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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打击网络传谣背后的微博舆论争夺战

“秦火火”、“立二拆四”两位“网络推手”被抓成为近期的一个网络热点。他们的罪名包括“诋毁雷锋形象”、“炒作郭美美事件”、“攻击张海迪”、“造谣李双江儿子非亲生”等。 从2009年河南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披露当地政府违规征地被“跨省”抓捕,到重庆的村官任建宇因转发“负面微博”被劳教,地方政府因为在互联网发布信息而抓人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这次“秦火火”事件与以往不太一样。之前“因贴获罪”的案件中,地方政府一般会尽量避免引起媒体以及公众的注意,某些地方的宣传部门甚至不惜连夜进京、紧急公关,要求撤掉相关稿件。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往往会扭转事件的走向。 例如王帅案,该案经《中国青年报》报道之后受到网络舆论普遍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最终释放王帅,向他道歉,并支付国家赔偿783.93元。 而另一个和王帅一样发贴举报征地问题的人——吴保全,命运就不幸得多了。今天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2007年下半年,原籍鄂尔多斯,居住在青岛的吴保全在网上发帖,揭发鄂尔多斯市为建设康巴什新区(即后来被称作“鬼城”者)违规征地。他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当地政府之所以敢于对吴保全下如此“狠手”,就是因为这一事件没有引起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关注,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舆论压力。 本次“贴案”则与以往相反,官方媒体主动展开宣传攻势,报纸、电视、广播多管齐下。《京华时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相继发布报道或评论,揭露网络谣言的危害。 此次官媒之所以敢于大面积宣传这一拘捕事件,与“打击对象”的特殊性有关。前述的王帅、吴保全、任建宇等案件中,当事人发贴的内容往往直接指向政府,批评政府的种种问题。如果对其实施惩罚,难逃“打击报复”嫌疑。而这次被抓的两个人则不同,新华网的稿件引用“立二拆四”的话称,他们造谣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和赚钱。况且二人也确实有过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这更增强了对其打击的合法性。 然而此次打击行动的矛头似乎并非仅仅指向“秦火火”、“立二拆四”等几个边缘人物。中央电视台于8月22日播出的评论《盯住“秦火火”们背后的大谣》称:“秦火火本来名不见经传,所炮制的谣言只在小圈子之内传播……没有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谣言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些大V不负责任,已经沦为‘大谣’,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是合谋。清理谣言的生存土壤,除了依法严惩造谣者之外,也不能放过那些恶意传谣的‘大谣’们。”当天的《新闻联播》在谴责不负责任的“大谣”时,画面上还出现了“青年导师”李开复的微博主页。《京华时报》更有一篇文章称“个别大V充当秦火火帮凶,已进入警方视线”。而自由派大V之一、天使投资人薛蛮子8月23日以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拘捕,虽然不能证明是当局为加强网络管控而采取的一个措施,但因其时间的巧合,以及官媒不同寻常的高调报道,而引起网友们的纷纷猜测。据《北京晨报》报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曾发微博称:“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此条微博后被删除)。 学者宋石男转发知名网友“北风”的一篇微博说:“当局要整肃网络……目标对准炒作成性且颇不被自由派受落(认同)的秦火火也顺理成章,但应看到当局的目标是压缩民众的言论空间,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网络虚假信息。” 和现实中党宣机器能轻易地控制传统媒体舆论不同,在微博这一舆论阵地,由于其松散无序和个人化的内在特征,官方宣传机器尚未能有效占领,虽然根据今年7月30日发布的《2013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报系统已经大量开设微博账号,新浪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官方微博账号总数就已超7.9万,发博总数超过6000万条,数量不可谓不大。 然而面对这片新大陆,“微博国家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山西汾阳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曾经转发过一条“歌颂”八路军抗日功绩的微博,称八路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在仅有2587人的情况下,仅靠手榴弹、步枪,于汾阳县王家社、麻峪口设伏,全歼日军第500/2军团全部194250余人。缴获裕仁号战斗机八架,52AV重机枪360挺,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署名沙梓新)。