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专题 ： 中国政治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潘恳蛔澹?Ц晃宥芬裁皇裁?庞谩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杨恒均 2012.7.25 随州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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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时间：13:30-15: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工程学大楼407 讲者： 许知远 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不断寻找青年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定位，著有《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书，在多家媒体任专栏作家，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和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思考。他也是单向街书店创办人之一，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许知远：某次我去看长毛，他住在港岛10平米的房间。里面贴了切∙格瓦拉的画像。他的手机铃声是《国际歌》，每次有人打给他那首歌就会在小小的房间弥漫开来。我问他，他的政治意识怎么起来的。他说，我身边充满活在战争阴影里面的人。我的正义感从小就耳濡目染。这种微妙的个人记忆很有意思。 杜婷：你对80后社运青年怎么看？  许知远：70年代的年青人对想要的世界有清晰的想象，过于清晰当然也是一种危险。现在年青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可现在的反抗更直接，因为它侵犯到了我们自身。70年代压抑、闷锅式的氛围，总有一天会喷发出来。但现在表达渠道多了，反而抗争成了一个新命题。  营员：在精英化的社会里面，个体如何行动？  许知远：我们不是精英社会，而是特权社会。精英不是由权力财富决定的，而是对某种智力、道德、审美标准的坚持。这个意义上，中国是精英溃败的社会，需要重建这个社会。好的社会，公众会期待，加入这个群体。而中国现在人们都是向下看。  许知远：专制社会用单一逻辑去控制所有人，但人只有在多元逻辑的社会里面才能得到解放。你能做的是在你关心的每个区域，让这个逻辑最大化。商人，作家，舞蹈家，新闻记者都有自己逻辑规范，只有让自己的每个逻辑扩大起来，社会才能更好。并且在斗争中你能发现自己的意义。  许知远：我两三年前读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讲的是在稻田里发生很多事情，农民自杀，稻田被虫咬，稻草人非常难过，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做。这篇童话非常形象的写出了二十世界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混乱，迷茫的状态  许知远：五四运动时期的年青人对国家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权利感。当他们把这种热情投射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上街游行，给矿工做演讲，想改变世界，可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非常沮丧。1927年惨案，吓坏了当时的年青人，他们非常无力，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非常难。  许知远：香港一直都是有一定自由的地方，拥有它时，人们是不太能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的。所以香港没有特别深的抗争动力。虽然现在好很多，但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强烈。毕竟香港还是一个压力不太大的地方。  许知远：在信息爆炸、混乱的时代，比如微博，简单的口号会抓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鉴别这些口号。  许知远：英国在香港的教育是殖民主义教育，技术性教育，思想上的自由被刻意删除，但香港人有日常生活的自由。我觉得，香港社会目前在正常化，一个社会的正常情感，丰富社会的感受，殖民时期是被冷冻起来的。97年之后开始解冻，本土意识，土地问题开始慢慢可以谈，虽然有些走上歪路。  杜婷：知远对本土意识的观点很有趣。从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当时大陆文革，有许多难民逃来香港，进工厂工作。当时香港和大陆已经有经济上差别。当时难民回广东探亲需要买一些东西回去。大陆欠缺基本生活物资，糖、盐都没有。海关不许带过境。于是他们就用面包粘满糖水，说是带着路上吃的，回到家之后晒干把糖霜刮下来用。并且他们回家也会穿4条裤子，回来之后脱下来送给老家人。从陈冠中做《号外》开始，本土意识开始兴起，从70年代到今天，虽然时隐时现，但没有中断。  许知远：陈云的蝗虫论正常吗？  杜婷：我觉得很正常，但他能多大程度反映本土香港人的意识就很难说。香港的学者称这是FB民主，表面看上去很热闹很有基础，实际上有多少影响力也不一定。FB上按like很容易，但走上街头，要求城邦自治会有多少人参加，这就不知道了。  许知远：口号不能给人力量。我觉得香港政府也有受困感，他们是传话者，却不知道如何传话，因为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不知如何和香港人沟通，可他们也没有学会北京的语言。李光耀说香港特首是最难做的职务，因为你被北京任命，但对香港人民负责。香港人也有受困感。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要喊去北京吗？还是对梁振英喊？香港抗议的困境在于我们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困境和需求，但因为功利主义的关系却急着行动。这就陷入慌乱的状态，从而不能建立自己的分析。  许知远：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香港人好酷，我要叉烧饭，他们就往桌上一摆，走开。台湾人都会问说：你是中国来的吗？很热情地和你聊几句。由于高度资本主义化和消费化的生活方式，香港人与人之间都是酷酷的，少有交流。我在中环走路经常觉得很绝望，空间被切割开了，人们没有联结。香港是一个trading city，在其中，我们酷酷的交易，没有太多的交流。  杜婷：争民主的过程，民主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香港的意义，也是对大陆的意义。今天香港对大陆究竟意味着什么。香港和大陆的关联性是什么？下面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做探讨。  许知远：中国需要异议的声音，而香港的存在为异议提供了空间。  许知远：所有外在挑战都是对自身激活的过程。我们看到别人的斗争，这对被压抑者是鼓舞，因为你是有参照系的。所有关系都是相互借鉴，相互激发，相互讨论的过程。民主化已经成为大陆香港包括台湾共同的挑战。  

　　——熊飞骏 　　 　　后极权时代的苏联和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是现代政治文明上两个有典型意义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巨变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是“腐败”和“官场机会主义”。 　　 　　官场腐败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末世现象。前苏联在最后三十年的腐败现象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这里不需要赘述。 　　 　　下面重点阐述一下“官场机会主义”。 　　 　　不肯泯灭良知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时代赅人听闻的暴政部分曝光后，除了少数不明真相的低级官僚外，多数中高层官僚心中“残存”的一点“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自那以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宰了苏联的整个官场。绝大多数人当官升官的真实目的一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强大振兴；二不是为了实践共产主义理想；三不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四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为个人谋取眼前的急功近利。 　　 　　