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特使戴维斯星期四(1月30日)抵达东京，会见日本高级官员。美国呼吁日本和其他邻国，放下分歧，致力于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在戴维斯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之前，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上个星期刚刚访问了这三个国家。 美国官员呼吁重启六方会谈。中、日、韩三国是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不过，最近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出现紧张。戴维斯早些时候在中国表示，希望各国解决分歧，积极迈向未来的目标。 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一个星期前也对这三个国家传达了同样讯息。1月24号，伯恩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媒体举行圆桌记者会。他明确指出，日本、中国和韩国共同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三国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应该找到具有建设性的方法，妥善处理历史敏感问题，改善关系，以促进区域和平与繁荣。 fullrss.net
阅读更多冷战期间，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1 它对西方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在持续。2 本文所要描述的是，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简单过程，而且是双向、互动以致共生(symbiosis)的复杂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真正属于苏联学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恐怕只有“集权理论”，即totalitarianism），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繁衍出更多的理论分支。 一、 集权主义理论模式 西方政治学中的“集权”理论模式最初应用于苏联研究，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执政期间。此前，集权理论的起源和研究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二十世纪20-3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以及后来的德国法西斯政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列入集权主义范畴。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包括：取消反对党，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等。3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将集权模式界定为西方文明中的颇有“新意”(novel)的政体，其特点包括：（1）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2）全面动员民众支持；（3）有效利用教育和宣传机制；（4）强调国家力量和使用武力的重要性。4 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使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权的批评有所收敛，然而冷战开始后集权理论又成为苏联学的主要动力。其中代表作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兰德(Hannah Arendt)1951年的《集权主义之根源》。5 书中阿兰德把集权主义描述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认为集权主义的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阿兰德所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进化的事实，即西方的现代化（modernity）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右思潮和势力，是产生集权主义的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根源。 五十年代初阿兰德的论点对西方苏联学界影响巨大，也是国际环境使然。1947年3月，标致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杜鲁门把美苏之间的对峙描绘成“集权主义”与“自由人民”之间势不两立之争，以此争取仍然对冷战将信将疑的美国国会通过对土耳其和希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集权主义的概念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前苏联的代名词。6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1950年1月麦肯锡主义出笼，尤其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战，西方普遍认为是斯大林一手操控。阿兰德的集权主义理论因此促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然而阿兰德对集权主义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视角，且受到其个人经历——即逃离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影响。此外，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却不仅仅是俄国犹太人，而是前苏联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在她以后的著作中，阿兰德也否认了她先前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仅仅是借口和表象，纳粹的集权主义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意识中对权力和财富占有欲的极度膨胀（megalomania）。7 阿兰德的集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水土不服”问题，恐怕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极右思潮和势力的“过度”关注，而这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日益高涨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 集权主义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聚焦西方“极左”即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 1953年，哈佛大学教授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正式启动了“集权主义研究” 项目。佛里德瑞奇出生于德国，就学于海登堡大学，193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纳粹执政后选择定居美国，1936年开始在哈佛任教，8 其学生包括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与阿兰德直接引进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不同，佛里德瑞奇致力于集权主义理论的美国化。