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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5 次 更新时间： 2012-05-22 09:25:10 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 进入专题 ： 文革 知识分子 道德勇气    ● 刘青峰       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          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演变的风向标，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就难以理解今天中国文化正向何处去，也无从了解知识分子运动的深刻背景。     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     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1有的则更尖锐地指出，由中国传统的“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寄生虫”。2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是大陆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重要方向。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3     大陆学者从当今的现实感受出发，敏感地注意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可以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模式，同时，现实的命运又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沦丧的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只有对某种普遍缺少或丧失的、而又非常具有意义的价值，人们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和关切。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4但是,一旦我们将讨论严格化，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什么是道德勇气？谈道德勇气离不开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文化价值系统给道德勇气一个定义，把道德勇气看作是人追求、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某种理想或价值标准的热忱，并敢于用这种价值标准来评判或对抗任何外在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权威或潮流的道义力量。它特别表现在内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道德勇气的性质和来源大不相同。因此，原则上我们不能脱离某一价值系统来讨论这一问题。基督教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佛教教徒超脱凡世的悲愿，使他们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己奉献的道德勇气。而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抛头颅洒热血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我提出文革前大陆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就应该有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即这一命题是在跳出了文革前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当时知识分子时得出的判断。只要深陷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之中，就不会发现道德勇气的沦丧。相反，那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奉献、自觉地改造自己，都是相当真诚的。他们按照这种理想在批判现实时，也表现得十分执着激烈。同时，当他们自己被批判时，内心却出奇地软弱。这种心态，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说明。     这样一来，考察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沦丧，就转变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和转化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三种价值体系来透视，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为此，本文先简略地剖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接着讨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为什么会一步步沦丧。          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作为道德载体的人生价值高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价值，而文化价值又高于作为政治社会关系载体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儒家的“成仁”的道德理想，并不是终止于个人精神满足和受用，而是一种积极关怀人世间伦理教化和政治秩序的内在的资源。这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内圣外王”与“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把“立德、立言、立功”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可以互相转化。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根据这一终极关怀及其修身模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以来自于这三个层面，即内心的道德感、文化教养的优越感、和施展道德理想抱负的使命感。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     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孟子则进一步赋予孔子“仁”的道德理性一个性善论的基础。这样，道德价值判断可直接来源于人生而具有的知善和正义的道德感。修身模式也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勇气可以从人的内心开发和涌现出来。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荀子强调了“外铄”的作用，其修身模式中“博学”、重视文献知识的“学统”也就被推到重要的地位。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5     可见，在先秦儒学大师那里，对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所强调的方面，就有很大差别。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传统，形成了陆王心学，“致良知”不但是道德勇气的来源而且也是修身的目标和方式。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修身的模式中，则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是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的前提。朱熹的求知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和知识的学习。他在《行宫便殿奏札二》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接着，他在读书穷理与读圣贤书之间划了等号：“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髓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是由以求之”。可见，朱熹这一派主张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主要归为知书达理，也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一点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荀子对学统的重视，但又不像荀子那样过分强调对规范性社会秩序等外在条件的依赖。          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          由以上粗略分析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对道德勇气的来源的主张，由于强调的侧面不同，大致可分成如图例所示的三种情况：一、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道德勇气来源于知书达理，即文化知识。三、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     当然，同时应该指出，儒学任何一个流派关于修身的主张都不那么单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涵盖了上述三方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这种修身途径所侧重的方面的差别很重要，正因为其来源不同，道德勇气丧失的条件也不同。当强调对外部规范性秩序和君主权威的维护与热情作为评价道德的主要标准时，儒生的政治行为和文以载道的承担就很重要了。但当社会风气腐败，朝政昏庸黑暗时，儒生是否有道德勇气的标准就不能看其是否维护现实的了。这时不愿趋炎附势阿世媚俗的知识分子，就往往把道德勇气的来源移到内在资源上。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纲纪崩坏，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便轰动大江南北，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王阳明主张判定人自己的言行是否道德，不能以外部行为为标准，甚至不能完全以圣人言为标准，而要诉诸于自己的“良知”，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从外部的礼和圣人之言转到更为内在的“良知”中来。众所周知，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影响很大，它导致了泰州学派的形成，后来又影响了东林派知识分子。东林党人无疑是当时最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研究者指出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敢于向君权挑战，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等大无畏口号，和他们曾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大有关系，例如黄宗羲更与王学有直接的师承。6根据我们上面提出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的来源侧重面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汉民族的文化一直比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很强烈的。它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来源的重要资源，始终没有受到足以摧垮的挑战和动摇。无论是苏武牧羊还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知识优越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的支持。