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蒙   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   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道德化和异化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构成了这一主题的二元叙事结构。期间,各种主义、思想纷纷登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形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论从史出,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一主流思想带有较强的激进主义成分。从思想谱系上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普世价值的拒绝。颠覆、抛弃、拒绝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说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Tracy)。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在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逐渐从“观念科学”中脱离,进入世俗,并与政治学说(当时的自由共和主义)相联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法国大革命、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冷战、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等。本文论述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一开始将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种“唯心主义”哲学,随后又将意识形态纳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从阶级的观点,揭示精神劳动者的阶级本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为现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辩护。由此看来,马克思后期反对的不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大师,他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就更为清晰了,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形成了“道统”和“法统”的合一。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国家利益、革命成为全民最高的利益。马克思作为启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异化了。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布尔布特的“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化”是悲剧的根源。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它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科学体系,是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所说,“科学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曾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科学精神的主要元素是价值中立、经验、怀疑、逻辑自洽,它与非科学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而意识形态则像道德、美学和宗教一样,是一种价值导向的、主观的、感情化的信仰,尽管意识形态也被包装成一种理论模式,但它不具备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非科学”。   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它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导致专制,它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必须批判和消灭的“异教徒”。这与现代政治所应具备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开放、宽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识形态化   30多年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领袖毅然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模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人们经常将此后的进程描述为“经济转轨”,其实,转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的调整。就前者而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位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和伟人。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立场、观点和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实事求是”、“不争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市场和计划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按要素分配,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都显示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和继续。   当前,去“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将之与达尔文进化论并列,认为他们分别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自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做了新的阐述,最终形成了特定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据此对社会形态做了划分。在中国,“姓资”、“姓社”的划分、对公有制和国企的认识、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体制的阶级属性的认定,都反映出这种唯物史观的影响。   传统观点诠释的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单一因素、单向的决定论,即“经济决定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进也是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作为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也无法证明。   “中国模式论”的兴起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兴,它试图逆转邓小平开启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将这些主张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化”曾经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现在又成为横在我们社会转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提启蒙的主题。   回归普世价值   “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取代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辩”。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但就社会形态而言,这些差异不足以消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分。普世价值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它不因人种、国别的不同而失去意义。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对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约,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动才使得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预示着“中国价值”将会取代“启蒙价值”成为一种新的普世的典范。我近日写的《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一文中对支撑“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做了回应。我认为,这些论据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创新。“取代论”的另一方面的论据是对“启蒙价值”的解构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自欧美进入现代性社会后,这种解构和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病态”和危机,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病”是不是不可医治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不可拯救的?这些问题是因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还是转型后现代社会所遇到的新的问题?   韦伯曾用“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揭示现代社会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病”和危机的深层根源。这一对基础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现代社会远不是一个人类追求实现的“理想王国”,因而人类的这种追求并未走到终点。从理想回到现实,我们所构建的社会能够摆脱或化解基础性矛盾的存在吗?我以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常态,人们的观念、制度的构建要接受这样一组二元结构的存在。我们能做的是在二元张力中寻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二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启蒙价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国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献、权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价值”本来就是一组具有张力的二元结构。当然,在这个二元结构中,前者是更为核心、更为基础的要素。“中国模式论”则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性社会的误读或曲解,是拒绝普世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因此,“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475829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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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我们的价值观太朽腐

本人认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可简单概括为三个字:真、善、美,说白了,人类生存的总的“价值”或“意义”,全都在对于“真、善、美”全空间、全时间、全意义的整体的欲求、需求和追求之中。而如果要进一步加以概定,则须全面地回答如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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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度是怎样崛起的

这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认识构成冲击,就是认为近代的自由政体,是由无神论色彩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三次革命,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产生了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君主专制和国家主义,而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却产生了宪法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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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教授刘利华发布:”普世价值立场宣言”

