的传播治理架构中。 国家政策 俄罗斯政府正打算创建自有的脸书风格 社交网络 ，预计在六月问市并吸引私人资金投资。俄罗斯近日取代德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网路 使用人口最多 的国家，因此这个决定也遭受批评，因为政府虽未压迫网路，但却试图将其收服。 中国的政府预计在7、8月间审查一个名为「 宽频中国计画 」（Broadband China Project)，透过该计画，将 扩大宽频近用参与人数 到城市和乡村中近3千5百万个家户。 德国的汉堡地区则通过关于 提升透明度的立法 ，要求政府在资讯范畴中出版 所有公开资料 。 网民倡议 随著墨西哥总统选举在7月1日到来，线上的倡议行动“Yo Soy 132”（“我是132”）举办了 线上总统辩论 做为其诉求媒体和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应该更公正客观的活动之一。许多大学生在推特上传影片，反驳媒体将他们抹黑成收受左派政治人物好处的混混，他们用＃yosoy132做为讨论关键字，最终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游行民众，一齐 抗议 尼托（ Enrique Peña Nieto )。尼托是该场竞选中的领先者，同时也是国内大党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的成员。 陆军刑事上诉法庭（The Army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驳回了 宪法权利中心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要求取得陆军士兵曼宁一案相关法院文件的上诉。曼宁是美国军方情报分析人员， 因洩露外交电报和伊拉克战争情资给 维基解密 网站，被控通敌。曼宁因为这项罪名，可能面对 终身监禁 的刑责。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亚桑杰则恐怕将以同样罪名遭到美国驱除出境，因此身为澳洲公民的亚桑杰，在英国法院考虑将他遣返回瑞典接受性侵害审判之后，前往伦敦的厄瓜多大使馆中寻求 政治庇护 。 网路空间主权 6月21日，推特 遭受 到强烈的断电影响。该公司稍后 澄清 断电并不是由于骇客入侵，而是源自于系统问题。 隐私权 资讯安全研究者 指出 一项可将脸片上传至脸书的同时进行人脸辨识的行动应用程式KLIK有漏洞，可能会让使用者的脸书或推特帐号资讯在过程中外洩。使用者的资讯可能在稍后就被用来盗贴其他图片。日前，脸书才以1亿美元的代价买下KLIK程式的软体开发者Face.com 网站。 著作权 丹麦的网路服务供应商正在研拟一套 志愿性的守则 ，未来即便某一个单一国家的法院强制要求某些网页不能出现在网路服务中，供应商同意承认这样的法律效力，共同抵挡这些网站。英国的法院要求网路供应商阻挡知名档案分享网站海盗湾( Pirate Bay )的内容，而英国电信也已同意；但屏蔽已 被破解 。 电子安全 最近的 ZDNet报告 指出，潜伏在PC里的恶意软体对数以千计的印表机造成干扰。这些恶意程式在印表机的工作等候列里放置档案，只要在印表机通电、而且纸匣内有纸的状态下，机器就会不断地列印资料。 新鲜事 奈特基金会 向 六位 「奈特新闻挑战」计画得奖人颁发奖金，总额高达137万美元。这个计画是试图用线上网路的方式解决新闻学上遇到的困境。得奖者包括 Tor Project ，因其向来致力发展软体，用来帮助身处政治高压环境中的使用者匿名安全地发表意见以及与他人沟通。 出版与研究 Mobile Active: mClerk:Enabling Crowdsourcing in Developing Region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Mapping Digital Media: Macedonia New York Times Op-Ed by Columbia Law Professor Tim Wu: ‘ Free Speech for Computers? ‘   若需更多数位时代公民权利未来的相关事件资讯，请见 全球之声事件行事历 。 作者 Rebecca MacKinnon · 译者 Yach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2012年8月19日，发课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公开开庭审理的申请》：鉴于原审法院在一审中存在着实体和程序的错误，非法剥夺了发课公司的质证权、辩论权和依法提交证据的权利，造成原审事实认定不清；发课公司在上诉中提供了新的证据，特申请二审依法以公开开庭方式审理。 关于请求二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以及报名参加旁听 和复印庭审笔录的申请书  申请人：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村258号内1号 法定代表人：路青  被申请人：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C3座 法定代表人：郭筑明  请求事项：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2012）二中行终字第654号、 655 号案。  事实和理由：  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称“原审法院”）虽然对（2012）朝行初字第81、82号两案的审理极为重视，开庭时在法庭内外安排的安保人员竟百倍于庭审人员，以至于代理律师上厕所都享受到了由专人“护送”的待遇；但原审法院又对如此引人注目案件的审理，安排在仅能容纳五名旁听人员的小法庭内。并刻意安排了五名群众演员扮演旁听群众抢占了法庭仅有的五个旁听席，使得名义上的公开审判变为实质上的秘密审判，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 不公开的审判必定不能保证程序的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就不可能有实体判决的公正。原审法院的武楠审判长正是利用没有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的不公开审判，公然违反法律规定，以“庭审听从法庭指挥”为借口，自行创制了“读秒审判法”，非法地剥夺了上述人的举证权、质证权、和辩论权。例如：原审法院在质证阶段，不顾申请人的抗议，将申请人对每组（200页）的证据的质证时间限定在5分钟、即300秒之内，平均每页证据的质证时间仅为1.5秒，均分到三名律师、对每页证据的质证时间更只有0.5秒。