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八四○年，中国突然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但中国知识分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而且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这一历史上作为道德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     也许，唐君毅是较早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五十年代初撰文《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早在胡林翼看到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后深受刺激，回营吐血后抑郁而终为开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就开始丧失了。唐君毅将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面前而产生的自卑感。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     如何重振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的主张是很有意思的。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人有钱，莫有钱又怎么样？有名、有位、有权，莫有名、权、位怎么样？有知识学问，莫有知识学问怎么样？7可见，唐君毅先生是提出重返陆王心学传统，将道德勇气所依附的各种外在条件，包括经济实力、文化知识先进与否等统统去掉，让道德勇气直接从每个人心里充溢涌现出来，这无疑是回到“致良知”的传统中来。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内圣外王”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来源有三个不同侧面，当这三个资源受到整体性破坏时，就会导致道德勇气的沦丧。也就是说，道德勇气丧失的三个条件可以如下：     （1）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礼）的遵循是否符合道德的外在标准的丧失；     （2）文化知识优越感的丧失；     （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     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传统道德勇气资源的破坏          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征服战。在探讨这一过程前，我们应该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文化价值系统。     我认为，当时除了少数共产党内已经信仰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深层结构上仍然相当传统，他们的终极关怀还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思想分化和价值混乱，封建礼教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但知识分子激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表现，追求一个“天下为公”的道德政治，依然是他们的社会理想。     另外，从文化优越感上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仍很强烈。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比工农有知识，所以也更多地肩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和有更多参与和批评的权利。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可见，传统道德勇气的三大来源，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地支持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儒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尚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今天有不少西方研究者把苏联的洗脑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果说洗脑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忏悔加上心理战，那么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诉诸于传统的“知廉耻”精神，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力量。当时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时，把这种改造过程中的耻辱感，象征性地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历来“知廉耻”乃知识分子修身的重要动力，只要把许多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知识分子就将难以承受其压力，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例如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一些人曾很奇怪，认为“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8后来当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时，就心悦诚服了。因为他们也认为作为在旧社会受教育，并为反动政府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改造自己。     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必然的。但对于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本来，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新政权、热爱共产党，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都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勇气的来源。另一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又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也就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为谁服务”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难于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从而从内心怀疑自己是否道德。     清华大学著名专家张维就这么反省道：“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留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而那些留在美国搞流体力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他总结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9这种说法表明，像张维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民族意识上对自己发生了怀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批评，但是，他们并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只是觉得自己的爱国之心受到了误解，有一种委屈感。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就吐露了这种委屈。他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不信任了。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都忽然变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10这样，传统的道德勇气的第一个来源，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这种优越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有钱读书、甚至留洋，就是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是靠剥削工农的血汗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承认这一点，觉得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是愧对工农的，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又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说：“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即使有一些学科本来技术性较强，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专业，仍有这种把知识传播看作类似于贩毒的双重的有罪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把自己教学建筑学说成是：“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12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有承认了知识的阶级性，才算是愿意接受改造，态度好的表现。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传统的道德勇气三个资源的前两个，外部行为规范和文化优越感受到动摇时，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到内心的良知，让浩然之气从内心涌现出来。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最后一点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诉诸于人性中的良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彻底。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到文革，抽象的人性论一直处于被批判中。知识分子只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就很难在哲学上坚持儒家的心性论。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知识真理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而儒家心性论一直缺少一个为它辩护的有效的知识系统。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旧社会能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这一情况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多大改变。这样，出身本身就使知识分子处于容易自我怀疑的境地。即使是少数出身好的知识分子，按阶级分析法，只要他们是在四九年前受教育的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立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例如一位出身好的大学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说，“我向来论人，总是强调旧社会士大夫所说的品质，不管阶级出身”，“有人提醒我，不要强调抽象的品质，识人要从阶级立场出发”。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但另一方面，我是大学教授，当时每月收入几百元，成了毛主席所说的接近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不敢实行革命。”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弄到后来，无论是出身好还是不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都成问题。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样，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立场世界观均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良知，再也不能成为他们道德勇气的来源。     