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rbe888荐文：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 作者：钱文军        我一贯认为中国从来不需要甚么玩意儿来救它，无论何时，中国死不了也不必像日本那样担心“列岛沉没”。无论忽必烈还是努尔哈赤，征服中国的结局都是把自己给搭上了。近世所有高调吼叫“救中国”的，都是野心家，玩一个噱头让大伙跟着他出力卖命，结果是越救越黑暗，民众的权利就是在这激动人心的“救中国”声中被剥夺。正如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全集.三》，P16)  　　他说的是辛亥革命。勒庞在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出版的《革命心理学》里说：“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铠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家们推翻满清，打的旗号是“共和”，结果是连前清也不如，革命后不过半个世纪，北洋不如国府，国府不如共和国，专制愈演愈烈，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之前那些“革命”究竟算不算革命，至少货真价实的“法国大革命”以后，没有一次革命不是“弄权者之大幸”(希特勒语，全句是：“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更可悲的是，民众之血泪还得用来洗革命家之手，使他们都变成“伟人”。   　　几年前俺写过一个帖子：《美国人的鼠目寸光与中国人的高瞻远瞩》，里边罗列了“救中国”的高调：“康梁说‘只有维新才能救中国’;孙中山说‘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说‘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张勋说‘只有复辟才能救中国’;蒋介石说‘只有一党专制才能救中国’;汪精卫说‘只有和平亲善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公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现在有了互联网，说话的环境宽松许多，‘只有新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看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如同美人落水，拍打胸脯嚷嚷着只有自己能救她的英雄豪杰层出不穷。”   　　品味一下这些“救中国”的高调，其中真为“救亡”也即化解“亡国灭种”的并不多，杜甫都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若是连中国亡不了这点道理都弄不明白，指望他们“救中国”那中国就反倒该亡了!大多数宣言说的“救中国”其实都只限于救中国于颓势，救国民出水火。但不论哪种说道，舍我其谁之主宰欲却是其共有特性。所有的争议皆可用毛诗一句来诠释：“谁主沉浮?”此乃问题的症结所在，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就是此意。结果只能靠“丛林法则”，也即兽性通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文明都谈不上，只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强盗逻辑横行霸道。如今居然还有靠“唱读讲传”倡导这个强盗逻辑借以涂抹“合法性”者，可知其进化程度“初级”到何种“阶段”。   　　若是尽量从善意角度去理解“救中国”之涵义，把它设定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层次上，那么无妨入乡随俗地借用来说事。现在那些“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之类冠冕堂皇的说道，其实只是自我边沿化的托词，抵制融入人类主流意识的借口。真要“救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从传统的纲常理念、夜郎情结中解脱出来，不再抱残守缺继续自我边沿化。可以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   　　何以如此说呢?今日之中国确实已经富得流油，经济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了;尽管人均消费仍徘徊在“世界百强”之外，那日子毕竟不是毛时代可以想象的。中国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差钱”时，却找不到北了。于是就有人说“五个不搞”，还有人癫狂地“唱红”，更有浮躁之徒开始总结“中国模式”，如同那个蠢皇帝忙于展示自己的“新衣”。虽然有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于拿邓公的话来说“不政改只有死路一条”，却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方向已是不争的事实，缩回乌龟壳里，甭管是“不搞”抑或是“唱红”，那都不能算方向，只能算不要方向，因为不打算前进，只求保住既得利益。   　　御用文人们把改革开放也谱成颂歌来唱了，似乎若无邓公或某党来恩赐我们一个改革开放，我们全都要玩完。此乃最大的误导。反思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自打四九以来，所有国策仅仅在于捆绑人民手脚、禁锢异质思维。说直白一些，这个权力的全部使命就在于阻止发展，如果说马戛尔尼使华之前并无参照物，尚可算是无意识阻止的话，近世以来则是有意识阻止，因为世界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先进的东西是可触摸的;国共两党前赴后继，在所有可供选择的路径里选择了最糟糕的那条路――“走俄国人的路”。邓公的改革开放亦非恩赐，只不过“俄国人的路”走不通时无可奈何之变计，废弃了某些实在太荒唐的禁锢，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大部分禁锢。如此而已。   　　小岗村的故事蕴涵着更深层的意义：即使最愚蠢的农妇都明白的道理，领导并不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才会有十几个农民摁手印立密约这等荒唐的伟业：如何经营农田。而领导们还得再想三年多才想明白该还给农民自主经营农田的权利，于是极其英明伟大。佛经里早就有“养生不如放生”之类说道，人民只要有保障的自由就能创造任何奇迹，不需要权力教他们做什么、怎么做。而开明的权力也只需实现对自由的保障，而不是主宰整个社会。不管以什么理由，妨害自由的权力就是反动的，因为它阻碍进步与发展。   　　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此话见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陶行知先生有句不甚起眼的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中国的人命》)这两段中国精英人士的告诫无疑是真诚的，当然也充满了“救中国”的一片痴情。   　　他们说的只是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述。自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来，人类社会就有了对于普世价值的共识性文字表述，其六位主要起草人里有中国派出的代表张彭春、吴德耀两位，当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于达成这项国际文件的贡献，并非“西方那一套”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随后，联合国又通过作为法律文件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A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B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1998年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A公约”，胡、温等首脑人物承诺尽快提交全国人大批准“B公约”。这表示，人权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也具有中国意义。   　　