为了在职位掩护下多快好省地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苏联朝野上下都盛行“官场机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前苏联官场，多数官僚对自己的政党和政府没有必要的信心。中高层达官因为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得知那个在普通公民眼中强大无比的庞然大物原来早就被折腾成了一具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只差外力的最后一推。在他们眼中，苏联的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通过体制自身的力量不但不能解决那些关系党国命运的重大问题，相反会把问题折腾得越来越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突破极权体制的框架，对政治体制作出大刀阔斧的民主变革，拒绝或拖延变革的后果是整体崩溃。一方面既得利益阶层难于战胜自身的局限，不愿放弃眼前一本万利的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基于官僚政治自身的惰性，“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专制体制禁绝了真正的英才进入官场，决策圈缺少有过人胆识和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命世英雄”出面承担责任逆水行舟。紧迫且必要的政治改革就一直停留在计划和口号上。 　　 　　在这种被动情势下，后极权时代苏联的多数官僚表现出可恨又可悲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基于人性和常识在心底否认自己服务的体制，认为这个体制弊端丛生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又在台上人前极力为这个体制辩护唱赞歌。一方面出乎危机意识希望这个体制能发生有益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害怕变化会损害他们眼前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尤其是那些知识型的年轻官僚，在背地里象个冠冕常皇的志士仁人，能在朋友圈内如数家珍般地罗列这个体制的诸多弊端；可一转身到了台上就对体制机器运转出来的“皇帝新装”大声叫好，并煞有介事地带头落实他背地里痛斥过的“虚假闹剧”。上午在明白人面前抱怨自己身不由己其实自己根本不想当官；下午又唯恐自己不被体制重用，同时在势利大众面前显耀自己背景过硬官运享通…… 　　这就是典型的“官场机会主义”！ 　　 　　和苏联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平民社会则迷漫着别一种形式的幽默景观：他们中的多数人尤其是小知识分子虽然怨声载道，可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拥有很强的“信心”。在他们眼中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是不可战胜的，就算他们倒行逆施鱼肉民众，也一样稳于泰山不可替代，能把地球毁灭十几次的核武器有足够的力量摧毁一切反抗。平民不明白信息时代的抗暴革命是“街头革命”而不是“根据地革命”，不但核武器派不上用场；飞机、坦克的作用也极为有限，炮口也不容易长久保持权力人物期待的瞄准方位。 　　 　　因为“官场机会主义”无处不在，后极权时代的苏联官僚当官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公权为自己谋私利；同时折腾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来忽悠上司和转移民众视线，不自觉地充当挖体制墙脚的最积极角色，把一切坚守良知努力保护国家民族长城免受特权侵害因而妨碍他们化公为私的志士仁人污为“汉奸卖国贼”。部分权力人物为了自己得到百万卢布的工程回扣，不惜浪费一千万卢布的国有资产在城镇“挖了大树栽小树”。一个大贪官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师；一群“体制贪官”的作用则比自由世界所有核武器威力的总和还要大出百倍。 　　 　　苏联就在一大群台上豪言壮语台下公权私用的“体制贪官”夜以继日的“挖墙脚工程”下土崩瓦解。最后的一块砖落到了大贪官自己头上。 　　 　　威震全球的苏联霎时崩溃令美、英为首的自由世界深感意外。他们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功劳；但也不知道是苏联贪官的功劳，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度贪污腐败只是极个别现象，因此不可能想象官场腐败会产生那样大的破坏力。 　　 　　机会主义贪官无疑是前苏联崩溃的不可替代“功臣”！ 　　 　　“官场机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一样存在，虽然没有达到后极权时代苏联那样的严重程度；但一样不能掉以轻心。本人就经常撞见穿着“皇帝新装”大骂皇帝的局长县长，他们无一例外腰缠万贯。 　　 　　在近代欧洲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法国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惨重的。 　　 　　因为法国爆发了悲剧性的平民大革命！ 　　 　　平民革命的代价是：法国几乎全部既得利益阶层，除了极少数逃亡出境者，包括皇帝、皇后和高官显贵，都在革命的断头机下砍尽杀绝。 　　 　　不能忘却的更大悲剧是：推动平民大革命车轮并最终点燃大革命火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路易十六和既得利益集团自己？ 　　 　　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有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以极少数人占有全国大部分财富，并且享受终生免税的特权。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滋养了奢华、浪费、斗富夸耀的末世风气，“公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平民的税负日益沉重。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丧失了很多税源，但“公务支出”不减反增，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特权阶层肆意挥霍国家资财，平民在重税压榨下日益贫困，胸中堆积的不满逐渐“质变”成强烈的特权仇恨。此时的法国就象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从外面看上去很平静，可内部已经燃烧起足以翻天覆地的仇恨烈火。 　　 　　革命前的法国和巨变前的苏联社会结构很相似，但苏联特权阶层有部分以叶利钦为代表拥有政治远见、过人胆识和强烈民族责任心的“真精英”，在堤防快要崩溃的那一刻主动掘堤放水，使多数既得利益阶层绝处逢生，不但走出了报复、清算的恶梦，还保住了部分甚至大部分既得利益。后极权时代末期，“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人事体制百密一疏，使叶利钦式的“命世英雄”阴错阳差地进入了决策层。这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最大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最大幸运！ 　　 　　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则没有前苏联那样的幸运。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势利短视，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视而不见。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竭泽而渔，对广大平民内心郁积的愤怒火焰添柴加油。极少数拉法叶特式的智慧人士预见到了倾覆自身的危机，可因不在决策层的缘故，他的声音太微弱了。整个特权阶层听不见，或者偶尔听见了不以为然。 　　 　　路易十六本人也隐约感觉到他统治下的法国有点不对劲，意识到庞大的特权阶层免税才是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也是帝国的动荡之源。在财政总监的建议下，他试图对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有限改革，让特权阶层分担相对于其巨额财富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税负，可立即造到整个阶权阶层的集体非议。 　　