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何必拿刀叉 文/王至凡 微博上关注不少推荐上海美食的微博。最近关于一些推荐实在是忍够了。 屡屡看到这样的推荐：“汁多浓稠，芝士味的香味浓郁，奶油味的奶香十足~吃起来相当满足它家的咖啡也同样很赞，加热的温度掌握的恰到好处，配上奶油松饼，简直是欲罢不能。人均：50元。” 或者是“pizza真心不错，很大一个，一个pizza可以选多种口味哦~底很薄很脆，芝士很香，很厚，味道很浓郁，料也很多。鸡翅很嫩，很好吃。薯条感觉是牛油现炸出来的，香香的，有点奶油味道。人均：50元。” 还有“一个胖胖的法国男人，为了追求美丽的老板娘，在平武路上开了这家安静的小店，餐具包括餐巾纸都很特别。套餐38元起，原汁原味，性价比很高。法式水果茶、花草茶是他家主打，巧克力麦芬很好吃，玛格丽特披萨芝士好多，还有法国独有的美食Quiche，人均45。” 亦或是“一个葡萄牙帅哥开的小店，新开不久但是已经名声在外，常有各种西方面孔在店里捧场~热狗和蛋挞是必吃的，热狗里面的sausage很地道，新鲜出炉的蛋挞送单时会洒上少许秘制的肉桂粉，更添加了份层次感。人均40。” 更有甚者，“蛋糕的名字绝对取对了，的确很“治愈”，很厚实的口味，巧克力非常非常浓郁，入口就充满口腔，喜欢配边上的奶油一起吃，一股满足感与幸福感油然而生。建议两个人吃，一个人一块下肚实在太饱了~价格48。” 让我看岔气的还有这个：“足足三百克，里面有满满的芝士，蘑菇，洋葱，培根，很有满足感，88一个哦~沙拉浇在上面的酱汁酸酸甜甜的，很爽口。巧克力奶昔和布郎尼奶昔味道都很好，既浓郁又很稠，奥利奥的稍微甜了点。人均：68元。”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平时我刷到这样的微博或者人人，都是一笑了之。久而久之，实在是忍无可忍。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无论什么话，只要在后面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道德感和公知感顿时拔高不止一个档次。 或许是用来讽刺某些人的吧。 然后我还真要说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不明白半拉破芝士为什么到了中国要卖这么贵。哪个意大利面放了芝士吃起来不是奶香浓郁？配咖啡吃口感很赞？现在我每天去食堂，意大利面就一大锅饭，旁边一盆芝士丝儿你爱搁多少搁多少，白人男生一把一把地往里撒，也不嫌腻歪。咖啡就在俩大桶里，想喝几杯喝几杯，反正不是什么高档咖啡，喝着过得去就行。 有几个中国人能准准确确地说出啥咖啡是好咖啡？这有什么区别？我是喝不出来，咖啡喝多了还上瘾，色素沉淀。到了国内可好，意大利面配咖啡，绿茶加芝华士，不够你得瑟的。“温度掌握得恰到好处，配上奶油松饼真是一绝。”难不成上的菜还能是冷的？奶油松饼我在食堂天天吃，浇着枫糖浆吃，我也没觉得怎么就是“一绝”了，顶多很禁饿，上一上午课不会饿。 然后同样的东西跑到中国，可长了姿势了，大把文青矫情小姑娘那叫一个趋之若鹜，人均50，不贵不贵。我去，我不在家我爸妈清粥小菜都能对付好几天了。在美国意大利面松饼你吃到恶心一结账也就二十刀。别跟我乘汇率。这玩意儿不好使。 一个好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学校里啥也没有我们就去downtown的一家小小披萨店。四个女孩儿吃了两个披萨，结账分摊，一个人八刀。吃完回去该干嘛干嘛。到了中国可了不得，“底脆薄嫩，芝士味道浓郁。”我明白为啥大家都跟芝士过不去，美国披萨大多数底儿都薄脆，我咋没见着人家拿这个打广告？我中午下课晚食堂没饭了只剩下披萨，我手里拿一块儿边走边吃，也底儿很薄脆芝士味儿浓郁，怎么一到中国就变矫情了？披萨不用手拿拿个破刀叉切切切，真是一个高贵冷艳。中国的披萨做得总是跟病秧子似的，动辄一个就卖四五十，真心看不明白。 还有一些其隐蔽程度完全可以做到三国家门而不入的下午茶店，大多数还编出一个极其矫情的故事，老板多半是”韩国/台湾/欧洲某屁大的国家的帅哥，店员也“很亲切”。尼玛店员难道不该亲切么，这也值得说道么？巧克力麦芬？哦呵呵，沃尔玛家庭装食品，巧克力麦芬一大袋儿，够你和你祖宗拼命吃吃俩月。我是吃不出区别，你可以尽管说我嘴拙。学校里小咖啡店里一个麦芬一刀不到还是一刀多，吃了都不用吃晚饭了。 我能想象，国内好多姑娘们估计多半都牵着自己的男盆友，在一个明媚到忧伤的下午穿着棉质的长裙，拿个比挖耳勺大不了多少的勺子，一点儿一点儿，挖着吃，要么就是传说中的布朗宁或者巧克力蛋糕，我勒个去一个能卖四五十，我看到那价格，先是笑岔气儿，再是气到背过气儿去。 我还没去美国的时候，吃过六十八块钱一个的巧克力蛋糕，一个六十八块钱的乳酪蛋糕。我妈坐我对面，我说妈你吃啊，妈说妈不爱吃，你把俩都吃了吧。我就巨没良心地全吃了，连声说啊好吃好吃真好吃。 结果去了美国有一回去advisor家吃饭，吃完了正餐上来甜点，advisor自己做的巧克力蛋糕和布朗宁，我一吃，这不就和在上海吃的一个味儿么。当时一组里的女生都说啊好吃好吃真好吃，Malone教授真会做。 那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巨难受，想起我妈两个蛋糕都推到我面前。 包括“典型的法国美食Quiche”。好多中国人真当了好玩意儿。我在加州的时候，住在一老爷爷家，一开冰箱速冻里满满一柜子全是，早上不想做饭热一个，吃完就完事儿了。 还有汉堡，中国的巨无霸在美国就是个小号儿的。“足足三百克，里面有满满的芝士，蘑菇，洋葱，培根，很有满足感”，要是你看到美国汉堡店里的胖子胖到什么程度，还在那儿一个接一个汉堡的吃，就不会有满足感了。 我一直以为中国人最不用卑躬屈膝的就是在吃上。室友曾经问我，” If you are asked why you are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what would you say? “我当时在看书，想都不想：” our food

1 不知道什么人说过，“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惯用名词，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无条件被裹挟进这种“螺旋式”状态，旋转来旋转去，弄得昏昏然，以至于连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人发问了。 经历了些事情，读了一些书，我突然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一点儿问题：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这样说来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可以不那么认真地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思想乃至于整个人类智慧，都是在一些认真、极认真、认真得有些过头的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有一个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就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中，猛烈清算和抨击了被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根据这些定义把世界纳入到逻辑的普遍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持有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历史观。（德特玛·多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 细想一下，波普尔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不正是我们信奉的“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一命题的终极结果吗？