而且武楠审判长为保证“读秒审判法”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在申请人代理律师质证过程中，就不断地作出“还剩两分钟……还剩一分钟”的善意提醒，而一到其规定的五分钟，就立刻宣布“时间到！进入下一组证据的质证，否则视为放弃质证”。这就是武楠审判长“读秒审判法”（二审法院可以调阅原审视频资料以辩真伪）！而申请人的三位代理律师显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致使无法运用“读秒审判法”来对被申请人的证据进行有效质证，间接地导致原审法院作出枉法裁判。因此，申请人的代理律师对原审法院的枉法裁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原审法院之所以敢以“读秒审判法”来践踏法律并作出枉法裁判，就在于本案的庭审没有公开，而没有公开的庭审便没有了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而任何没有监督的审判都难以保证实体裁判的公正。 2、被申请人虽认定申请人共有58张涉案发票，系“未按规定取得、开具”，并对申请人实施处罚，却始终不能向法庭提供涉案的58张发票。而武楠审判长面对三位代理律师坚持要对58张涉案发票进行质证、以证明其处罚是否有证据支持的正当要求给予了严厉的训斥、并拼命敲打法锤，以致于代理律师不得不提醒武楠审判长 “要爱护公物”。 被申请人最终在法庭的袒护下，没有提供该58张涉案发票供申请人进行质证,而原审法院面对被申请人如此“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处罚决定，竟然在裁判文书中回避了没有对58张涉案发票进行质证的关键情节，并判决予以维持其处罚决定，这一切都源于审判程序的不公开。鉴于原审法院非法地剥夺了申请人的质证权，直接导致申请人在原审中不能对被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实质性的质证，为此申请人绝不认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  3、被申请人故意隐瞒 “博雅园、三影堂、上院”三个工程项目中的成本支出，并知法犯法、不依法扣除成本支出，直接以工程款收入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不仅创造出几乎高达100%的利润率的神话，也创造了将北京同期建造成本大幅下降465%的奇迹，并以此神话和奇迹为依据、对申请人处以高额罚款，是典型的“主要证据不足”。 原审法院面对被申请人如此离奇的神话和奇迹，以及其没有扣除相关成本费用的关键问题，却违反最基本的法官职业道德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双眼一闭地在判决书中称：“被告在确认原告应纳税所得额时，已按照规定确认了与原告取得应税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并予以扣除（见《原审判决》P10 第11～12行）”，是典型的颠倒是非黑白和“事实不清”。  4、申请人为了证明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已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足以推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的规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仅“违反法定程序”，而且“主要证据不足”；又鉴于原审法院在本案的一审中存在着诸多实体和程序的错误，特别是非法剥夺了申请人的质证权、辩论权、和依法提交证据的权利，造成原审事实认定不清；而申请人不仅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又提供了新的证据，如果二审法庭在二审中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来审理本案，不仅无法查清事实，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故申请人特以书面方式请求贵院对于本案的二审以公开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 5、申请人鉴于在6月15日一收到原审法院定于6月20日开庭《传票》时，就立即向原审法院报名索取旁听证，却被告之旁听证“已经发完”，申请人始终为无法亲身体验如此空前绝后的庭审而感遗憾。为防止“加塞”现像的重演，申请人特提前向贵院提出报名申请，请求贵院在确定处理、和处罚两案开庭日期时，务必为申请人保留两张旁听证（处理、和处罚各一张），如蒙保留，将不胜感谢！！！  6、申请人又鉴于原审法院在2012年6月20日深夜庭审结束时，面对申请人“复印庭审笔录”的正当要求，借口管理复印机的人员已下班，要求路青第二天去复印。但当路青第二天如约而至时，武楠审判长不仅矢口否认亲口答应复印的事实，还称朝阳区“法院内部规定”不允许复印庭审笔录。 申请人认为，当事人复印庭审笔录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朝阳法院的“内部规定”不能对抗法律。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法官都是圣人，但是言而有信应当是作为职业法官最基本的素质，不然如何取信于民、如何以公正的形像端坐在法庭审理案件。 申请人为维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为二审开庭的需要，在此特向贵院提出复印原审庭审笔录的书面申请。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路青   2012年8月19日

