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拾金不昧才是好人吗 文/魏英杰 近日发生于河南焦作的一桩讼事，把拾金不昧这个话题又带进了公众讨论。 事件大致过程是：马某途中丢失装有10万元公文包，为郑某拾得，郑某同意还包，但提出付给他1万元酬金。协商后马某给郑某8000元，取回公文包。事后，马某认为郑某索要酬金过高，交涉未果后将其告上法院。法院支持马某主张，要求郑某返还部分酬金5000元。 这里不仅涉及道德问题，还包含法律问题，而且最终成了一个司法案例。因此，探讨这一事件也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道德层面，郑某索要酬金的行为似乎不符合传统美德。因为无论从传统惯例还是社会主流价值来讲，拾金不昧才是为人所尊崇的公民品德。但要看到，拾金不昧固然是美德，索要必要报酬却也并非伤风败俗之举。在传统社会，拾金不昧是一种高尚情操，另一方面却也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古谚。因此，遗失财物者“投桃报李”，支付拾得者一定酬劳，却也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人们对拾得遗失物索要一定报酬的行为不仅能够接受，而且越来越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从《物权法》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等条款，也可窥见一斑。 不过，道德更多是一种自我约束，当以双方自愿为准。从这件事情来看，郑某抱着不给钱不还包的态度，而马某给钱也是心有不甘，可见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出现了分歧，双方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惯例的约束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事情才最终演变成为诉讼。有句话说：“惯例要么转化为法律，要么被完全抛弃。”这说明，传统惯例如果不能转化为法规，随时都可能不被人们所遵守。所以，如果在这方面确有法律规定，则应以法规为准。 相关规定出自于《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至第一百一十三条。这些条款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而且拾得人（和有关部门）应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并妥善保管遗失物。当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按照承诺履行义务。但是，如果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参照上述规定，郑某索要酬金的行为并不符合现行法规。因为郑某并未履行及时通知权利人的义务，而且还涉嫌侵占遗失物——他说如果马某不给钱就不承认拾得行为。所以，法院最终支持马某的主张，这并没有错。问题是，相关条款看起来很明确，实际上还存在若干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才叫侵占遗失物，如果一个人使得遗失物后，并非主动藏匿，但也没有积极寻找失主，这样算不算？另外，权利人没有提出悬赏，领取遗失物时是不是就不必给报酬，可这样合理吗？遗憾的是，这些在现实中很可能碰到的问题，在《物权法》中都并没有明确规定。也因为这样，原本双方可以友好协商的一件事，最后却闹到了法院。 《物权法》在这些问题上含糊其辞，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待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基于传统道德，似乎法律应鼓励拾金不昧，而基于立法对现实的回应，却又必须对遗失物的拾得与领取该如何处理作出规定。毕竟，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规定公民行为的基本规范，而不能以“高尚”作为法律准则。就此而论，这桩诉讼从侧面反映了法规的缺失。如果法律就遗失物的拾得和领取作出明确规定，例如规定拾得人可以向权利人请求若干比例的正当报酬，那么郑某的行为不仅正当合法，而且也不至于因此蒙受道德谴责。 拾金不昧者是好人，请求适当报酬却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有汲取传统惯例的合理成分，使之成为法规，这样传统惯例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遵循。否则，传统惯例要么成为一句空话，要么就可能被人所不当利用，甚至演变为“道德杀人”的工具。 2011年11月7日

公款堆出的铁路岂能不优待残疾人 文/魏英杰 看到铁道部称，因铁路运输企业保本经营已十分困难，没有能力承担残疾人半价票优惠。脑子里蹦出来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残疾人坐火车原来没优惠？ 看来，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对这些问题缺少关注，或者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所以没发现这还只是停留于理念层面。普通人对残疾人问题关注不多，这可能需要自我反思，可要换成政府机构那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扶持、优待残疾人，原本就是政府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让人没想到的是，原来铁道部不仅没有贯彻落实相关法规，而且连基本的残疾人设施都才刚开始改造增设。据相关报道，今年11月底前，每列火车将至少预留5张残疾人专用火车票，并在较大车站开设专用购票窗口，车上设有残疾人专用标志的硬座或卧铺。