波普尔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各种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进行斗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类思想史产生出一个重要篇章，它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谓之为“开放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种理论不是因为看起来合理才合理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不断有事例证明波普尔的论说具有一种精准的预见性，他敲响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丧钟，他敲响的更是极权主义的丧钟，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那样。 我当然不想唯波普尔马首是瞻，但是人家说的有道理，就不能不听一听，琢磨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吃惊的结论：历史其实很简单，哪里有什么螺旋式发展，它就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2 我们不看未来，我们也不管它什么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过去很遥远，尤其是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谈论她的过去的，我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把眼光放到近代。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外部世界，无所措手足，而对于在内部聚积和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得用妥协和屈辱应对列强，用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制止内部革命……至少在1949年以前，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就像一个颟顸的巨人一样备受欺凌，举步维艰，这段历史构成了屈辱记忆，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灵魂上留下巨大创口。 我们可以指责清廷腐败无能，指责资本主义列强竭泽而渔，指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软弱疲惫，指责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所有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承袭着顽固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终止和改变。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坚韧自持地接受命运而著称，只有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无以数计的农民起义非但没有动摇和改变专制主义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进入到20世纪，在欧洲近代思想的浸染下，才有中国人（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势力）对专制主义及其帝国体系提出质疑，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便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也只是以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取代以往的帝国体系，所以它命中注定要历经坎坷，就像大总统孙中山本人的命运那样，结果是，在民主立宪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是一个独裁政府，就其本性来说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我贬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对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评价过低，那么，我们就再细致观察一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共和国的有效运作并没有相应地做好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们从林则徐《四洲志》、张之洞《劝学篇》、严复译作《天演论》、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革命军》、章炳麟《訄书》、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李大钊《平民主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摧毁旧世界的激情，对于新世界的理性思考还显得很散乱。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与美国建国初期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言论作比较，更会发现巨大差别，用一个形象化比喻：孙中山们离洛克和孟德斯鸠太远，而美国那些革命者身边就站着洛克和孟德斯鸠。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常识》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国家体制、人权理念的设想和阐述，就会发现孙中山们头脑里的新世界远非那样清晰和具有质感。 这会有什么后果么？ 有，不但有，而且很严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皇权专制主义暂时隐身到了历史帷幕的后边，一旦革命的剧场秩序得到恢复，闹剧结束，正剧开始，它就又堂而皇之来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是这样，1949 年还是这样。 3 我最近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在谈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该书有这样的表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专制主义的权威体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民主体系有其正当之处，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观明显优于他们所熟知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及其复杂的民主制度与程序很难在君主专制、知识匮乏、战争频频、耽于贫困而又植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 我大致赞同这个观点，用我的话表述：这块板结的土地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和成长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五四运动”试图创造这样的条件，打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一切照旧。 