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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松：平庸年代没公知 　　 　　提起高晓松，恐怕很难有人能明确界定其身份。他既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旗帜性人物，也曾执掌电影导演筒，稳坐选秀评委席，今年又晋级为畅销书作家，如鱼得水般地游走于各领域。近日，高晓松新作，中国首部明星脱口秀演讲集《晓说》首发式在清华大学“上演”。活动现场，高晓松将同名脱口秀栏目《晓说》搬上舞台，“上说星辰日月，下说贩夫走卒”，让到场的读者切身领略到其犀利幽默的脱口秀功夫。 　　 　　《晓说》一书由同名视频节目改编而成，高晓松先后五易其稿。该书将以系列形式推出，此次出版的《晓说》第一卷收录了第一季节目共12集的精彩内容，每个单元都极具话题性。如揭秘“奥斯卡游戏规则”，炮轰“汉人无音乐”，还原“军阀宫心计”，趣谈“美国交规那些事”，吐槽“美国社会毒瘤”等。高晓松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和视野，全新解读中国历史和美国社会。文字版《晓说》添加了更丰富的“作料”：编剧宁财神、文化名人王小山、历史作者张发财、知名博友“破破的桥”的火辣点评，以及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为该书创作的12幅漫画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多元。 　　 　　记者：你的讲述中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你讲述会努力做到接近史实吗？ 　　 　　高晓松：近代史肯定是接近史实，因为我再斗胆也不敢把近代史胡说八道。历史除了人名、地名、时间是对的，事都是不对的，小说里面除了人名不对，其他都是对的，就是人名是编的，但是其他的故事都是对的。所以，你要真的看历史，你不但要看正史，并且把正史里面因为修史人的观念以及当朝人的想法所有的杜撰拿掉，而且要看当时的小说、诗文、乐府，你才能明确。历史上唐军出征简直是雄壮极了，但是你看当时写的诗，完全是一派送死去的劲，你说杜甫的诗写的是真的？还是正史里面写的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历史，所以就不用想那些事，我既看过正史，也看过野史，我也读过诗，我就把我的印象，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我就来说说。 　　 　　记者：你曾经在一本书的序里写道，最梦想的职业就是做门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高晓松：门客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自由。门客绝不拿忠君爱国要求自己，如果是这样就是公子、王侯将相了。我自己是从小有一个特别底线的东西，谁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让自由往后排，我觉得自由是第一的。所以，门客尽利不尽义，我只为你尽利，但是不为你尽义，尽义就是要陪葬，但是王侯将相有这个义务，你是王侯将相灭国的时候，你就要尽这个忠。我就是卖点知识文化，就是自由，我没有义务去殉葬。这就是门客的信仰，我自己一直有这个理想，但是一直没有做到。 　　 　　记者：“晓说”片头里面有“不做公知”，你对公知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和你刚才讲的门客有没有关系？ 　　 　　高晓松：公知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应该养一个门客。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有话语权的大公子，但是在各个国家已经产生变异。首先，我认为今天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前提就是你本人得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大师，你首先是透彻的明白社会是怎么演进的，人群是怎么发展的，你读万卷书还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起码要在两个以上国家生活，而且是不同社会制度。你才知道你想的那个社会制度在全世界其实没有。你想的制度在全世界没有国家是这样的，你不能臆造一个美国，说美国就是什么样的。每当中国出事就说美国怎么样，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怎么不知道美国那样呢？ 　　 　　记者：所以你觉得没有公知？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民国时代有，战国时代有，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孔子、孟子。但是，平庸年代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广场派的战士，这种人也需要，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些人头上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广场派的战士是以煽动性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些人是广场战士，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应该叫他们战士。这个时代确实需要战士，因为有些东西看不下去，有战士出来呐喊也好。 　　 　　 　　 　　本文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肖煜 　　 　　 　　 　　 　　 —-白衬衫 　　 　　 　　 　　 　　