路易十六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帝王，这种性格缺陷对无权无势的一介草民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动荡不安的帝国元首来说则是致命的。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路易十六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把主张政治变革的杜尔果、内克、卡隆等几任财政总监免职。把元首“架在炉火上烤”的特权集团则迫使路皇帝让步继续不交税；继续横征暴敛弄权受贿恣情纵欲为所欲为。路易十六丝毫意识不到国家“稳定”的根基是平民大众而不是极少数狭隘自私的特权阶层。 　　路易十六眼中的平民大众无钱无势手无寸铁，在他那用大炮和快枪武装起来的庞大军队面前无能为力，就算反抗也不过是“一群飞向石头的鸡蛋”。他有限的智商不可能明白“一群飞向石头的鸡蛋”如果连续不断，石头也一样会被撞碎。特权阶层也一样把平民的怒潮不当回事，认为自己的特权会福寿绵长泽及万世。就算背运到了极点不小心误点了火山，在大限来临时还可脚底抹油逃往英国、奥地利。在此之前他们已把亲人和多数靠非法手段聚敛的巨额财富转移到了这两个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 　　路易十六和特权阶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稳定平静铁板一块的国家，竟然在自己召集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山崩地裂平民大革命。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皇帝家族和特权集团连逃亡国外的机会也没有！ 　　平民大革命一旦爆发，就会沿着自己的特定轨道向前飞奔。此时就算既得利益集团觉醒过来了，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为时已晚。现在轮到底层社会的平民不答应了，他们一旦掌握了国家暴力，就不会从报复、清算的狂热里走出来，所有试图妥协和解的尝试都会被革命的狂暴车轮碾得粉碎。 　　革命者很快发明了果敢利索杀人机器——断头机。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大“反人类发明”。 　　路易十六、皇后和所有特权人物，包括少数平时没有作恶的无辜者，都被革命平民络绎不绝地押上断头台…… 　　法国的特权阶层被屠杀罄尽！ 　　近代世界史上最大的平民革命就这样在血腥的悲剧中落下帷幕。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人从不为路易十六惋惜，相反却为戈尔巴乔夫扼腕叹息。别忘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不但是人上人；而且依旧是受国内外文明人尊重的世界名人！他的家族依旧风云富贵。他的下属也多数保住了富贵。 　　 　　我们的政治智慧哪里去了？ 　　 　　二OO九年五月三十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918b0a0100dbkb.html

吕薇洲：当代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辨析 进入专题 ： 社会主义    ● 吕薇洲   　　 　　作为当代欧美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社会主义流派，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东剧变的冲击，但亦在调整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的看来，苏东剧变后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即它们均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遭受挫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从两大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出发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进行了重新思考。 　　 　　一、苏东剧变后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发展的新动向 　　 　　（一）不断转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称，该流派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才最终确立了其基本理论体系。从1899年伯恩施坦提出用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合法的、改良的和阶级合作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迄今，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由“左”向右的不断自我修正，并在其发展演进中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直至成为了今天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永恒的修正主义”思潮。 　　众所周知，苏东剧变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亦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为了积极适应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应对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势，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结合现实世界的诸多新变化，认真反思其传统的价值观念，积极调整其既定的理论政策，明确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改革方案，即“超越左与右”、介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激进政治框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囊括了从微观公司改革到宏观福利改制等各个层面，涵盖了从公民社会到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等不同领域。1（pp.12-19）这一被称为“新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在政治上以一种超越阶级、“超然左右”的“中左”身份自居；在经济上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福利制度方面则主张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力图通过“社会投资国家”达到有效消除旧福利制度所存在的消极作用。2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推行，虽然曾一度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欧洲出现了“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并未能使社会（民主）党彻底摆脱困境，实现其全面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不仅如此，“第三条道路”为应对全球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向提高效率、增强个人责任等方面倾斜等），还导致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原有的特性，并因此遭到了其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人士的强烈反对。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所言：“以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为特征的现代化将中左翼带进了死胡同。”3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频繁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改革的不满，各国社会（民主）党亦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严重挫败。