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 信報財經月刊 】本刊編者請我展望香港今後35年的文化大勢，這個題目太大，很難說得清楚。簡單來說，我認為香港文化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香港本身的文化認同，即她到底要成為一個屬於中國又有中國特色的海港大都市和金融中心，還是成為一個和中國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廣州——不盡相同而的多元文化國際大都市？從政治或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言，當然應該是前者，（但可以享有特殊地位），然而從長遠的文化發展而言，如此則香港遲早會被邊緣化，被內地各大都市超越，而成為一個毫無特色的沿海城市，最多只不過和廣州差不多，其前途端靠「大珠江三角洲」的國家重點計劃如何將之整合。（我對此一計劃的願景，曾在本刊發表過長文評論。） 香港的另一個選擇，我認為是朝向更國際化的文化發展，作為一個真正的「亞洲國際大都市」（Asia’s World City）。至今「國際化」這個名詞早已變成香港各大學領導人的口頭禪，但語焉不詳，而且簡化為只用英語教學的功能主義。另一方面，國際化被視為全球化的代名詞，又被簡化為市場經濟和電訊科技的產物。我心目中的「國際大都市」絶非如此，而是更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既然是多元，所以更應該多彩多姿。 目前香港的問題出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本土認同之間的矛盾，卻未顧到更多元的文化發展前景。我反而認為：過度的民族國家認同不見得對文化發展有好處，而過度的本土性（localism）也會造成一種狹義的鄉愿心態（provincial mentality）。民族主義背後的文化支撐是「大一統」，對於文化的多元性，最多不過表面上包容，而不會實質上尊重。而目前流行的所謂「全球化」也只不過表面多元而已，實際上還是「異中求同」——「同」的關鍵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市場推動的消費文化無孔不入，甚至也可以把把各民族國家和本土文化納入其活動範圍，所謂「全球本土」（glocal）就是這個意思。 我心目中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與以上所說的全球化或「全球性」（globalism）並不盡相同，想在此作一番略帶學術性的詮釋和辯解。至於香港文化發展的細節，可能所需篇幅太多，此處暫不討論，容後再議。 全球化大都市四條件 香港號稱是亞洲的Aisa’s World City，然而，所謂的World City，譯作「國際」也好，「世界」也罷，究竟指的是什麼？我猜可能又和所謂「全球化」有關。這個當今流行的名詞含義籠統，如從資本主義的觀點而論，有資格作全球大都市的城市必須是金融中心，因此北京並不合格；如果用瑞典人類學家漢納斯（Ulf Hannerz）的定義，全球化必然是超越國家的，它的基本要素是各種人群的流動和信息的交流，因此作為全球化的大都市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二、世界遊客的勝地。三、如果是第一世界的大都市，它必須也是各種第三世界人口聚居的地方（例如洛杉磯），但以前或現在屬於第三世界的都市又如何？他卻沒有解答。四、它必須是大批「創意人才」的聚集點，所謂創意人才，至少包括下列數種有關領域：藝術、時裝、設計、攝影、電影、寫作、音樂、廚藝，當然還有其他範疇。他心目中的都市當然是紐約和倫敦，但書中討論的還有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並把南非約翰尼斯堡得一個效區——Sophiatown——也作為個案研究。（見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Culture, People, Places（Routledge,2000）第十一章”The Cultural Role of World Cities”） 我時常引用這四個條件來提醒香港的當權者，不要只顧前兩項而忘了後兩項，因為香港擁有不少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包括大量來自東南亞的傭工，這也應該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強項。然而他們的文化呢？香港的大多數華人對此毫無興趣，所知更是有限。 我認為該書最重要的論點是第四項「創意人才」，這就直接牽涉到文化問題。目前港府「創意產業」口號叫得很響，但實際上香港不少創意人才早已流向內地；上海和北京反而後來居上。為什麼？原因在於香港的官僚機制太大，層層關卡，一切以經濟效應為首要考慮，根本不尊重創意心本身的需求。 