　　核心提示： 　　 　　 1、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 　　 2、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能够振奋人心，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3、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是错误的。税收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4、权利或是rights的误译，捍卫权利本是争自己本分，却让人感觉是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 　　 　　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 　　 　　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胡释之：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总量超过日本，全球第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移民，弃船而去。这怎么解释呢？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让人没有安全感。 　　 　　江平：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你想一个县长说的话，到底他说的话大，还是法律大？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法律大，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县里，这个县长说的话可能比宪法还要大。 　　 　　胡释之：从官员的直观来讲，谁都想人治，谁不想自己说了算，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束手束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人其实是短视的。一个人治的领导，虽然享受着各种特权，但也存在很大隐患。在位的时候，你可以超越法律，但是你下台的时候，同样也就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了，就要承受没有法治的危害。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所以有远见的领导，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把法治建立好，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关到笼子里。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江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现在许多的问题是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你经常多变。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纠正过去的偏差，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纠正过来，民营企业就有了信心了。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能够拿李庄这个案件为契机，能够把他的冤案给改变过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真正在律师里面建立你的公信力。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就能够起到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胡释之：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没人信，你只有受一次惩罚，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 　　 　　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 　　 　　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江平：上周我参加博源基金会的论坛，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领导只给你任务，不管你手段。他讲了税收的例子。当地的经济情况已经很差了，但是税收的任务并没有减。他去问税务局长，那你怎么办？税务局长说那我只有完成任务，上面跟我说了，目标是不变的，至于怎么来收，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逼着执法的人采取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任务，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危险的。 　　 　　胡释之：现在是执法的人最不讲规则，以非法的方式去执法，不按规矩来，那肯定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所以要化解冲突，或者说维护稳定，最终出路还是要建立一种法治，使大家都在一个透明规则里行事。说到这个税，前一阵讨论预算法修订时也讨论得很激烈。