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陈明明：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进入专题 ：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 陈明明       一、问题中国与民生政治     　　     最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中国堪称是一个“问题中国”。这些问题如果梳理一下，大致有：（1）住房问题：（2）拆迁问题；（3）贫富分化问题；（4）就业问题；（5）腐败问题：（6）稳定物价问题：（7）养老保险问题：（8）教育公平问题：（9）央企、国企与民企关系问题：（10）社会诚信缺失问题：（11）食品医药安全问题；（12）环境保护问题：（13）流动人口问题；（14）恶性矿难问题：（15）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大都可追溯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只不过是于今为烈，程度更为严重，涉及面更广，对改革所需建立的配套制度和治理技术的要求更高。就其性质和直接表现而言，它们绝大部分都属于民生问题。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跃升，但民生依然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了各种合理可行的发展战略，但关于发展战略的导向，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基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行动者的任务和目标进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评估和计划安排。在发展政治学的文献上，有过先增长后分配或先分配后增长的争论，有过先经济后政治或先政治后经济的争论，其中，民主与稳定、集权与分权、效率与公正，何者为先何者为重，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战略争论的焦点1。中国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样如此，如 80 年代的民主化改革论和新权威主义论，90年代的市民社会构建论和国家中心主导论，新世纪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论和经济社会建设先行论。这些争论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认识，即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复杂的难以分开的关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都会归结为政治问题。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变成了政治发展战略。     在当下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意见中，有两条思路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对主政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条是主张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从体制上扼制腐败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和民主化改革的滞后。另一条思路则把问题的根本症结归结为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力对大众的剥夺，因此必须采取“大民主”的方式，从政治上革除财富分配不公的制度弊端，彻底摧毁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两种思路都把解决之道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上，差异只是对民主的界定不同。前者希望让人民立刻拥有用选票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用舆论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去限制公权力，用民主体制去抑制腐败与不公。后者希望使用过去那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办法，通过“大民主”反对所谓“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新生资产阶级”，恢复和保障大多数社会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     “大民主”不必多说，它的“集体泄愤”效应足以在一个早上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玉石俱焚，它的“大众民主”多半只会通向个人专断的奴役之路，对于解决今天中国的民生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这是有史可鉴的。相比之下，“票决民主”在理论上有很多支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也有成功先例可援，不过，以选票为中心的民主方式解决目前中国的困境，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方案。     票决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抗性民主，它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权利、利益和追求，并不要求人们服从同样的模式，而是给人们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提供程序性机制，因此它是建立在多元（对抗）主义的基础上的。它的预设是，公民的偏好可以籍由对抗性的机制得以真实表达，公民的自由意志可以通过对抗性的制度设计得到充分实现。人们会援引市场和法庭的实例，说明市场交易者的竞争性的谈判博弈或法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的权利申诉，最终都能达致一个“合作解”或“均衡解”。显然，这种合作或均衡依赖的前提是，对决双方都承认有一个高踞于他们之上的公共规则，并最终都能接受这个规则的裁决。但是政治与此有很大区别，因为政治不仅涉及利益的表达，而且涉及规则本身的确认，因而要比市场过程或司法过程具有更大的敏感性、易爆性和不确定性，在规则和议程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表达的对抗很可能演化为结构的对抗，结构的对抗可能演化为系统的解体。例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目前中国西部边疆的民族问题，结果恐怕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分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过渡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果恐怕不是中央地方的共同繁荣而是地方主义的相互倾轧，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台海两岸关系，结果恐怕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公民通过竞争性的票决方式对于淘汰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是足够了，但对于能否产生一个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则远是个未知数，而在制度不够健全和政治文化不够成熟的条件下，票决民主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则有大量的事实证明。     以票决民主为诉求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其实也包括大民主这样的激进政治改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会和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发生尖锐的冲突。