由以上分析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所凭借的三种资源的批判，是整体性的，相当彻底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表态，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服气。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仍然很顽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仍然凭借着道德勇气的三大资源站出来向共产党大胆提意见。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14可见这些知识分子还自认为自己的道德体系是属于传统的。他进一步说，如果共产党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能“‘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15而这些所谓右派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再一次表现出传统的道德勇气的。     另外，他们也从文化知识优越感上强调“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性强”。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18这些言论还都是企图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的优越感，做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出发的，但这些统统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粉碎了。          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辩          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把摧毁人们原有的信念的推动力转化为将人们吸引到新价值系统中去的拉力。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批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资源的力量，就认为它可以征服中国知识分子，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心甘情愿接受改造，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及文化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而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是与传统同构的文化系统。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在批判改造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资源的同时，展示了一种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很熟悉、很容易认同的新价值系统。于是，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价值系统的转化。     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有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学说从“五四”时代的知识真理型，演变为道德理想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的过程。19文革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生观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单薄，而且修养的方式也不清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把这个薄弱环节完成了，成为广大共产党员所认同的、必须经常学习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把这篇著作视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道德修养价值观的代表。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后来这一目标更简化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和传统的儒家社会观大不相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我们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并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其纯化立场和修身过程,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模式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     我们可以再看看前面图一中所示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如何变化了名称。第一部分是内在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用无产阶级立场代替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结构中的内心道德感和良知。在文化知识这一点上，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代替了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而每个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并在革命事业中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则代替了传统中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的维护和热忱。这种内容和名称的一一对应，为新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同构，奠定了基础。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中，端正立场和学经典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政治表现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新传统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传统的。《修养》中强调，只有不断纯化阶级立场，才能真正理解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不端正，读马列书再多也不行。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而纯化立场和努力学经典只是个人修养（或动机问题），还必须从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来判别他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效果问题）。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转化关系。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这和传统文化中“满街都是圣人”，把道德政治的实现系于君主和士大夫们的道德品性上，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正因为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传统儒家模式基本同构，这就带来巨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性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夺取政权时表现得坚定勇敢，在新政权建立时廉洁有效，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朝气和巨大的动员力量。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在转变价值系统时，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应表现在批判自我和他人的政治表现中。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     著名作家老舍的悲剧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新政权刚建立时匆匆从国外赶回中国，认真接受一系列思想改造。到一九六二年他写作《五十而知使命》一文时，就完全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价值系统，并真诚地追悔自己前期作品的卑微无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20直到文革时他受辱之后沉湖自溺，都是含着一种不被共产党和群众理解的冤枉之情，始终没有从新道德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真诚而彻底的。杨振宁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曾见到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和母亲。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21我认为，杨武之先生对自己儿子的道德理想、价值判断教育上的前后差异，应该说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一九四九年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真诚转变。     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新传统更加政治化。虽然在儒家的内圣外王模式中，个人道德和实现伦理教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命运有更大的承担，但是儒家文化中，毕竟还有很多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许多非政治化的内容。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阶级立场的划分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又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一切文化思想、艺术建筑及个人道德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引导下，其修身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过程。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革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二个差别是，在新传统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否纯正，不是属于他的本性、也不是自己能判定的。而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人可以“致良知”，由自己来判定是否道德。而且从孔孟起，儒家就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越来越依靠强化外在标准来实现，即越来越依靠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来判别。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这样，随着外在标准的任意化或丧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道德勇气也就沦丧了。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立场和政治表现的外在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当时投身革命意味着??弃个人享受，而去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这样，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即使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了，还不能证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人，如果说他们也学过马列主义，就属于这一种。”