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爱思想 | 田国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田国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进入专题 :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 田国强 ( 进入专栏 )       摘要 中国改革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关键靠深化改革。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从内部看,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愿景决定改革必须深化。当前,要依靠市场化和民营化,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顶层设计 下一步的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①表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在过去1000年里几乎是水平发展的,1978年是一个拐点,此后人均GDP近乎垂直提升,而中国经济从此也步入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快车道,推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晋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元1820年时,中国的GDP就曾占到世界的1/3左右,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是向昔日世界经济大国的复归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然而,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过去的发展经验能否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很大。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升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这造成了理论上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隐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次思想交锋之势。交锋的焦点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指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所以,中国经济当前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改革的成就不容否认,但依然面临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其根源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的“三重三轻”,其实质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么,如何去解决呢?关键靠改革,靠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这是由内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     第一,世界正在经历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双极、多极体系的转型。经常有人说,我们不要当老大。从目前的世界格局演变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关键一极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已成为客观现实和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的辩证关系,实现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     第二,随着“金砖五国”其他国家以及越南、印尼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省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体制困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实际举措来应对外部激烈的全方位竞争态势。     第三,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祭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这样,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依赖于一系列相配套的改革制度安排来推动实现。     从内部看,中国也有自己的愿景,希望变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距离这一愿景的实现更加接近了,但中国经济也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因而,亟待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跃迁,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引经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转型,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这些是中国顶层设计必须考虑的。     要素驱动,是一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特征,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经济改革来达到。通过“放”和“开”的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缚,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就充分流动起来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国经济依靠粗放式的巨额投资驱动和外需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维持,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其次,要素驱动本身是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阶段有效的竞争优势,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从长远看,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再次,这一发展模式所伴生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贪污腐败盛行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所带来的。     效率驱动,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竞争产生效率。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市场化这个阶段,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和成效,但是还远远没有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非常突出,离一个有效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力度和控制力,越位和错位现象值得警惕。     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开始对微观经济也进行调控了,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出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力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并且国有企业也进入了一般性竞争行业,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当下,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的转型,政府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服务和维护这两个功能,且不能混淆。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重发展轻服务”的模式。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制度性缺位,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创新驱动,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而其创新所依靠的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民营部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然而,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堪忧。这些都是需要着力推进改革的。民营经济、创新经济最强的是美国,而其东西部也有差异,东部大谈政治,西部搞创新。这里的创新,就是熊彼特所谓的毁灭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结合起来,形成企业家精神。     民营化也是扭转“重国富轻民富”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尽管2007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二者之间的增幅差距有所缩小,但近几年来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后,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减税和民营化应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样,对外我们需要应对时局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肩负起世界大国、强国的使命、责任,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对内我们需要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解决发展驱动方式和科学发展的问题,因而进一步改革非常必要。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于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时表现积极,效果不错,使得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将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并主张将现有的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动力逐渐消弭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面临的艰难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也很可能退回到政府统制型经济。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下面我们先来理清理论上的误区,探讨改革的艰难性。     一是理论上的误区。理论指导原则,理论上的偏误会导致方向性的错误。如前所述,当前中国最大的争论是围绕“中国模式”论展开的。