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成了一个部门立法，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这就很成问题。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条歪路，好多时候成了行政部门立法，把行政命令变成法律，法律成了政府扩权的一个工具，而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工具。 　　 　　江平：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中国的公权是庞大的，私权是相当弱小的。历史上，私权在中国向来没有地位，不像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始终就是尊重私权的，而我们始终就没有。私权在公权的面前是极其弱小的，一点都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而让公权受到限制。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越往基层，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 　　 　　税收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个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作为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你看看我们现在，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在预算的支配方面，他的决定权，他的知情权都是很差的，还是税务部门一说就算了。 　　 　　我们看西方国家，议会很大的权力就是决定税收，决定财政预算怎么来支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追加了一部分的钱，突破了预算，都要经过议会来讨论研究，来确定。而我们现在，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宪法》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这是很可怕的。 　　 　　胡释之：人大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行政部门独大。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这个是不可以有的，都得收编到人大。你部门去提议立的法，肯定就是维护你小部门利益的法，绝对不可能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法。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 　　 　　江平：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 　　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白衬衫 　　 　　 　　

　　这一篇人们未必关心。生活匆忙，你大可以略过。 　　 　　但它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是尊严。昨天上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表明，历经三年，李承鹏、刘晓新、吴策力终于打赢了与著名教练陈亦明的一场官司。判决主要有三点：一、驳回荔湾区法院一审判我们输掉的结果；二、中级法院认为，三名作者行文并不构成对陈亦明的侵权，驳回陈亦明全部诉讼请求。三、所有诉讼费用由陈亦明承担。当同为被告的刘晓新一字一句念给我听时，我默默向墙，三年之路，浮于眼前。 　　 　　一些朋友也许已淡忘我曾是一名球评人，更不记得三年前我和两个同事吃过一个很大的官司：因《中国足球内幕》一书涉及足坛一系列地下黑球且有政府背景，其中曾为重庆方面的当事人陈亦明状告《足球》报刘晓新、吴策力和我诽谤造谣。一审我们果然输了，赔二十多万，要求删去博客并在全国媒体赔礼道歉一个月。 　　 　　那时人声鼎沸、明枪暗箭，很多人站出来揭发我们这就是造谣、诽谤，唯恐中国足球不乱。诸位名士公开在电视上说中国足球之所以不出线，就怪李大眼。虽然事后证明被抓足协官员、球员贪腐事实与我们所写别无二致，虽然当我远离足球，中国足球仍恒久不出线、乌龙永流传……像个冷笑话。但他们听不见，看不见。自书出版之时，打给我的匿名电话就未断过，让我小心点让我别出门。又有人不断发短信约我出去聊一聊，说他已在我住处楼下。曾经还有球迷冲上演播厅就送了一把铁锤……那时正是北京冬天，我揣着别人的身份证在不同旅馆东躲西藏，每天换一个房间。去广州签售时遇到砸场子的，截住那人却被告知是个精神病。我记得那是2010年春节，大年三十有电话直接打到家里，七十多岁的母亲正好接到，听对方说“你儿子活不过今年”，当即心脏病复发，送进医院。这些事情，我身边的朋友和出版人都知道。 　　 　　然后就传来要把我跨省的传闻，律师夏霖可以作证。 　　 　　有人会认为这夸张。不夸张。十年前我说足球分两种，足球和中国足球。大连足球不是大连队那三十多个队员，它背后曾站着薄书记。沈阳队的老板也不是金德，而是省长的儿子。多少俱乐部背后是央企、富豪，多少黑社会和亚洲庄家或隐或现操控着比赛结果。我和我的同事，面对的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有的因为一场球涉及上千万，有的因为要夺冠完成上面的政绩。就这样，三个文科傻蛋，因酷爱足球当上记者，想为球迷写点真相，不自量力，最终走上三年的被告之路。 　　 　　在东北那个省长之子的压力下，我也于三年前，被迫辞职了。 　　 　　事至今日，其实我很理解足坛对我们的痛恨，因为我伤及别人的利益。