22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无出身好的先天资源可凭借，学马列经典本是修养的重要途径，但也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反马列而学马列，这样，就只有看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表现了。而这些政治行为，完全靠是否符合党在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或者靠是否被所在工作单位的政治领导所认可来判定。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     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另一方面，在抵御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时又表现出内心出奇的软弱。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上述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传统儒生那里，道德勇气是把双刃剑，它即可以用来批评抗议社会上不符合理想的事件，也可以用来抗拒外在社会的或精神上的压力。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这种辩护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论看来，又是何等无力呵！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重要变异，使得新价值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同时又导致了一个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有现象：知识分子越是真诚地接受改造，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其后果往往是内心越加迷乱软弱，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道德勇气。          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应该指出，即使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专制统治时期，依然有以女志士张志新为代表的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惜掉脑袋和现行政治对抗，这种大无畏的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信仰和捍卫。文革中后期，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暗流，也是想从中获得与毛泽东思想权威对抗的道德力量。     但在文革前，学马列经典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支持，并不显得十分强有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传统中存在着经典的可变性以及“道统”与“政统”逐步合一的趋势。     儒生们之所以可以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的来源，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满足于儒家道统学统所提供的精神养料。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共党史一再证明，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那些执着于马列经典、或过分强调某种现象的领导人，都成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只有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历史经验告诫人们，仅凭马列经典的“本本主义”仍然会犯错误。于是学习马列经典就逐渐让位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到文革前更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口号。而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及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密切不可分的，经常提出新问题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未发表指示之前，很难有什么固定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儒家传统中的道统和政统并没有合一。儒生可以用儒家经典所代表的道统，来批评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而这种传统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表现在他个人的非凡魅力上。早在四九年前陕北流行的民歌“东方红”中，毛泽东已被喻为给万物带来生机的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毛泽东不仅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表（道统），也是全党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政统）。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既成的经典，包括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都不能作为最后的理论依据了。     从四九年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一步步的加深强化。同时也意味着用马列经典理论来约束或批评毛泽东的能力在不断减弱。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在反右斗争时，不少右派是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进行批评的。如有的人说：“过去的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譬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对象的数字……，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23随着毛泽东本人放弃新民主主义、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政治运动就愈演愈烈，而人们只有遵从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才算是有好的政治表现。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道统与政统合一后的压力。本来，毛泽东刚上庐山时也准备反左。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彭德怀的大胆谏言，是出于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也是出于对圣王的忠诚。而毛泽东由此却决定反右倾，并把彭德怀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这是文革在最高领导层内的一次预演。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到文革时，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少奇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是灭顶之灾。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从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当作为知识体系出现的经典著作越来越不重要时，经典和知识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资源，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当经典理论变为尽人可知的语录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     至于新传统中作为政治表现等道德勇气的外在标准，也是随政治运动不断变化，最后完全破坏。海外学者和文革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求上进的心态。实际上，当知识不能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时，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并得到承认，就只能靠自己的政治表现了。他们认同了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自己的出身和知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全部道德热忱投入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必须去适应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最革命的口号，这样才会被认为有好的政治表现。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些政治表现越演越左，越演越烈。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当所有的批判者都被批判时，圣王的绝对权威也失去了基础而动摇了。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思考，并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并证明，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与儒家传统在结构上基本同构，新传统才有那么大的整合能力，曾一度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由于两种价值系统内容上的不同，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不同，就造成了新传统中的用“立场”代替良知、及强化外在政治标准的政治化倾向。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     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新传统失去平衡、走向幻灭的必然性。文革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企图从理论上遏制越来越左的倾向。如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想藉此遏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提出抽象道德继承论，希望肯定人性中的某些共性和道德上的继承性，特别是对传统美德的肯定。还有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提出的“正义冲动论”，也是企图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英雄行为出于道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六十年的“红专”大辩论中，有不少人热中于“红落实到专上”的口号，“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指标，这样，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报国的政治热情，可以在专业精神中体现……这样的理论很多，但其结果，是被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彻底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击退了，而对于那些追求思想彻底性和批判旧世界意识强烈的新一代来说，他们也不对这些理论发生兴趣。如果人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讨论，也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这种力图保持平衡、防止立场中心主义膨胀的尝试步步为营、步步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     在此，我并不想说，文革及其幻灭是命中注定的，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在自我肯定和发展中，内在逻辑的展开，而这种价值系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形式——新道德理想主义。