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酷评

这些年，中国派了一批又一批官员和学者来新加坡考察和学习，打出了所谓“新加坡模式”。北京政治学者李凡说，在中国官方眼里，“新加坡模式”是：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安居乐业，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有一个清廉的政府，不贪不腐；没有民主，执政党长期独裁，反对派始终也赢不了政权；新加坡法律把社会管得很成功，百姓听话。中国执政者摆出一副貌似有理的架势：你看，一个国家没有民主也没关系，只要有完善法律体系，把社会管住，管得硬，管得狠，只要政府清廉，经济不断发展，人民就会满意，不必问什么民主不民主。专攻“选举学”的李凡此次特意从北京去新加坡考察其国会大选，在新加坡，他花了九天，借鉴、比较，找出中国选举的差距。五月十日，他上飞机返回北京前夕，对亚洲周刊说：“我意识到新加坡这场选举特别重要，预感到会发生历史性变化，作为一个关注中国选举的学者，应该亲临新加坡现场。结果，这场大选还真是有突破性变化，不虚此行，太值得了。” 李凡强调说，其实，“新加坡模式”除了上述这些特点，中国执政当局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新加坡人民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即有结党结社权，包括组织反对党。中国人不了解，新加坡有那么多反对党，中国却没有。新加坡人有信仰权，不可否认，新加坡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依然很严，但它的法律并不是中国官方所讲的，只管百姓，而是把做官的也死死管住了。这次反对党在选举中有突破，就是选举制度规范，令执政党难以作弊。所以，中国官方对“新加坡模式”的解读是错的。李凡说：“要真正学新加坡，首先要给公民基本权利，如果没有真正的投票权，没有结社权，没有言论自由权。好在中国还有一个互联网，但新加坡的互联网，政府没有中国那样的严控。新加坡虽然欠缺民主，但社会不会大乱，执政党执政那么长时间，因为百姓享有一个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反对党有所突破 归纳为主要两点：一是选举上的突破。长期来，人民行动党始终把反对党堵在国会外面，这次反对党参与选举，组织得非常成功，取得重大突破，反对党工人党获得六席，创下历史新高。集选区需要候选人组成团队整体参与竞选，赢者通吃，反对党工人党集中力量，将全党精英集中一起作拼搏，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率领的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获胜。自一九八八年集选区制度引入以来，反对党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令人民行动党损失惨重。最重要的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一位年轻候选人，原本是人民行动党内定的第四代接班人之一，竟然败选了，这对执政党而言，是最大失利。几十年来，反对派总算有了突破。第二点，新加坡在自由度上往前迈了一大步，核心是对人权的提高。我多次参加反对党的竞选集会，他们不断鼓励自己的选民勇敢去投票，不要害怕。选民开始都很担心，因为政府在这次选举中对选举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在选票上印有序列号码。其实，这一改革可防止选举操纵，选举造假，因为选票上有号码。但选民对此有顾虑，认为自己投的票，当局能查得出投了谁的票，然后给投票者惹麻烦。我从选举角度对一些反对派选民说，选票印上序列号码，对反对派有好处。反对党也一再解释，但仍有很多选民担心。不过，选举的最终结果表明，选民还是勇敢地投下自己手中的选票。   不再顾忌惹麻烦的后果 这次大选的重大意义在于，大家已经不再顾忌会带来什么惹麻烦的后果了。因此，选举与人权的改进，是互相推动的，人权推动选举，选举又反过来改善人权。从总体上说，让人更自由，这是大趋势，新加坡民主和人权会交替往前发展。   百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新加坡这场选举中，我常常听到反对党反复讲，要让百姓发出声音，让百姓参与决策。中国要学真正的新加坡，就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后逐步推动民主发展。这是一。第二，选举过程中，新加坡执政党有开放和改革的心态。执政党于半年前主动对选举制度作改革，单议席选区、集选区都作了改良，选票上印序列号码，增加选前一天的“冷静日”，其实这些都有利于反对派赢得选举。再比如，获选的八十七个议员外，非选区议员由以往保留三席，这次增加到九席，就是说反对党败选，但获最高票的那几个可以进国会，但没有投票权。   执政党主动改革 其实，这表明在选前就告诉选民，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反对派，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的，面对新形势，要了解民意而做出的改革。在选举期，李显龙要他父亲李光耀把嘴闭上，这些因素都让反对党赢得空前突破。这对中国意义非凡。新加坡能审时度势，用一种开放的改革的心态，应对百姓的反对声音，中国要往前走，也必须如此。   政治家李显龙 在选举中出现什么问题，李显龙勇于向选民公开道歉。人民行动党以前什么时候公开道歉啦？自认为从来就是代表百姓的。李显龙一再强调，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分水岭，标志着政治进入一个新时代。表达得很清晰。   新加坡媒体在这场大选中的作用 反对党取得突破，新加坡媒体也起了很大作用。以往媒体只刊登执政党的声音，这次虽然还是以执政党的声音为主，却开始较大篇幅报道反对党的声音。还有新媒体的作用，网络、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执政党无法阻挡，年轻人在网络上几乎一面倒支持反对派。   对中国有何启示 第一，政府要有开明心态，允许百姓有不同的声音。如今政府要完全控制社会，控制百姓已经不可能了，不如保持开放态度。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说，要创造条件让百姓批评政府。第二，与其让百姓在体制外天天骂娘，不如让反对力量进入议会，开展议会斗争。新加坡反对党以往在体制外作出攻击政府的言论，现在形成体制内的反对派，进入体制表达不同声音；第三，给百姓更多公民权利，允许他们自治；第四，即将来临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希望大家都以以开明心态对待，允许基层选民站出来讲真心话。从长远看，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公民社会，拓展公民权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 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 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 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 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 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1974年11月，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港英当局于取消港元与美元的固定联系同时取消外汇管制，首次宣布港元自由浮动。在这一货币制度之下，作为纸币发行准备金的外汇基金不再只是由单一的英镑金融资产构成，还包括美元等多种外汇资产。而2009年香港GDP达14700亿元（约合2151亿美元),人均近3万美元。 1987年3月，台湾在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有必要对外汇管制条例进行修改。七月,台湾“政府”正式宣布就取消了外汇管制，即任何人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外汇;允许公众持有全部外汇收入,并可以使用这些外汇直接、自由地在海外房地产、证券和其它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2009年台湾省人口达2312万，全年GDP达3972亿美元，人均GDP达17180美元。 但中国（大陆）是目前少有的采用外汇管制的国家。 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5282.49亿美元，2006年外汇储备为19460.30亿美元，2009年外汇储备为23991.52亿美元，2010年6月为24542.75亿美元。外汇储备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靠贸易什么积累的,都是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