所以，我们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它不像前面所罗列的那些“救中国”那样漫无边际、扑朔迷离，而是清晰的有着三个国际人权宪章文件界定的。正因为人权观念构成普世价值的核心，它又极其简洁易于被最广泛的人群所理解，中国那些“比他们的主子更严厉”的小丑们，才会歇斯底里般诋毁普世价值借以掩饰其否定人权之本意。人类折腾了几十个世纪，终于明白过来一切“解放”最终只是人权的实现，它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才得以形成普世价值，靠几个小丑跳梁是扭转不了乾坤的。   　　我们相信“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是因为笃信中国人并非一群愚不可及的蠢货，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除开那些痴情“唱红”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不过只是还权于民的进程，从毛时代的彻底剥夺到现在的部分剥夺。此进程无疑算是一个进步，民主也必须渐进，但不会是“适可而止”就可以了结的。蛋糕一旦做大，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对人民的剥夺或可得逞于一时，绝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温家宝说“不政改只有死路一条”并非危言耸听，大清国宗社党玩“适可而止”阻止立宪改良，结果并不妙。当然，那时的宗社党不够聪明，不晓得拨库银大搞“唱读讲传”，把那些不愿意剪辫子的乌合之众纠合起来，以壮大清国威。只是那也只可逞一时之效，不可能久远，唯有权益公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   　　认为如今中国人失去信仰，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最显著的标识就是腐败现象之蔓延，那么多信誓旦旦仰奉马克思主义的党干沦落贪腐行列，可见信仰虚假化到了何种境地。当中共已经放低门槛甚至允许资本家入党时，继续恪守陈腐教条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无疑已成社会歧见之根源。简单的案例就是毛左们捏着这根尾巴大肆抨击“走资派”，公开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甚至为文革闹“平反”。可怜威风八面的权力者只能低三下四，甚至还得迎合某些腔调发话支持，例如前些时那些为重庆“唱读讲传”捧场的说道。堂堂正正地弘扬普世价值，是执政党获取现在进行时合法性的不二法门，绝不是靠那些过去时符咒就可以取代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挖苦“封建的社会主义”，谓之：“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老马这个描述倒是很切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者不敢大声倡导普世价值，刚哼了一声就被毛左们的狂吠吓呆了，于是再也不提这个“敏感词”。换来的只是复辟势力越来越张狂的表演。   　　即使说“维稳”，失去普世价值的理念支撑也是靠不住的，网络上不乏直言：“越维越不稳。”只有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影响决策，社会才能避免裂隙扩展，各走极端。装甲车、防暴军警绝不是“维稳”的灵丹妙药，恰恰相反，它是不稳的形象代言。这个简单的道理应该不难想明白。蔑视普世价值的官员最容易小人得志，城管嚣张强拆肆虐，关键在于决策者心里只有党性而无人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力，当他们“上访”时毕竟还抱着清官情结，指望着这个寻求公正的管道。连“上访”也被堵绝，兼之“唱红”激励起来的“革命精神”，极端事件愈演愈烈也就不奇怪了。   　　鉴此，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并非妄言，中国要稳定、要发展、要进步、要和平幸福，却拒绝追寻普世价值，那是根本办不到的。(2011.6.15定稿)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caijing&id=45397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世界观作为人们对世界总体性的根本看法，对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因为人们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社会地位和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所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世界观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们在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差异很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都有其作为内在精神支撑的世界观；任何时代的新旧更替，都势必引发世界观的新旧扬弃。当代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正在跨入彰显民权的历史新时代。面对这个新的时代，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关节点或者说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倡导什么样的世界观呢？鄙人以为，以下几方面需要予以注重—— 　　一、认同普世价值，融入当代人类文明主潮流 　　中国作为第一签字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所强调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等观念，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引领当代世界发展和进步的普世价值。体现和弘扬这种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在短短一、二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已经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史8000年来最值得骄傲的辉煌篇章。 　　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是现代文明的灵魂，言论、出版、信仰、结社、集会、迁徙和游行示威等权利均为自由的具体体现。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世间每一个个体的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有什么不同，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普世价值的这些基本内容，均已写入改革开放后制定的1982年新宪法及其修正案之中。不过，由于“左”的残余和“潜规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宪法的这些规定基本上还停留在纸面上，远未成为现实。宪法肯定的这些普世价值，近几年来甚至还遭到以某些高层人士打头的主流思想界的厉声指责和批判。世人不无遗憾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相当程度上还游离于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之外。 　　一些人把普世价值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并予以激烈地排斥和否定，动辄就声称“绝不搞西方国家那一套”，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做法。中国古代道家所幻想的“梦蝶”，儒家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墨家所呼唤的“兼爱”，就内蕴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始胚胎。