其实这是一篇网友杜撰的恶搞段子,文中的“194250”、“52AV”、“沙梓新”分别暗指“你就是二百五”、“我爱AV”和“傻子信”。得知被愚弄后,汾阳公安不得不发微博向网友致歉。 公信力的流失也让“微博国家队”处境艰难。今年4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发微博号召公众捐款支援灾区,得到的网友回复却是一连串的“滚”、“捐你妹”等字样和拇指向下的表情。其实网友的“爱国热情”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低下”。2008年汶川地震后,饮料商王老吉捐款一个亿,网友甚至喊出了“王老吉一个亿,国人给你喝回来”的口号(“立二拆四”宣称这也是他的“作品”)。5年之后的今天,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红会”的信誉一落千丈,当年因捐款一元饱受诟病的王石,如今更像一个先知。 在“抢滩”微博舆论阵地不利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传统宣传体系进行“远程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次“秦火火”事件仍然采用了传统的运作模式:先从小人物突破,通过“诋毁雷锋”等指控上升到道德层面,进而引申到寻找“幕后黑手”,这一系列运作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不过,这一套历来顺风顺水的操作手法在微博上还是遭到了抵抗。“秦火火”的罪名之一是诋毁雷锋,称雷锋购买皮夹克、手表等奢侈品。有网友迅速发布了新华网一篇文章的截屏,该文章称,雷锋在鞍钢工作期间经常参加舞会,并且为了“穿得精神点”,花几十元购买了二手的皮夹克、手表、皮箱等物品。更有网友发布照片,证明雷锋的这些物品至今仍陈列在沈阳、北京等地的博物馆。还有网友戏称央视所说的“大谣”就是房地产商任志强。理由是雷锋和任志强有仇,“因为当年雷锋斗过任志强,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微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适合解构和恶搞,不适合附和与歌颂。140个字难以完整地阐述一个论点,却足以表达感情。碎片化的表达也不利于理性地探讨严肃的话题,更多的是一个表达快餐化观点的乐园。如果你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件事,就有可能被忽略,这是微博生态系统的游戏规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严肃的学者并不使用微博。公众之所以把微博作为讨论政治的场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媒体在严格的管控下难以充当对话平台的角色。如果传统媒体能够更加开放,让各个派别的声音得以自由、理性地对话(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微博就可以回归它记录生活、传播八卦的本来功能。如果仅仅靠压制,也许能一时起效,但是微博的天然特性不会改变,“关公战秦琼”的局面也就不会结束。 不过,由于官方拥有各种垄断资源和话语权,其利用微博的能力和影响也不容小觎。此次长达五天的对薄熙来的庭审便是一例。这次前所未有的独家庭审微博直播吸引了广大海内外网民的眼球,不仅让济南中院的新浪微博粉丝数一下子跃升了数十万,而且也让官方收获了不少好评,堪称高招。特别是庭审最后一天公布出来的薄家三角恋情更是成为当天街头巷尾津津热道的八卦话题,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背后的政治就暗渡陈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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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凭良心发微博 不认识网络推手

李开复(资料图) 前晚某电视新闻节目中一段只有四五秒的镜头,让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过去两天成为网友关注的对象:镜头引用的是李开复的微博主页,播出的文字是讨论大V不经核实转发与网络谣言扩散的关系。李开复尚未对上述节目作出直接回应。不过,他先后发表微博称其“凭良心发微博,转微博”,“不认识(网络)推手、策划”,并建议有关部门“用大数据技术抓造谣传谣者”。 电视画面引网友猜测 这段电视新闻由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被刑拘事件,延伸到对网络谣言产生过程的关注。此前,北京警方根据群众举报,“一举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 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主要成员就是秦火火、立二拆四等。 节目介绍了秦火火等人炒作网络事件的简要案例,进而讨论了网络推手制造网络事件与大V的关系,提到“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散布和转发的还有大量是实名认证、具有数量众多粉丝的大V,这些人不经信息核实的转发加剧了谣言传播,谣言的副作用被数倍放大”,并配有某大V主页截图。 尽管画面拍得并不完整,但根据里面的部分 照片 和文字,不少网友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李开复的微博主页。比如,网友@董路就曾在微博中说,“虽然只露了半张脸,我觉得是@李开复,你们同意吗?”也许是巧合,在昨日《北京晚报》有关网络推手的报道中,一位推手也提到了李开复,称“针对不同的项目,我们也得找合适的人……我不可能找薛蛮子来发 化妆品 的信息,找李开复来发汽车类的项目,对吧?” 自称其微博“不会有问题” 截至昨日23时,李开复的微博粉丝数量已超过5139万,累计发送微博13413条。