中国共产党人以“反独裁”“反专制”斗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鼓动起了千千万万泥腿子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本来，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兑现他们当初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把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纲、政纲演化为社会现实，那么，专制主义或许就要在革命的铁蹄下颤栗了，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它的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之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又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任何阻止或松懈这个目标的东西都得给它让路，包括当初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包括在反对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过程中依据“自由”“民主”理念设计的党政大纲。 这就是说，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也没有触动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为共产党统治替代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统治。从理念上说，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尚人人平等，主张平等地分配财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才成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跟上他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旦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保留下来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价值观，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坚持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以及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公共利益的涵义，这种决定通常以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力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依靠可以允许重新调整与修补政策以使其长期推行的试错过程，而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持续稳定以及在独断真理的指导下前行。政府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只有当一个政策听起来符合这个意识形态之时方允许出台，而这个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则常常退居其次来考虑。”（［美］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1996年） 1949年以后，身为“天下第一人”的毛泽东不认为社会批评有利于调整和改善政策，即使批评来自中央内部，也会被认为是对自己实施统治的煽动性的潜在威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逐渐向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沉沦，就连建国初期那点儿可怜的宽容和民主气氛也丧失殆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得到全面复苏，逐渐演化为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大致包括：“替天行道”的皇权体制；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我孤立和排外行为；尊卑、附属、忠诚、服从之类的等级观念；官僚支配民众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员行政行为；知识分子只是权力的奴仆，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批评力量而存在，他们的全部渴望是进身为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非所有人，仅仅是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官僚、商人）才能够受到教育，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严重匮乏……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延伸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人都能够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生活中感觉到它的存在。 革命在革命之后回到了革命的原点。 4 改革了，开放了，历史“螺旋式”发展到了1978年，自那个著名的年份开始，历经30年奋斗，今日中国至少从经济实力上与3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引来各种各样说法，有的说法让我们高兴，有的说法又让我们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什么话让我们高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地期盼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之类的话，我们心底里其实是很乐意听的，不管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状态如何，这些话至少能够补偿一下我们渴望强大的心理。 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世界强国，进入近代，即在1949年以前，中国却一直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混乱、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受尽了欺凌，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屈辱，我们强烈渴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渴望被人家尊重不是蔑视，渴望被人家羡慕而不是鄙夷……把所这些渴望归结到一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的尊严，我们渴望这个尊严，我们也更加珍重这个尊严。 改革开放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置放到了正常社会的发展通道上，犹如一辆陈旧的机车，总算行驶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认可的轨道上，重要的是从经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在前进，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尊严也就不仅仅是期望，它成为了现实，这种现实又经由国家宣传机器24小时不间断宣传得到强化，于是人们认为目前一切都好，中国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国家意识形态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显示骄傲自豪的词汇，所有不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都被忽略被遮掩了，机车被装点得花花绿绿，人们拥挤在上面拼命欢呼，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旗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吵闹声中，人们无法看到机车的真实情形，不知它什么时候失去了方向，更不知道它驶向什么地方……这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听提醒的，不管提醒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骂他们为“帝国主义势力”，骂他们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如此不高兴呢？