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中大博群計劃邀請了梁文道與錢永祥於中文大學圓形廣場與同學討論動物倫理。   1998年之後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累計超過8萬人，這還未計算沒政治資助的自資學生。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或者回到家鄉，帶走的不只是增長了的知識，還有價值觀上的變化——在這一點上，香港的大學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可估量。 文/黃麗萍 米雪是廣西人，能說流利的廣東話。29歲的她，束起一條馬尾，清爽利落。自港大博士畢業後，她剛在美國完成兩年的博士後，回到香港。拿著中國大陸的護照，希望申請內地優才計劃，在香港找工作，落地生根。談起專業時，她意氣風發的樣子，就像正站在起跑線上。 米雪2005年從廣州中山大學本科畢業，到香港大學念碩士和博士，專業是「精神醫學」。香港回歸十五年以來，像米雪這樣，南下跨過羅湖口岸的內地學生越來越多。 1998年是香港高校在內地招生的起點，香港政府希望通過這一政策為香港吸引更多年輕人才。開始時應者寥寥，內地學生對香港高校不熟悉，香港學校也只能委託內地高校「代招」學生；從2003年開始，中國教育部允許港校直接在內地招生，一下子擴大了內地生來港的規模。1998年至今，單計本科課程，全港大學的內地生數目由一開始每年寥寥數人，上升至2012年的4583個，內地學生總數已經占到香港各大學學生總數的約百分之十。如果把研究生也算在內，統計顯示，累計已有至少6.2萬名內地生在香港求學。 米雪就是這些離家求學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對她和她的同學們來說，香港的大學仍然是在中國土地上一扇面向世界的最好的窗，來到窗前的人，都懷著相似的夢想。和1990年代在內地曾流行過的「京漂」一樣，這幾萬名在香港念書、工作、生活的年輕人，如今被人們稱為「港漂」。 尋回科研的熱情 「漂」來香港，並非隨波逐流。米雪希望研究「精神醫學」，這亦是她當年一心來港讀書的原因。「這個學科很『交叉』，在中國內地，真的不知道可以到哪裏讀。」2005年，她在廣州中山大學完成了生物化學的本科課程，知道了基因解碼的一些基本知識，才發現基因只是一個種子，很多病都與後天環境很有關係。「精神醫學」就是從不同方面去找原因，研究人為什麼會有各種各樣的精神問題，這就像一個站在生物學、心理學、醫學中間的學科，「中國大學的學科都有固定設置，醫學就是醫學，研究心理學就去解決心理學一個很小的問題，就像『打井』，打得很深，但常常看不到井在哪裏，為了什麽。『交叉』學科在外國已走得很前，例如消費者心理學，就是用心理學的知識去研究人的經濟行為，「其實一個社會的情況和問題，很多時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科就可解決的，這是（內地學術界）在視野上的不足。」 在中國內地遍尋不果，於是她向外看，近在毗鄰的香港正有這個學科。沒太多猶豫，隻身來到香港當研究生，香港的科研環境，給她第一個感覺是：「很有direction（方向），你會知道你在做甚麼。」 內地高等院校對老師的評價，往往量化為一堆數字：研究的項目是國家級、省部級、市廳級、還是校級？科研有多少經費？發表了多少篇論文？論文在權威期刊、核心期刊，還是一般期刊發表？論文有多少被SCI、EI收錄……？師生都在追逐這一堆數字，科研成果直接關聯生存壓力，做科研時「知道在做甚麼」，已經變得很奢侈。 花了很多錢，收了很多學生，終於出了論文，但到底想解決一個甚麼科研問題？對社會有何意義？米雪說，在內地念書時，最納悶的是「其實沒太多人關心這些問題」，「只要出到論文就有更多資金去做科研，才有錢去出糧給研究人員，才可以維持自己的位置。這就是遊戲規則，你不跟隨，你就Game over。」 她舉例，內地大學出的論文，通常是用大量的錢和大量Sample(樣本)去堆砌:「例如做基因研究，想研究自閉症小朋友有多大程度是基因決定的，在內地的做法是通過收很多自閉症小朋友，抽血，做基因測試，然後投很多錢下去做最前沿的科學方法。外國可能做100個小朋友，中國人多，做500個，而且又快，因為錢多，別人用1年做100個，中國就可能用3個月做500個，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做多過500個，論文當然可以去到國際前沿。」 「但是論文出了，你回答了問題嗎？外國的科研，通常一篇論文出了，會開啟了更多的問題，當你找到了約100個可能導致自閉症的基因，那又如何？