激进政治改革的理由只能是，这个体制已经陷入僵化和停滞，不再反映发展变化的国情和民情，不再能容纳社会变革产生的任何新质，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过来，如果这个体制仍然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仍然能够通过持续的开发社会自主空间，通过权力和资源的理性配置来和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那么激进的政治改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造成政治权威的削弱和流失，反过来导致政治改革的失败。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凝聚力仍相当脆弱，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激情燃烧的政治动员（包括选票动员），而是理性节制的政治改良，最需要的不是一揽子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跨越式发展，而是在社会秩序、政治环境稳定宽松的前提下有步骤、统筹协调式的渐进式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应该成为可持续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导向。     　　     二、为什么说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     　　     政治发展战略不能离开一定的传统、环境和结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它延袭下来并受其制约的传统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即通常所说的大传统；一个是社会主义传统，即共产党开国建政60多年积累的政治传统；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传统。传统是一种记忆，传统也是一种规制，即使是反传统，也仍然需要借用传统的资源。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2，大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些关于中国已跻身于“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甚至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中美共管”（G2）的想象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另外是中国从晚清以来谋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没有改变，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只不过由于它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权威，所以它可以运用国家的力量有选择地输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某些产品。第三是由于受其资源禀赋、人口压力、赶超战略和新旧利益的制约，中国的发展进程充满着紧张冲突的性质，表现为人口超大规模与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尖锐对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贫富悬殊；社会价值观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化与官方主流价值观的贫困化的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核心制度逻辑的深刻矛盾.这些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发展显然不能罔顾结构的压力。     如果不是从浪漫主义的价值出发，而是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和经验出发，那么，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接续三个传统、舒缓结构压力、解决中国发展困境的务实理性的政治选择。     讲民生政治并不是讲民生史观，即使是民生史观，也并不是和唯物史观截然对立，它们事实上分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讲民生政治，首先是我们的政治发展战略要从解决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做起。这个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或者是反贫困的问题。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已经提到年收入2300元，按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6.3），相当于人均日收入1美元。根据这个新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到1亿人3。刚刚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的总目标，其中之一是保障扶贫对象的吃穿。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现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已经被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埋下的巨大隐患。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一百年内都有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都有一个反贫困的问题。当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存在的理由都要以它们是否促进和解放生产力作为评判标准4。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一切主政者存在的理由都要以他们是否有效的反贫困作为评判标准。这是民生政治的最大内涵，它不是以选票为出发点，而是以吃饭为出发点。     其次，讲民生政治，就是要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在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主政者不仅面临着开发资源的巨大压力，而且面临着公平配置资源的巨大压力。让人民“吃饱”是一回事，让人民“吃好”而且吃得“有尊严”是另外一回事。在发展政策上，保障人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约束政府权力的专横，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民生政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实际上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的确，在苹果不够充分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公平分配苹果的压力便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这个分配体制的刚性程度也特别高，集权的冲动也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下，以改变基本权力结构为使命的民主政治恐怕只能加剧政治过程的不稳定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促使体制出于自保的需要而全面收缩。而唯有民生政治，由于着眼于经济社会权利的主张，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     第三，讲民生政治，势必涉及对现存体制的一个总体评价。现存体制的基本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结构是党国一体，基本逻辑是人民民主。现存体制的形成，从历史来看，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应的结果，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两极化社会结构，所以不患寡患不均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西方国家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所以民族生存境况岌岌可危的中国人接受了国家优先的集体人权；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组成政党的阶级才能来实现社会改造，所以受困于低组织化状态的中国人接受了高度整合性的党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主张巴黎公社式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共和国，所以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中国人接受了能够确保经济社会权利的人民民主。