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一方面文革中后期，随着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的幻灭，开始了全民族反思的潜流，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开始恢复，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有的学者回到马列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异化，提倡人的尊严和独立思想能力。有的学者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还有的学者认同于自由主义……。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可以成为各自的道德勇气的资源。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处于被解构后的重新建设的时期。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在此，我想指出，无论今后怎么发展，对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曾表现出的呼风唤雨的巨大魔力、和社会动员力量，以及它走向幻灭的痛苦历程的反思，总是我们今后重建新文化的必要的一步。    进入专题： 文革 知识分子 道德勇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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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娥从五楼跳下来的时候，双臂舒展，伸向天空，呈现一个放松的姿态。 邻居们说，那一刻，她彻底解脱了。 2012年5月9日11时30分，广州杨箕村，村民李洁娥跳楼身亡。50天前，3月21日，她位于杨箕村永巩二横8号的家，被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拆除。 杨箕村位于广州大道和中山一路夹角，和寸土寸金的广州CBD珠江新城毗邻，是典型的“城中村”。 这座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村庄，曾是广州首个亿元村。很多广州人都记得这里便利的集市、廉价的食物和其间浓厚的市井气息。 在广州，这样的“城中村”有138个。2000年，广州开始“城中村”改造，杨箕村在七年后进入改造名单，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并在2010年加速——杨箕和另外八个村正是在这一年进入广州市重点“城中村”改造之列。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广州开始“城中村”改造热潮。这种改造的核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主导收回村民宅基地的曲线拆迁之路。 这一“创新性”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避开法律监管，却会滋生权力寻租空间。不仅仅在杨箕村，广州正在进行的多个“城中村”改造，拆迁和补偿程序均备受争议。 三年来，大部分杨箕村原住民都离开了，曾经挨挨挤挤的民居逐一消失。按照最初计划，杨箕村会在2010年拆迁完毕，以迎接当年亚运会的召开。不 过，时至今日，杨箕村仍有十余栋房屋矗立在一片废墟之中，宛如碉堡，其间横亘着积水的大坑和杂乱的荒草。每当暮色四合，万家灯火城市霓虹中，这片旷地仿若 黑洞。 黑洞里，这十余栋房屋的主人仍在进行最后的抗拆，李洁娥曾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她最终没有坚持下来。 52岁的李洁娥，被邻居们唤做“娥姐”，透着亲切。多位村民称，李洁娥随和、内敛，曾是留守户中“非常守规矩”的一员。3月21日自家房屋被拆的冲击，彻底击垮了这个瘦弱的女人。 　　拆迁溯源 李洁娥是杨箕村最后15户未签协议的居民之一。她的家是一栋三层半的小楼，在上世纪80年代，由已故前夫冼传威与前租户（非村民）陈月眉合作建房，但因重建未获政府批准，原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被收回后，新的宅基地使用证并未下发。 也就是说，她的房子至今没有产权证明。这种现实下，不可避免地，使得李洁娥的房子在拆迁时间表的压力下成为重点清除对象。 早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思路，明确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不过在此后数年间，改造进展缓慢。 2007年，杨箕村、猎德村、冼村、谭村和康乐村等“城中村”一起成为改造对象。到2009年7月28日，一份《杨箕村“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下称《意见书》）下发到了村民手中。据多位村民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得知要拆迁。 最初，村民们和村官之间发生矛盾，也正是在看到《意见书》之后，对拆迁产生疑问。“得知要拆迁后，我们就去找村里领导要求公布村里这些年来的账目。”5月22日，一位至今仍留守在杨箕村的户主回忆：“最初是希望能通过村里的经济实力自行完成改造。” 这里所说的“村里领导”，是指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下称杨箕经济联社）负责人。 杨箕经济联社是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制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至1987年。经济联社下设经济发展公司，将集体经济折成股份，村民设置人头股、劳动工龄股和发展股，集体经济年终结算，按股分红。 正是杨箕村首开改革先河，拉开了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革的序幕。 广州“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思路是，将原来的村委会转为居委会；把原来属于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将之前由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转为由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对“城中村”进行城市一体化管理，逐步将市政、环卫等纳入城市管理范畴。 在此过程中，经济联社是法定的“城中村”改造主体。实际上，杨箕经济联社没有第一时间回应村民要求，也未公开村中账目。联社董事长张建好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村里虽然有2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但不能全部卖掉去改造杨箕村，“村里没有能力自己改造”。 根据初步测算，杨箕村的改造在20亿元之上，包括拆除与重建，这超出其自身的经济能力范围。引入其他资本似乎成了唯一选择，而政府包办了这个过程。 　　漫漫抗拆路 2009年8月17日至25日，村民们开始集会、静坐，要求经济联社公布村财政账目。但在8月25日，村民姚杨灯、姚慕嫦、梁伟强和李洪苏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传唤，同年12月11日被逮捕。 尽管四人皆称集会、静坐是自发的，他们并没有“组织”其他村民闹事，但法院最终仍判处四人7－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如此之后，杨箕村的拆迁步入了快车道。适逢2010年杨箕村改造被广州市政府纳入重点改造对象。是年4月16日，杨箕经济联社召集股东代表大 会，对杨箕村改造方案进行表决。此次会议应到92人，实到87人，其中同意改造方案的60人、反对的3人、弃权的2人，签字同意的股东代表占出席会议股东 代表人数的92.3%。 这次会议直接决定了杨箕村的命运。两天后，杨箕村改造安置补偿方案公布，“拆一补一”的回迁方案出炉。 2010年7月1日，杨箕村正式开拆。两个月之后，杨箕村基本被铲平。李洁娥与部分村民一起选择了留守。 与李洁娥一同留守的村民中，有的村民不同意回迁补偿方案，而是要求将房子作价卖掉；也有村民认为，拆迁补偿方案上只盖有公章，没有法人代表签字，担心日后出问题而不敢签字。 截至2010年12月30日，在杨箕村1416户待改造的房屋中，签约户数为1386户——这意味着，此时尚有30户村民不同意拆迁方案。在这些留守户中，只有李洁娥的情况最为特殊，她甚至说不清楚房子的归属问题。 与杨箕经济联社对簿公堂的过程中，李洁娥提供了一份《合建房屋合同书》，为其前夫冼传威与陈月眉在1985年签订。她以此为凭，主张自己反对拆 迁的权利，但法院没有支持这份证据。2011年1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在98%村民已签约搬迁的情况下，为保护大多数人权利，李洁娥应当先行搬 迁，交付房屋，拆除改造。 在复杂的法律条文面前，李洁娥显得力不从心。时日久远的纠纷解决无望，期间她常对前来的记者和邻里抱怨，可听者也并没有什么办法。 公开资料显示，因杨箕村改造产生的纠纷案件共有29件，其中法院审理判决生效并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有13件，剩余的16件诉讼案已经作出一审判决，部分被告已经提出了上诉，目前正在审理中。在这些案件中，“钉子户”已然全面败诉。 “我们会告到底，不会放弃。”有村民称。 在上述众多诉讼案中，杨箕经济联社方面认为，其对杨箕村改造具有合法管理的权利，旧村改造系惠及全体村民的重大事项，部分留守村民对其他村民合法权利造成消极影响；涉案村民则认为，杨箕经济联社的拆迁和补偿程序不合法。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判决则并不站在留守村民一边。以一份去年12月生效的判决书为例，法院根据杨箕村宅基地为集体所有、杨箕村改造是公益事业、集体事务少数服从多数三项，判处杨箕村经济联社胜诉。 　　“猎德模式”难复制 村里老人说，李洁娥爱漂亮，爱跳舞，也爱打五角钱的麻将，而且技术不错，赢多输少。即使不上场打，在桌边看到半夜也津津有味。 她一直没有工作，但每月可收租4000元。日子也还不错，下午打麻将，晚上跳舞、喝茶，过着南方村庄女性典型的租主生活。 但因为拆迁，这一切不复存在。杨箕村拆迁后，李洁娥可依赖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少了，2011年与丈夫分居后，小她10多岁的邻居姚慕嫦，成为李洁娥死前最依赖的人。 今年3月20日下午6时，姚慕嫦和她去天河城逛街时，两人被强行塞入面包车。众目睽睽下，被押着穿过闹市，姚慕嫦深感耻辱。 面包车一直开入越秀区法院。当晚，姚慕嫦被转入越秀区拘留所，关了13天。李洁娥则由于身体太差，一直呕吐，被转入广州武警医院，直到3月28日才离开。 姚慕嫦坚信，这是李洁娥精神崩溃的开始。更让李洁娥惊惧的是，辗转从医院回家后，她的家，已成废墟。就在被关押的第二天，3月21日，李洁娥、姚慕嫦的房屋被越秀区法院“依法”拆除。 4月1日，从拘留所出来后，姚慕嫦见到寄居邻家的李洁娥，“老了好多，整个人像没有魂魄一样。” “我好怕。”李洁娥哭着对姚慕嫦说。 随后，两个没了家的女人，穿着邻居接济的衣物，借宿在邻居家的地板上。夜里，姚慕嫦总听见李洁娥在轻轻地叹气，一声接一声。后来，怕吵到朋友，她有时去客厅呆坐，一坐就坐到天亮。 “不只我们这里，四处都在拆。”杨箕村里的老人们说。在广州，杨箕村这样的“孤岛”随处可见。查看卫星地图，广州市规划发展区近五分之一的面积被“城中村”盘踞。如何改造这些繁衍复杂的“城中村”，一直是广州面临的公共难题。 2007年6月，广州开始尝试“城中村”改造新思路——允许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当年9月，广州富力地产、合景泰富地产联合香港新鸿基地产，以46亿元的总地价拿下猎德城中村改造地块。自此，开发商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中坚力量。 经过四年的开发，猎德村于2011年11月“改头换面”，变身高端商品房“CBD行宫天銮”推向市场。此后的“城中村”改造，无不将“猎德模式”视为标杆。 由开发商“出钱”，经济联社“出力”（在土地规划及产权上提供便利），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主路径。以杨箕村改造为例，截至去年，参与杨箕村 改造的地产商广州富力地产已投入了20多亿元，其中包括9.8亿元保证回迁房建设资金、4.8亿元土地转让金和3.3亿元的两年临迁费。 目前，包括中信、保利、富力、万科、恒大、中海、颐和、珠江、合生、和黄、力迅、方圆在内的开发商，无不活跃于广州的“城中村”改造市场，寻求开发机会。 不过，“猎德模式”作为成功的案例尚属少数。与杨箕村在2010年一同列为重点改造的九座“城中村”（猎德、冼村、小新塘、萧岗、三元里、林和、杨箕、琶洲和棠下）中，目前除猎德村“大功告成”外，其他改造均进展缓慢，其中不少“城中村”还面临着法律诉讼。 　　“创新性”拆迁？ 社区成为废墟，家园成为孤岛，留下的人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村口大巷直街40号门前的一片空地，被留守户们设成了“会客厅”——聚会议事、会客受访、麻将唱K歌，都在这里。 