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所谓模式需要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但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尚不存在完全成熟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下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远景目标,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状态来看,离目标的实现还相差得很远。按照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内涵来看,还做得非常不够,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中国模式”还未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塑形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当然还包括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及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转轨方式。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之所以产生这些误区,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②: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府主导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这些误区、误解是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的结果。说到经济学基本训练的重要性,有人说经济学理论完全没有用,约束条件太强。如果30年前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情有可原,但现在说就不合适了。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没有错误,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是非常有用的,但也有其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笔者坚定支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也不否认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就像药本身是好的,但如果用的不对,再好的药也会药死人。同理,经常有人说经济理论都是错的,笔者对此很不以为然,经济理论没有错,除非有逻辑错误,更多情况下是用的人误用了。     二是改革本身的艰难性。改革和变革,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但几乎都不成功。有人说改革是社会进步,但是为什么难以成功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风险的。真正反对改革的很可能是作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他们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比如,商鞅变法所创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制体制沿用两千多年,至今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迹,具有很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商鞅没有树立起势,其改革得罪了旧贵族阶层。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继位的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被秦国发兵讨杀于郑国,死后还受车裂之刑。王安石、张居正、光绪皇帝所进行的变法,结局也大都悲惨,不是被流放、罢黜就是被囚禁。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改革无法进行,而不进行改革,最终往往导致了社会停滞不前,结果出现了中国朝代不断变更的现象。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中医的思想。中医在病人身体好的时候就注重调理,认为平日的健康调理比治疗疾病更重要。但话说回来,治病只是涉及到一个人,而改革则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而易于遭到反对,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将大家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残酷性,所以往往很难成功。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国家的前途和客观现实,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巨大的威望,所以“取了势”;最后,他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对路,也就是“优了术”。所以,做成事需要综合治理,也就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          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所在: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要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经济平稳转型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职能呢?哈耶克主要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在此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笔者认为,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育,否则与政府主导相伴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不断累积,而又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缓冲,这会使得后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迟改不如早改。     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     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仅仅依靠GDP指标就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利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④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很多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司马迁还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司马迁的这一论断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颇有共通之处。自利性假设加上信息不对称,这也正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管得越少越好,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相反,对于政府则应该是管得越多越好,因为政府是唯一具有强制力的经济人,这种强制力如果不加约束可能会导致经济滑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          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明晰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同时也阐明了改革所面临的艰难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和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才能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当然,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应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题,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按照老子的观点,改革和治理之道在于“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也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和管得少”。所谓“行得正”就是遵循普适正道,按客观规律办事;“用得活”就是因时、因地、因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管得少”是政府要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          注释     ①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②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③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④对“掠夺之手”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编著:《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China‘s Reform at Next St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China’s reform is now at a crossroad and faces many deep-rooted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o solve them, the key is to deepen reform. This is because, internationally, vast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in world order and China‘s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ch puts pressure to advance China’s reform; domestically,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China‘s rise entails deepening reform. Currently, Chinese government need to rely on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e a shift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 from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ward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reasonab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demarcate social governance boundary; and change itself from an omnipotent government into a limited one and from a growth-thirsty government in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Keywords: Top-level design, reform at next stag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作者简介】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机制设计、中国经济。主要著作:《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等。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 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2.html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萧功秦 :彼岸随想五题