外國做科研可能會問——為什麼？進而去研究這些基因到底出了甚麼問題。但中國的科研呢，就停留在這個層面，做完自閉症就做多動症，做完多動症就做其他症……」 問題出在哪？「可能知識上不知道怎樣跟下去，也可能是不想跟下去。再做深入一點的跟進研究，時間要更長，會有更多未知的東西，不能保證有高回報。」如果科研做不出結果，可能地位不保、飯碗不保——「所以他們都很迴避風險。但科研這件事本身就沒人能保證一定會成功，你怎可能要求一個博士生讀了四年或五年，就一定要找到突破？科研的精神根本就不是『包生仔』的。在香港，你只要證明你做了研究，說算沒有發現甚麼，你至少也讓人知道甚麼是不可行。但在內地，如果你沒有『成果』，你過去幾年讀書的努力就會被否定了。」香港的學術研究並非一方淨土，大學的條條框框也很多，但總的來說，米雪認為，「維持實驗室的生存，做好的科研，仍有空間。」 「在中國，連做學術你也會感覺像『大躍進』，美國人常笑我們是Chinese Speed，十五天可以起一棟樓，連做實驗也比人快，比人多，卻只重量、不重質。」米雪說，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發展就是硬道理，大學其實只是社會的縮影，「我感覺整個中國社會都很浮躁，很多社會問題也一樣，大而粗，看上去很美，經不起推敲。社會的風氣只是在大學裏放大了，這也是我為什麼不想在內地深造和找工作的原因。」 米雪（右三）與她的同學到雲南畢業旅行 急功近利的氛圍讓米雪離開內地。她來到香港大學讀碩士、博士。她還記得，初到香港，讀得很辛苦，因為過去二十年的教育都是用中文，一下子轉到英文，又要適應新環境，很多事都要重頭來過，幸好遇上她的導師。「我的老師從英國回來，他是馬來西亞人，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完中學時到英國讀書，是怎樣堅持過來的。他除了關心我們研究上的問題，還會關心學習以外的。我們的實驗室連同師兄師姐一共才四個學生，就像一個家。」 「在內地，這樣的師生關係，不是沒有，但真的很少。」中國人多，科研講求快、講求多，為求速度，一個老師每年可能收很多研究生，制度的擠壓，就算老師有心，也未必有力，「科研是『師傅帶入門，修行靠個人』，但學生那麼多，老師又忙於追趕論文數目，到底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花在培養學生成為科研人才上呢？」於是，老師與學生變成了純粹的雇傭關係，很多原本滿腔熱誠搞科研的學生最後都失卻了熱情，米雪指，她很多朋友在內地讀完碩士，有的放棄，有的就到外國繼續學業。米雪在訪問中多次提到「熱情」：「我到香港這幾年最大所得，不是研究有甚麼成就，而是我仍保持了我本科時想做科研的熱情。」 在香港完成了四年的博士學位，她到美國加州完成了兩年的博士後。做科研，外國始終是最專業、最前尖……「但香港始終是中國人的地方嘛。」她說，香港保留著中國文化的底蘊，結合了西方的模式，無論你如何適應外國的生活，始終洗不掉你的文化烙印。「例如，在美國，大家一起工作，很專業，公私分明，卻沒有甚麼人情味；在中國又是另一個極端，關係決定一切；在香港，你會看到一個美妙的平衡，在事情可以完成的同時又可以保持關係。」 重建大學的想像 今年三月，艷紅的杜鵑花綻開，香港中文大學的未圓湖旁邊，中大的師生一起賞花、賞昆曲、唸詩，在秀麗的校園裏度過一個稱得上「理想」的下午。這是「花節」，也是中文大學致力於培養學生公民意識、服務社會的「I·CARE 博群計劃」的一個重頭節目。展開序幕的是一連幾場精彩的講座，有台灣「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分享創作與生命之路，有香港評論人梁文道與台灣學者錢永祥討論動物倫理，有內地公益人梁曉燕介紹中國公民組織發展，有三地學者秦暉、李歐梵、白先勇，談成功、談失敗、談青春夢。自博群講堂開幕以來，每一場都坐無虛席，樓梯空地都擠滿了人。博群計劃的主辦人之一，中文大學的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周保松說：「對博群的所有講座嘉賓，我都事先說明我要的不是學術講座，而是生命的交流。」 做博群計劃，源於周保松的一個心願：「我發現這一代的香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比以前少很多，對比我讀書的年代，認識是很片面而負面的，一想起來就是劉曉波、艾未未，中國其實還有很多東西，中國很複雜，所以我想做多點事情，例如邀請多一些內地學者來香港，讓香港學生可以多些了解中國，好像秦暉、梁曉燕，讓他們了解中國的公民社會。