在一次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佛里德瑞奇从国家体制极其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官方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然而佛里德瑞奇提出的集权模式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质疑，其中包括美国两位最权威的俄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和吉拉德·罗宾逊 (Geroid Robinson) ，认为《集权专政》的模式并不能准确地解读俄国的历史。刚刚卸任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对佛、布二人的观点也不以为然，认为即便是集权政治也是 “动态的”（dynamic），而非一成不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有可能摒弃一些集权的做法，集权统治有可能受侵蚀（erosion）9 对此，与会的“集权派”学者当然不让，哈佛学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与凯南针锋相对，认为没有任何集权制度从内部开始变化。他在《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的结尾写道：“集权体制绝对不会弱化其警察国家的色彩；其权利消失之日，便是其制度死亡之时。”10 对凯南来说，苏联政治和社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牵扯到美国和西方的正在不断强硬的对苏政策。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在华盛顿最受尊重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杜鲁门政府日益强硬的对苏政策已渐行渐远，到1953年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离任时，他的现实主义对苏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华盛顿被边缘化。有多种原因促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前数月中：1949年9月22日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使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2月麦卡锡主义出笼，提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矛头直指在任的杜鲁门政府。面对内外挑战，杜鲁门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国安会-68， NSC-68），这份由著名鹰派人士保罗·尼茨（Paul Nitze）主笔的文件以强烈的措辞，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奴隶社会”；美苏之争是水火不容；苏联不同于以往的霸权，是建立在“极端的信仰（fanatic faith）”之上，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业，欲达此目的，苏联势必扩张，等等。文件最后提出，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缺乏这一体制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为达此目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甚至发动有限战争，以迫使对手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为了进行有限战争，美国必须动员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资源，以应对此类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安会-68文件提出7点建议：11 1） 由于目前还不能够强迫苏联大幅度改变其政策，因此不要与苏联谈判； 2） 研制氢弹，以防备苏联在1954年时拥有一个有效的核武库； 3） 快速发展常规军力，以便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利益； 4） 大举增税，以支持这一极为昂贵的军事体系； 5） 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美国人民的共识，即有必要作出牺牲和保持团结； 6） 由美国领导的联盟； 7） 从内部瓦解苏联，使苏联人民成为我们的盟友。12 作为国安会-68号文件起草委员会中通晓俄国事务的成员，凯南和查尔斯·波汉（Charles Bohlen）坚决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如此强硬的措辞，认为苏联并没有称霸世界的大战略；斯大林的所有精力都放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其实生性保守，担心苏联实力过度扩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它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僵硬、过于简单、过于军事化。甚至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坚决反对国安会-68号文件，认为它会使美国破产。而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求减税。13 只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为国安会-68号文件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总体最终于当年9月30日签署了该文件。从1950年1月国安会-68号文件形成初稿，到9月30日杜鲁门签字生效，美国不仅卷入朝战，而且又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重返中国内战。国安会-68号文件签署的第二天（10月1日），美军率领的联军不顾中方警告，在朝鲜半岛越过38度线，力图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两周后，中国参战。几十年后俄方解密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当时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充其量是指使其亚洲盟国择机行事；斯大林甚至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北朝鲜取胜，苏联多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如果进攻受挫，中共会出面收拾残局。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极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其逝世（1953年3月5日）。其后苏方迅速同意停战，表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佛里德瑞奇1953年启动的集权主义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众多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到1956年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集权专政》出版时，对于三年前来自苏联学界内外的批评，佛、布二人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集权专政》一书在1953年的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第六个特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佛、布二人的基本论点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意义（meaningless）”，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且前后矛盾，只是对那些弱智者有强烈的煽动性；宪法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微不足道；集权政体中没有社会的地位，家庭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政治中唯一的“绿洲”。