这是杨箕村最后的社区生活。 拆迁的阴影，摧毁了大部分邻里的旧温情。签不签协议，获多少补偿，邻居们彼此揣测。由于搬迁迟迟无法完成，杨箕村的回迁计划已经从2013年拖到2014年。对早早签过协议的人来说，等待过于不耐烦。昔日邻里关系如今变得微妙。 2010年，杨箕经济联社起诉“钉子户”，在诉状上，69个村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希望这些昔日街坊早日动迁。 李洁娥跳楼之后，留守村民的生活并未能得到改善，目前村子进出受限，而村民们的出行亦多有不便。李洁娥的决绝举动，亦未阻挡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步伐。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一个难题，就在于如何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尤其是，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常态化，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一直在变化。一定程度上，广州通过引入社会资金，可以将政府与被拆迁村民之间的矛盾尽量缩小。但与此同时，相关拆迁程序与过程备受争议。 2011年1月18日，杨箕村土地出让项目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拍卖，在整个拍卖过程中，只有广州富力地产举牌，没有其他开发商竞价，地块直接以4.7265亿元底价成交。这被很多村民指责为“走过场”。 直到现在，杨箕村的土地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多份司法材料佐证了这一点。“为什么没有转为国有土地就拍卖给了地产商？这就是地产商和杨箕经济联社合谋的结果。”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王是三户杨箕村留守村民的代理律师。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2011年3月，杨箕村五名未签约村民将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告上法院，要求撤销上述招拍挂行为。村民认为，杨箕村土地拿去拍卖，并未经过全体村民同意，严重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则表示，已征得98%村民同意，招拍挂符合规定。 王才亮认为，村民的房屋受法律保护，不能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来剥夺。但这种操作手法并不仅限于杨箕村，在广州“城中村”改造中很常见。据《财经》记者了解，另一座“城中村”——琶洲村的改造同样涉嫌程序违法。2009年9月，保利地产以1.42亿元底价获得琶洲村改造项目——同样无人竞拍，挂牌出让条件堪称“量身打造”。 琶洲村一名留守村民对《财经》记者说：“（集体土地）没有征收，也没有转为国有土地，就直接卖给了保利地产。” “广州城市发展很快，如果走正常的招投标程序，审批的时间会很严格，周期也长。所以广州现在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是简单化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回来，再卖给地产商。”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同总结。 李洁娥这一跳，并不意味着杨箕村拆迁的结束。按照2009年广州推出的《关于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广州将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138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 　最后的日子 梁永权家五楼客厅，是李洁娥房屋被拆后，最后寄居的地方。和所有“钉子户”一样，这栋房屋外墙破损、窗户尽失、家徒四壁，但仍呈现出维持着整洁和尊严的努力——窗上糊着报纸，地板革用水擦过，进卧室前，主人还换了鞋。 拆迁同时摧毁的，还有家庭的温情。3月28日，李洁娥离开医院时，对前来接她的大儿子哭诉，在里面签了不明不白的协议，记不清楚写了什么，但儿子态度冷漠。李洁娥回来偷偷对邻居说，儿子自己开车走了，没有送她。 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还在上学的小儿子回来看李洁娥，寄居在邻居的客厅中，小儿子叹着气担心，就快放假了，以后不知道该在哪里住。此后连着几日，李洁娥都睡不着。 “儿子、女儿们，妈妈欠你们的太多了，房子的事只能靠你们去追讨了，对不起你们了！”李洁娥在遗书中写道：“我心真的是很辛苦……我要走了，走了就没有痛苦了……” 在一张留给姚慕嫦的巴掌大小的纸片上，李洁娥按上鲜红的指印，对人世最后嘱咐：“嫦，希望我不在人世，你的性格要改变，不要自以为是，学会尊重别人，好的人要信。紧记。李洁娥字 2012.5.9。” 回到4月中旬，李洁娥从越秀区拆迁办回来，面如土色。拆迁办的人说，由于迟迟不搬，发给其他住户的2万元搬迁奖励，没有她的份了。“产权证没有，补偿不知道怎么发，搬迁费也没有，这可怎么办。”邻居们记得，面对冷硬的文件条款，她面色惶恐。 在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李洁娥不享有所涉宅基地的所有权，且“因土地与地上建筑物是不可分割的”，房屋也应交还给杨箕经济联社。法院特别提到，应按照《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对李洁娥做好安置补偿工作，但并没有提及具体如何补偿。 没有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甚至李洁娥已经没有时间去争取了——在二审判决后，她的房子很快就被强制拆除了。 此后的日子，上访就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省市两级人大、政府、检察院，各处都去过了。夹在人群中排队、提交材料，然后是无尽的等待。这是一个让人逐渐丧失希望的过程。5月初，又一次例行的上访、例行的被踢皮球后，回来的路上，李洁娥突然对同伴说：“这些都没用的。” 梁永权发现，李洁娥常常吃着饭就开始发呆，筷子停在空中，眼神空洞，含着胸，缩成一团。原本就瘦的人脱了形，最后一个半月掉了10斤，1米65的个头，只余80多斤。 5月7日，倒数第三天。李洁娥和姚慕嫦再次去越秀区司法所上访。一进门，李洁娥就跪了下来，提到死：“求求你们了，我真的想死。” 临走，姚慕嫦替李洁娥收拾东西，在材料袋里发现了遗书。司法所的人不以为意，“不会有事的，她的遗书两个月前就写好了。” 5月8日，倒数第二天。李洁娥突然显得有些高兴。当晚9点，她和姚慕嫦、梁永权三人拣了些废品去卖，姚慕嫦在前面拉车，李洁娥在后面推，猛一用力，板车整个翻倒在地。李洁娥站在一旁，放声大笑，“整个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姚慕嫦也跟着笑起来，“你怎么那么开心。” 5月9日。这是她们约好去省政府上访的日子。早上7点，李洁娥在被窝里说，“我不去了。” “你不去，以后我也不带你去了。”姚慕嫦有点生气。 以后，其实没有以后了。 上午10点半左右，村民梁永权发现李洁娥的遗书，冲出屋门四处寻人。在已成废墟的村庄北侧，一栋待拆的五层小楼上，他看到了李洁娥。“点能（方言，意为‘怎么能’）这样拉人拆屋，拉人拆屋啊。”一向温柔的她大声喊着，一面向楼下抛洒遗书。 十多个村民在楼下围着，不敢上去，有人报了警。11点25分左右，消防车从杨箕村西南路方向进入。 就在消防员下车的那一刻，李洁娥伸开双臂，跳了下来。 【作者：《财经》记者 鲁伟 左林 】 (责任编辑：闫祺)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经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吴恒和他的“掷出窗外”网站。 （小树/图） 吴恒和他的“掷出窗外”网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公众、企业和监管者的复杂表情。 自建一个食品安全网站的风险包括：A.网站被点爆，B.不敢吃东西了。 2012年5月7日晚，在上海的一家小餐馆里，蚝油牛柳和酸菜鱼在吴恒眼中幻化为添加剂炮制的假牛肉和重金属超标的鱼。当他勉强就着蔬菜吃米饭的时候，心 里仍在评估蚝油生菜上的农药残留量以及大米会不会镉超标。 一年前，这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开通了名为“掷出窗外”的网站，这里汇集了8年来事关中国食品安全的各类信息，俨然一部有毒食品的维基百科。5月3日，由于访问量骤增数千倍，网站一度陷入瘫痪。 疯狂点击的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现状的焦虑。随着关注度的提升，有疑似企业主开始为删帖寻价，也有政府部门打来电话表示想当面倾听他的建议。最直 接的则是“汹涌的民意”。一位叫“slowsnail”的网友代表了“温和派”的期待，“希望这个网站记载的故事成为一段历史，而不再遍布我们的生活。” 吴恒和他的网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公众、企业和监管者的复杂表情。 上海食安办听“意见” 每当食品安全危机凸显的时候，就是吴恒的网站被公众“激活”的前兆。整个4月，工业明胶混入食品、药品的新闻不断发酵，五一小长假之后，空前的关注爆发了。 5月3日中午，“掷出窗外”网站两小时内出现2.5万人次的超负荷流量。此前，网站租用的服务器每年仅花费300元，平均每天只接待百来个访客。 网站崩溃的消息引来了更多的好奇者。5月4日服务器扩容之后，当天的点击量达到65万。在全国229.6万个网站中，这个数字足以排入前500名。 网站的核心是一个《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包括2107篇有明确来源和受害者的新闻报道，并提供地区、食品名、关键词等查询服务。 假设你在吴恒制作的“中国食品安全地图”上点击“上海”，你会看到105篇与上海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站还会提醒当地人，留意包括青团、乳制品在内73种有过“前科”的食品。 “公众最初的反应是震惊，继而是愤怒——因为几乎所有食品都在自己身边出现过问题。”吴恒说，“然后他们会反思，并且寻求解决之道。” 点击量达到峰值的那天，吴恒接到了来自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上海市食安办）的电话，对方邀请他在5月中旬与相关领导当面交流。近年来相继成立的食安办是各地统筹协调食品安全的核心部门。 有人把这称之为“约谈”，担心这是网站被关闭的前兆。 “我们没有说他网站有问题。”上海市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鼓励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第三方能关注是好事，我们想听听他的意见，也想知道作为政府能提供哪些帮助。” 让吴恒觉得庆幸的是，他的网站并没有针对某一地区，而是着眼于全国，就像“对着天扫射了一梭子子弹”。但从网站呈现的结果来看，食品安全的报道集中 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吴恒认为，这是媒体发达和政府信息相对公开的结果。“没有被曝光的地方，问题或许更严重。”他说。 公众的热情同样引发了企业的瞩目。 ——深圳一家第三方食品检测企业愿意为这位即将毕业的硕士提供一份工作。 ——中部某省一位餐饮企业老板吐槽了对食品安全的愤慨，打算向他曝光餐饮业的内幕。 ——IT界人士嗅到了商机，想找他合作推出一款关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手机客户端。 一家山寨网站盗用了“掷出窗外”的logo和口号，并坚称自己才是“玄门正宗”，同时还向那些被曝光的食品企业留下“业务联系方式”。 也有匿名信息急切地询问“您联系方式是什么，删除网站文章多少钱？”——听口吻像是来自被网站曝光的食品企业。吴恒称，自己拒绝了所有商业利益的诱惑。 5月7日晚上，走在回校路上的吴恒被一位来沪出差的山东人认了出来。“你是吴恒吗？”那个青年喊道，“加油啊，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时光倒退到一年前，那时吴恒对食品安全并不挂心。他觉得自己身处校园，不吃路边摊、不喝奶粉，地沟油和三聚氰胺都与自己无关。 2011年4月，多地曝出餐馆用牛肉膏和猪肉下脚料制造假牛肉。这位文艺青年说，那一刻，自己“悲从中来”。 在此之前，吴恒习惯叫外卖，每次都点牛肉盖浇饭，10元钱却有整整一饭盒牛肉。 当时就有室友劝告，说牛肉可能是假的。吴恒总是不以为然，牛肉膏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原来生活在谎言之中。 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其中约6000条与食品安全相关。在看了这些报道后，当天中午，他纠结了很久，恶心得没有去吃饭。 在后来召集志愿者的征集令中，他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1天时间，他就通过网络征集到了34位志愿者，其中大多素不相识，甚至包括一名高三学生。 2011年6月17日，在经历了一个月的搜集整理之后，“掷出窗外”正式上线。 网站的名字源自美国食品安全史上著名的故事。 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潜伏8个月后，发表了小说《屠场》。这本描写加工厂恶心场景的小说被译成17种文字热销 全世界，致使美国肉食品销量减半。