將來的博群，會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談中國發展、新聞自由，現在只是剛剛開始。」 但恰恰讓他覺得意外的是，每次講座，場內的內地學生人數甚至多於香港本地學生。每場講座的答問環節，問問題的十居其九都是內地學生，他們參與踴躍，完場後也遲遲不走，爭相與嘉賓文流。周保松說：「辦這些活動，原來影響最大的是內地的學生。我把幾場講座的視頻放上微博，內地同學的反應都很好，他們會覺得，原來大學可以是這樣。很多內地的大學精神已經失落，做不到這些事，幸好現在可以利用科技的方便，潛移默化，重新影響內地人對大學生活的想像。」 很多人在香港做著這樣的努力。內地媒體人杜婷在香港做的Co-China計劃，從最初做論壇，促進兩岸三地話題交流，到2012年暑假，面向兩岸三地學生做一個兩周的夏令營，所做一切都是想發揮出香港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理性精神對兩岸三地共同的關照。周保松說，「就像Co-China夏令營，反應很踴躍，只有六十個名額，卻有過千人報名，而且大多數都是內地學生。你想想，如果每年讓六十個熱心公共事務、有想法的學生到香港，與最關心社會事務的兩岸三地的學者交流，是很有意思的。」 交流是雙向的，周保松說，不僅要看到內地學生在香港成長，也要讓香港學生瞭解今天的中國。「今年開始，我們會送香港學生回大陸，去看麻風病院，去看大陸的NGO，這些很有意思的東西都正在發生，各個層面都在努力，這些不是以前中聯辦主辦的那種，讓你回大陸幾天，吃喝玩樂，這是更深入而全面的讓兩個社會互相了解，大家一起去推動兩地的進步。這些事會改變人，跟著人的觀念就會改變，然後散播開去，事情就會跟著變化。」 周保松說，回歸十五年，開放內地生赴港的政策進行了十四年，事情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可以做的，還有很多」。「課程上，大學是否可以設一些課程讓內地生認識香港？讓他們可以融入香港？今天的中港矛盾其實就是源於雙方的不了解。哈佛開過一個『六四』的課程，香港為什麼不可以開一個『中國當代史』的課？在學術研究上，香港應該好好整理一下香港自己的經驗。中國崛起，這個國家會改變世界，但大家對她的認識很不足，現在最好的關於中國研究的期刊還是在國外的，香港的大學其實可以利用相對自由的空間去做好中國發展的研究。」 為中國而立？ 每年來港的內地學生，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或者離開回到家鄉，帶走的不只是增長了的知識，還有價值觀上的變化——在這一點上，香港的大學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可估量。建基於此，周保松認為，香港應該把自己的大學教育方向定位得更廣更遠：「香港的大學應該有為中國而立的視野。我們不只培訓經濟的人才，而應該培養治國之才，我們應該思考：中國進步需要怎樣的人？」 「因為中國與香港既然已經不可能河水不犯井水，而中國變成怎樣，就會直接影響香港變成怎樣。」周保松說：「所以我們更應該積極地去推動中國的進步。」 在中港矛盾激化的近幾個月，周保松的觀點也在網上飽受了一番爭議。當「大國崛起」的陰影和光環共同覆蓋，香港人一邊失去了以往經濟上的優越感，一邊感受到中國對香港從政治到方方面面的壓迫性的影響力，這也讓香港人的心態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周保松說：「香港普遍有兩種態度，一是取悅中方，有錢賺就可以，法治、自由都可以放棄，只要有飯吃就可；二是認為要生存，唯一方法就是自保。但後者，你會發覺你做不到，只會更加無力；前者更不好，就是完全放棄自己。」他堅信要走第三條路，要理解香港自己的獨特所在。 「以前的殖民地政府、現在的中國政府都只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城市，很多香港人都看不到經濟以外的價值，面對現在這個大環境，我認為香港要重新反思，我們在中港關係裏，有些什麽好的價值，好的制度，令自己的重要性繼續保持，反思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在反思香港的出路。」 香港的大學教育，正是這其中重要一環。這十四年來陸續來港的六萬內地年輕人，他們在較純粹的學問世界裏浸淫過，在博群氛圍中感動過，他們留下，或者回去，細水流深的變化正在羅湖以北緩緩發生；對香港來說，這些年輕人，顯然，也不只是教育產業化裏一棵又一棵的「搖錢樹」，不只是香港福利制度中搶佔了資源的「蝗蟲」——教育之長，在於潤物無聲，蝴蝶翅膀的一次扇動可能引發什麽？那些美妙而開放的可能性，也是香港自己忘卻已久的。 （實習生呂睿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大校長沈祖堯在花節即席揮豪 (圖：PUN HO YAN) 今年三月，香港中大舉行花節，師生在未圓湖旁欣賞崑曲(圖：PUN HO YAN)