我也觉得陈亦明是个有才华的教练，我愿意把他理解为，只是尚不明白一本深度调查的书，言论权利在哪里。真正让我寒心的是同行。 　　 　　我不知道那时我们看上去到底有多卑鄙阴险，以至于南方电视台记者上来就愤然发问：写那么多贪腐细节，难道你是趴在官员床下听的八卦吗？有北方女记者上来就问：你们是不是为了炒作，否则怎么不给中央写举报信，而要写书呢。我耐心回答：写书也是一种举报。她断然说：但你们写书可以赚稿费呀。我说，稿费已捐了。她继续断言：那你们也可能是为了赚眼球。还有广东党报记者问：陈教练刚才说亲眼见你吸毒，在裸体舞会上，旁边还有电视台记者……我无语凝滞，只有告诉他：你该让教练去告我吸毒，查血还来得及。这些同行们似乎忘了当时全国已开始抓捕足坛贪腐官员的行动，我们书中所写之内容十余年来也早不仅是传闻：公开处罚陈教练的是中国足协，最早报道消息的是央视，当年张斌夜审陈亦明创下收视奇迹，全国至少两百家党报刊登过沈阳金德的事情，上海德比的猫腻甚至不止登在体育版而且登在都市报头版……可除了深圳晶报等报纸，少见同行站出来为我们说话，却以明显倾向直指我们造谣中伤中国足球，有评论甚至说我们是足坛败类。寒心，贪腐的不是败类，披露贪腐的是败类。一切均为利益，他们都不知道在那里存取款的莫名其妙的行业利益。 　　 　　他们似乎忘了自己也报道过类似消息，忘了多年来他们报道真相也屡被打压，输过不少新闻官司，还忘了他们一直推崇的“沙利文案”。是的，沙利文案，新闻自由、监督的权利……或许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包括身段卑贱的球评人和足记。只好提醒一下：程益中创办了南方体育、体育画报，龚晓跃是南方体育主编，魏涵峰是资深体育编辑，张晓舟是才华横溢的球评人，王小山是著名体育编辑，阿丁是。对了，连孟非也跑过足球。那位总编先生，咱们不是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吗，怎独把球场抛在一端。 　　 　　就此提到那家著名杂志，我一直推崇你在推行普世价值。可是你三年前的报道让我寒心到了震惊的地步。在足协主要官员因贪腐已被抓走，你却找到与我曾供职的《足球》有多年恩怨的报社记者，著名的洗地党（类似环球时报），写出了“别看李承鹏在外面装名人，背地里我们看见的是他挖鼻屎”“他骂足协，就是想通过此炒作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意）。不仅成功缔造了一个为个人利益中伤损害中国足协的伪君子，而且那篇报道，全然是你们现在最不齿的环球时报的文风。我一直想问这家杂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各个地方政府和央企吗？难道你看不见就连央视都羞答答报道足协贪腐吗？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冒着跨省的危险，写点真相不正也是推行普世价值吗？即使三年之后，难道你就不能从法庭审判获知，我们三位作者所言所书并无诽谤吗？甚至有家报社女记者采访了我之后，需要要配图，就去找与我熟悉的一个男编辑：网上搜到的李承鹏照片显得正面了些，能不能给我找张那个一点的……然后，版面上就呈现出一个猥琐男。 　　 　　以至于那位男编辑都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我报广东地方版的记者，一直有地方保护情绪，当然不能把你弄得正面了。 　　 　　 　　黄健翔告诉我：他的照片通常在这有刊物是P过的，不是P得更帅，而是P得口斜鼻歪，也许是为以示人品不正。 　　 　　 　　我们所做一切，不过缘起记者该做的。你们引以自豪的深度调查，即使不能坐下来倾听事实原委，也不用刻意把我抹黑得如此不堪。就想起奴才收拾起奴才，比主人还狠。 　　 　　输掉一审后我们很纠结。上诉会花更多钱，且经验告诉我们，跟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打官司，很难赢。但我们决定上诉，不说尊严了，内心最深的想法是不想事情那么荒诞。我曾供职的《足球》曾披露王珀的假赌黑行为，就被判输掉官司并遭到同行嘲笑，“瞧丫们哗众取宠的下场”。可是那一系列报道，现在几乎却正作为法院对王珀的判决内容公诸于世，多荒诞，法院判我们失实，然后又把“失实报道”当成法院对王珀宣判罪行的主要依据。 　　 　　不想事情继续荒诞下去，那些事摆在那里，数百家党报、党台屡见报道，中国足协正式处罚过程在互联网上轻易查到，可当时亲批处罚令的前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居然说：时间太久，我忘记了。我们无法让他恢复记忆，只得像上访户一样跑到北京到处找人、求情，弄出资料带，再三求情才找到《金陵晚报》赢得同类官司的判决书。在此期间，无论任何栽赃构陷，我们还得保持缄默以免引起更大的纠纷（在此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三年来并未作太多回应）。对了，感谢夏霖，这位曾经帮邓玉娇、崔英杰打赢过官司的律师，让我们找到很好的司法突破口，拿到最好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索回应有的清白。 　　 　　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当初众口烁金，你百口莫辩，当时过境迁，事实证明了你的清白，却没多少人在乎你，也许有人要说：你，太在乎了。但，我真的很在乎。我不能忘怀三年前的那个春节，全家只有躲到宜宾的李庄过年。我母亲在病床上流着泪求我别写这些，去当个老师吧。一个年轻记者在背后骂我们造谣，一个月后当足协官员被连锅端证明我们所写为实，他竟拿着我们书中内容抄写并因此欣获当月好新闻奖。以及我希望有位公知型总编私下沟通一下，他竟然说：他怎么没完没了啊。 　　 　　我们并不高尚，特别我是一个大俗人，我并不想为中国某个行业负责，我只是想为自己负责，争取属于自己的公平，当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敢争取自己的公平，国家就会变得公平。 　　 　　我认为中国足球之败，不败在教练、球员甚至不败在足协官员而败在体制。