细心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国家体制的缘起，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独特性、中国国际地位边缘性、中国社会变革迫切性相结合的结果。20 世纪中国革命，通过底层社会民众的动员与组织，通过排除一般公民权所隐含的抽象的、平等的法律权利，根据阶级身份归属来分配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这是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民生问题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实行，社会资源逐渐开发和积累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民生政治引导下的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我们可以看到，30 年来，以民生政治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废除了禁锢性的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变换身份自由的权利，实行了县区以下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推广了村民和城市居民的基层群众自治，推动了以企业自主权为中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城乡实现了公民的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在经济社会层面改变了原有体制高度集权的品质。这个体制虽然还有许多缺陷，但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有人说它是一种“韧性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silience）5。撇开意识形态不论，它的确是一种在调适性变迁中成长的具有强大韧性、弹性、适应性和改革空间的体制。     第四，讲民生政治，就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战略角度出发、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规则和议程结构，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政府主导和社会推动的“双轮”驱动过程6。在这个双轮驱动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奥秘所在。不过，也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权力与市场的紧密结合，官僚机构与利益集团的紧密勾连，政府自身的监督已经成为推行民生政策的关键，如何约束政府的管制性权力，是民生政治发展战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过去 30年间公民经济权利可以通过政府的放权让利来解决，那么现在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则应该通过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民生政治在今天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前 3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未来 20、30 年则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的任务可以逐渐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职能的重点应围绕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而进行，政府的改革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而推进。在落实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运用国家调控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财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惠及全体人民，不仅是市场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且是维系新时期政府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是在民生政治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是在现有体制内协调发展起来的。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一个开发体制资源而不是推倒重来的过程。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的要义所在。     　　     三、以民生政治来推动国家建设     　　     从民生政治的发展战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由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系统，是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如果能够在未来 20 到 30 年时间内，通过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如养老、医疗、公共卫生、劳动就业、文化教育、个人自由、社会自治、社会组织等权利）的长足发展，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经济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的新传统、新机制，市场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将得以克服，这样，以上所举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会得到有效解决，权力与资本联姻导致的腐败现象，以及其对公平正义的损害等政治性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基本实现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票决民主在内的政治改革将会平稳展开。     最后，如果对民生政治做一个总结，我想民生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民生政治是一种有根的政治，它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衔接，也和中国近代史以来开民智、振民力，达致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造方案紧密相联，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主流的基本诉求。一种政治有没有文化的根，是这种政治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民生政治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政治，它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最大限度和最直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一种政治是不是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这种政治能不能转化为全民行动共识的基础。