李开复尚未对上述电视新闻节目做出直接回应,也未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 不过,就在前晚上述电视新闻播出不久,李开复曾发出过一条疑似回应的微博,称“我深信传播正能量的重要性,我认为批评才会带来进步,我坚持就事论事不站队;我同意影响力越大责任越大,我反对造谣乱扣帽子”。 随后,李开复建议“用大数据技术抓造谣传谣者”。他在微博中写道,“建议有关单位请网站恢复所有被删除的微博和转发,用过去举报证实的谣言和有关单位认为最严重的谣言为种子,寻找打造大数据谣言集,然后去分析转发途径、僵尸账号,公正评估出最大造谣者、最大推手策划、最大传谣者。”李开复还表示,“我愿意参加这样一项技术工作”。 此外,李开复昨日上午还就此发表过两条相关微博,称“有网友问我的账号评估结果如何?我的回答:我凭良心发微博,转微博,不怕恢复数据,不认识这些(网络)推手、策划,当然不会有问题。”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NN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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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徐达内:后院起火

中国司法残余的公信力在过去这个周末再遭重创。一因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所遇举报,二是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王雪梅因对现状感到失望而宣布辞职。 如果再给崔代院长一次机会,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在总结上海法官集体嫖娼风波时说出“这一事件…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时,随着上海最高领导韩正那句“虽然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却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围观者已经渐渐散去。但在多家市场化媒体发掘出上海高院通稿中对“敌对势力”的指控后,崔亚东引火烧身,不仅是外地市场化媒体和微博意见领袖群起攻之,更重要的是,一份由其在贵州省公安厅任职时70名下属集体署名的贪腐举报乘虚而入,令这位副部级官员腹背受敌。因为“一言不慎”,导致反感者落井下石、穷追猛打,崔副院长今时际遇,像是要重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或者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的覆辙。 这不,网络流传举报信的落款时间是今年6月15日,但在“敌对势力”说爆出之前,少人知晓。上周五早晨,是之前已发微博举报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的@记者刘虎把握住了舆论战心理,贴出了显然早已在他手中的这封信。举报者列有16条内容,指控崔亚东在贵州任上时借机关商品房开发项目谋求不正当利益、庇护亲属垄断经商、超标用车等,其中,“每年拿走6吨茅台酒”的说法,更是让人咋舌。再加上附上了70个血手印,以及两处“不实删掉了”的标记,举报内容瞬时获得普遍信任。至于一年前就曾经因为贵阳小河案即黎庆洪团伙涉黑案而写出《敦促中共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贵州省公安厅长崔亚东引咎辞职书》的周泽律师,笑声简直是要冲出电脑屏幕:“借用‘打黑’中的‘黑打’报道范式:崔亚东被公开举报后,贵州当地干部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应该说,在罗昌平针对刘铁男的实名举报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后,不仅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越来越乐于共襄盛事,中国媒体也受到了激励,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在转发此类指控时不再那么谨言慎行。所以,尽管@记者刘虎的微博内容迅速遭遇删除,这位新快报记者的账号此后更被注销,但自有@网易新闻客户端、@财新网、@羊城晚报等媒体账号接力转发,甚至,代表新浪官方的@头条新闻也在午后与“微博小秘书”背道而驰,描述了对崔亚东的举报。 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稍晚,以转摘@头条新闻的方式,文汇报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加入报道——要知道,虽然文汇报并非市委机关报,但这份老牌报纸的地位也相当于上海的光明日报,是受本地宣传官员严密控制的喉舌媒体。 这样边删边发的追逐景象,让一些围观者已经在幻想“上海高院里有一盘大棋”。尽管到了周五晚间,崔亚东已经成了敏感词,举报内容在微博上几无容身之地。但次日也还是有一些管控较松的低级别报纸,比如潍坊晚报等,刊出了这则《70名前下属举报上海高官》的消息。 新京报树大招风,没能把崔亚东话题从微博传闻变成白纸黑字,但是,《质疑鉴定,王雪梅退出法医学会》的标题,总算被放在了昨日头版上。 王雪梅的声明周六上午通过@马跃妈妈——实名认证为中国化工报记者孟朝红——这个微博账号放出。根据新京报概括,“‘辞职视频’中,王雪梅表示,自己对中国法医现状感到失望,“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退出”。同时,她提及自己退出中国法医学会,与该学会早年出具的一份司法鉴定有关。据了解,2010年8月23日,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触电身亡。