高全喜：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 进入专题 ： 自由主义 政治成熟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一、思想情势与问题缘起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还，以汪晖雄文和事件为标志，中国思想领域的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愈演愈烈，分化与对垒日渐明显，此后民族主义、政治儒学以及民粹主义和毛左派以及保守主义也纷纷亮相，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的图谱乱七八糟，吊诡频频，左中右各呈其是，共识难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亦不断出现分化。前不久，秋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近二十年来日益表现出颓势，这种观察无疑值得重视，而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现状。 　　应该指出，自由派的思想理论在晚近十年，尤其是在学院派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可以说是日趋僵化。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自由主义的那套基本常识和基本理论，不是作为强劲的学术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作为与每个人生活相关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断裂，即自由主义在学说理论与学术研究方面的日趋教条化，缺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与宏大的回应，但现实社会行为中的自由主义，诸如维权抗争，社会批判，以及新的启蒙，等等，却蔚为壮观，颇有发展。我认为后一种自由主义意义重大，但它们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社会改造与社会批判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此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吊诡现象：当今的自由派按一般学术谱系来分析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真诚的左派，而现在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反而与国党体制合流，成为歌德派。本来，对现政权、现政府及其统治给予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是左派的特征，但当前中国的新左派，他们除了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之外，同时还强烈拥护现行政权的统治，成为地地道道的体制派。抽象地学理分析，这种现象无疑是一种吊诡，但就中国语境来看，倒是恰如其分，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吊诡的社会。在此情势下，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最近十年来的社会行动、社会批判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今天讨论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观念体系，它们除了作为一种社会的批判意识，尤其是近年来借助于网络所进行的社会批判之外，还应该有何作为。我认为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坚守其社会批判的立场，同时也要在理论上、思想上回到中国问题，并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这就需要自由主义走向政治成熟。 　　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是基于自由的政治成熟，而非基于利益、权力或统治的政治成熟。我在此所说的自由，并不是单指思想观念上的或个人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指一种政体的自由宪制，一种社会秩序的自由架构，着眼点在其政治合法性上。我们看到，甘阳若干年前也谈政治成熟，强世功、甚至刘小枫也都谈政治成熟，但他们的政治成熟基本上是基于统治权力的政治成熟，执政党目前也正在寻求和落实这种政治成熟，而且很多文人理论家们也在营造一套套话语，使之转化为一种执政的意识形态。这些与我谈的基于政体自由的政治成熟有很大区别。 　　那么基于政治自由的政治成熟到底是什么？当今的自由派对此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自由的政治成熟现在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他们认为只有批判、否定，甚至推翻现行体制，表现为维权也罢、宪章也罢，付诸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宣传也罢，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目标最终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捍卫个人权利，维护个人的自由。他们将批判性视为衡量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如果自由主义日益趋向激进，这又与那些真诚的左派有什么区别呢？真诚的左派在西方是有的，甚至港台也是有的。一般都认为，他们之前和新左派曾在同一阵营，也共享很多的话题，但现在他们要和新左派划清界限了，因为新左派支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维护现行体制，转变为体制派或国党派，已经不属于真正的左派了。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新左派的高明之处，它们把西方左派的那套理论资源与中国共产党的、毛主义的、阶级专政的那一套统治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也算是它们的政治成熟。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绝对不能仅仅基于批判。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力，包括对统治者的反抗，在理论上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单从批判性来看，最有力的批判无疑是左翼激进主义的批判。