這四大基本元素沒有徹底實現，香港很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 文化根源難完全揚棄 最近我重新反思，覺得漢納斯所提的這四大要件仍然不足，因為他沒有顧及城市居民的態和文化取向問題。換言之，並非所有國際大都市的居民都有國際觀瞻。 漢納斯在書中第二章中提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所謂「國際人」（Cosmopolitan），漢納斯對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一種與他者交往的意願」和「在知識和審美層面對多元文化經驗的開闊心胸，求異的對比多過求同」。說來簡單，但實行起來卻頗困難，因為做得過份，就失去本來的文化或民族認同。他又提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問題，認為對其他文化有能力掌握的人，可主動放棄自己原來的認同而向另一種文化「投降」。這種傾向，也許在第二代或第三代華人移民的子孫中見得到，聽說不少新加坡的年輕華人只說英語，不願意作中國人，但在香港絶無僅有。中國大陸的公民對這種取向會斥為「漢奸」。 那麼，在現今的情況下討論「國際人」或「世界人」的觀念是否大逆不道？這是否「大中華」文化的特色？其他國家的怎麼想？ 我在美國居住了30多年，遇到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個個都成了美國永久居民或公民，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完全揚棄源自本國的文化認同，最多只不過在表面上美國化了一點。也許這些人的後代會徹底美國化了，變成貨真價實的美國人。然而，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即使是美國人，還是要堅持多元文化，不能大一統。 所以，紐約和洛杉磯等大都市很自然的變成國際大都市，非白人的居民人數比例也愈來愈高。前身是殖民地的香港——這裡絶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是否有此能耐？當然，從民族主義的立場看來，回歸祖國是天經地義的事，認同祖國文化（包括各種愛國符號如國歌、國旗和普通話）勢在必行。如此則一切國際化可以免談，只剩下經濟和金融一項。文化也只能服從這個「大趨勢」。 我認為文化和政治/經濟不能劃等號；必須有所區別。而全球化的勢力更不可擋，在這兩大趨勢之間，探尋多元的文化空間並不容易。 求同存異尊重多元性 最近我正在看一本書，是一位哲學家寫的，阿丕亞（Kwame Anthony Appiah）生於非洲的加納，在英國受教育，學成後到美國名校哈佛及普林斯頓任教，他的一本著作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2006）。副標題特別值得注意：這本書不只是描述當今全球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討論一個道德倫理問題，那就是我們對於「陌生人」（或「他者」）是否有責任。他認為cosmopolitanism的觀念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對於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他人應該有責任或義務，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心。換言之，這是一種屬於全球化影響下的「普世價值問題」：另一個取向是「世界主義」必須對於其他人種和文化有真正興趣，因此要尊重差異。即是說，「世界人」必是多元主義者，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真理，更不唯我獨尊。阿丕亞也承認這兩者之間有時會發生衝突，但顯然他的關注點在於前者，該書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對陌生人的慈善」（Kindness to Strangers），可見其端倪，他認為只談「包容」和「諒解」已經不夠。妙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一本同名的小書（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中討論的也是一個類似的問題。 梁啓超認同做世界人 這兩本書似乎在華人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為什麼？在此不必細究。值得一談的反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全球化和「世界主義」是否有必然的關聯？通訊科技和交通發達以後，世界各地的人民交往也頻繁起來，這是全球化的好處，但衝突也必會增多，如何解決文化上的衝突？