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辞职视频’中,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作为中国法医学会现任的副会长是零容忍的’。王雪梅称,根据马跃母亲孟朝红提供的事发当日马跃遗体照片,她同意电击致死的结论。但死者下颌一3厘米伤口特征显示,死者生前曾受到一次不致死的电击,致其重心不稳坠落轨道,再次遭电击、死亡。所以,死者的伤口应为生前伤”。 报道中,还有孟朝红本人的补充说明:“事发后,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称儿子的伤口是坠落轨道后,形成的‘挫裂伤’。但结论并未解释儿子掉入轨道的原因。在儿子去世后一年,她找到王雪梅。王雪梅在看了现场勘查照片和相关鉴定结论后,当即对所供职的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质疑,并多次呼吁有关部门能重启马跃案调查,对有关疑点作出解释。孟朝红说,如果王雪梅的结论成立,儿子的死就是地铁方面的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地铁方应对儿子的死承担责任。8月9日,她再次找到王雪梅,希望她出具专家意见,王欣然应允。但是没想到,王雪梅发布了辞职声明”。 在新浪凤凰等门户网站的扩散下,对崔亚东仍耿耿于怀的人们,转为唏嘘于王雪梅的“出污泥而不染”。多家都市报今晨跟进,转载新京报和京华时报昨日相关报道,都市快报还特意用副题摘录了王雪梅早前另一段语录:“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利用我王雪梅说他们想说的谎话、做他们想做的坏事,因为我是一个为亡灵尽忠、替天行道的职业法医”。 新京报带头发表评论《王雪梅事件拷问法医行业公信力》,并获凤凰网首页推荐:“平心而论,王雪梅退出法医学会,是个体选择,可她宁肯从厚重光环中抽身,甚至同法医学会乃至行业决裂,如此决绝的姿态,难免引发浮想联翩:这是因个人太偏执,还是法医行业生态蒙垢?王雪梅的质疑,在专业层面是有理有据,还是带有成见?…某种程度上,她的退出,也是对法医行业秩序与伦理的一种曲线叩问。现当下,‘马跃案’已开审。在王雪梅事件激起不小的舆论波澜之际,不妨在独立公正的前提下,重启对‘马跃案’的鉴定程序,并以此为钥匙,打开两起‘悬案’的大门。这样,中国法医学会能以此为契机自证清白,也能对王雪梅事件有个交代”。 相较新京报这份“平心而论”,其它媒体已经止不住地在鞭笞“和光同尘”、赞美“不愿苟且”。 北京青年报和广州日报同刊舒圣祥作品《法医退会扞卫底线,是气节更是担当》,并获新浪推荐:“王雪梅法医如此毅然决然地既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又退出中国法医队伍,足以体现她作为业内专家对当前法医队伍现状的绝望——‘极其荒谬、虚假’的鉴定结论背后,对应的很可能就是丧尽天良的冤假错案…王雪梅无疑是一枚被‘驱逐’出来的‘良币’…我们要向王雪梅致敬,不仅因为她长期以来个人的职业坚守。更因为她对行业黑幕勇敢地自曝,以及对行业底线誓死地扞卫。她让我们看到‘良心’二字应怎么写,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敬畏生命’,让我们知道法医‘为亡者尽忠’如此感动中国”。 长江日报发表社评《坚守职业良知何成壮士悲歌》:“至少,有王雪梅这样的人存在,让我们看到职业自尊、一种做人的自尊,在这些人身上存在。但我们更希望的是,王雪梅们不必以牺牲者的姿态坚守个人底线,而是真正生存于一个有共同底线的职业环境中,有条件和能力把自己的职业向更深远的地方引领,开始更高远的追求”。 重庆时报评论员时言平在《法医辞职与底线守护》中感叹:“也许,你无法抗拒卑劣和粗鄙,但你可以坚守底线做好自己,这正是首席女法医王雪梅辞职行为及其声明传递的价值和意义。无法抵抗恶,但你有选择不做恶、不苟且、不帮凶的自由,这样的抵抗方式表面上看上去消极,但它终究也是一种抵抗。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是对信仰的忠诚,是价值的笃定”。 此外,还有华西都市报《向王雪梅致敬就是要扞卫职业底线》、燕赵都市报《一个真相,不只为了说服王雪梅》、成都商报《社会需要有价值追求的精英》… 媒体同行的一边倒,环球时报早已预料到。眼见“网络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其辞职进行力挺,一些意见领袖也对她赞誉有加”,这家报纸由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王传宝发表《个案失真不能上升为整体不公》,并获新浪重点展示。 文中,作者强调“不能夸大问题,也不应以偏概全”:“王雪梅的退出是一种姿态,但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对于她的退出,我们的目光不能被网络部分舆论左右,引向一种方向:通过对个人选择的支持,隐性地将矛头指向现有制度的‘无可救药’。就司法公正来说,现实并非这样‘糟糕’,且不说有关部门近期大力、高频出台的各种措施,就是不断出现的冤假错案的校正,我们也可从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努力和成绩。如果仅盯着问题,并刻意渲染,那看到的只能是姿态各异的浓云;如果换一个视角,我们则可以看到透过浓云射出的顽强正义的光芒…对王雪梅的退出,就笔者个人来说,尊重其选择,并表示敬意。笔者更愿意将王雪梅的姿态,理解成一种引爆舆论关注焦点案件的积极行为,并借此还原案件真相。笔者希望能够看到这一结果,尽管并不赞成这种悲情的个性化方式”。 在中国媒体能够刊登的王雪梅语录中,有一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印成白纸黑字——2012年9月,她曾经针对薄谷开来所涉英国商人海伍德命案一事发表博客,声称“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海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根据王雪梅的说法,她并不怀疑薄熙来之妻有杀人动机、预谋和行为,但怀疑被检方指控用来毒杀海伍德的氰化物并未能真的致命。 巧就巧在,就是在昨天下午,那桩中国人最关注的政治事件有了新消息。