受到美國「監測奧巴馬」（Obameter）網站的啓發，一群埃及社運人士建立了 「監測穆爾西」（Morsi Meter） 的網站，旨在監督這位新上任的埃及總統是否在任內履行其競選時的承諾。 「如果我不履行諾言，那麽就請反對我」是穆爾西（Mohamed Morsi）競選時的名言，如今「監測穆爾西」（Morsi Meter）讓他如願以償。這個網站將穆爾西競選時候的承諾分爲國家安全、交通、糧食、環境、能源五大方面並一一羅列，從穆爾西上任第一天起就開始監測他的每一項施政措施，看這些措施是否與其承諾相符。 「監測穆爾西」（Morsi Meter）是一個致力于反抗犯罪與腐敗的一個非盈利組織 Zabatak 的子項目，該組織的一名現年24歲的成員 Amr Sobhy 稱：「我們不屬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只是一群普通的埃及年輕人，想盡自己所能讓他們把埃及變得更好。」而他本人在大選中亦投票給了穆爾西（Morsi Meter）。 目前，埃及總統的權力並不像美國總統那麽大——尤其是最近軍方聲稱收回立法權和總統無權調動軍隊之後。 Amr Sobhy 稱目前真的不知道總統的權力能有有多大，而他則期望穆爾西能够通過組建一個好政府（”a good government”）來履行自己競選時的承諾，獲得更多民衆的支持。 （編輯 / 鄭語）

My Little Airport的詩意更多植根於最日常的香港青年生活：逸樂與壓抑，輕狂與憤怒，語言也是最平白的口語，有點幽默有點「抵死」有點痛。 文/廖偉棠 最初接觸My Little Airport和詩有關。年輕的朋友向我介紹他們，說他們很喜歡詩的，我說我知道。My Little Airport的詩意不同於現代詩的疏離、晦澀的詩意，也不同於傳統的搖滾歌詞那種歌德、浪漫主義的詩意，他們的詩意更多植根於最日常的香港青年生活：逸樂與壓抑，輕狂與憤怒，語言也是最平白的口語，有點幽默有點「抵死」有點痛。 後來分別認識了阿P和阿雪，也常聽見Nicole在北京組實驗樂隊的消息，更有趣的是看著阿P的新歌一首首遠離某些樂評給他們的「小清新」定位，走向憤世嫉俗和直面更多元的現實。後來有機會在一本青年雜誌上，與阿P對談，談的也是詩。詩到底還能對社會有什麼用？他的Donald Tsang Please Die可能比我的《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有用，這是一記直接的耳光，不需要隱喻。 採訪林阿P，約了在牛頭角工業區他的新Band房，一街之隔就是Hidden Agenda，香港碩果僅存的一個搖滾演出場地，前一個月我曾冒雨來看萬能青年旅店的演出，原來當晚阿P也在場。萬青的石家莊青年鬱悶，與香港的青年騷動，正好這樣遇上。這種憤懣與驚悸，正是我對My Little Airport最為欣賞的地方。牛頭角工業區也正日漸成為香港年輕樂隊的聚結地，這裏的陽光與建築斬截果斷，有別於我們年輕玩Band時代的駐地葵芳、葵興的沉重曖昧，這也是兩代人的不同，當我們還在為內心的神秘尋找意象的時候，他們已經直接在光天化日下歌唱了。 陽光時務專訪林阿P摘要： 陽光時務：在組建樂隊之前，你自己本身是否是個有好多意見和立場需要表達的人？ 林阿P：沒有。其實就算是組建樂隊開頭都不是，開頭的那些歌，全都是講同學仔的事。玩音樂的時候，我就是一次作完這些歌，連同歌詞一起做出來。有一次看劉以達的訪問，問他「歌是怎麼樣作出來的？」他都說：「我也不知道怎樣作出來的。」我也都不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怎麼做的，就是一路做下去就是了。我想詞的創作也是這樣。 陽光時務：那後來呢，慢慢你們好像有越來越多的東西講。有了許多所謂抗議民謠的內容。你是有意這樣做嗎？怎樣慢慢變成這樣的？ 林阿P：我覺得我不是很傳統的抗議民謠。因為有些是玩的，就是「講笑」，不是很認真。那時我覺得，香港好多樂隊，很少是講社會現實、政治，特別是一些年輕的樂隊，都不講這些東西。這幾年就有，那幾年特別少。所以，我就自自然然想做一些自己想有的東西。因為沒有，所以就想做。 陽光時務：有沒有什麼出發點，令你寫第一首這樣的歌？有什麼事情，或者事件？ 林阿P：我想第一首歌叫《灣仔差館奇遇記》。我們當時想做一個party，就在網上講我們想做一個很小型的音樂會，只有四個觀眾可以看，中間這些觀眾可以任意地脫衣服。