做球评时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方向，不要政治管理足球，不要政治管理电影，不要政治管理文学。我为一直封杀我的谢亚龙喊冤，希望公平审判，我认为申思、祁宏、江津是牺牺品，应该宽容。十几年来，我写的是足球，其实在写社会。 　　 　　这三年很多球迷希望我重新评球，可是一方面我业务生疏，已不入流，另一方面足球真是伤透了心……再见中国足球。祝你好运，可我回不来了。我在另外一个小路上跑得更加艰辛，漫天大雾，时遇劫匪，但这种奔跑更有价值，让我找到更根本的答案，一个国家要想在文学、科学、体育、经济、城市管理……这一切方面有造化，得有公平规则，得培养优质人才，得置于监督之下，得善待批评的人。这才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感谢所有在我困境时候支持我的人，感谢我的同事，感谢仗义执言的同行郝洪军和黄健翔。真心祝陈亦明教练好运，你是个有才华的教练。本来此处按例还该感谢一下秉公审判的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但我觉得这更应算成是司法的胜利。去年一审我们输掉官司，我理解为这是因为当时我正参与一件敏感事情，所以不可以赢；而今年底，我们赢得终审，它是否在说明：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想说：我们赢了，可是中国足球并没有赢，我并没有什么成功感，在一个充满口水，而不是理论争辩的行业，无论谁在官司上赢了，都是输家。 　　 　　最后想说：跑在真话的羊肠小道，时时艰辛，可风景甚好，我已回不了头。 　　 　　 　　 　　 　　 　　 　　 　　 　　 —白衬衫 　　 　　 　　

　　比妥协更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妥协   　　 　　 　　凤凰网文化：莫言讲的三个故事您看了吗？   　　 　　 　　王晓渔：我看的全是文字的，没有看视频。   　　 　　 　　凤凰网文化：我看您用了“才华横溢”这四个字，在您那算一个中性词？   　　 　　 　　王晓渔：对，中性，不是褒义词，但是也不算是一个贬义词，指说得很漂亮。   　　 　　 　　凤凰网文化：你们当时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些期待？   　　 　　 　　王晓渔：对他没有特别期待。之所以公开批评他，主要是看到他这一句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在此之前，没有公开批评，是因为在当下这么一个环境里，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妥协的经历。但是莫言既然表示他的所有行为全部不是被迫的，是积极主动的，这就意味着他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他的批评也就不是苛责了。妥协有程度的区别，不能忽略这种区别。比妥协更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妥协，尤其是把自己描述成“独来独往”的特立独行者。   　　 　　 　　凤凰网文化：或者说在他去瑞典之前被“提醒”了。   　　 　　 　　王晓渔：恰恰是他不肯承认权力对他的限制。他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批评者，说你们这些人批评我，我绝对不会接受你们的胁迫。他把批评称为“胁迫”，在演讲中又把批评的声音称为“石块”和“污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在当下，有胁迫能力的往往还是权力。批评者表达失望，难道对他可以形成胁迫吗？当然不可能。从他一系列的发言来看，可以说是没有作用，或者说只有反向作用。   　　 　　 　　凤凰网文化：他在答记者问中有一个回答有点儿让一些人不愉快，他说自己不太了解那些进监狱的人。   　　王晓渔：他把思想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这个回答跟此前他把审查制度等同于机场安检是一样的。机场安检跟审查制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称这种审查都是不快但是必要的，最近他又纠正了这个说法，否认自己赞美审查制度，称反感所有的审查。但是，他又把审查和签证混为一谈，把思想审查和有些国家对色情、暴力的分级混为一谈。   　　 　　 　　凤凰网文化：隶属历届的诺贝尔，您觉得莫言是不是其实还是应该背负更多东西，他不能从个人表达去讲。   　　 　　 　　王晓渔：这个倒不是，而是在于你自己的观点你要保持一致性，不能说你的这个观点跟你的那个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当别人去批评你的时候，你说不能用政治来干涉文学，但是你抄写的《讲话》恰恰是主张用政治干涉文学的，所以他这一刻所表达的跟那一刻所表达的实际是冲突的，并不是别人用外在的标准去限制他。   　　他要看批评者的表演，批评者也可以看他的表演   　　 　　 　　凤凰网文化：那三个故事您有没有自己个人的解读？   　　 　　 　　王晓渔：很多人解读出微言大义，认为莫言在隐秘地表达自己的批评。莫言是在批评，但批评的对象是批评他的人。讲这三个故事之前有过渡的一段，过渡的那段其实把这三个故事的意思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不用网上这些过度解释。这三个故事都是针对批评者作出的回应，莫言已经明确表示是回应他所谓的“石块”和“污水”。   　　 　　最后一个故事，大家觉得比较深刻，我个人觉得尤其糟糕。庙里的七个人把一个人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暗示那些批评者最后会得到报应。以讲故事的方式“诅咒”批评者，这很可笑。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莫言和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格外特殊？