据说，正在吃早餐的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到这本书时“大吃一惊，跳了起来，把嘴里还没有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并将 盘中的一段火腿掷出窗外”。 罗斯福随后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另一个掷出窗外的故事是吴恒亲历的。2000年，吴恒读高中时，听学长介绍：几年前，学校食堂曾将过期的饭菜放到第二天再卖，愤怒的学生在食堂购买了早餐后，集体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随后，伙食才有所改善。 在吴恒看来，学生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在白宫把香肠从窗户扔出，虽相隔百年，却是异曲同工——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要一群人走。”吴恒说，“要推动食品安全问题改善，不能只靠一个人一家网站。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开始探讨解决办法，才有可能改善。” 办个“食品放心网”？ 尽管从流量上来看，吴恒已经聚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然而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一旦媒体的关注消失，网站也会归于沉寂。 此外，吴恒也不得不面对那些对于网站专业性的质疑。 “吴恒和同伴的激情和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收集媒体报道。”素为吴恒所敬服的科普作家云无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自身缺乏食品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难以正确认识。” 实际上，就在吴恒被牛肉膏困扰的同时，云无心曾第一时间发布文章《猪肉变牛肉——被妖魔化的“牛肉膏”》，指出“不能仅仅因为牛肉膏是添加剂，就认为它有害，甚至用‘慢性中毒，畸形甚至可能致癌’来吓唬公众”。 同样关注吴恒及其网站的上海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也认为，通过网络搜索整理的信息未必是完整的。“全国的不好说，凡是涉及上海的部分，我们很愿意跟他沟通交流。” 顾振华也在替吴恒担心，过了关注期之后，网站未来发展的路在哪儿。 “对于食品安全信息，政府宣传得还不够。”顾振华直言不讳地说，包括食安办的官方网站上海食品安全网在内，点击量也并不大，访问的人主要来自媒体和申请许可证的人。 如何改善用户体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成了监管者的下一个目标。“吴恒现在传达的是什么不能吃。”顾振华说，“如果我们跟他合作，把相关信息公开，告诉民众哪些能放心地吃，点击量也会让网站瘫痪吧。” 吴恒最初也曾想利用政府公开信息来制图，但他发现发达地区如上海有抽检信息，而中西部城市则很少公布。 他也曾想搞一个企业黑名单，但一方面担心能获取的权威性信息不够，一方面则担心风险——企业请个黑客就能轻易攻破这个租来的廉价服务器。 “最温和的办法，是消费者用钞票当选票，灭掉那些问题频出却不知悔改的企业。”吴恒说。 熟谙历史的吴恒总会拿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1880年至1920年）与今天的中国相类比。当时美国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 会矛盾异常尖锐。但危机同样也是转机。“我原先以为罗斯福就像一个皇帝，手一挥，桌子一拍，就通过了食品法案，建立了FDA。”吴恒说，“实际上过程相当 曲折。”而他的网站也想为后人了解这个时代留下一点儿历史的细节。 在5月7日那场提心吊胆的晚餐之后，有同席的人还是忍不住参观了厨房。那位瘦瘦的厨师信誓旦旦地说，三十元一份的蚝油牛柳，是市场上购买的牛肉，自行腌制，没有使用任何添加剂。随后，他压低声音说，“那些便宜的假牛肉会显得特别嫩。” 厨师的承诺并不能完全打消吴恒的疑虑。在他看来，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吴永科：论司法和谐的困境与前景：从法社会学角度 进入专题 ： 司法和谐 法社会学    ● 吴永科       内容提要: 本文从司法和谐的基本内容入手，论述了在当代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司法和谐的现实困境，即“特权文化”心理促使人们追求逃避法规的特权，泛行政化的权力结构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社会利益冲突加剧使司法和谐变得困难，社会价值多元化让司法活动受到更多拷问，从法社会学角度展望了我国“司法和谐”的前景。     关键词: 和谐社会/司法/法社会学          一、什么是“司法和谐”          本文无意详细分析和考证“司法”的概念，而只是把司法定位在人们惯常的理解之下，重在分析从法社会学角度探讨“司法和谐”的问题。这里所指“和谐”，既指“司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和谐”，也指在当代中国社会之中，司法与社会文化、大众心理、社会舆论等因素之间的“和谐”。     司法的起源与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有关，司法活动永远面临着人们的道德评价。司法和谐的外延是动态的，其路径应从司法主体、手段、目的和结果入手。司法和谐中的“和谐”并无特别之处，只要保证实现了司法的“正确性和恰当性”，具体地讲，司法和谐意味着侦查是恰当的、起诉是准确的、判决是公正的。当然，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强制或强力。司法活动想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就必须实现社会心理之中蕴涵着的社会正义。     司法和谐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以人为本。司法活动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司法审判的主体是人，因此，司法和谐归根到底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案结事了”的背后是“人和”，是人际关系补偿性或再生性的修复。二是法治至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到了用司法途径解决时，结果往往并不能让每个当事人都满意，法律的作用仅在于尽可能还原真实，在此基础上按法律规定来重新分配权利义务和确定责任。三是和谐理念。司法活动中的和谐理念就是在“定（纠）纷止（斗）争”的同时，强化“说理”的过程。这里的“理”包括法理、事理、伦理。          二、司法和谐的现实困境          如何实现司法和谐，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的中国来说，司法和谐在某些地方就像“水中月”、“镜中花”，看上去很美，但却不是现实。当然，所有这些“不和谐”都有着直接的、具体的原因，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一下。     （一）“特权文化”心理引发的困境     中国社会的特权文化，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最具洞察力的理论概念之一。对于特权文化，费老提出的“水波纹”理论“以己为中心别亲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权文化圈。在这个圈中，最高统治者为中心，个人裹挟于社会分层之中。司法活动也离不开“特权文化圈”的背景。这里所谓的特权指正式规则之外的、经由非正义途径而获得的各种优选权或垄断权，“关系社会”也是这种“特权文化圈”的变种。正是这种“特权文化圈”将陌生人关系转变为熟人关系，伤害了现代社会的许多秩序，包括法律秩序。现代社会是以陌生人关系机制为主的，但是“特权文化圈”保证了将陌生人不断转化为熟人，进而推行“熟人规则”。这种传统社会心理对正常的司法活动构成了严重的冲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和谐最大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泛行政化的权力结构引发的困境     司法机关目前的组织机构、职权划分、管理体制、工作程序和人员组成，充分体现了高度行政化的特征，比如，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就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构建的，从而加剧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和附属，不利于司法独立地展开司法活动。1行政化倾向不仅表现在司法结构方面，也表面在司法过程中。如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方式上一直采取非诉讼化的复核方式，刑事法官对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习惯于一种非正式的书面裁判活动，并由此引发了上行下效。在许多刑事案件审判中，从法院管辖问题的解决，合议庭成员的确定，庭审时间的确定，一直到简易程序的选择，庭前证据展示的进行，几乎都是由法官通过秘密方式自行做出的，而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这些事项的裁决过程。即便控辩双方对某一程序问题提出异议，特别是对对方的证据能力提出合理质疑时，法官照样安之若素，不安排由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的审判听证程序，从而在这些事项的裁决上有不受限制的裁量权。2     这种非诉讼化的司法裁判活动，本质上剥夺了控辩双方同时参与法庭审判过程的机会，使得控辩双方难以通过行使诉权对法院裁判施加有效的影响，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甚至成为促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因素，至少关闭了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后一扇大门。另外，作为司法泛行政化的表现之一，司法机关的地方化管理严重制约着司法和谐的实现。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行政机关的管理区域完全重合，司法的人、财、物受党政机关制约，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三）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困境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变革使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加剧，这种利益冲突也给司法带来艰巨的任务，使司法和谐变得困难。从广义上说，法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规则化。这体现在民事、商事、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其社会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急剧变化的社会使社会规则的变动也是剧烈的。司法活动在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时，是难以表现出和谐的。     （四）社会价值多元化引发的困境     在多元价值观社会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越发严重。现实情况是，社会价值观多元了，而相应的价值多元化社会的立法和执法体系还没有跟上，相应的执行环境也不成熟，为司法和谐带来更多的麻烦。即使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社会价值的绝对一元，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就更是如此。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司法活动会受到多种价值观的拷问和审视，让一个发展得并不成熟的司法体系产生出让各方面满意的司法结果，就变得更加困难。          三、从法社会学角度看司法和谐的前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社会的其它方面一样处于一个关节点。几十年来，中国司法变革存在着两个源头：一是从西方移植；二是继承中国法治文化（既包括中国古代法治传统，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不管哪个来源，里面都包含着司法和谐的内容，同时也都存在着司法不和谐的内容。我们现在无法对两个来源进行孰好孰坏的判断，但我们可以对中国司法和谐的前景作出初步的判断。     （一）传统善恶观决定了司法和谐的方向     法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还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的轻蔑，而尊重人的价值的法律是法律内在道德所蕴涵的。