这表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样，只是世界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而普世价值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有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而且，普世价值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一直处于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胡锦涛2005年9月4日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助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又表示，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温家宝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也强调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普世价值是在全球化时代里意识形态全球化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认同普世价值，尽快融入主流文明，是后发展国家和民族顺应时代潮流的应有抉择。 　　二、国家权力以人民意志为依据，以人民利益和福祗为归宿 　　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国家权力如果损害人民保障生命、获得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和目的，首先要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逐步弱化国家机器。恩格斯认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1]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一种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所需要的只是逐渐弱化和消亡的国家，要逐步地“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2]。 　　其次，执掌公共权力者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要把行使公共权力的一切重要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和自私性，执掌公共权力者本能地潜存着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要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必须将对他们的任命权和罢免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对不称职者和渎职者随时罢免和撤换。 　　再次，取消公职人员的特权，让他们只领取相当于社会上中等收入者的报酬。在中国历史上，“升官”和“发财”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场如市场，从政只不过是一种利润更加丰厚的生意而已。许多官员口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借此享受特权并从人民那里搜刮财富。对公职人员报酬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利于保障其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同社会公众大体上均衡。 　　此外，必须将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科学文化同国家权力分离开来，国家权力不得干涉社会意识形态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创造。要把社会意识形态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从国家权力的传统束缚与干预中逐渐解放出来，确保其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正常、健康地运行和发展。 　　三、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推进生态文明健康发展 　　生态是指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一种新的文化伦理形态。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工业文明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它再不可能继续发展，人类必须开创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来延续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以建立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它注重和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和发展。 　　生态文明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相同点，在于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的明显区别，在于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极端重要性，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爱护和保护自然，决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 　　文明转型必然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揭示了新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生态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区别主要是：第一，对时代矛盾的关注点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注社会的阶级矛盾，生态社会主义更关注人与自然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目标，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实现。第二，追求的制度目标不同。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第三，所依靠的社会力量不同。传统社会主义依靠的或者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或者是一定阶层和群体选民的支持，生态社会主义依靠的则是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多元文化价值原则下的平等对话。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文明健康、恒久地建设和发展。[3] 　　四、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是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思想理论，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要求国民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在人类社会仍然需要国家、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历史时期，国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最基本的行为体，它的基础作用和轴心地位显而易见，国家主义自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出于对争取民族独立历程和成果的珍惜，对国家主权和国家主义更有特殊的政治情感。 　　