在诺贝尔历程上。   　　 　　 　　王晓渔：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是没有争议的，但也有一些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莫言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之后可能是比较少的。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过类似的争议。   　　 　　 　　凤凰网文化：我可不可以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一些人对他的感觉？   　　 　　 　　王晓渔：在此之前，比如在10月份文学奖刚揭晓的时候，就是觉得颁就颁了吧，没有觉得那么大的厌恶，或者这种情绪还谈不上。但是最近两三天他的言论，让人觉得“可笑”。   　　 　　 　　凤凰网文化：你们还会再较较劲吗？   　　 　　 　　王晓渔：没有较劲，就是觉得有趣，他说他要看批评者的表演，但是同样批评者也可以看他的表演。   　　 　　 　　凤凰网文化：如果他不是这种类型的体制内作家，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王晓渔：说“体制内”，主要不是指身份，而是指认同。莫言的问题，不是他在作协体制之内，而是他在这两三年迅速地自我体制化，在一系列事件中坚定地站在体制的一边。最初还可以用“妥协”来理解，但是莫言表示自己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之后，就不可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一个谜。作协体制里的作家，并不是都像莫言这样，如此表达对体制的认同。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好多事儿做的不漂亮？   　　 　　 　　王晓渔：现在只要批评莫言，就必定有很多人说你逼着莫言做烈士，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包括我所了解的批评者，没有一个人是希望莫言做烈士或者做反对派的，没有这种想法。甚至在发言的时候，首先要小心翼翼地说一句“没有希望莫言做烈士的意思”，然后才敢批评。仅仅是说，有些事情即使他不去做、不去说，也绝对不会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任何干扰，但是他依然去做了，做了以后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打个比方，《讲话》他不抄的话，对他不会构成任何体制内的伤害，但依然是抄了，而且你抄了也就抄了，“一时糊涂”，事后依然坚持认为抄写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文学观念又跟这个观念是相反的。还有比如他对于重庆模式的称赞，没有必要。不是非让他声称维护人权，对他没有这种奢求，因为出于对他的了解已经不可能对他有任何这种要求，只是说你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要做得那么难看。   　　 　　 　　凤凰网文化：这种转变的原因呢？   　　 　　 　　王晓渔：他怎么想是不可知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诺奖给了他勇气，就是你们再怎么批判我，我还是赢了。   　　是批评，不是道德胁迫   　　 　　 　　凤凰网文化：您最希望他有可能在那个舞台上讲出什么，或者至少不去不讲什么？   　　 　　 　　王晓渔：我对莫言没有期待。最初对他有一个假设——不是期待——按照他的世事洞明，很有可能会说两句对权力有抽象批判但是又不会伤害体制感情的话，但是没想到他这次如此彻底，已经快变成外交部发言人了。拉什迪看到莫言把思想审查和机场安检并列的言论，非常诧异。   　　 　　当然，我不会因为他说两句批判体制的话就转过来称赞他，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凤凰网文化：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无论他在这个演讲上里说什么，可能你们又会以另外一个角度去那种对抗他，是不是天然的？   　　 　　 　　王晓渔：不是对抗。如果没有他这两三天的言论，我可能不会公开批评，也不会特别关注，最多只是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提到。此前有很多媒体采访，我基本上都谢绝了。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一个文学家他本身到后来是不是一定要在思想性上革命性上有一种责任？   　　 　　 　　王晓渔：这与“思想性”和“革命性”没有关系。没有人要赋予莫言一个很高的要求，只是说不要跌破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网上很多为莫言辩护的人，认为作家一旦写出好的作品，就有豁免批评的特权，任何对他的批评都是“道德批判”甚至“道德胁迫”，这个我没法认同。   　　 　　 　　如果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把思想审查和机场安检等同，能不能对他有所批评？这是在以政治干涉物理学吗？这是“道德批判”吗？因为是出色的物理学家，所以说点这种话就没有关系？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认为。一个作家的言论，总应该比物理学家更有人文性一点吧。 　　 　　 　　 　　本文来源：《凤凰网》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