法是低级道德，道德是高级法，司法应包含道德。中国人的传统法律观与自然法学派具有天生的联系。在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法律内容的中国法律面前，中国传统的善恶观对司法和谐具有深入的影响。众多上访及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老百姓对司法体系“恶”的评价，只有在司法活动时注意研究社会伦理和社会心理状况，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司法体系，才能走上实现司法和谐的正确道路。司法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来自于人的普遍意志，司法受到法律实体化程序条文规则及合理内核的约束，法律一定要能体现普遍的道德规则。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都会受到公认的社会道德和广泛的道德理想的影响，这些影响或是通过立法进入法律，或是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因此，社会对于善恶的标准一直其实影响和决定着司法实践的大方向。     （二）社会结构的变动影响着司法和谐的路径     司法的创制和变革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控制下的产物，或者大致均衡的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制约或妥协的产物。3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持续的变动和分化之中，社会力量的分化与重组要频繁得多、明显得多，围绕法律创制和司法活动的斗争也激烈得多。社会力量的对比状况决定着司法的和谐与否。在选择实现司法和谐时，就要充分考虑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司法和谐的路径角度看，可以从内而外，也可以从外而内。中国的司法理论是从“刀把子”和“专政工具”定位脱胎而来的，虽然不断进行司法改革，但痕迹依然存在。比如依然一味力求打击犯罪、引人入罪、侦查过程中没有超然性、司法过程存在利益驱动、把司法活动纳入政治任务之中，等等。利益集团对司法和谐的影响也已经显现，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表现之一，判决中偏向本地当事人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一些当事人宁愿远涉千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远的地方申请判决，也不愿意就近解决纠纷，这些人的出发点无非是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     （三）中立性将是实现司法和谐的重要目标     司法实践与社会善恶判断大致合拍，或者至少不背离社会常理，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时刻保持司法机关的中立性。由于我国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社会利益集团有太深的联系，做不到“超脱”，因而更难以让公众对司法结果产生肯定性的评价。中立性将是中国司法和谐建设中最急迫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四）公开性将是保证司法和谐的重要手段     司法权的公开性也可以称为民主性。公开是实现司法和谐的重要手段。我国司法建设中也不乏对“公开性”的探索，比如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让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判权。陪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发展并完善、被证明有助于促进司法和谐的有效制度之一。司法活动本身就是社会公共事件，除了少数保护隐私和商业秘密的要求外，所有案件都应公开审理。在当代我国司法和谐建设中，拒绝公开司法活动的诸多理由（如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政府形象、保护当事人隐私等），大多是司法能力不足、司法过程经不起推敲的说辞而已。将司法活动公开，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我国都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让司法活动接受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四、结语：司法和谐的理想与现实          我国在司法建设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一方面，西方法律传统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社会与相对滞后的司法建设相互带动又相互冲突。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建设刚刚开始，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强调司法和谐，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边建设、边和谐，在建设中必须遵循司法建设的规律，遵循人类社会普遍的司法建设的经验与传统，又紧密联系中国国情和特定的历史背景，选择正确和合理的司法政策，才能最终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中国社会在迅猛发展，中国的法律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民众对高水平法治建设的内在需要是一回事儿，现实的建设水平是另一回事儿。社会物质发展水平对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带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更多的是以隐性方式存在的。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的社会道德风尚，最终都将成为司法和谐的主要参照系。从理论上说，评价司法和谐的标准有三个角度：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工具主义。形式主义就是从司法各部门之间是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分析；功能主义就是从社会力量在社会过程中对司法的评价来分析；工具主义就是从行政机构对司法机关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来分析。对当代中国来说，从实践角度来评价更为切合实际，司法和谐的最低标准就是“少上诉、不上访”，基本标准是社会舆论的负面评论较少。     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关系也决定着司法和谐的水平。一般地讲，当一个社会选择把法律作为主要治理手段时，这个社会中司法才有存在的空间，法律才可能有权威，司法和谐才有可能。当行政力量大行其道时，不断干涉甚至决定了立法和司法时，司法不可能是和谐的，立法也不可能是同步或超前的，通过的法律也不可能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创制同步于或超前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国家的司法才可能是和谐的，滞后于社会发展过程则不可能是和谐的。这是司法和谐对立法的要求。     司法机关应做到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独立是司法机关树立权威的生命线，只有独立，才能超然，才能公平。司法的强制性应该是有法可依的，而且强制性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应当相当。司法的强制性不在于严酷性，而在于强制渠道必须是便捷、畅通和有效的。这是司法和谐对执行的要求。     对于司法和谐的追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是没有终点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案件发生后还原案件的绝对真实，其实是不可能的。司法过程只能做到极限地逼近事实，追求事实只能是相对的，司法和谐也只能是相对的。一味地苛求绝对的真实可能会导致法律的虚置。司法应当以法律和社会容许度为限，勿求苛责。          注释:     1参见赵山河、李冬苓：《中国现行司法体制改革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第276页。     2陈瑞华：《中国刑事司法的三个传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第278页。     3参见胡平仁：《法社会学的法观念》，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第238页。         进入专题： 司法和谐 法社会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58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学杂志》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 2012-05-18 19:18:40 王安娜：孩子，请你一定要懂政治 进入专题 ： 政治教育    ● 王安娜       在我的记忆中蒋经国先生过逝的时候，全国简直陷入了一种如丧考妣的感伤气氛中，当时候我就读的学校里面还设有灵堂，硬性规定每个班级都要逐一的去上香致意，说真的，我不知道那时候蒋先生的灵魂跑全国那么多个学校累不累，不过我却印象深刻的记得，那时候全班包括我都哭得稀哩哗啦。     那时候对于我的“爱国”，父亲很不以为然，后来因为父亲有机会跟在渔港工作的朋友认识，很多渔业的从事人员都会塞一些禁书给他保管，那时候的我或许因为太无聊，我就看了整本江南写的『蒋经国传』等等的一些禁书，那时候的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人，尤其曾经下令杀过人的人，根本不能称为伟人。     后来的我，看了越来越多的禁书，才发现有很多时候所谓电视与书上说的，并不代表是正确的，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姐头性格的我很愤慨，那时后我的父亲很正式的告诫我：“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给我搞政治。”     对这一句话不以为然的我，后来还真的念了政治系，还又去某些政治人物之下当助理，真正的在政治的最底层走了一遭。     在我五专的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最爱看刚刚开始风行的2X00全民开讲，那时候的我不懂他怎么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相信那些人说的话，却一点都不愿意去查证?     那个男友的父亲是一个在农业乡镇中种烟草的农民，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会觉得父母做农又没钱又低阶，所以完全不敢跟我说他父母的职业，直到我以分手做要挟，他才明说，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当农夫的父亲有什么好丢脸?而为何面子会比亲情重要?     有几次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的父母辛苦的在田里面工作，回到家还要熏烟叶，他曾经告诉我，他的父亲国小没有毕业，他的二伯却是高校肄业，三伯是国中肄业，他埋怨着他的阿嬷，害他父亲连国小都不能毕业，所以只能做低阶的工作。     我无法理解他的愤怒，因为我知道当一个母亲都可以把其中一个孩子养到高校，怎么会让一个孩子连国校都没毕业，而且，为何所有的孩子都是肆业?     于是，我想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无法忍受别人的抱怨与说法，我连考证都没考证就拿来照单全收，那是我看禁书过后，所得到的思维方式，宣传与洗脑的事情太多，我要自己找出真相。     后来跟老人家谈天后才知道，原来，男友的阿公阿嬷原本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把大儿子培养到读台大，只是当大儿子在学校跟朋友一起聊起台湾政治前途的时后，被当时的职业学生告密。     这个大儿子在国民党冲进去他宿舍抓人的时候，侥幸躲过，但是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学死亡与失踪，从此他惊吓过度而疯了。     他的疯，让他逃过死劫，然而在我们祖父母的那个年代，一个孩子培养到台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却是整个疯癫，他们家从此也被列为黑名单，财产被征收，而看着原本带给家族骄傲与希望的孩子，却是变成一见到人走进就哀嚎尖叫的样子，当母亲的人又是如何的心碎，于是她痛心的觉得，孩子读那么多的书干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