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其政策纲领进行重新定位，在反思中，他们将民主社会主义的出路定格在了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政策上。譬如，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强调，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要重新活跃，它就必须代替“第三条道路”重新确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4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也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们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低估了全球化背景下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社会的两极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严重存在。5在改革的具体策略上，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1）明确提出重新举起“社会公正”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原有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2）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3）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力度，加快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积极对资本在全球的流动进行调控；（4）主张左翼政治力量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社会民主党内部及其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团结合作等。6 　　（二）进入“红绿交融”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兴起的生态运动。该流派针对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趋势，明确提出：“人们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精神和生命正濒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7（p.329）并进而把这种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所谓‘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绿色社会主义’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8（pp.95-96）生态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始，就明确将其目标设定为革除现代工业社会的弊端，建立“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解放的社会主义”，7（p.184）即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后，面对欧美政治风向急剧右转、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全球生态危机更趋严重的态势，生态社会主义试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并由此发展到了其“红绿交融”阶段。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政治活动家乔治·拉比卡（GeorgesLabica）、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AndreGorz）、美国学者詹姆逊·奥康纳（Jameso’Connor）、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仑德曼（ReimerGrundmann）以及英国学者戴维·佩珀（DavidPepper）等人。 　　与早期生态社会主义相比，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有了很大不同：（1）在社会变革的途径上，生态社会主义既坚持其最初的“非暴力”原则，同时又重视发挥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明确指出，如果把“非暴力”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会使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为此，要把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罢工等）作为其政治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斗争、宣传、教育等）的有益补充。（2）在经济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开始放弃“稳态经济”和“小即美”的舒马赫主义，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和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是不现实的。（3）在价值取向上，生态社会主义开始抛弃其原有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倡导者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因人对自然的支配造成的，而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引起的，因此，人类在检查自己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抛弃人类尺度，而应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来分析人和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 　　奉行生态社会主义的绿党也已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继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第一个绿党（新价值党）后，在联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都创建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绿党。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直接与绿色运动结成联盟，甚至还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积极加入绿色组织，从而使“红色绿化”现象在当代西方国家相当普遍，使绿色组织中的左翼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使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得以不断扩大，使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显得比之前更加成熟。诚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由于冷战的结束为绿色生态运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形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苏东剧变后重新探讨社会主义命运的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纷纷把目光投向绿色生态运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并形成了绿色政治中的‘红色绿党’一翼。”