16时整,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用新开设的官方微博账号发布公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3年8月22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借由新华社紧跟其后的正式电稿,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网均是第一时间将这则消息推向首页顶端。虽然全文只有不足百字,但已经足够好事者依据三项罪名开设地下赌局:会判15年?20年? 在@济南中院页面跟帖中,得以通过的评论几乎全是“支持党中央”、“薄熙来案的审理,再次证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无论其职务多高,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式的喝彩声——这些明显摘抄自早前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的句子,正在为本周四的开审保驾护航。 要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此前,已经有海伍德家人索赔至少3000万元人民币和央视前主持人姜丰代为看守薄熙来在法国别墅的消息,从外媒传入微博论坛。另一边,左派记者宋阳标8月4日被警方扣留,坊间分析亦与其微博挺薄激烈言论相关。 今晨报纸多有以“薄熙来案22日济南公开审理”作为头版重点者,人民日报放在了四版中下部。在几乎所有纸媒都放弃评论时,总有几家门户网站不愿放过这吸引眼球的大好机会。 搜狐重推在7月25日检方提起公诉之时即已发表的《薄熙来案检讨:反市场经济只能走进死胡同》,重申“更值得深研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中国市场经济前行20年后,在鼓励民营、私营企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共识的前提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个直辖市中,还能生成出戏剧化的这一幕”;腾讯虽然没能将《不该对薄熙来心存幻想》的专题一直保留在首页,但对“贪腐滥权官员该得到的是唾弃,这种大是大非不可动摇”的立场坚持,总还是未被删除。 对民间挺薄者最直接的劝诫,来自凤凰网,并且截至午前一直都在首页。从反问式标题开始,这篇《薄熙来是“英雄”吗?》就是在否定:“薄熙来出事后,有人欢呼恶有恶报,也有人惋惜,觉得他毕竟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人。他是为人民谋幸福吗?薄熙来搞‘五个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建筑物新而气派,居民住房条件有显着改善。重庆这几年大兴大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显然,以重庆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规模,远远支撑不了薄熙来的雄心壮志。于是,建设“五个重庆”,就只能大举借债,竭泽而渔。这就相当于把几代重庆人的钱,放在薄熙来任上的几年中全部花光。这样爆发式发展带来的后果,将逐渐为现在、尤其是后来的重庆人所感受到,这也正如今日之大连的“还钱财政”…他是代表工人、农民、市民,打击‘新兴资产阶级’,为人民分好蛋糕、实现均富吗?…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共同富裕,鼓动民粹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是杀鸡取卵,是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在实际运作中变形为‘黑打’,变成对私营企业的劫掠,影响所及,加剧了企业家向海外移民的趋势。一些私营企业的非法收入,需要依法治理,但不是搞得企业界人人自危、鸡飞蛋打。那不是分蛋糕,而是砸烂蛋糕店,是赤贫闹革命,是痞子运动。他抓治安、惩治犯罪,社会秩序大为好转,让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法家的严刑峻法,收效快,但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大。还是问问那些因为发了几条微博就被劳教的公民吧,他们会告诉你街头的整齐划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不要说依法监督政府的权利…一个政治家,与新闻界、知识界和法律界为敌,恐怕是与历史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他是‘红二代’,唱传讲读,特别是唱红歌,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全城争发红段子、排场浩荡的红歌大会,这种形式主义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是否浪费公帑,就不用讨论了吧。实际上,运动式铺天盖地的‘唱红’,唤起了过来人温馨也夹杂着恐怖的记忆。‘红歌’中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牺牲,不也链接着‘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派的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吗?” 这样四大段质问之后,凤凰网由作者大江风流回答“比他更严重的贪官还有啊,为什么偏对他兴师问罪”之问:“对他的经济犯罪,济南法院自会依法斟酌量刑。他跟一般的贪官、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掌握的公权,特别是王立军的警力为看家护院,生杀予夺,予取予求。