其實是開玩笑，我和何山都是在玩音樂。但是過了兩天，《太陽報》和《東方日報》就登了我們的這個新聞，說有一些網民在搞色情派對。又過了一天，就有警察聯絡我們，讓我們去灣仔差館去了解這件事。了解完以後，就讓我們取消這個派對。因為就覺得這件事被傳媒報道了，所以需要出手去干預，怕傳媒怪警察不做事。出去之後我們就想，為什麼這些警方會這樣，他們明知道我們不是色情派對，因為自己害怕，就讓傳媒的惡意得逞了。跟著我就寫這首歌來唱衰他們，因為你想去講一件事，得到別人的關注，只有這個辦法能夠罵到他們。 陽光時務：其實從《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到《香港是個大商場》，已經有越來越多關注現實政治類型的歌出現在樂隊裏，那你怎麼區分哪些是你的個人創作，哪些是樂隊的創作呢？ 林阿P：恩，其實從一開始，歌就主要是我作的。就算是一些很少女的歌，都是我作。我剛開始作一些社會的歌，Nicole不是很接受。可能是覺得我寫的不好，不是覺得不可以這樣寫，就是這種不接受，但是她到現在，就好Open。 陽光時務：你覺得你有沒有影響到這個圈子的其他人，如一些年輕的樂隊？ 林阿P：我想我們是一起被整個時代影響。大家都見到什麼事情發生，大家在Facebook 都有好多資訊。 陽光時務：你說你不是傳統的抗議民謠。香港出現過好多抗議的樂團，比如黑鳥、噪音合作社，還有一個「香港投訴合唱團」，你覺得你和他們的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呢？ 林阿P：他們好有力量。他們去批評一件事，好有力量。我們就好無力（笑），我有點似宅男。 陽光時務：你相不相信音樂有介入現實的力量？ 林阿P：音樂一定是介入到現實的。它一定是影響人的。因為我自己也是聽很多的音樂，也是受其影響的。 陽光時務：你的歌詞其實在音樂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會不會害怕，歌詞慢慢會佔據主導地位，大家不會特別重視音樂。會不會變成音樂就是很簡單的只是唱那些歌詞出來，你會不會害怕這種情況？ 林阿P：我不害怕，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聽音樂。不然你就聽點其他的流行曲不就行了嗎？我有聽一個英國樂團，他們的音樂好龐克。他們有首歌講一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MV的鏡頭就落在那個收音機那裏，然後收音機就播那個吉他。本身那個吉他就好簡陋的了，然後有人拿著本書畫了好多畫和歌詞相關的，一邊唱一邊翻出來。這對我很有啟發性，這個音樂性可以低到這樣程度。然後我就想，為什麼就從來沒有人這樣做呢？如果華語歌、中文歌，作一首這樣的歌，會被人罵死。 陽光時務：作為一個唱歌以外的你，一個創作以外的你，一個香港普通公民的你，你覺得你如果不唱歌的話，你會做一些什麼公民抗爭的事情？ 林阿P：我想我會上街吧。 陽光時務：你覺得在香港，有時候發聲，有哪些是優勢？有哪些是障礙？ 林阿P：有什麼優勢？我的情況我覺得因為好容易發聲。好容易讓好多人關注到什麼事情在發生。障礙我想不到。 陽光時務：我在網站「豆瓣」上看，好多大陸歌迷都覺得你們是「小清新」樂隊，頂禮膜拜。對你们都你覺得這種情況該怎麼改變呢？有沒有一些方法？ 林阿P：我覺得很噁心。其實我們一開始的音樂就好鹹濕，就講一些偷情的事情，就完全不是小清新的音樂類型。那沒有辦法啦。 陽光時務：你怎樣讓他們理解到你們？比如你們去北京演出過，都有一些人會接收到你們憤怒的一面。 林阿P：也有例外，好似是上次，還沒開始玩已經有人喊Donald Tsang， Please die！ 陽光時務：在大陸演出，有沒有經歷過被審查，就是被要求不可以唱一些政治歌？ 林阿P：有一次某個音樂節，本來沒想過唱一些抗議的歌。就突然主辦方跟我說：歌詞小心點不要太涉及什麼。原本我沒有想要唱的，那樣一講，反而就想要唱首來玩下。但其實我覺得都是他們在自我審查，我都不會理的。 陽光時務：你打算將來，要寫些什麼歌？ 林阿P：我想寫些心靈的歌，寫一些心靈想法的歌。有首歌叫Famous Blue Raincoat，Leonard Cohen寫給自己的，我覺得很好。因為我的朋友，Nicole、阿雪都喜歡這些靈魂出體的東西。我看介紹說，Leonard Cohen是在靈魂出體的情況下，寫的這首歌。他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寫得自己，並且映射和另一個女人的關係。然後，他跟自己講話，他說他幫這個女人解決到好多煩惱，但是對我來講，這些東西是好的東西，我不想要解決它。真是寫得很好，我覺得現在好多流行歌，都寫得好平面。或者是一些抗議的歌，全部都好徹底，反對一件事，將自己放在一個正確的地方。我覺得好的歌，是看到自己心裏一些不好的東西，怎樣去原諒自己，然後去看其他的東西。香港都好少這樣的歌，但我覺得優秀的作詞人都應該作這樣的歌。