但是，在人类社会业已跨入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增强，无论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事务，都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色彩。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无法解释和解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世界观，既尊重国家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里的现实合理性，更注重以宏观历史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认清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促使国家主义逐渐走向世界主义。 　　具体来说，一是自觉认同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在科学把握国家主权本质的前提下，厘清国家主权中不可变更和可以变更的要素与功能，明确划分国家主权中只能独享和可以和国际组织共享的范围与界限。二是自觉认同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的一致性、统一性，确立主权保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新观念。当某些国家的专制统治者滥用权力、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时，国际组织有权力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对这些专制统治者进行制裁。三是积极推进国际组织民主化和国际机制科学化，不断健全和完善国际法体系，以公正、有效地协调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防范和克服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国家本位主义、大国强权主义的影响，确保国际组织行为与国际机制运行切实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参考自生态社会主义相关研究成果。

普世价值就是大多数人类公认的理 【一中原创】 中共的喉舌及五毛们毛左们都否认这世界有普世价值, 说西方和中国的自由民主派推销普世价值, 是为了搞乱中国, 要亡党亡国。 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什么？一中认为, 确实存在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就是多数人类公认的理, 而这些理在时间上是不可逆转的。 例如: 甲:救死扶伤。 世界上泛基督教、佛教和共产党国家和地区都有红十字会, 伊斯兰世界则有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都是救死扶伤救灾救难的人道组织。救死扶伤无疑是普世价值。 乙: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普世价值。 世界各国都设有养老基金、 老人福利基金或救济金, 来津贴需要帮助的老人。也有孤儿福利院收养孤儿。中国也有低保制度, 即使在毛泽东时期, 经济困难, 也有「五保户」之设, 扶助无依的独居老人。在中国几千年, 同村同姓同族中也有照顾老人和孤寡的风俗。 同样, 照顾幼弱也是绝多数人类的共识和美德。「铁达尼号」撞冰山将沉, 船长命令让妇女儿童先登救生艇逃命, 体现的就是普世价值, 因为全世界的人百年来都没人说船长做错了。相反,新疆克拉玛伊剧院大火中「让领导先走」几百学生留后烧死事件, 中共干部 就违反了普世价值, 将留千古骂名。 丙: 买卖公平。 不能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短斤缺两、屯积居奇。 很多国家都有法律保护买卖双方, 特别是弱势的消费者。有的还有《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之设。 毛共和平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 贱价强买农民的粮食(名为余粮, 农民饿肚岂有余粮？), 家畜家禽蛋品渔猎收获都要低价上交, 违者犯禁要遭惩罚。明显地,毛共违反了普世价值。 丁: 言必信, 行必果。 1957年, 毛共要行「党内整风」, 要求全国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意见, 「百花齐放, 百家争呜, 言者无罪, 闻者足诫」。旋即翻脸, 把六十万名谔谔之士打成右派分子。 是食言无信的典型。事后还自夸是「引蛇出洞」之术, 卑鄙无耻之尤。 戊: 恋爱自由, 结婚自主。 虽然现在世上还有买卖婚姻、童婚或父母之命等存在, 但绝大部分人不会反对恋爱自由结婚自主的。 已: 自愿签订的契约必须践行。 在民间私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的契约虽未经全体人民每个人都签名画押, 却 是大多数人的意愿, 每个人都渡让出权利要服从契约, 即是遵守契约义务。 同时又得到契约保障的权利。特别是执行契约的政府, 更要依契约办事。 中共政府在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 都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缔结的契约, 依理依法都要无条件执行的。 (虽然那些与会代表都不是人民选举的, 代表们都自认为能代表人民的意愿, 也就算了) 。但中共却选择性地执行, 想咋地就咋地, 无法无天。《宪法》颁布五十多年来修改了八次, 公民权利越删越少。仅存的如第三十五条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剥夺。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条的公民权利, 也部分被剥夺, 或用违宪的「行政法规」变相剥夺。第三十九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但中共地方政府往往强拆民宅, 居民有冤无处诉。 中共违宪违法的事例多不胜数。 庚: 你要代表他人必经其人授权。 这道理只要不是畜生, 是人都懂的。但中共偏偏就要代表你, 还要三代表, 如此这般, 不经你授权, 你就成了「被代表」。 辛: 凡合法的公共的财产, 有份者大家都有处分和得到分配利益的权利。 当然,人多意见多, 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但人类会用投票或抽签的办法, 选择代理人和选择大多数人同意的方案, 最终达到利益均沾, 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人独占或多占, 无权无势者本来应有财产权益被剥夺。 中共国的「国有企业」, 按《共同纲领》和《宪法》的条文, 叫做「全民所有制」, 依理依法,即是每个国民都有份的, 都是「股东」。而中共却全部霸占了, 成了党的私产。党的干部对全民的财产予取予携, 公开的自订高薪, 私下里设立小金库, 还有数不清的潜规则灰色收入。13亿小股东眼光光看着财产利益被侵占。还有从业职位任人唯亲, 黑箱操作, 近亲繁殖, 变相世袭。 壬: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孙中山更是开宗明义: 「天下为公」。现代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国家 都奉行这个理。国家政权即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人民选举贤能代表他们来行使权力, 而被选出的人则受人民监督, 订立制度为权力设限, 并定期替换, 。 癸: 自由与人权。 为保障人民的权利, 各种自由不可少, 不但要写在宪法中, 而且要落实在政府施政和人民的生活中。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实践, 即使专制国家如中共也不敢否认, 也写在宪法中。也签署了两项联合国的有关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 综上述, 「普世价值」不但普遍存在, 源远流长, 而且中共也不敢对其具体内容逐条否认, 只含糊笼统的说没有普世价值。 攻击普世价值的中共官员是为私利; 攻击普世价值的五毛党是奉命说话; 攻击普世价值的毛左派是弱智。

普世性或者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