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14]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我从此篇文章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真相…… 用户： ztsr 发表于：2011-7-21 0:14:36 支持 (0) 反对 (0) [13]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据7月19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中国南海昨天发生暴徒袭击岛礁、劫杀渔船的恶性事件，至少造成包括2名人质在内的4人死亡，我解放军海军迅速出击数名行凶敌徒被击毙。。。 我一直希望看到是这样的新闻，都是中国的领土咋差距这么大呐 用户： aabb 发表于：2011-7-20 23:27:02 支持 (0) 反对 (0) [12]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不能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他们说那人坏，其实那人好。 用户： freeswan 发表于：2011-7-20 22:16:05 支持 (3) 反对 (0) [11]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既然说”真相”.就是起因，过程，结果。特别是发生背景。 该文没说明白。却用了大篇幅反驳西方媒体。 环球的一贯文风。只能存疑。 用户： 初平山人 发表于：2011-7-20 22:14:04 支持 (3) 反对 (0) [10]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照目前的党的治国方针，民族问题永远无解。 为我在南疆的亲属安全担忧。 幸好，目前只针对派出所、政府等机构，没有大规模针对汉族平民。 用户： PM369 发表于：2011-7-20 21:45:20 支持 (2) 反对 (0) [9]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和杨佳一样，去派出所讨个说法？ 用户： 动物庄园 发表于：2011-7-20 20:47:19 支持 (4) 反对 (1) [8]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暴徒只是袭击了派出所，而非其它平民场所，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暴徒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派出所做为袭击目标？他们开民袭击的原因和直接目的是什么？ ———————————————————– 请你到美国袭击警察局看看！你的言行，只能证明你的无耻！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7-20 19:02:46 支持 (6) 反对 (11) [7]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6]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唉，看显示出来的这几条评论的内容，直让人悲哀 用户：商羽 发表于：2011-7-20 16:44:25支持(0) 反对(0) 看来，有水军到选网来了。 用户： 云游天下 发表于：2011-7-20 17:20:45 支持 (9) 反对 (0) [6]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唉，看显示出来的这几条评论的内容，直让人悲哀 用户： 商羽 发表于：2011-7-20 16:44:25 支持 (7) 反对 (2) [5]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暴徒只是袭击了派出所，而非其它平民场所，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暴徒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派出所做为袭击目标？他们开民袭击的原因和直接目的是什么？ 用户： 商羽 发表于：2011-7-20 16:43:05 支持 (13) 反对 (0) [4]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杀中国人的人就叫“和平示威”、“不同政见”者，杀美国、西方人的人就叫“恐怖分子”、“人渣”；杀中国人的人就给予支持，杀美国人、西方人的人就要全球追杀、剿灭。这就是他妈的美国、西方强盗，这就是他妈的美国、西方强盗、霸权逻辑。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7-20 16:27:34 支持 (4) 反对 (25) [3]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对待恐怖分裂分子，应毫不手软！露头就打，让其成不了气候！！ 用户： 江一苇 发表于：2011-7-20 14:13:02 支持 (2) 反对 (22) [2]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对待分裂分子我们需要象美国一样有霸气， 用户： yqwangjy 发表于：2011-7-20 13:10:26 支持 (2) 反对 (23) [1] 回复：新疆暴力事件真相 这次武警部队行动迅速，处置果断，很好，很强大。“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纯粹污蔑，我看他们是打着人权的旗号支持恐怖分子。 用户： 峄阳山人 发表于：2011-7-20 12:23:04 支持 (7) 反对 (29) 加载中…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核心提示： 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 —— 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 —— 对 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 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 非暴力力量的动态：埃及，突尼斯和其它国家 ” 作者： Carrie O’Neil 出处：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2011 年 4 月 20 日举行的 Brown Bag 午餐演讲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 @Freeman7777     使以平民为基础的非暴力运动变得有效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平民起义会继续传遍整个中东地区吗？ 4 月 20 日，在谈判研究中心资助的一次说明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的资深顾问 Hardy Merriman 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运作之道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 2010 年底到 2011 年年初突尼斯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这种方法为何及如何能够起到作用，汉娜 ・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 “ 宣告革命到来的权力戏剧性的突然崩溃在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所作的服从，只不过是支持和同意的外在表现而已。 ” 非暴力运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发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支持和同意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性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影响力。当普通人在重点事项上系统地寻找办法，以广泛的公民不服从集中自己的优势攻击政权的弱点，那么他们就可以移转社会上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同意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与此同时也会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 ・ 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抗争。比如， 1955-56 年在美国发生的蒙哥马利公车杯葛运动对民权运动在其他城市继续开展提供了一次关键的心理胜利。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不能结束抗争，甚至因为它巨大的花费反而会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随着政权的支持支柱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政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 —— 比如那些在经济上从政权获益的人与那些与政权的各种政治制度绑在的人 —— 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 —— 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 —— 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分离，因为它们之间的 “ 熔点 ” 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阶军官同从现状中获益良多的高阶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 Merriman 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威权统治者统治的可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他们会同威权统治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威权统治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关头，威权统治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以及威权统治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威权统治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种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生性的结构因素是抗议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中政治空间的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志，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一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地缘政治环境。   Merriman 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 —— 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 —— 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Merriman 在演讲中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 ・ 艾克曼 (Peter Ackerman) 最早建构的三条战略原则：统一，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这些原则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标。他提到，如果你想快速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那么你应该问自己， “ 这场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规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   统一有三要素：   目标的统一：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组织的统一：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地方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抗议民众的统一：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话语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动员不同社会背景参与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透过借鉴共享的象征、民族主义、文化，打造出一种集体认同。 组织者们也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 ” 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 ” 的口号。比如通过这样的口号： ” 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 ” ，他们还打造了统一的埃及认同，并且吸纳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在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运动通过宣称 “ 我们都是埃及 ” 运用修辞手法夺回了埃及认同的界定权。   另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所在国家过往的非暴力行动史。过往的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在一个社会中产生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 Merriman 相信，过往的非暴力动员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这次运动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 2004-05 年在埃及的 Kefaya （ ” 够了 ” ）运动有助于转变整个国家对政权进行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 2008 年的四六运动在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之间建立了连带关系。这些抗议运动以及其它过往的非暴力动员行动都对 2011 年 1 月 25 日成功起义起到了铺垫作用。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为起义进行了周密的规划。比如，抗议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未经披露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 ( “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 ) 的 26 页的小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抗议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应付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示威在数周后就瓦解了。所以埃及抗议运动的领导层错开动员，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 —— 很多埃及人在抗议期间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 —— 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为抗议民众进行组织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并把抗议参与者内部的自组织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少暴力。   Merriman 强调，这场运动打造非暴力行动的组织文化的能力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反制抗议者暴力的行动 —— 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Hardy Merriman 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 ICNC ）的资深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吉恩 ・ 夏普所著《发动非暴力斗争： 20 世纪的实践和 21 世纪的发展》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 ， 2005 年； Maria Stephan 所编《平民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治理》 (Civilian Jihad: Nonviolent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 2010 年）；和《 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 (CANVAS Core Curriculum: A Guide to Effective Nonviolent Struggle) ， 2007 年。 Hardy Merriman 也是 Meta-Activism Project 的顾问团成员。     推荐阅读： 外交政策 ：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金融时报 ：革命蓝图 民族： 非暴力战士 —— 吉 恩 ・ 夏普 自由欧洲电台 ： 非暴力革命的输出：从东欧到中东 路透社 革命内幕： 2011 年的 解 放广场 路透社 非暴力抗议和 “ 政治柔术 ” 理性杂志 教人民 认 识权力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