铁道部还将利用2至3年时间，对部分列车改造，新增部分残疾人设施齐全的客车，并对二等及以上车站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这表明，此前铁道部门在这些方面工作即便不是空白也是极其薄弱的。 近些年，铁道部门建了那么多火车站，如今却还要花费时间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铁道部门在这些方面的观念、措施如此落后，以经营困难为理由推卸相关优待义务，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了。但铁道部似乎忘记了，国内铁路客运既不是由民营企业运营，也不是典型的市场经营行为。国家在高铁等铁路客运上投入天文数字公共资金，显然也不是为了营利。说白了，这是一个公共运输部门，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必须放在首位。既然如此，铁道部怎么可以拿经营困难来推卸相关责任？ 为什么必须给残疾人以相关优惠？今年8月，国内部分残疾人及其家属在一封致铁道部公开信中说得很明白。这里简要引述如下： 其一，创建无障碍的铁路出行环境是铁道部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等相关法规，残疾人有获得无障碍出行和生活环境的权利。其二，设置残疾人专座是践行我国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承诺。根据中国于2007年签署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无障碍地进出物质环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系统，等等。其三，实行火车票半价优惠政策是落实国家关怀残疾人政策，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的必然要求。依据宪法和相关法规，国家和社会有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生活、教育和医疗状况的义务和责任。 套用网络用语，给残疾人乘坐火车以半价票优惠，这是必须的。在这问题上，还不妨参照公交客运领域的做法。去年8月，北京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盲人乘车免票被拒案。在这起诉讼中，视力为一级残疾的蒋先生因出示《残疾人证》要求免费乘车被公交车乘务员所拒，将北京某客运公司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宣判，蒋先生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客运公司返还蒋先生一元车费，并承担诉讼费用25元。同样是公共交通服务部门，公交公司应对残疾人实行优待，为何在铁路运输部门就行不通？ 从这起案例也可看到，该不该在交通出行上对残疾人士实行优惠，涉及的根本不是经营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出于对公共交通服务的性质界定，以及对国家相关法规的落实贯彻问题。就此而论，铁道部完全没理由推卸相关法定义务，更不应该拿经营困难来作为借口。别说铁道部还是个政企不分的运输部门，就算是民营企业，相信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拒绝承担法定责任。 2011年11月10日 首发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http://www.eeo.com.cn/2011/1110/215447.shtml

垄断油企没资格只顾利益不讲责任 文/魏英杰 为避免国内柴油供应紧张问题危及农业用油，发改委于10月29日约谈了两大石油集团，并要求两大集团加大敏感及库存薄弱地区的资源投放，切实保障农业“三秋”生产等重点用油需求。昨日两大石油集团均在官网首要位置披露已采取多项举措保供。 油价问题比较复杂，但这中间既有定价机制的问题，也有人为复杂化的地方。完全跟市场走，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在国内行不通，因为一者老百姓吃不消，二者恐怕“两桶油”也尚不具备国际化市场竞争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太可能允许这么做，因为石油不仅是日常必需品，也涉及国家安全。这是国内石油垄断格局的原因，也是由政府主导油价变化的主要理由。 所以，谈到国内油价问题，必需正视这是个“政策市”。抛开这个前提，谈市场竞争或打破垄断，即便道理全是对的，也相当于“自说自话”。但这么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由政府来主导油价，等于在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硬生生插了一脚。油价跌，得通过政府（定价机制）才能跟着跌；油价涨，也得由政府来决定涨多少。在这前提下，油价比市场慢个三两拍不仅很正常，而且也是必然的结果。政府再高效也需要决策时间和信息传递过程，没辙。 但这么说，并不表明当前的油价机制合理可行。如果说油价上浮与下调，需要在市场效率与资源控制之间达成妥协，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倘若油价调整受限于利益集团，这就不正常。当前这轮油荒，明显就是石油企业“绑架政策”的一种策略。中石化表示，柴油供应紧张是地炼减产所致，地炼则把原因归结于两巨头“控制销售”。双方各执一词，从中却可看到，油荒并非短缺所致，而是有着明显的人为因素。说得更明白些，这是出于油企的市场化盈利冲动。 问题是，既然市场在国家安全前作出妥协，企业就不能一味地追求盈利，而应相应地作出一些牺牲。否则的话，消费者只能是两头吃亏——这边由于政府主导油价而承担“涨快跌慢”的损失，那边又不得不面对油价下跌时油企撒娇耍赖。把老百姓当冤大头，这肯定是不道德的企业行为。