9(pp.20-21) 　　（三）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的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其第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诞生至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早期和当代两大时期以及初创—发展—突破—最新发展四个阶段的发展演进。10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社会主义逐步走出了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经济运行机制的误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必须利用市场的基本主张。 　　苏东剧变后，针对原苏东国家全面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欧美发达国家左翼人士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有力反驳，并掀起了“重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浪潮，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日本学者伊藤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形象描述：目前在左翼中广泛存在着“认为应该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为前提，加进政治的社会的管理，从中来寻找社会主义理念，……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方案，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又重新活跃起来”。11(pp.208-209) 　　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倡导者普遍主张全面系统、辩证客观地总结苏东模式的历史教训，强调按照“效率与平等相结合”的原则，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的崭新蓝图。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们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多种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约翰·罗默（JohnE.Roemer）介绍了“以工人管理企业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经营为基础”以及“很少明确强调财产关系而是更多强调其他机制”等三大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其中第一种类型包括德雷泽（J.Dreze）、弗勒贝（M.Flevbacy）以及韦斯科夫（ThomasWeisskopf）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第二种类型除罗默本人提出的“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外，还有巴德汉（PranabBardhan）提出的“公司相互控股促使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方案；第三种类型主要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累德·布洛克（FredBlock）提出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以及科亨（JoshuaCohen）和罗杰斯（JoelRogers）提出的“联合民主的体制”等模式。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于1993年发起讨论“社会主义新模式”问题，并在第14期刊载了5篇论证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文章，它们代表了5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包括约翰·罗默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弗累德·布洛克提出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戴维·施韦卡特（DavidSchweikart）倡导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迪安·艾尔逊（DianeElson）设计的“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托·安德烈阿尼和马克·费雷提出的“企业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一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还包括：戴维·米勒（DavidMiller）倡导的“合作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詹姆斯·容克（JamesA.Yunker）提出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保尔·博卡拉提出的“混合型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罗宾·阿彻（RobinArcher）提出的“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这些模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种种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截然不同的、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充分体现了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多样性特点。 　　总体上看，在苏东剧变后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讨中，涌现出了种类繁多的理论模式和方案，虽然这些方案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有的强调经济效率，有的偏重社会公平，还有的提倡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经济自主，但是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它们都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要求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的交换机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并极力主张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应该启用非市场机制，即运用一些指导性计划对市场机制进行有益的补充，有的甚至还主张复制一个资本主义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正如有学者所言：“同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相比，运用市场手段执行计划可能更有效。”12（p.7）在他们看来，如果将市场作为主导机制，计划可以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加以运用；而如果将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则市场势必因受到压制而渐渐失去其积极的作用。 　　 　　二、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评析 　　 　　毋庸置疑，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它们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流。但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也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其理论政策与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着本质区别，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一定的消极负面影响。但必须同时指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