他以为人民做实事的面貌出现,一旦窃取了更大权力,将有可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黑帮化,为所欲为,祸害更烈。由于薄在重庆一手遮天,公众对他的认知和他的实际为人和为政,信息不对称。今天一些底层人士在网上和私下场合,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不妨给予深切的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存在诸多烦恼和困窘,把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信任,对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所托非人。薄看到了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开错了药方,更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阶梯…薄的问题处理完,党和政府还要花更大的精力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不能给底层民众以生活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难免还会有野心家借题发挥,兴风作浪”。 “济南中院的审理即将开始,对于曾在薄王淫威下受屈的公民来说,对于关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的人们来说,噩梦已经过去,坚冰正在融化”——结语里,凤凰网像是在安抚那些正在担心“反宪政”潮流演变成新一轮“唱红打黑”的人们。 对中国司法者来说,这真是千钧重担。近两三年以来,以律师为先锋的异议者,已经将微博武器运用得出神入化,令公检法机关时时陷于“舆论审判”压力之中,唐慧案、曾成杰案、李天一案,以及最新的陈宝成案,更是俨然构成了一幅“墙倒众人推”的景象。崔亚东的“后院起火”,王雪梅的“深喉反戈”,不啻于雪上加霜,从阵营内部向岌岌可危的司法公信力再予重击。 只不过,当政治问题也常常需要转化为法庭上的技术问题时,中国的法官们无路可走,恐怕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这堵最后的围墙。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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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内 | 上海滩复仇记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被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是市场化媒体热门头条。在同行们只能局限于新华社电稿的环境下,京华时报因为补充罪证细节——“超过9公斤的金条和25只罕见的钻石”,获得今晨门户首页标题热推。 黄浦江畔,新闻晨报在《中纪委:刘铁男被双开》和《新华时评:为实名举报撑起“安全伞”》这两则稿件的近旁,安排呈现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撤免市高院违纪违法法官》和《上海法院开展集中教育专项整顿活动:对任何违法违纪“零容忍”》——前一天,本地最高领导韩正疾言厉色,痛斥市高院几名公职人员“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 通稿中的“法官违纪违法案件”,出了上海,就可以被直接称为“法官集体嫖娼”了。既然刘铁男被媒体人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已成反腐佳话,那么,在这起同样引发全国瞩目的网络爆料事件中,势必也隐藏着丰富而曲折的世道人心。昨天,搜狐独家稿件《专访上海买春案爆料人:法官的地下世界》,就因此而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故事。 “半年以来,老陈如同一个幽灵,跟随着上海法官,出入各大酒楼、歌厅以及豪华会所,记录下一段段灯火酒绿的隐秘生活。他守候在会所的大门外,蹑足于宾馆的走廊中,等待‘致命一击’的证据出现。为了取证,他穷尽所能:假装随从,核对账单;购买装置,秘拍偷欢;他甚至做过一个详细计划——混进‘二奶’的房间,安上秘密摄像头……8月初,他完成最后一击。他上传了一段8分钟视频,曝光法官集体买春。8月6日,上海方面发布调查结果,涉事法官落马。这位因觉官司蒙冤,反复申诉无果的上海人,完成了一场‘非典型式复仇’。然而比起事件本身,复仇方式背后的荒谬与尴尬,更值得我们反思”——以此开篇,稿件记录了这位自称资产上亿、拥有上海滩第一批洋房和奔驰车的的快捷酒店老板,如何在上访之路中幡然醒悟,改以非正常的方式进行复仇:“打官司我栽了,他们这一拳打得我晕头转向,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狠踢一脚,一脚把他踢死!”。 像《基督山伯爵》里的故事,也像黑社会影片中的桥段。本周以来,他“整整一年跟踪调查”的艰苦卓绝,早就人尽皆知,其中尤以下列点评最为流行:“‘上海法官嫖娼’足见上海风格。欣赏原告: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制;第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假如每个吃冤枉官司的百姓都这样,中国就是天堂”。 搜狐这篇稿件也引用了这种赞美——“有人评价老陈具备典型的‘上海人特点’——思维缜密、耐心细致、隐忍数月、出手刁钻”,以及一位上海出租车司机的钦佩——“厉害伐?爆料这个人,是上海人的英雄,上访户的楷模,把这些毒瘤给铲除了”,并且,就由他本人“得意地炫耀自己逻辑严密、计划完美、耐心毅力十足”:“他向记者展示的设备的确堪比侦探。其中,一款眼镜式偷拍装置,是老陈的最爱。隐蔽的摄像头藏在棕色镜架边框上。带上眼镜,所见画面便可秘密摄录。在给仇家‘致命一击’时,他用的就是这款特殊的眼镜……8月2日,老陈注册微博,发布视频,并让朋友帮忙转发。