萧功秦 :彼岸随想五题 进入专题 : 美国 政治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1民间压力集团          1998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国各地访问 , 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不下一百人。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对美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国政体被一种更深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          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做得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更具体地说,当一个心地很坏的人,由于处处害怕做坏事而被人发现,而不得已不做坏事,在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好人。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二者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种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访问过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成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不允许这些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礼品。这个州通过的法律是如此的严格,以致一个官员接待访客时喝一杯咖啡,都必须自己付钱,否则就会被当作受贿论处。这个州能通过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法规,并能大体上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当然与民间社团强大的压力有关。          一个名叫”我们,人民”的传媒联合组织,是由一些电台、电视台、报刊传媒从业者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旨在让公众参与政治过程,了解政治,监督政府,使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压力团体,是华盛顿的”共同的事业”。它成立于七十年代,其宗旨是”继承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通过尖锐地批评政客,来达到公民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他们正在从事的一件事,是争取美国通过法律来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次捐款数不得超过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须公开自己的姓名与身份,以便让社会监督,等等。他们鼓动公众做成这一件事的方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让参加他们组织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写信、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议员;或通过要求议员亲自接见,以此来向议员提出诉求,以这种种方式,来争取议员同意通过上述立法。          在美国,一纸条文一旦成为法律,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人们就不得不遵守它。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治。          在访问结束时,我向接待我们的那位中年美国妇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组织,你们做这样的事,动机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挚爱着我的女儿,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让我的女儿这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之中。”当她这样说时,我看到她颇为动情,其真诚在眼里闪闪发光。          2从训练到习惯再到自然          一般来说,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所以有些人很少有进入政坛的机会。反过来,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          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在国会大楼里转悠,时间还早,上哪儿去呢?在国会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上,一间一间开着的房间门口,均树着两面旗帜,那就是各州议员的办公室。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说,何不找一间进去看看,说不定真会见上一位议员什么的。我们随便走进了一间议员办公室,里面有三位秘书小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就说,你们愿意见一见托尼斯众议员吗?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马上就没有事了。我们当然很愿意。          不一会,里面的房间门开了,那位刚送走客人的身材结实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托尼斯。他貌不出众,走在路上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做体力活的劳工。托尼斯很热情地问我们愿不愿意进来坐坐,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十六年的议员,准备不久后退下来,让更年轻的人来替换他的位置。他说他喜欢绘画,也喜欢钓鱼,今后他会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他还让我们看了他全家的相片。他对我们说的许多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我们这些议员和你们当教授的不同。我们在公众眼里就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谁也不会把我们看得很高。如果公众觉得我们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们也就当不成议员了。”过了一会,铃声响了,按理我们应该告辞了,这位托尼斯却问我们,愿不愿随他去看看国会投票,我们当然很愿意。于是他带我们坐上专门供议员从办公楼到议会大厅的地下电车,接下来又把我们送到国会投票大厅楼上位置上坐下来,然后对我们说,他投完了票会再上来陪我们谈一会儿。当这次有关美国学校是否应该举行宗教仪式的法案投票结束以后,他又上来与我们谈,直到最后把我们送上电梯告别。          我后来想,这位繁忙的议员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外国人表现得这样友好?如果说他是为了作秀,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个人,作秀又有什么意义?我并非记者,他决不至于认为,我会把他的事情在报上予以报道,宣扬其亲民的品德,以使加州的老百姓会因为他出众的外交才干,而让马上就要退下来的他再次出任一次议员。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数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断地与他所见到的人们握手、问候,他才能成为议员,才能在议员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成功,而且,当他形成这种习惯以后,他也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在这种交往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与称赞中,在人们向他投来的肯定的眼光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当然,这种乐趣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大有好处,他可以由于人们对他的亲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选票,而老百姓则由于可以很容易地与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决的事情提出来。          话又说回来,这种职业性的习惯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东方专制传统下的某些官员却总是习惯于民众的夹道欢迎或者山呼万岁?我这并不是虚构,因为我不久前就曾在国内报纸上读到,某县委书记下乡就受到这种组织起来的欢迎。          中国现代化过程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由于没有强大、成熟的市民社会,缺乏直接实行高水准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基础,而且自改革起步以来,国家全能主义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矛盾与文革后遗症,会导致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与激进而浪漫的自由主义从不同的方向来冲击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为有序的经济变革所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想避免前苏联采取的经济与政治休克疗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话,有改革导向的政府保持权威实在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在改革启动阶段,开明的权威主义较之浪漫的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更切实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权威运作,以拒绝体制外势力的重大挑战为其特点,长期以往,这又会造成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导致某些领域和方面的腐败的增加和排他性的分利集团的膨胀。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会使中国陷入另一种困境,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依存形成的双重陷阱。如何在维护政府权威的基本框架的同时,又能保持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也许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的大难题之一。          