兩個具有封閉認同的集團共居於同一空間之內，又因為不可或缺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而隨時發生關係，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被日常生活的匆忙所稀釋，猶如日積月累的稻草，不遇火星，尚可相安無事，但危險始終存在。 文/莫之許 6月26日，廣東中山沙溪因治安員處理重慶籍少年與本地人衝突不當，引發川渝籍人士騷亂。截至本文截稿之時，事件仍未徹底平息。近年來，內地騷亂頻率日密，一為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糾紛，如寨橋、通安、烏坎；一為執法機關作為不當引發各類群體聚集。而沙溪此次，與去年的古巷、新塘、織里等事件一樣，儘管也是由執法不當引起，但參與者具有相對統一的外地身份，其發洩所指，也不僅僅是執法機關，而是具有全面的社會乃至階級指向，汽車、店鋪均在其破壞之列。鄙人數年前的「城市內戰」預言，竟然有成真之勢。 但是，也要看到，騷亂並不發生於同樣擁有大量外地人的都市地區，而是發生在新塘、織里、沙溪、古巷這樣的鄉鎮。我認為，事件之發生與鄉鎮治理模式是分不開的。中國的外向經濟模式，不外土地（含治理）、資本和勞動力的聚合機制，而其中資本和勞動力多為外部輸入，而土地和治理則由當地提供。這種三角結構，構成了分析各種矛盾衝突的基本框架。 在鄉鎮一級，土地和治理與所謂的村集體緊密結合在一起。從公社制變遷而來的鄉、村體系中，村集體既是集體經濟組織，掌握著包括土地收益在內的利益分配，也是在地的社區治理組織，負責衛生、治安、福利等事務，同時，村委會、村總支還是黨政機器的末梢所在，與公安、稅務、工商等行政機構對接。 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其組織仍建立在身份之上，非本村集體成員（嚴格根據出生和嫁娶而產生）不能進入到這一結構當中，這樣一來，就將本來具有公共性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建立在了封閉組織的基礎之上。對於本地人來說，除了土地收益這樣的利益自覺之外，這種安排還賦予了其某種身份上的優越感，並因此形成封閉的相互認同。 反觀外地人群體，一方面大多屬於土地（治理）、資本和勞動力中的勞動力集團，經濟地位相對低下，在日常生活難免具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又成天與具有封閉認同的本地人打交道（租房，衛生、治安、計生等管理），不難隨時感受到對方基於身份的優越感，而自覺到某種社會歧視。 於外地人來說，更難以忍受的可能是強制性權力後盾所帶來的壓迫感受，在當前的體制下，外地人僅僅「暫住」於此地，缺乏合法的參與渠道，被完全排除在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之外，遂成為了本地人之外的某種客體，一種被單向管制的客體，也無法對這種單向管制形成反向制約。這種管制因其背後的強制性權力後盾，很容易給予外地人某種被壓迫的感覺。於是，在外地人那裏，階級意識，身份歧視和強制性壓迫 關係扭結成為共同的心理感受，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外地人之間同樣封閉的相互認同。 兩個具有封閉認同的集團共居於同一空間之內，又因為不可或缺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而隨時發生關係，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被日常生活的匆忙所稀釋，猶如日積月累的稻草，不遇火星，尚可相安無事，但危險始終存在，一旦公共治理中的強制性權力作為不當，就會如火星一樣點燃被壓迫的感受，連同被壓抑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表現為一種整體性的反應。歷數近年來的類似事件，大多皆循此等軌跡爆發並蔓延，就不是偶然的了。 很顯然，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從鄉鎮治理結構上做文章，很多發達地區鄉村明明已經具有城市規模，卻繼續沿襲村社集體制，而非城市化的管理。