1917年以后苏联的集权专制就势在必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实现突破性进展；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它只能以更全面集权的方式发展。”14 《集权专政》问世同时，第二作者布热津斯基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成书，标题为《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书中把前苏联的本质(essence)定义为清洗。清洗在一些学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冲动”行为（paroxysm of irrationality），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是苏联制度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在苏联政治中，清洗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需求，便于精英的轮换和晋升，因此不会消失。他还警告说，期待苏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变得宽松，是对集权制度的巨大误解，也严重低估了集权统治的不可遏制的逻辑，而这是十分危险的。15 然而佛、布二人集权主义理论，似出师不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正式启动非斯大林化进程。美国著名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 集权主义是静态的，属于历史上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耶鲁大学著名俄国问题学者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则认为集权主义理论忽略了苏联社会中健康和稳定的因素；佛、布二人笔下的苏联社会，更像是 一个“狂人世界”(madhouse)而非是一个社会。16 苏联学界对集权模式的不满，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解读苏联体制的其他途径。艾伦·凯瑟夫(Allen Kassof)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苏联的社会是“管理型”的，是“没有恐怖的集权社会(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苏联是现代集权体制的变形，但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几十年来一般集权社会所使用的极度非理性手段。17 凯瑟夫的观点其实只是在修补集权理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阅读更多朝鲜驻中国大使星期三针对美国和韩国即将在朝鲜半岛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发出警告。 朝鲜大使池在龙在北京举行的罕见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事先挑选的记者说，平壤致力于去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希望韩国和美国在年度军演问题上妥协。去年的联合军演导致紧张关系升级，平壤还为此发出了核战争的威胁。 他说：“这一次，我们再次建议南朝鲜（韩国）不带任何问题地立即停止一切伙同反对本民族同胞的外国势力进行的敌对军事行动。面对这个问题，我指出的是，南朝鲜应当作出政治决定，停止类似‘关键决断’和‘鹞鹰’这种所谓的年度防御军演。” 华盛顿和首尔已经表示联合军演将如期进行。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这类军事演练中规模最大的军演之一。 朝鲜经常性地谴责每年3月份举行的联合军演，称这是侵略的序曲。首尔和华盛顿说，他们的首要重点是训练防御能力。 中国辽宁社科院朝韩研究中心主任吕超说，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是朝鲜针对美韩军演放大警告音量。 他说：““对朝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从目前来看，南方（韩国）还没有积极接应，所以它要扩大这方面的宣传。” 朝鲜经常在公开声明中夹杂进一些和解性的姿态，因此很难确定朝鲜是不是在加剧紧张局势。吕超说，星期三的记者会也不例外。 他说：““光看一个声明，还很难判定接下来的下一步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也就是说，它会不会对南方进行进一步更激烈的挑衅活动啊，这方面还很难说。”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显示了朝鲜政权的不可确定性。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发表缓和性的言论，希望改善南北关系，但后来又不顾联合国决议下令进行核试验。 韩国方面在捍卫举行演习的权利方面更为直截了当。首尔说，只要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韩国将将继续军事演习。 朝鲜大使池在龙说，朝鲜同意重新启动六方会谈。这是一系列的多边谈判，目的在于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六方会谈在2009年陷于停顿。在那之前，朝鲜曾同意放弃所有核武器以及核项目，以换取援助和安全保证。 做为恢复会谈的先决条件，美国要求朝鲜采取可以验证的步骤拆除其核项目。到目前为止，朝鲜拒绝接受美方的要求。 fullrss.net
阅读更多法新社报导说，先是安倍晋三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中提到，当前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德国，意思是即使两国间贸易量很大，但后来依然兵戎相见。安倍还强调日中必须避免偶发性冲突的发生。安倍在发言中多次提及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他还表示中国军费增加将“制造紧张”、“东海和南海的紧张氛围也日益高涨”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随即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一战前英德关系类比放错了地方。中国媒体转述王毅的话说，这一说法时空错乱，莫名其妙。现在的世界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和平是有保障的。 当然，如果日本领导人想谈历史，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起全面侵华战 争，1941年又挑起太平洋战争。回顾这段历史，谁是战争的制造者，谁是麻烦的制造者，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王毅敦促日本的当政者不要试图转移视线，模糊焦点，还是应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言行，认真对待国际社会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批评。 不过就安倍把中日关系比喻为一战前最终走向战争的英德关系一事，日本媒体报道说，关于日中间的紧张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关系具 有“类似性”这一点，从出席记者会的共同社记者的现场录音中发现，翻译用英语补充说明称“我们认为正处于类似状况”，但安倍本人未有该发言。共同社指出，安倍出席达沃斯论坛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用日语发言，翻译将其译为英语。在被问及日中是否可能围绕钓鱼岛发生武力冲突时，安倍表示“两国首脑都明白”一旦发生冲突，将给两国及全世界造成巨大损失。他随后谈及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尽管英国和德国的经济依赖度高，是最大贸易对象国，但仍爆发了战争”。据悉，安倍之后还强调日中必须避免偶发性冲突，但翻译则补充称日中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处于类似状况”。 