3政治文化的过渡性空白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奉天承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官员历来被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官员。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到了不能为百姓谋取利益时,人们才想到要抨击他们。新建立的王朝一开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官僚于是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社会,专制体制内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对行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如直属中央的御史台、监察史、门下省,以及职官不能在本籍任职的回避制度,等等。这种监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腐败化的速度与程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与过去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官僚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体制内部的自我监控制度有所削弱。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动或方便政府官 员去进行贪污,而是因为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性善论”的误导。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这种”阶级性善论”,是影响建立党与政府内自我监督制度力度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腐败在当时却远未成为主要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对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府官员及其他人,确实有一种内化的道德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时这些人也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经济方面的事务;再加上毛泽东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原来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修正,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腐败的运动(例如”四清”与”文革”),这种群众性动员体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固然众所周知,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政治”对各级官员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当今中国的社会监督机制虽经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正在逐渐加强,但不如意处仍十分醒目: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传统政体下某些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被继承;一方面,全能主义政体下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政治遗产依然延续,而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下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败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却早已在”文革”结束时被抛弃;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信仰对人们良知的内在约束力,由于信仰的动摇与”风化”,在很多人那里已日渐稀薄,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所诱发的趋利动机与官员在经济改革中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却史无前例地剧增。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内因外缘叠加在一起,使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立足于我们国情的前提下,积极注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民族如何监督政府和防范腐败的政治经验,恐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4″知识分子”还是”专业人士”          为了了解美国的基层民主现状,我还访问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基层组织,还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一天,我来到麻省的一个小城荷尔顿( Holden )。去那里完全是原访问计划临时变动的结果,但正因为事出偶然,所以就显得更有意义。          荷尔顿是一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小城市。早上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市议会会议厅时,那 儿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其中三位是市议会的议员,另两位是当地的电视台与报社记者。过了不久,他们的市长、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长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来了。通过交谈,得知他们的议会共由五个人组成,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委会。          不一会,一位年轻小伙子赶到了,据介绍,他就是该市的现任议长。他看上去大约只有三十岁,身板结实高大,穿着一身红运动服,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令我吃惊的是,这位议长竟是当地技术学校修理水管的工人。而且五个人中,除一个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外,其余的人按中国人的尺度都统统只能算作普通劳动大众。但就是这样的五个人构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个业余的最高权力机构,比方说他们五个人曾经”业余”地任命了该市市长。          我问这位年轻的议长,他当议长薪水如何。他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然后补充说,按工时计算,他一年做议长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来每小时不到五美分。我问他是怎样被选出来的,他说他很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又由于他会帮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远近闻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于是他的选票最高。他自信人们把他选为议长是一个 ” Good choice (好的选择)”。他也读过大学,而他之所以选择修水管与地下水道,是因为他力气大,干活快,收入就特别高。他认为,他能挣高收入就说明自己是有本领的。          被他们任命的市长,也是当地的木材商人。由于商务在身,市长也可以说是”业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尔顿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处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乌斯特附近,那儿是学者颇为集中的地区,好几所医学院与著名医院就在这位议长与市长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这个城市的主政者却几乎与专家学者的身份无缘。          与这位当议长的水管工人交谈,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自己是贡献于社会的公益事业的。以我在荷尔顿所见,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我在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那种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像是沙龙里的”知识分子”,那他注定失败无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者。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中,关注社会以及为社会事业而奋斗的人士同样相当普遍。然而在美国,这些人士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也许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较为显著,身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而这些”精英”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人,是拥有知识运思能力从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的人,是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做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做出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解决。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抽象理念中的理论探求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由此产生一种行动化的趋向。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倾向。一个阶层等级较为明显的社会,一个仅仅有少数人接受人文教育的社会,一个有大量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之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特别是欧洲一些有过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贵族文化的遗存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基因,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然会强化精英与平民的文化分野,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遇许多困难和矛盾,那么握有理念与思辩权的精英们难免不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与这样的社会不同,美国是一个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高收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中产之家,且人数众多,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美国既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至少在目前似乎也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去刺激人们的形而上理念思辩,无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因而美国的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美国人的责任感,多由那些专业人士用一种专业方式来体现。