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正义。 我们扫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小样儿，你还以为你是谁？！这都是我们玩儿剩下的东西——你去翻一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日报》，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道理是不是讲得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就是凭这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该歇着你歇着去，甭吓嗡嗡，甭掺乱。于是很稳定，于是机车继续前行，于是继续有人欢呼，至于这部机车的车况究竟如何，它能不能一直跑下去，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至少我个人不知道。 假如有人偷偷更换了机车的零部件，换上了假冒伪劣制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心多余还是居心叵测呢？ 看样子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接着说历史，说一说历史怎么就成了“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5 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国家体制。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和监察权）分立”，但是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全部为国民党党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则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出台的各种条文、法规也具体规定了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一党治国”的独裁理念做了具体阐释：“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请参阅雷颐：《从革命军走向党天下——国民党这100年》） 革命再次在革命之后回到革命的原点——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这篇短文中，这是我第二次用这句话来概括历史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历史并不是呈“螺旋式”从一个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发展的，无论历代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政权更迭，都在证明：在历史的宏大脉流中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 何谓“直线”？何谓“曲线”？ 简单说来，直线就是文化，就是很难被政权更迭改变方向的专制主义文化；曲线就是政治，是社会事件，是类似于政权更迭的社会历史事件。 如果我们有兴致考察一下近代历史，就像我上面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直线与曲线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或隐或现、虚实相间的关系。直线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刚性，但是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曲线则沿着直线左右运动，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重叠，有时候又快速延展，但是它无法脱离直线而存在，就像寄生植物无法离开宿主生存一样，它必须从文化主体中汲取新鲜血液，否则就不能获得活力。 我前面说“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印证，印证波普尔对所谓“历史主义”的归纳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把这种印证置放到“直线”“曲线”的对比关系之中，它将表现为如下形态：历史不是呈螺旋式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向上发展的，它是一种直线和曲线的延伸，在这两条延伸线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种延伸没有顶端，或者说有终极目标，因此它无法被预测，就像蒋介石1945年绝对无法预测4年以后他的八百万军队溃解，失去政权，不光彩地逃到台湾一样。 未来不可知，是所有统治者的宿命，即使你有一个伟大目标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你在操纵人走向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事实上已经被消失了，你看到的和宣传的只是一种幻觉，是没有目标的目标，没有彼岸的彼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在把人作为手段使用的时候，人事实上也消失了——在人消失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么？在没有历史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主义为之奋斗的东西么？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白衬衫

有友人问我：假如宋朝发生爆燃事故，致数十人死亡，政府会如何处理？我回答说：拿相关官员问责是少不了的。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制订于南宋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有人说了，法条是法条，实际执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举几个例子啊？好吧，我们就以南宋孝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又有人要问：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指谪刘太后，因为发生大灾，宰相请辞，以表示负政治责任，乃是宋朝的惯例。我们以宋仁朝为例，来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皇祐元年（1049），宰相陈执中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宝元元年（1038）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有意思的是，后来宋神宗朝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面对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启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其实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本文来源: 凯迪社区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