於是「世界主義」的倫理應運而生，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有所謂「國際公民社會」發展的可能，這個問題就必須討論，否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僅徒有虛名，只有硬件而沒有足夠的軟件支撐，甚至漢納斯所提出的四個條件也做不到。 就我自己而言，我反而更關心「世界主義」的另一面；那就是對非華人的他種文化的態度和了解。如果我們重演梁啓超1899年初遊夏威夷時寫的《汗漫錄》的序言，就可以發現他的志願是從「鄉人」變成「國人」而後更要成為「世界人」，他說此乃大勢所趨，使他不得不如此，至少他並不覺得做一個「國人」和做一個「世界人」有何牴觸或矛盾之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效法梁啓超，採取「雙重認同」的態度，同時做國人和世界人？ 目前香港的創意文化，從創意的層次來看，尚未發展出雙重文化認同的特色和優勢，而似乎落於兩難的局面，教育的危機更嚴重，香港學生的中文和英文都退步，反而一廂情願地朝向浮面和狹義的本土心態——只說粵語，只關心生活、就業和消費；甚至以這種自保式的「鴕鳥」心態來對抗外來的大陸「蝗蟲」文化。這和罵港人都是英國殖民地的走狗在層次上又有何區別？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龙应台：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进入专题 ： 祟洋 反洋    ● 龙应台 （ 进入专栏 ）       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     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进入 龙应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祟洋 反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28.html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台灣《都更條例》過往八次修法，不斷朝著「便利建商」、「簡化程序」、「排除障礙」的方向邁進。說穿了，就是「多數決」與「強拆」。動用警力強制拆除貪婪釘子戶，一切都顯得那麼勤政愛民合情合理。 文/鐘聖雄 前 陣子網絡上流傳一則故事，大意如下：一名樂姓富商看上王姓少婦的美色，打算娶她為妾。王女不從，富商於是要她開個價碼。王女說，不嫁就是不嫁，你給我兩萬 兩黃金也不嫁。富商聽了非常憤怒，對外宣稱多數街坊都同意這門婚事，但王女不但不從，還獅子大開口，有人甚至來不及喝到喜酒就過世，非常遺憾，於是要求縣 太爺主持公道。縣太爺說，既然多數人都同意這門婚事，且王女嫁入豪門也不算吃虧，於是派出近千名官兵逮捕王女，將她直送到富商的床上。 上 述故事，就算發生在極權封閉的古代社會，也是惡行；教人痛心的是，類似故事，最近竟然在號稱自由、民主、進步的台灣真實上演。2012年3月28日，台北 市政府派出近千名警力，在士林區文林苑強制拆除王家兩戶透天厝（只有數層，業權單一的單棟民房），強制驅離300多名手無寸鐵的教授、學生與民眾，引發台 灣社會強烈反彈。 學 生為了守護家族世居當地135年的王家，用鐵鏈把肉體和建築捆在一起，卻仍被警方無情驅離。一幕幕鐵剪、電鋸齊飛，拆除大隊侵門踏戶的畫面，經媒體放送後 震驚了台灣社會。這不是在強搶民女，而是在推動號稱具有「公共利益」的都市更新政策。學者說，這是台灣民主歷程上，最黑暗、最恥辱的一天…… 台灣都更的巨大商機 中國建築師王澍去年訪問台灣時，曾說：「台北建築自70年代後就呈現停滯現象，雖看來『平庸』，卻也意外保留了許多歷史，比許多正積極進行現代化的中國『零歷史』城市來得教人羨慕。」 在 經濟雄起，城市建設飛快的大陸人眼裏，台北城的確顯得老舊平庸，台灣的官員與建設公司也都知道這一點。不同的是，建築師看見依附在建築、街廓的歷史、人 文、生活紋理，因著建設的停滯而有「倖存」的機會，讓台北不至於成為「零歷史」的城市，但台灣官員與建商，看見的卻是拆舊換新能帶來的巨大商機。什麼歷 史，什麼城市記憶，在推土機式的「更新」面前，全成了絆腳石。 什 麼是都市更新？對香港人來說，台灣的「都更」幾乎等同於「市區重建」，也就是拆解老舊、矮小街廓建築，驅趕貧窮住戶，改建摩天大樓的「建設」方案。說穿 了，「都更」與「重建」，就是一群號稱「專業」的人們，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進公共利益」為號召，將佔據都市精華地段的舊屋窮人全「更新」掉的政策。 講得更白點，都市更新，其實也是「都市人」更新，絕非拆舊換新如此單純。 港、 台都更最大差別，乃香港市區重建全盤由公營機構巿區重建局主導，從規劃、收地、賠償、標售、業權，都是統整後才由發展商接手。但台灣不是，都更幾乎全由民 間建商主導，且《都更條例》過往八次修法，卻不斷朝著「便利建商」、「簡化程序」、「排除障礙」的方向邁進，對於有異議、拒絕都更的民眾來說，保護措施明 顯不足。 為建商拔除「釘子戶」 礙於篇幅限制，保護措施不足部分在此無法多談，但「排除障礙」的部分，說穿了，就是「多數決」（少數服從多數）與「強拆」，簡單明了。 