這種現象從靜態來看，表現為典型的中央集權病，由於地方創制權幾乎為零，而中央又有所謂全盤考慮（當然主要是因循無為），導致急劇變化如廣東這樣的地區，出現治理手段和制度安排與現實的嚴重脫節，但從動態來看，其實與20餘年來維穩體制的不斷強固是分不開的。 維穩體制由極權時代的社會控制體系沿襲而來，本身是一種封閉的身份體制，具有極低的開放性和流動性（大學畢業、調動、藍印戶口等）。本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都應該通過賦予更多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來緩和社會衝突，發展新的體制認同，以達到消弭社會對立的作用，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類衝擊越來越多，中央執政者的主要策略不是增強開放性和流動性，而是強化既有的封閉體制以維穩，在資源上和手段上不斷強固既有的封閉體制，網格化、實有人口管理等等相應出台，都屬於這一範疇。 從效果來看，通過資源和手段的豐富，在外來人口較少的內陸，或者在外地人多為城市中產的都市區，維穩體制貌似顯得很強固，但是，這種封閉性的體制註定不能消弭對立和衝突，反倒可能強化認同撕裂和體制疏離。尤其是外來人口佔優勢的沿海鄉村地區，由於上述分析所展現的體制封閉性更甚，也由於當地生產生活方式相對單一而對立性更強，這種強固措施因為加強封閉性而更為加劇了兩大身份集團的對立，實屬抱薪救火。在這個意義上，沙溪等地的騷亂其實反映出維穩體制的致命短板，也註定會給維穩體制帶來持續的有力衝擊。 （作者係北京學者）

核心提示：默克尔不情愿为其他国家的债务买单，这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德国的经济无法一直保持强劲，单靠德国无法对整个欧元区进行援助。 原文： Can Germany come to the euro zone’s rescue? 发表：2012年6月11日 作者：Robert J. Samuel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德国能拯救欧洲吗？ 这种想法很诱人。代价越来越大；上周末，欧洲领导人向西班牙提供了高达1250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撑其岌岌可危的银行。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实施紧缩政策，妨碍复苏，扮演着欧洲守财奴的角色。如果德国愿意打开钱包的话，欧洲的不稳和痛苦就会减轻。也许吧。但这种诱人的理论也许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它夸大了德国的能力，低估了欧洲的问题。隐秘的真相也许是，即使德国愿意，它也无法拯救欧洲。 我们先从事实入手。德国是欧元区（17个使用欧元的国家被称为欧元区）的经济巨人，其经济总价值占欧元区整体经济的27％。德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为5.4％，而欧元区平均失业率为11％，相当于德国的两倍。全球投资者对德国十分信任，以至于该国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被压低至微不足道的1.3％。 德国能做些什么？首先，德国可以刺激其自身经济发展，从而寄希望于溢出效应帮助欧洲其他经济体。其次，德国也许可以接受”欧元债券”。该债券由欧元区所有17个国家做后盾，而实际上将由德国进行担保。欧元区较弱国家将因德国的高信贷评级而获利；他们能够以较低利率进行借贷。 最后，德国可以敦促欧洲中央银行——相当于美国的美联储——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以支撑岌岌可危的银行系统和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德国通胀水平有所上升。 不幸的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将十分有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内需的上升不太可能为其他国家的增长提供多少支持。”理由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对德国的出口分别仅占四国GDP的3％、3%、2％和1％。 