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杨恒均:政府都“从善如流”了,我咋还嫉恶如仇?

你为什么总是抓住国家的阴暗面不放?难道你看不到政府做的好事和中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       虽然很少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停止和读者沟通,只不过我采用的方式是写出更多的博文。好在这些年下来,读过我几篇博文的网友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去查看一下我博文后面的留言,除了极个别有可能是迫于生计的“专业读者”之外,已经没有人这样质疑了。       但今天,我却想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我不但看到了国家的“光明面”,而且特别留意政府的每一个“善举”。我把两年来政府颁布的法令和规定、下达的行政命令,甚至对国民行为的道德要求,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做了两个很简单的资料搜寻:       一个是请网友在网络上帮我搜索政府推出某项政策法规之前,大陆网民的相关呼吁、建议与抗争;二是利用呆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到图书馆(很多历史资料没有上网)去查询所在国家(主要是美国与澳洲)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推出这项类似的政策与法规的。       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可能让我比那些质疑我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政府的“从善如流”,以及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点:       第一, 中国政府推出“善策”的频率,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不是夸大,更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很容易证实的:       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连续观察两个月,你会发现,平均两到三天,政府就会推出一个政策与法规,一般都是与改善民生、限制官员权力、促进法治建设有关的。       第二, 让我们暂时离开主流网站的新闻页面,进入博客、论坛与微博,搜索一下政府的某项“善策”,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在任何一项“善策”出笼之前,网民们一定一早就以各种方式、方法提出建议与抗议,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抗争,有些还付出了多多少少牺牲的代价,       例如,医疗改革、增加工资,改善农民工待遇,拆迁补偿规定,严刑逼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等等。       第三, 中国目前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政策与法令,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西方国家在以前(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上百年前)早就推出过的。也就是说,经过网民推动,政府从善如流而推出的各项政策法令,都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开始,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合吸烟,而这个法令在西方国家也只不过严格实行了十年左右。这对于一个设有烟草专卖局,而且把提高销售香烟当成了政府政绩的国家来说(参见烟草局局长情色日记的网络事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凡是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突然推出了某项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的不得人心的规章制度,一般都会遭到网民强烈反对(有些不了了之)。这时,你去网上、图书馆查阅一下西方国家是否有过类似的政策法规,一般都找不到。       只要不是“逢中必反” 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如上三个现象,可是,我们却更不能否认现实中的另外一个事实:       政府推出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法规,在中国推出后所起的作用有限,有些甚至在颁布之日起,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有些一推出就变味、变质,另外一些甚至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他们捞钱保驾护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或者我们这样问一下:是否有可能在保住唯一一点不与世界接轨,在其他领域大搞“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真正崛起,实现和谐社会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的那“唯一一点” 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的事业: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限制并制衡绝对权力,获得政权的合法化。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接轨与政治民主化之外,中国在其他方面与西方接轨得又快又狠。       有时从西方回到中国大陆,我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我从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国家,回到了课本上读到的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看电视新闻的话,就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中国来说,甚至已经比一些西方国家更“西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大家思考。       第一个是:当今这种保住那“唯一一点” 不变,却在其他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民生、与世界接轨,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是否最终会促进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呢?       第二个方面是反其道而问之:是否有人正是在使用这种“改善民生”,以及除了政治制度领域之外的“全盘西化”,去刻意阻止最后那“唯一一点”不被西化?希望继续保持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有些人不遗余力引进其他先进国家的“普世做法”,却坚决拒绝这些“普世做法”背后的“普世价值”理念。       我认为,这一现象正是造成当今中国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一些年轻的网民和一些左派们看到了这种混乱的现状,却看不清本质。他们不明白,本来为了民众利益的改革措施为什么最终损害的却也是民众的利益,于是他们中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主张倒回到毛时代,甚至回到唐宋那种盛世中国。 殊不知,当今中国的乱象,正是因为引进了“普世做法”却没有吸收“普世价值”造成的!       这种做法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举个最近的例子,经过这两年多来不断被网民曝光的中国看守所里无奇不有的死法(躲猫猫、喝水与睡觉死亡法等等),以及屡见不鲜的屈打成招事件,中国政府“从善如流”地与西方接轨了:       宣布行刑逼供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判刑之用的规定。       ——咋一看这个消息,小民们感激得内牛满面。这不是“洋奴”们朝思暮想的向美国和澳洲看齐吗?你不赶快感激咱们政府从善如流,还在那里嫉恶如仇?       可稍微一想,不觉惊出一身冷汗:这种规定的宣布,竟然是党和国家机构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发布到公安、法院等政法系统的!       大家不妨翻阅一下中国的宪法与刑法,宪法里不但有不允许行刑逼供的理念,刑罚里还有具体规定啊,早就白纸黑字在那里沉睡了好多年了。       如果我们有独立的司法,如果我们政府的绝对权力得到监督与制衡,如果所有民众,包括嫌疑犯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行刑逼供就是一种犯罪,还用得着你政府部门如此重视,去用发文件与通知的形式来“规定”?       再说,难道你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行刑逼供都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都有行政权力介入的阴影?(赵作海事件就是当地政法委指示公安尽快破案造成的)单单就这件“善策”来说,我们又成功地用违反“普世价值”的办法完成了一件“普世做法”,你说,我们能够走多远呢?       与世界接轨,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与价值理念。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在某一个相对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民为本的皇帝或者与时俱进的朝代,并不鲜见,他们采取的休养生息、关注民生的措施,一点也不比现在差多少,可后来又如何呢?       我更怀疑那些期望靠在各个领域小打小闹的“改革”来拖延,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的“有识之士们”。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觉醒,而中国人也正在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民众对自己天生的人权与民主权利,是一定会“得寸进尺”的。       如果那些忙着为民做主,引进“普世做法”的“有识之士们”,生活在唐朝、明朝或者清朝,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从善如流”而名垂青史。而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让他们成为阻挡历史进程的罪人。       当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把怨气和希望都集中在执政者身上,那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更不公平。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也并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我看来,真正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的臣民和公民们:       当民众的素质决定他们只愿意当臣民,对于任何一点施舍给他们的“民生改善”都感激涕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配享受更多的权利。       纵观历史与当今世界,几乎没有统治者会主动把“自由”和“民主”恩赐给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的臣民们。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你的房子被拆而得不到更多的补偿,不只在于血汗工厂,也不完全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甚至也不在于人民的公仆不肯公布财产,而是在于:民众没有民主权利,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绝对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与制衡,……       ——也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真正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中国才会走出真正的困境,迎来崛起与和谐并存的时代!       我想,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不因为政府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否定他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网民影响下,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措施;但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措施而忘记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       我希望,一切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终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不应该延缓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即便在政府“从善如流” 的时候,我依然嫉恶如仇,这个“恶”是体制之恶,是绝对权力之恶,是缺乏自由与民主之恶。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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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什么要选择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政治精英们思考的结果。而专制制度则是武力的结果。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批评政治制度,也不允许人们思考和讨论。专制制度是为少数独裁者的利益设计的制度。在毛时代,毛就成了神,不断地残百姓,而百姓还在被洗脑后对其顶礼模拜。     民主制度是学者们为平等的所有社会中的人设计的制度。而专制制度则是统治者们设计的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制度。     成熟的民主制度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专制制度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对现有制度的质疑和批评都被禁止,批评者受到迫害,于是人们不再批评现有的制度,人人都只能或者被迫要歌功颂德,名义是为人民服务,结果是百姓只为一人服务,成为没有自由的奴隶。即使是灾难深重,也总是自我欺骗地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不大好,好得都能上天。比方毛时代的中国。     独裁者往往口头上也说“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但这是空话。一旦真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就会被看做“敌人”而加以迫害。彭德怀的命运最能说明问题。     独裁者往往口头上也说“接受人民的监督”,但这也是空话。因为在专制国家,政府的开支都是不公开的,人民不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用这些钱干了什么事,如何监督?     民主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因为民主政府并不包办一切,而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所以,政府效率不高,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的一切工作的效率都不高。      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们往往吹嘘专制制度工作效率高,但事实却不见得如此。因为,专制政府包办一切,管理一切,这就必然使各地方,各系统,各单位难以发挥独创性。而且专制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不征求人民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所以这些政策本身往往就不合理,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有人说,专制制度即使在其他方面效率不高,但至少在处理紧急事务(例如战争)方面是高效率的。其实未必。因为专制制度必然导致腐败盛行,而腐败的政府和腐败的军队在战争中必然缺乏战斗力,清朝末年的军队就是一例。高度文明但腐败的明朝被落后但民主的满洲人征服了,是另一个实例。 2010年6月25日2:06:28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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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xujun:何不食肉糜?