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理事長彭龍三如此比喻：「都市更新就是，一早醒過來，你發現自己的房子竟然被鄰居給賣了。想看懂都更條例，你把『實施者』這三個字全部都換成『建商』會比較容易看懂，整個條例都是為建商量身打造啊！」 台 灣法令允許建築發展商在收集一定數量地主同意書後，以「多數決」方式發起都更，換言之，「少數人」處分財產的權利直接受到剝奪，明顯違反憲法對人民財產、 居住權的保障。當然，台灣法律沒有壞得那麼明顯，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讓不同意的少數提出異議，但只限談錢。什麼鄉愁、什麼對老家的情感、什麼成長記 憶，在都更面前一文不值；城市人「依法」只被允許談錢。 如果你還是拒絕談錢，很抱歉，政府與建商堅定認為爭議是假，「價錢談不攏」才是真。這時，建商會登廣告說你貪婪，相關政府部門甚至口徑一致，說他們能幫的都幫了，既然價錢還是談不攏，那政府依法只能拆你家了。動用警力強制拆除貪婪釘子戶，一切都顯得那麼勤政愛民合情合理。 根據台灣《都更條例》第36條規定，一個「多數人」都同意的案子，政府有義務協助清空「少數人」。按規定，建商可以公告請你在30天內「自行拆除」，但如果你堅持用肉身死守家園，最有可能的下場，就是被警察強制驅離，然後房子被拆掉。 這樣的情景，相信對中港台三地的人民來說都不陌生。可是，多數都更案其實與房屋改建無異，和公共利益幾乎沾不上關係，為何民主社會可以允許政府為了「少數建案」的私益，動用國家力量強拆民宅，侵犯憲法賦予人民的財產自主權？ 這 些問題，官老爺們不曉得嗎？不，他們心知肚明。去年我採訪台北市都更處總工程司張溫德時，他就說：「更新條例是為公益出發，但有七成的法令是為實施者出 發。我們還停留在美國七零年代的思維，是Renewal（更新）不是Regeneration（再生）。大家觀念也沒變，但那已是美國不要的東西…都市更 新在美國已經是很髒的字了。」 是的，你沒看錯。台北市的官員去年就承認都更是「髒話」了，今年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受訪時，卻仍舊把「髒話」掛嘴邊，說他有義務為建商公共利益拔除「釘子戶」。 王家被強劃都更範圍 回 到前面說的文林苑都更，以及最終導致的強拆爭議。王家自清代就居住在台北市士林區一帶，因為希望將祖傳土地留給子孫，所以拒絕都更。王家擁有兩棟獨立透天 厝，且位居都更範圍基地邊緣，前幾年房子也才翻修過，換言之，王家沒有理由更新，而且就算退出更新，也不會妨礙建商蓋大樓。 但 建商不這麼想。他們在明知王家拒絕參加都更的前提下，仍舊將兩棟房子劃入都更單元，最終街廓內多數人同意參加都更，案子也通過市政府審查程序。王家人原先 以為，自己已明確拒絕參加都更，應該沒自己戲份了，沒想到多年後卻被通知非參加更新不可，讓他們氣得一狀告上行政法院，認為市政府不應通過違反人民意願， 且程序有明顯瑕疵的案子。 王家人主張，按照程序，建商必須在通過審議前召開公聽會，評估當地民眾意願後才可送件，但建商寄給王家的公聽會通知書，不但地址是錯的，簽收章也涉嫌偽造，才讓王家在毫不知情、無法出席公聽會狀況下，喪失重申反對意見，就被強制都更了。 法官認為，如果建商連召開公聽會都要一一確認關係人有沒有收到信，都更程序勢必曠日廢時，所以信件可採「發信主義」而非「送達主義」，才可便利作業。講白話點，法官認為建商有寄信就好，住戶有沒有收到並不重要。 此外，法官進一步說明，文林苑都更案已獲36戶多數地主支持，王家兩戶畢竟是少數，就算有出席公聽會也無法扭轉結果，所以最終判決王家敗訴，必須參與都更。 試問，這種涉及處分人民財產的大事，竟連住戶有沒有充分出席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沒有被保障，合理嗎？能不能扭轉結論，和程序有沒有瑕疵是兩碼事，如果結局不能改變，那人民的抵抗過程就不重要，程序瑕疵也可以不去看，就判決王家敗訴，合理嗎？ 按規定，堅持反對加入都更的王家，只能對自己的「權利變換」，也就是房屋「價格」提出異議，但他們試圖以2億、5億台幣天價逼退建商的結果，就是被建商拿來當把柄，四處宣傳王家是貪婪、獅子大開口的「釘子戶」。 其他諸如不符消防法規、公文登載不實、選擇性都更（或排除）的爭議，這裏就不談；總之，爭議太多，而公益性、必要性太低，但台北市府仍舊派出比捉拿槍擊要犯更多的警力，強制「清空拆除」王家…… 都更令人權淪喪 後來的發展，媒體上全登了。人民顯然不只對都更強拆感到憤怒，他們心中更多的也許是恐懼，害怕自己辛苦一輩子，合法擁有的「家」，那天也會被無視價值，只能論斤秤兩議價，甚至走上被強拆的命運…… 如果都更是一個好政策，為什麼人民沒有辦法「拒絕別人要對你好」？為什麼官員明知法律有漏洞，還以「髒話」形容都更，卻還是口口聲聲主張「依法行政」，卻不願主動聲請釋憲？為什麼王家人的尊嚴可以如此被建商與政府踐踏？ 此刻的台灣，「都市更新」與「率獸食人」的分野已變得模糊難辨。在王家強拆案的背後，我們應該真正看見的，其實不是都更，而是憲政國家的崩毀，以及人權的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