至于欧元债券，只有在大量发行的情况下，它才能发挥明显作用。2011年，欧元区GDP总值为9.4万亿欧元（约合11.75万亿美元）。发行100亿或150亿欧元债券于事无补。但大量发行欧元债券可能损害德国的信贷评级。美利坚大学的德国问题专家斯蒂芬·西尔维亚说：”欧元区其他任何国家的借贷利率都会下降，而德国的则会上升。” 确实，德国拯救欧元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投资公司卡梅尔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德国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5000亿欧元，这笔资金将使德国国债占GDP比例从2011年的81%上升到103%。这份报告的题目是《注意点儿！宝贝：德国的风险比你想象的大》。 没错，也许欧洲中央银行可以促进稳定，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它向银行系统提供储蓄保证。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为1％，进一步降息也许无法对经济增长起多少作用。如果德国（劳动力市场吃紧）和债务国（劳动力市场宽松）之间出现通胀率差异，那么债务国将更具成本优势。但这需要耗费很多年时间。 德国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关于这一点，言辞和现实之间有巨大差距。可以理解，默克尔不情愿为其他国家的债务买单。调查显示，约有80％的德国人抵制欧元债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德国经济也许无法一直像现在这般强劲。实际上，德国的低出生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4个）决定了今后德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不断下降。仅在10年前，德国还被认为是欧洲的”病人”，面对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低薪工厂，德国丧失了竞争优势。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托马斯·克莱内－布罗克霍夫说：”从巴伐利亚到捷克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你几乎可以听到德国工业化经济东移的声音。”但德国对此做出了调整。工会和企业对薪水实施限制。从1996年到2007年，德国工人平均年工资涨幅为0.9%，相比之下，欧元区工人平均涨幅达到2.4%。德国通过努力使竞争优势出现巨大转变。 在德国人看来，如今其他欧洲国家必须进行调整，适应新的令人不快的现实。其中首要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不再强大，已不足以支撑它们的福利制度。经济增长过于缓慢、人口老龄化，而养老金和医保体系的压力太大。它们必须削减福利或增加税收，而与此同时，它们还要避免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造成太大的损害。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有丰富和稳定的信贷来源：即可以允许陷入困境的国家以低息借贷并对政策做出必要调整的救助基金。迄今为止，欧洲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只是一系列的权宜之计，向西班牙提供贷款就是最新的例子。 然而，德国的富裕程度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基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与德国的经济相当。如果法国陷入困境该怎么办呢？只有美国和中国及其他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才能建立起这样的基金。目前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种局面又折射出全球危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