     人民大学教授刘利华发布:普世价值立场宣言     基于对赋予我们人类存在形式的生命之大本大源的敬畏与感恩,基于对人类先祖先圣先哲创造并留给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遗产的崇敬与珍视,基于对人类可追溯的历史中幸福经验和灾难教训的总结,基于对生命和世界的热爱,基于对人生责任和我们活在此世的历史使命的领悟,我们明确宣布:在如何判断和选择人文意义,进而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里,我们持普世价值立场。(点击 这里 查看全文)   (一)   普世价值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不同规模的人类群体和人类整体的积极意义或积极性质;是人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生活经验,抵御并摒弃人性中潜在的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恶的可能因素,而对人的善性积极地、文化地建构的结果。像是自然界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滋养着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普世价值提供着人类精神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渗透于并滋养着人类文化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社会能人样地而不是兽样或魔样地存在与运转,使人类存在能够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而在艰难困苦的努力中,执善固执,保持着向神圣的精神境界开放和升华的可能,从而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性质。   普世价值的“普世性”首先不是一个由认可和实行它的人多或人少的量来规范的,而是由其适用于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性质决定的。那种以“没有一种价值是至今为止所有人都认可的”为反对普世价值的理由是一种诡辩。这种诡辩的症结在于,它以人的同意与不同意,偷换了对人实际上的有益与无益。   与普世价值立场相反,非普世价值立场认为,只存在适用于某种文化、某个时代、某个人类有限群体、某个种族、或某些人的积极性质,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时代、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积极意义。这种价值立场把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反映人类精神不成熟状态的将民族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将同一民族的人分为贵族和平民、主人和奴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将权力者定位为目的,将受权力驱使的群众定位为生畜、宠物、工具的历史实然,认定为理当如此,认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的尊卑不等合乎道义。显然,只有人类社会不平等状态的受益者,或至少是期待从这种不平等状态受益的人,才会支持非普世价值立场。   回望人类历史上一切人为的灾难,――从奴隶主对奴隶的血腥宰割和将他们当作牛马一样地驱使,到人类历史上以圣战的名义发动的宗教战争;从18-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落后民族、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到20世纪德、意、日法西斯以其民族至上为理由对其他民族人民的屠杀;从前苏联、东欧在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下的杀人如麻,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所谓的群众阶级斗争的民族自残、自伤元气;从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把无数无辜的生命作为达到自己狭隘目的的手段,到当今中国大陆上的为追求金钱而不惜以众多生命为惨重代价的豆腐渣工程、假药、假酒、毒奶粉;从中国层层腐败官员或权贵们肆意弄权、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玩尽花样瓜分掠夺本属于所有中国人民的国有资产,到执法部门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如结社自由、罢工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践踏与剥夺;这种种人为灾难的制造者在指导思想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奉行着非普世价值立场――把自己视为目的,而将他人视为手段。   因此,可以说非普世价值立场是社会性万恶之原,相应地普世价值提供着抵御所有上述人为灾难的道义根据。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先把普世价值荒谬地等同于“西方价值”或“美国价值”,进而以“西方人”和“美国人”曾进行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对印地安人民进行杀戮的历史事实作为拒绝和反对普世价值的论据,是何其荒唐可笑?难道有人贩卖了臭鸡蛋,就要对新鲜鸡蛋也拒吃吗?难道有窃贼偷东西得逞,法律规定的偷窃有罪就不能成立了吗?难道批判过去的“西方人”和“美国人”曾有的反普世价值丑恶行径的道义根据不恰恰是普世价值提供的道义原则吗?   从上述我们人类为之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的灾难中侥幸活在今天的我们,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免除上述各种人为灾难造成的恐惧,能生活在人性得以健康地成长的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灿烂阳光下,我们再不能盲目地受形形色色的非普世价值忽悠了。我们鲜明地宣布,在人文社会领域和生活世界,我们要以满腔的真诚和热情拥抱、坚守、捍卫普世价值立场。为了结束非普世价值立场支持的一切丑恶和落后,为了公平正义在今天的实现,更为了子孙后代拥有光明希望的明天,我们明确地宣布要与非普世价值立场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并对导致了人类无数人为灾难的非普世价值立场做坚决、彻底地清理、弃绝和批判。   到目前为止,反对普世价值立场的人的理论论证,凡略有理论深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为根据的。这样的论证不值一驳。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道义以及合乎道义到什么程度,恰恰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才能说清。一种非普世价值立场,怎么可能评价普世价值呢?就如同只摸到一条象腿的盲人,怎么可能对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呢?除非有人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比现在被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的内容更普世,马克思主义就绝对不具有否定我们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资格。第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及以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专制制度的批判,包括对资本主义早期反人道的剥削现象、金钱至上等异化现象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以能作出这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批判,恰恰是以普世价值为参照才可能。如果仅仅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恩格斯否定普世价值的原理,凭什么认定资本主义早期的种种剥削现象和拜金主义意识为不合理呢?第三,就算是马克思主义不存在前门拒绝普世价值、后门偷运普世价值的逻辑悖论,我们仅仅从非普世价值立场的实践结果――包括以劳动阶级至上这种非普世价值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带给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从普世价值立场的实践结果――如以普世价值为道义根据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国家人民享有的各种幸福,就有足够的理由质疑马克思主义否定普世价值的伪学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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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我认为中国模式论不可取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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