现在的自由主义当然可以进行批判，但假如以批判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或者价值基准的话，自由主义的本色和核心价值实际上就被颠覆了。所以，现在中国的维权派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主流当然是实践的自由主义，但他们都缺乏大尺度的理论深度和思想体系。比如说，张博树用西马的东西来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又调用了许多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法治理论，而这些与西马并不兼容。目前中国的实践的自由主义，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用包括法治理论、民主理论、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和新闻自由、政党制度等在内的一般理论予以武装，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果向纵深的方面探索，我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自由主义内部的分化是个好事情，表明一种理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发展，不过自由主义学术思想在晚近十多年来的停滞以及颓势，则是一种重大的失误，某种意义上，这种持续的停滞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本该占有的理论空间、势力范围拱手让与他人。我认为，讨论自由主义政治成熟问题，必须首先注意到这一基本背景。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实际上都有一个激进的时期与一个保守的时期，两则起伏跌宕，互为表里。我们一般认为英美自由主义是保守的，但实际上在保守之前，比如克伦威尔时期，甚至洛克、潘恩的自由主义都是非常激进的，只是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之后，它才逐渐保守化。自由主义在它的思想脉络中有非常激进的部分，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具有两面性，是好是坏不能抽象评判，要针对不同国度、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自由主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比如潘恩、洛克的自由主义就很激进，而哈耶克则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阐释得一清二楚，并抬出了保守的自由主义之大旗，以应对他那个时代的欧美问题。自由主义在其激进的过程中与非自由主义，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思想共享一些革命的思想渊源。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不能简单地拿出二十世纪以后沉淀出来的一些基本结论，而是应该追溯这些结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现实环境。所以，自由主义是有不同的形态的。 　　回到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产生到现在，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实际上是相当肤浅的，广为宣传的主要是其现代的价值与制度内涵。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很多自由主义分子都受到了拉斯基的影响。再往后一点，晚近二十年来，自由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标签，不仅自由主义，甚至连很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也都不反对诸如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我们如果从更深的角度看，真正属于自由主义的是什么，自由主义的这些理论主张是怎么产生、如何演变、以及自由主义是如何能够在理论和制度上获胜的？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自由主义大树中的果实直接拿来，却不去研究大树是如何成长、进而如何结出果实？不去研究这个过程，而是将果实拿到中国直接运用。中国是没有自由主义的大树的，这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短板。 　　当然拿来主义有其作用，我也从未否定普世价值。但是我认为自由主义需要升级版。因为中国社会时至今日，在狭义的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观念共享的情况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混沌与错乱、厚颜与无耻，已经逐渐变成了我们赖以寄生的语境。共产党执政改革的三十年，更是加重了语境的迷乱。经济上似乎很强大，政治上没有积极的作为，但一个无能的政治怎么又搞出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呢？上述种种都迫使第一波的自由主义者要转换思考方式，直面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当然关于普世价值之争依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是它们已经不属于思想理论问题，而是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公民教育问题。 　　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我觉得单单调用西方当今的理论资源是远不够的，它们或许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一些新问题，如贫富问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克隆人问题等，但这些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是两回事。