如果连普世价值也没有了,是否就意味着“尊重”是终极的,没有边界的,更无原则可言?在宗教层面也许可以做到,终极解脱,反正把心眼一闭,我只管内心这个小宇宙;但要在尘世间打滚,人不能总像狗一样儒,那么他站起来的支点又在哪里? 我因此迷惑了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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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普世价值就退回到丛林法则

作者:涂子方 | 评论(0) | 标签:茅于轼, 政府, 民怨, 普世价值, 丛林法则

读了茅于轼老先生的新作:《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茅于轼老先生虽然是个大学问家,但说话写文章讲究平实通俗,从不堆砌词藻,故弄玄虚。又因讲真话而常被人故意曲解,加以攻击,但老先生却虚怀若谷,笑骂由它,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茅于轼老先生的文章我最爱读。

读了《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之后,归纳其基本观点如下: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首屈一指。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中国社会的怨气特别大,中国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

政府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历史上也只有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中国政府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茅于轼老先生认为:

民怨不完全是贫富差距造成的。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跟大陆不同,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可是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

民怨也不完全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从国际比较来看,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而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亚洲还算是好的。即使在亚洲,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国家的腐败指数都超过中国,可这些国家的民怨并没有我们这么大。

中国的民怨来自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激起了民怨。

茅于轼老先生的言说可谓一语中的。

的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在世界上并不很突出,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66我老人家有幸走过很多国家,对此深有体会。

但中国为何还是民怨鼎沸呢?这与中国政府太过强势,不受任何约束有关系。

当年“搁置争议,发展才是硬道理”变成了今天的“只讲发展不讲道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整天给老百姓肉吃,老百姓也还是要骂娘的。

骂娘还是好的。由于政府不讲理,老百姓也开始跟着越来越不讲理:4月底,5月初的几起杀童案集中发生之后,政府虽然采取了强有力的学校安保措施,但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学校之外向无辜群众下手,一次砍死砍伤多人的刀客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由此看来,不接受普世价值就退回到丛林法则,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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