至于为何在向纪委举报后还要在微博发布,老陈不愿回应,‘这个你别管,我自然要等合适时机’……爆料之后,老陈试图回归正常的生活。他每日和朋友聚会喝酒、打有彩头的纸牌,同时关注事件进展,等待‘仇人垮台’……也有打电话过来威胁的,让他‘不要再闹’。老陈冷笑回应‘你放马过来’。他暗示他有黑道背景,自称手下养了好多‘流氓’,‘就是那种人高马大的,专门打架的’。回答威胁电话时,他语气狠辣,不见一丝妥协”。 下面一段情节之戏剧性,即便是写过《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的作家孔二狗都在微博上惊叹不已:“4月6日,赵明华参加岳父追悼会。老陈在马路对面买了一个花圈就进去了。他站在赵明华身后5米处,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他足足看了赵明华半个小时,但后者丝毫没有察觉,‘可怕吧?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这等精彩的上海滩复仇记,令搜狐的竞争对手们也忍不住费尽心思绕道转载,今晨各地都市报更是争相摘用。新京报的《“侦探式维权”难复制,要以法治维护公平》也正是为此而写。 首先当然也是不吝赞美:“老陈的绝地反击,也以一种彻底的态度对公权力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些看似常常沉默的民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笃定地审视着公权力,并随时为其权力失范行为‘立此存照’……潜藏于‘侦探式维权’背后民众的坚持,极有可能迅速发酵、蔓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指针……这样的做法,与民主监督殊途同归。或者说,本来就是一种民主监督。眼下,‘人人都有摄像机’的现状,也正在制造着这样一个压力环境”。 接下来是担忧:“不过,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效仿、复制‘侦探式维权’,这样的成功也不可持续。一方面,‘侦探式维权’显然是一个技术活儿,存在一定‘门槛’,一般人很难如法炮制,甚至有可能因为过度介入私域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民众,未必都能够有老陈那样的勇气,在不公的挤压下变身侦探。可见,公权力还是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让普通民众通过正常的法治渠道来纾解不平、寻求正义,而且过程不要那么艰辛……很多人或许佩服老陈的个人英雄主义,可是,这样高难度的维权动作本身就是法治的尴尬,而法治社会就是用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让普通民众不必费尽心机,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主张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被门户同步推荐的还有新京报另一篇评论,《刘铁男“被双开”关键在“民举”》。作者陶短房的引子虽然是刘铁男,但究其全文,亦是有双重感慨:“刘铁男案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顺利地戳破蒙在真相上的层层伪装,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固然重要,但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的公开实名举报,无疑是关键点、转折点。和纪检部门、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相比,民间监督固然有专业性欠佳、准确性差等缺陷,却更有许多前者所不能及的先天优势:如可从细微处、日常入手,在看似无破绽的地方发现破绽;如可长期跟踪、持续观察,打‘持久战’;又如民间监督者、举报者往往就是被监督、被举报者身边司空见惯之人,警惕性容易放松,观察到关键线索的概率更大……惟有证据确凿的实名举报都能‘有下文’、‘有说法’,实名举报人的安全、利益有保障,更多的人才敢于、才愿意勇敢地挺身而出,才肯在惩办贪腐方面放心大胆地与‘官’合作”。 不过,亦正如那篇搜狐稿件中所言,坊间亦有批评老陈“偷拍隐私,行事下作”的声音。21世纪经济报道前天更曾引述“权威部门人士”的说法,称这位爆料者若确实是以谎称法院系统人士的名义套取了衡山度假村监控录像,“可能将面临招摇撞骗罪的刑事指控”。 此言一出,反驳者众。还是新京报即发表法律工作者林南福之分析《法官嫖娼爆料人不构成招摇撞骗》,将对方喻为“吹口哨者”,强调与其说“在冒充法官”,不如说是“虚构了同行者的身份骗取了录像保有者的信任”,因此,“不应被认定为犯罪,还应受到相关部门的保护”。 成都商报更允许作者秦淮川抱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警察抓捕疑犯时习惯于‘撒谎’,算不算招摇撞骗?日前媒体披露了吴虹飞被抓时的一个细节。吴虹飞称:7月22号快中午的时候,那时我正在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有人敲门喊:‘王晓燕!’我说王晓燕搬走了(我是与人合租的)。门外的人说:‘我们是快递,你开下门。’我说:‘我不开。网上说了,不能给快递开门,进来会杀人。’门外说:‘快开门!……我们是警察!’……按吴虹飞讲述的这个过程,警察自称快递员算不算招摇撞骗?” 于是,在有了“侦探式反腐”过程详细描述后,对民间反腐举报方式的观感,成为多家媒体论述重点。@人民日报昨天即在晚安帖中写道:“从刘铁男的落马,到上海招嫖法官被查处,微博举报彰显威力,也引发思考:如果没有网络曝光,这些蛀虫还要潜伏多久?如果监督渠道足够畅通,又何必如此斗智斗勇?网络只能管个案,制度才能管长远。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别无选择”。 