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实际上是在逐渐地分享着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制度成果。关于政治成熟的核心思考，需要回到自由主义之前有关自由的理论探讨，也就是早期现代那个时代。那是决定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重大时期，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著作才是打造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关键点。或者用我的话来说，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思想理论学说的兴起，本身就是有关自由的政治、宪法、人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成熟的表现，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不在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而在关于自由的政治、宪法、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之中，这个方面的思想理论之塑造，恰恰是在自由主义作为一套理论产生之前。所以我一直强调十六到十九世纪才是关于自由的一套理论与实践的政治成熟的最重要时期。 　　 　　二、自由主义的建国创制 　　 　　以上是讨论自由主义之政治成熟的大致背景，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恰恰是前一波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与观念所没有认真思考的，也是使他们的学理路径越走越窄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这个“窄”并不是完全贬义的，因为伴随着维稳势力的不断打压，相关方面的思想研讨也受到限制。但我看来主要的还是方法论问题，拿着当今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试图在中国画地形图式地寻找解答。我认为这并没错，但是远远不够。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只有这条道路，随着权力统治的越来越“娴熟”，自由的政治空间越来越艰难，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关于“担当”问题，固然选择维权是一种勇气，但理论思考本身也需要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倒说不上什么流血牺牲，或者失去人身自由；而是说你所坚持的这个理论能不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我看来，很多自由主义者显然忽视这个问题。作为思想上的思考，或者作为学院式的理论研究，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有赖于如下三个基本维度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建国创制。我们现在所共享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很少涉及建国创制，即自由的政治本身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 　　前不久，我阅读唐德刚的《胡适自述》，颇有一些感慨。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当然很重要，大家现在也是把他作为旗帜，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更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了。但胡适除了提出一些自由观念，整理国故，从事文化研究之外，他对自由政治的思考以及实践是付之阙如的。他没有整体性的关于政治国家构建、古今之变、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政体的正当性的思考，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性训练。这一点唐德刚说的很清楚，说他们那一代人就不懂社会科学，他说的社会科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这一类社会科学，他们还是文史哲，那个时代属于玄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时期。当然，胡适在那个时代登高一呼，提倡新文化，主张白话文，声名显赫。然而他自己对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自由主义的制度构建，正当性、合法性的义理，等等，显然并没有多少思考，也不具备相应的学科背景。西方早期现代的那些思想家们却不是如此，诸如洛克、卢梭、亚当·斯密那些人，他们都写过政治学的书，经济学的书，也写过道德学的书，法理学的书，还写过历史学的书，你说他们是什么学家？他们围绕着的理论中心，就是一个文明体从古代演变到现代，它的历史形成过程，它的产生的正当性，以及相关的构造机制与原理，内在逻辑指向的终极的人义论、神义论或者虚无主义，革命的机缘与历史的终结，等等这些问题。对此，胡适先生这一代人是没有的。他一辈子所做的，也就是那个《红楼梦》、《水经注》，还有禅宗神秀和尚的考证。我不说我的观点，就唐德刚的杂感而言，胡适的这些学术与自由主义有什么相关呢？他一辈子主要的思想事业、学术事业并不在此，而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师，这不很吊诡吗？所以，胡适以降，包括后来的一代人，进入国民政府的高官，如王世杰、钱端升等人，他们思考的都只是些现代政治的庸常问题，他们认真思考过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华民国的党制国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主义 政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