因此，由政府主导油价的话，政府就该一碗水端平，并切实承担起稳定油价与供应等重大民生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市场相对垄断，消费者基本不具备博弈能力，或者说利益格局总是呈一边倒势态。（你看，哪一回两巨头真的把舆论呼声放在眼里了？）这时候，如果政府再受制于垄断企业，消费者就只能成为砧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了。就此而论，发改委约谈两巨头完全是职责所系，势所必然。当然，更好的办法是进一步完善油价联动机制，在市场效率与资源控制、民生需求之间找到更为科学合理的平衡点。 油价很敏感，政府很为难。这不仅在于文件总是跑不过市场变化，还是因为相关机制具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形成养痈为患的困局。油企为什么敢摆出“不高兴”姿态？不就是因为两巨头乃政府控制石油资源的工具嘛。从这个角度看，平息这场表面为“油荒”实际为“逼宫”的危机，关键还在于政府（或相关机制）能否遏制住油企的逐利冲动。企业当然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但是基于国内石油市场垄断格局之所以形成的理由，两巨头没有资格只顾利益而不讲责任。 有趣的是，这回发改委约谈两巨头的理由，恰恰又是因为“油荒”已经危及农业用油。两巨头垄断国内石油市场的理由，如今却成了危及本身的原因所在。即便这不并在政策设想之内，却是相关政策设计的一个必然结果。可以预想，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相关部门恐怕还要这么纠结下去。 2011年11月3日

红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文/魏英杰 不久前发生的“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显然，如今这家慈善机构尚未走出阴影。近日备受关注的所谓红十字会“慈善校园”风波，形象表明了这点。 这一事件起因于，11月初全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的相关规划指出，将在未来五年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继续推广建立红十字会组织。而于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多地中小学生被学校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缴纳会费。在这背景下，红十字会再度引起了公众关注与质疑。 对于此事，我认为应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红十字会在青少年中开展活动，是写进《红十字会法》的一项职责，本不应受到质疑。实际上，这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个悠久传统。早在1880年英、荷波尔战争时，加拿大的学生就以枫叶为标志，志愿为红十字会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国家的红十字会组织青少年参加救济士兵和战争受难者工作。1922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根据第18项决议，建议各国根据具体情况，在中小学学生中发展青少年会员。就此而言，中国的红十字青少年不仅是中国红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符合国际红十字会宗旨的一项活动。 从另一方面来看，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固然是中国红会的法定职责，但由于其在具体运作中存在若干弊端，再加上中国红会目前所遭遇的信任危机，这一活动很难不为人所诟病。比如缴纳会费一事，只要青少年会员是自愿入会，自愿缴纳会费，这本来也不成问题。但是，这种所谓的自愿缴纳会费，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变成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摊派行为。一些地方反映学校要求学生加入红会并缴纳会费，体现的就是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国内各类学校中，早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 更何况，缴纳会费后，这些资金不仅去向不透明，用途也不公开，这样难保不被滥用或侵占。即便红会内部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但由于总会已经“城门失火”，这时候难免会“殃及池鱼”。说白了，不管红十字青少年的宗旨和具体运作是否存在问题，在中国红会备受质疑的大背景下，推广“慈善校园”活动也很容易被误读和指摘。红十字青少年并非刚刚推出，相关会议所讨论的发展规划也属常规工作，此刻却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这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郭美美事件”发生时人们所聚焦的地方，即中国红十字会如何才能重建公众信任。简单来讲，其出路不外乎，一者与政府供养机制脱钩，让红会成为真正的民间慈善组织，遵循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进行运作；二者，尽快建立健全善款公开机制，让老百姓不仅能够查得到捐款细账，而且能够监督善款的具体去向。归根结底，只有消除公众的疑虑，中国红会才能走出阴影，尽早正常运作，而红十字青少年也才不会成为总会的“替罪羊”。 单纯从红十字青少年的成立宗旨来讲，当然应提倡和鼓励青少年加入这一团体。但前提是，红十字青少年首先要成为让人们信任的机构。 在这方面，美国童子军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也可提供借鉴。