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如同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这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却同时多了几分可能使他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或”文革”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而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多一些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5新闻的有色眼镜          我承认,我在美国一个月的这些亲身感受当然也都是一些浮光掠影,难免肤浅。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包括在国际上的山姆大叔也总是显得过于自以为是。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访问者,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这种态度对于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也许十分必要。          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原因,是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天然地钟情于坏事与怪事,是”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例如,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印度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地增长,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在思想与文化方面各种新的成就。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似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和偏见,也通过新闻传媒”拷贝”给了中国。          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印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拷贝”过去的一塌糊涂。如果说,中国的报纸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国内的事往往愿意”报喜不报忧”,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当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报忧不报喜”。美国一般民众极度缺乏对外部世界的 兴趣与知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所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走私军火、出售导弹、强迫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这些事情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的一小部分。不幸的是,在很多美国人头脑的信息仓库中,它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太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国二十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经扩展了多少。          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以后,都会感叹实际的中国比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学美国,因为我们有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到另一个文化中去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有色”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原载《天涯》1999第3期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 政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48.html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谌洪果:分裂的大学

谌洪果:分裂的大学 进入专题 : 大学    ● 谌洪果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     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进入专题: 大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5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阅读更多

Global Voices | 埃及:穆巴拉克被判处终身监禁

全世界都在关注今天埃及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他麾下的内政部长Habib Al Adly的宣判,他们因为杀害抗议民众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根据Sultan Al Qassemi在 推特 上引用法官Ahmed Refaat的话,这个判决包含了49次开庭,历时250小时,且判决书长达60,000页。 由于这个历史判决过程被线上转播,促使了網絡公民们在审判过程中上网发表他们的意见。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同时也是Al Adly的高级助手,Alaa和Gamal,在贪污案中被判无罪。但他们被认为应该也要为在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埃及革命中抗议者被杀负责。 在判决之后,埃及博客,昵称Sandmonkey的Mahmoud Salem推道: @Sandmonkey  : #穆巴拉克的审判 结束于一个丢脸的判决:穆巴拉克和他的内政部长即使被关也不会有太难过的人生,而其他人就这样无罪自由了 他又说: @Sandmonkey : 杀害和残害埃及人民的同一群人现在都自由地回到他们原来在内政部的工作岗位。想想看那是什么情况!   Sultan Al Qassemi在推特上分享穆巴拉克进入法庭那一刻的萤幕截图 而Gigi Ibrahim也报导: @Gsquare86 : 法庭中爆发了混乱。人民喊着:“人民要求司法独立!”喊着“骗子!” #MubarakTrial 又说: @Gsquare86 : 我不懂为什么内政部长Aldy被告,但他的警察和部下们却没有被告 #MubarakTrial 记者Bel Trew总结说: @ Beltrew : 终身监禁对穆巴拉克来说并没有这么糟,他有花园、游泳池和小飞机跑道。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2/06/01/uk-egypt-trial-mubarak-idUKBRE85017O20120601 #MubarakTrial @ptombola : 穆巴拉克和Aldy只认了他们没有阻止屠杀的罪,并没有承认他们下令屠杀。这是个天大而且让人不爽的差别#Egypt‬ ‪#Mubaraktrial 但Mina Zekri 提醒我们: @minazekri : 我必需要提醒你们,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决。我们还要看被告上诉后,上诉法庭会怎么判。 Asteris Masouras将推特上的網絡公民对此判决的反应都收集在 这里 。而Rayna St.将其他的回应放在Storify的 此页 。Noon Arabia亦将回应分享收集在 这里 。 想看到更多回应,请参考推特上的 #MubarakTrial 标签。 校对: Portnoy 作者 Amira Al Hussaini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阅读更多

Global Voices | 阿富汗:女学生遭下毒

2012 年六月三日,阿富汗东北 塔哈尔省 约六十五名女学生因在学校遭人下毒而被 紧急送往医院 。这是一连串攻击女学生事件中的最新一起。五月廿九日约有一百六十名女学生在学校遭到毒气攻击而 入院 。之前今年春天在两个不同地点有超过两百七十名女生在反学校攻击中遭人下毒。去年一年全国有数百名女生在类似的攻击中受害。 政府官员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塔利班。1996 到 2001 年间基本教义派运动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时,女性被禁止上学。虽然塔利班被驱逐后已有数百万女生入学,运动的战士和支持者持续惩罚寻求受教育的女学生。   北部塔哈尔省躺在医院草坪上的年轻女学生在学校遭人下毒后失去意识。Pajhwok 阿富汗新闻摄影,Demotix 版权所有 (18/04/2012)。 因为寻求受教育的女性持续遭受虐待和暴力攻击,在阿富汗成为女学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Teresa Nabais 摄影,Demotix 版权所有 (03/07/2009)。 塔利班否认和反学校攻击有关,但没人相信他们。 美国博客作者 Ericka M. Johnson 写道 : 攻击女校和学生已经变成塔利班的常见策略。女性不光是被视为物品,还必须为想要学习受到惩罚。他们否认和这些攻击事件有关,但他们本身的历史 —— 塔利班统治的 1996 到 2001 年间女孩甚至不许上学 —— 暗示受教育的女性和塔利班利益有所冲突。 另一名美国博客作者 Katherine Lorraine 回应 Erica: 女性受教育是达成两性真正平等最快速简单的方法 —— 所以塔利班这样的全男性社团自然只想压制女性,强迫他们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得奖作家 Judy Molland 公开表示 : 恨孩子恨到能对他们下毒的人显然已经泯灭人性。为了这些女孩,阿富汗政府应该将学生安全作为优先事项。 阿富汗博客作者 Hussain Ibrahimi 写道 : 阿富汗的敌人现在开始在对抗政府的战争中采用新的战术。其中包括向女学生下毒,企图关闭各个省份的教育机构…… 这可能会严重危害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十年来设立新学校的成果。 有些人因为这些反学校攻击的消息开始反省自己对教育的态度。Dineeta Kubhar 在 推特 上说: @WordsOfDineeta :塔利班为了阻止阿富汗女性受教育,在学校女生的饮用水中下毒…… 我还在这抱怨要念书。(摇头) 网友担心北约在 2014 年撤出外国军队之后,塔利班和其他基本教义派会更加坚决威吓女性不许受教育。 雅虎新闻作者 Chloe Logan 写道 : 北约军队尚在阿富汗时这些攻击就不断发生,我们怀疑等没了这层保护女孩子们是不是还有足够勇气继续上学。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未来要依靠他们所缺少的教育。 另一名博客作者 Jan 推测 : 很悲哀的,一旦最后一名美军“正式”撤出阿富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会发生什么事,那些胆敢去上学的阿富汗女生,或是任何想教书的阿富汗女性,或想去医院当护士、当秘书、杂货店员、奥林匹克田径选手,想打羽毛球、下西洋棋,或是想学读书写字的女性…… 校对: Portnoy 作者 Omid Bidar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