中国媒体近日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希特勒作比较，同时要求安倍效仿德国在战后对纳粹罪行作出忏悔。《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安倍身上的希特勒DNA”一文，还搭配安倍仰望希特勒的合成图片。新华社也敦促安倍晋三效法当年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后者在1970年访问华沙期间，在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跪地，为1943年纳粹德国占领时被暴力镇压的犹太死难者默哀。 另外，针对北京方面近来调动几十个驻外使节发表文章抨击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日本驻韩公使也在韩国报纸上对北京进行回击．韩国《中央日报》本周五刊登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公使道上尚史的投稿。文中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是“为英灵祈福，祈愿永久和平”，以谋求理解。 鉴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海8日在该报刊文批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政府对军国主义侵略的否认，道上对此进行了反驳。道上指出，目前东亚的基本局势是，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威慑怀有警惕，日美加入其中制衡中国使其不打乱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表示，“中国还是不要误以为能将智慧的韩国国民引向错误方向为好。” 中日紧张关系也引起美国军方的担忧。当被问及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紧张和冲突风险的时候，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表示：“我很担忧”。他指出：““当两个经济、军事大国出现分歧又不进行协商的时候，看不到明确的外交解决途经……风险可能上升。” 洛克利尔表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没有热线联络。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中文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后，中国和日本正挑选出德国历史中包括纳粹时期在内的几个章节，在外交战场上再上演唇枪舌战。 中国媒体近日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希特勒作比较，以尖锐的言辞对其进行攻击，同时要求安倍效仿德国在战后对纳粹罪行作出忏悔。另一方面，安倍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重提1914年的往事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类似当年爆发战争前的英德关系。 日本和中国因为一系列东海无人岛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发生纠纷。虽然日本实际控制这些岛屿，但中国声称拥有岛屿主权，双方局势剑拔弩张。 评论者将崛起的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国，并将争议岛屿比为萨拉热窝，当年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便是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安倍称中日关系类似一战前的英德关系 安倍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1914年虽然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强大的经济关系，但仍旧未能阻挡战争爆发。他对记者表示：”我认为我们处于类似的状况。我们不希望两国间爆发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则否决了这样的类比。”其实中国在历史上早就是一个大国。汉唐时代中国就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所以不存在所谓中国要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问题。” “与其拿一战前英德关系说事儿，不如深刻地检讨甲午战争，检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检讨日本二战对受害国人民发动的法西斯战争。” ” 希特勒的 DNA ” 自安倍晋三去年12月26日参拜充满争议的靖国神社后，中国官员对其作出 强烈抨击 。靖国神社供奉了250万名在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士兵，包括14名被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甲级战犯，秦刚称之为”东方的纳粹”。 中韩两国视靖国神社为日本在20世纪军事侵略和殖民的象征。当时日本占领了东亚许多地区，平民和战俘皆深受其害。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安倍身上的希特勒DNA”一文，搭配安倍仰望希特勒的合成图片。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拙劣的宣传手段。《环球时报》英文版本周则刊登一幅日本国旗的卡通，国旗中央的太阳正滴着血并且烙上纳粹的标志。 勃兰特1970年访问华沙时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 设于东京的德国日本研究所（DIJ）东亚近代史专家韦伯（Torsten Weber）表示：”你可以称之为宣传手段。这是扭曲历史的方式，也是分散人们对其它急迫问题的注意力，例如中国正面临的问题。” 中国媒体还试图将安倍的行为以及德国面对纳粹历史的做法作比较。新华社敦促安倍晋三效法西德总理 勃兰特(Willy Brandt） ，后者在1970年访问华沙期间，在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跪地，为1943年纳粹德国占领时被暴力镇压的犹太死难者默哀。 北京的意图 但日本天普大学（ICAS）东京分校当代亚洲问题研究学院主任杜加里奇(Robert Dujarric)认为，北京此举“别有用心”。他指出，安倍晋三所选择的路线和做法”让日本难看，破坏东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使韩国人反日，正中中国政府下怀”。 “北京呼吁日本领导人们 效法德国同侪 ，因为他们知道日本不会照办，正好利用这样的类比破坏日本形象。” 安倍晋三在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不满 日本中央大学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表示，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曾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道歉”。”各届政府应该遵循当时的声明，但问题在于，安倍似乎并不认同。”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少数日本人相信，日本在战时的侵略行为遭到渲染夸大，同时强调日本遭受的苦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攻击。 日本的侵略和占领无疑使中国受到严重创伤。但东京的德国日本研究所专家韦伯以谨慎的措辞反对将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作类比：”日本并未发动灭绝性的大屠杀，也没有出现日本的希特勒。” 他补充道：”作为德国人，我认为我有义务指出，人们对德国在反思历史方面作出的积极或有效的努力上，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来源：法新社 编译：张筠青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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