今晨,又有中国青年报郑重其事,提出《“揭私”反腐是否会将法治引向歧途》之问:“上海法官‘集体招嫖’案,给舆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人们对司法官员腐败的贬斥之余,也勾连起类似‘侦探式反腐’权利冲突的法治争辩。爆料人如同幽灵般跟随法官,记录下一段段灯红酒绿的隐秘生活,这样的反腐方式是否妥当?偷拍是否涉嫌侵犯隐私权?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折射出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权益选择”。 作者傅达林承认,法律人士的“隐私权”风险提示并非杞人忧天,“网民无论基于什么目的的监督,其手段总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只不过,“在反腐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监督权的公共价值衡量,明显超越了隐私权,此时对官员隐私的强调无疑显得不合时宜,且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声讨”。于是,他要提出“均衡之道”:“在成熟的公民理性范畴内,合乎法治化的网络监督路径,应是官方举报渠道优先,私自曝光监督应恪守注意义务,以不伤及无辜和不造成不必要的权利损害为原则。当前,由于一些官方举报监督渠道受阻,使得公民更相信网络,更愿意寻求网络曝光的私力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把事情闹大’的监督方式虽然手段上存在风险,却容易引起反腐部门的有力查处。改变这种现状,显然有待于反腐部门‘正人先正己’,做好公民监督的权利保障工作,将网络私自曝光式的监督吸引到正常的法治渠道中来,以实现各方权利冲突的安顿与平衡。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继续回避对官员隐私权的界定,究竟哪些属于官员的纯个人隐私,哪些属于与职务廉洁性相关的部分,这种界限立法或许难以一时作出清晰的标识,但在民事诉讼的个案中,司法机关可以探寻、发现其中的‘奥妙’,以形成指导性的判定规则,最终确立起官员隐私权的限度与公众监督的边界”。 这种兼顾法治与现实的“均衡之道”,大体符合这份团中央机关报的一贯立场,该报此前所刊《私自监控法官算不算侵犯隐私》、《禁止传播监控视频,该不该》大致也是此意,即“在保护公民隐私的前提下,为了网络反腐和公众监督的需要,可以考虑将官员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排除在隐私权之外”。 在今天发表的另一篇《别让微博成举报人的“救命稻草”》中,中国青年报更是由作者王学进发出了对残酷现实的控诉:“8月4日,山西‘房媳’事件爆料人高勤荣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下了一篇名为《再次呼吁》的博文,同时将之作为自己的遗书。遗书写得很沉痛,其本意与其此前两次发微博求救一样,希望得到网友的声援,从而实现保护自己及家人人身安全的愿望……从我读过的有关高勤荣的反腐报道中获知,他并没少向当地警方求救,但收效甚微。可以说,当地警方在履行保护举报人的职责上没多大作为,或者说不作为。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他才选择微博求救”。 这份对《举报人保护法》的吁求,得到了广州日报的响应。在头条评论《保护举报人,法律必须站出来》中,除了高勤荣的“遗书”外,李龙还提及报道“海南校长开房事件”的记者杨琼文因受当地政府官员压力和威胁不得不离开就职单位之事,痛陈反腐情势之严峻:“与死亡威胁的公开打击报复相比,隐性的打击报复更令人害怕。公开的打击报复,虽然暂时还做不到防患于未然,假如对举报人造成实质伤害的话,至少还有法律兜底,将凶手绳之以法,而隐性的打击报复,‘苦主’欲伸张权益就困难多了。隐性打击报复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踏雪无痕,举报人明知遭到了打击报复,也难以找到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像杨琼文被迫离职,是当地官方层层施压的结果,不可能找出幕后主使”。 不知道《知名爆料人周禄宝苏州被刑拘》的消息,会不会也被视作“打击报复”。南方都市报今天跟进报道此事:“周禄宝的女朋友陈女士称,周禄宝被刑拘后,包括她在内的周禄宝的许多朋友均被警方约谈,他们被告知,周禄宝此前对一桩被江苏昆山市公安局刑拘一个月后无罪释放的处罚不满,提请申请国家赔偿遭拒,遂向苏州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发邮件,大意为‘如得不到赔偿就要去闯美国领事馆’。周被控‘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即来源于此”。 当然,不论是上海那几位“集体招嫖”的法官,还是刘铁男,毕竟都已落马,要支持那些举报者,最好的办法还是乘胜追击。继续感叹司法公信力之损是最常见的方向,连北京日报今天都在悲叹《如此法官岂有公正可言》;青年时报和北京青年报都在追击招嫖买单者,《上海建工1.78亿招待费都招待了谁》和《从上海建工开刀,全面稽查业务招待费》分获新浪凤凰重点推荐;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上海本地的新民周刊又分别带来了“上海法官嫖娼案牵出司法掮客一律师被带走调查”、“业内人士揭法官业‘潜规则’:好处费可达20万”的消息,广获转发。 至于前国家能源局长的身后事,是钱江晚报由评论员刘雪松不依不饶,提醒各位《别忘了为刘铁男“辟谣”的那谁》。 相关日志 2013/08/14 — 乾隆怎么处理“越级上访” 2013/08/13 — 《纽约时报》法官的致命诱惑 2013/08/13 — 更多姜丰夫妇内幕披露:在英拥大批产业 2013/08/13 — 上海被情妇举报副区长高调出镜 2013/08/12 — 蒲汇塘渔夫:英国药商马失前蹄,大陆医界生财破相 2013/0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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