美国童子军是美国最大的青年团体，目前成员已超过500万人，成立至今计有1亿多人参加过该组织。美国童子军受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却是典型的民间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和社会捐赠，这保证了自身运作的独立性。但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童子军的发展以及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指导。美国前总统福特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没有童子军精神，我不会成为一名好运动员，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海军军官，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参议员，更不可能成为一名随时都能做好一切准备的总统。” 如果红十字青少年（当然也包括红十字会）不能成为人们所信任并视之为荣耀的机构，还真的不能怪舆论总是拿异样的眼光看它。 2011年11月3日 首发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http://www.eeo.com.cn/2011/1103/214929.shtml

传统书店如何产生光合作用 文/魏英杰 这几天，让许多爱书人为之郁闷的事情，莫过于光合作用书房的倒闭。这是继广州三联书店、北京风入松书店、第三极书店纷纷关门或歇业之后，又一家知名民营书店宣告走向终点。据悉，在过去10年里，有近五成民营书店倒闭，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 传统书店纷纷倒闭，并不是因为爱书人少了或图书销售额锐减。在网上，当当、卓越等网络书店搞得风生水起，甚至吸引了京东网、易购网等百货、家电商家的进入。目前，这几家网上书店大打价格战，吸引了大量购书人的眼球。这种携资本优势、不计成本的价格战，对传统人文书店构成了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物价上涨，房租、人工费等成本也让传统书店大感吃不消，因此陷入困境。 面对资本和成本的双重压力，是不是说传统书店就只能勉力维持，或者选择关门大吉呢？答案并非如此。目前传统书店所面临的困境，恰表明这一文化行业已经进入严峻的转型期。竞争当前，适者生存，这是市场化竞争的不二法则。可以说，相较于网络书店的便捷、低成本优势，传统书店仍然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市场生存空间。 价格是市场竞争的核心，但价格并非万能。比如说，在对一本书并不熟悉的情况下，许多人并不会因为折扣多而买来当摆设。虽然网络书店可以提供便捷的图书搜索以及内容介绍或在线试读，但相对于在书店里捧书阅读的直观感受，网上购书的乐趣难免也有所打折。所以，尽管传统书店的图书价格略高，只要能提供给人舒适的阅读购买环境，还是能够吸引部分人群前来购买。不可否认，如今有许多人是到书店抄书单然后到网上下单，但只要书店能够提供更好服务（比如专人介绍），还是可以挽回些许颓势。 更重要的是，传统人文书店必须实现理念转型和经营模式转变。这一点虽为许多书店所意识，但囿于观念及现实压力，做得还不够彻底。实际上，很多人尚未意识到，书店不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提供精神消费和生活休闲的场所。在现代生活中，一个人走进书店可能是为了去买书，也可能是想安静下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有些人累了喜欢去唱卡拉ok，有些人喜欢走进书店，道理其实都差不多。传统书店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从这点上去满足消费需求，而不光是只提供图书销售服务，应该能够吸引更多人走进书店。 简单讲，传统书店要对抗网络书店，走出困境，就应当把书店当作一个社交场所和精神交流场所来经营。眼下，许多传统书店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只是在书店里开辟一个咖啡区，提供上网和休憩空间。因为理念上不够重视，这些小咖啡厅空间逼仄，几乎不具任何人文魅力。另外，在精神交流方面，传统书店也不过是请些专家、著者来讲座，以单向宣传、推广为主。这忽视了网络时代的平等对话特征。在书店里，消费者才是主角，让消费者唱主角，这比什么都管用。试想，如果读书人不仅把书店当作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而且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重要社交生活场所，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具有粘合性的销售模式？在这方面，传统书店需要改变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台湾诚品书店的经营模式为传统书店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虽然诚品书店耗巨资打造精品书店、大规模进行扩张的经验很难复制，但它并不靠图书赚钱（图书销售只占其总营业额三成），而是用图书打品牌，吸引具有共同人文爱好以及文化认同的消费群体。诚品每年会举办数百场音乐、戏剧、舞蹈等相关活动，真正把书店变成了一个文化地标。诚品书店并不光是卖书，而还包括美食、百货、服装。归结起来，诚品书店盯住的不是图书销售，而是一个特定消费人群。当一家书店成为文化人、小资、文青必去的地方，这家书店还会担心开不下去吗？ 是的，“人”才是现代书店所应关注的对象。有了“人”，书店才能够不断产生光合作用，除维持自身运作外，还可以向更多的人提供精神氧气。 201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