（3）民生政治是一种从基础上提供国家建设动力的发展政治，它的理念是国强的基础在于民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政治哲学上，它是以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通过建立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来建设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4）民生政治是一种良治的政治，它以民意为依归、以参与为经纬、以共享共治为目的，其内在逻辑是建立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总而言之，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久安长治，是民生政治的基本主张。     　　     注释　     1〔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361-373页。     2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被认为是一个过时的概念（Martin W. Lewis， Is There a Third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November 1999， pp.355-358； Barbara Crossette， The“Third World”is Dead， But Spirits Linger， in Annual Ed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98/99， Dushkin/McGraw-Hill， pp.178-180）。但“第三世界”概念被宣布“死亡”，并没有改变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工业世界，由于结构使然，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事实本身。在 IMF、WB 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接近 17%，而欧盟中的德法英三国的投票权之和就超过15%，这意味着欧美可凭一己之力阻止任何对他们不利或不喜欢的重大决议案，虽然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但仍无法动摇发达国家主导、掌控国际经济机运行制的格局。这点正是“第三世界”概念的精髓。     3〔北京〕《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 11 月 30 日，A3 版。     4《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1028 页。     5Andrew J Nathan：《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台北〕巨流出版社 2007 年版。     6林尚立：《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复旦发展论坛的讲演，2011 年 10 月 20 日。    进入专题：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苏社会科学》2012.2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张雄 发自北京、上海 日期：2012-06-15 混，是一门学问，讲究说学逗唱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非典”时来到中国。2005年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著名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出版著作多种。近日因南京大屠杀言论引发争议。（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加藤正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演讲，主题是“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图/苏嘉溪） 国年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加藤嘉一在上海的住所，他与小区里的老人攀谈（图/苏嘉溪） 加藤在路边古董摊上翻看一本民国的小册子（图/苏嘉溪） 加藤嘉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不该放弃的是希望——对话加藤嘉一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16日 李旺陽事件，在警方說只有五千人上街的情況下，居然能使中聯辦和建制派紛紛轉軚，最妙的是候任特首梁振英，15次不回應事件，但在中聯辦李剛開腔後也鸚鵡學舌了。他還大言不慚地說他的感受同香港市民一樣。香港市民在知道這事的第一天就表示悲憤，梁振英卻於事件曝光十天後，才重複中央的調調，他的感受有哪一點與市民一樣？現在中共和他們在香港的跟屁蟲都說要求調查事件，若真有誠意，首先應要求當局把李旺陽的妹妹、妹夫放出來。現屍體已火化，卻說要請專家驗屍，這不是廢話嗎？若不是面對市民7.1上街使胡錦濤難堪的情勢，中聯辦豈會帶領着一眾跟屁蟲轉軚？ 不過，梁振英與市民的感受雖不同，但某些意見卻有雷同之處。其中較有人認同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論。這見解最先是由江澤民提出來的。許多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在六四平反和李旺陽事件中，都有類似看法。本報「論壇」版昨天就有一篇文章，認為哀悼義人應適可而止，今天港人介入大陸事務，他日中共也可用同樣理據介入香港事務，無端賠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數天前，「論壇」另一作者提出對六四的另類思考，認為面對中國，應抱持局外人心態，中共道不道歉，民主改不改革，是中國人的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要犯河水，即使民主井水亦然」。 這種看法，也許是受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的影響。在李旺陽事件中，陳雲不同意示威群眾逼梁振英代香港人出頭。理由是：香港人正式以中國公民的憂患與共的身份去追查，即承認了自己是中國公民；小圈子選出來的梁振英，由此正式取得香港人民的道德授權；香港干預中國內政，換來中國有口實干預香港，等於開門揖盜；香港人尊重法治，因而不該干預中國法制。 這是正常人假設中國是一個正常國家、中共是正常體制的憂慮。但中共不是。首先，從回歸以來中共不顧《基本法》規定對香港的粗暴干預（不照《基本法》程序釋法，種票，種人，不勝枚舉），就知道河水犯不犯井水，決不取決於井水有沒有犯河水。河水要犯就犯，不需口實，因為它不是一個依從法規（《基本法》）的政權。其次，若真正依照《基本法》規定，只有《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和各地方不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沒有規定香港人不能干預大陸事務。相反，港區人大政協，正是為港人參與管理內地事務而設的，鄧小平說過香港人可以罵共產黨，香港人為大陸事而示威，也是集體「罵共產黨」的一種方式。因此，根據《基本法》，河水不能犯井水，但沒有規定井水不能犯河水，尤其所謂犯也只是意見表達而已。 香港人尊重法治。在一國兩制之下，要維持香港的法治傳統，必須時刻表現出我們尊重法治這種價值觀。因此，也必須對不顧法律規定而無法無天的專政行為表達我們的意向。在李旺陽事件中，我們不是不尊重中國的法制，而是要求中國當權者尊重他們自定的法制（比如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如果香港能成為一個真正排除中共獨裁政權干預的獨立城邦，當然很好。但事實是不可能。既無法擺脫魔掌，就需要無時無刻地向「一國」向「另一制」表達我們對自由法治人權民主這些價值觀的堅持，也為了向大陸所有支持這種普世價值觀也支持香港這一制的人士表達我們的心向。 「建設民主中國」這口號，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無疑陳義過高，不是香港人努力就可以達致的。但對六四，對李旺陽事件，我們發出抗議之聲，卻是為了向中共表達我們要維護怎樣的價值觀，我們譴責一味諂媚專制政權而不顧香港傳統價值觀和市民意向的掌權者和建制派，也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根本利益。 這是李旺陽事件和全港市民的關係。哀悼義人要窮究到底，無須適可而止。我們也不會中緩兵計，7.1正是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我們意向的重要時刻。

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香港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