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风清无梦，没想到的，是这里比北京略暖的清爽气候。 胡锦涛原定今天下午3：30演讲，印在会议日程上，众望甚殷。我专程前往会场，遇见Levin，听Levin说，才知改为明天上午了。在前台拿到一份新议程，知是明晨9点。对中国是6点，原来总书记选择了更辛苦的时间。 到会场可乘一黄色shuttle，校院内处处有站，会场为一站。不远，步行约15分钟。不过shuttle很勤，15分钟一趟，大家乐得省却脚力。去会场，去码头，并从码头进城，从码头去机场，都要乘这种黄色shuttle了。看来，shuttle送往送来，已经成为国际上驻地型会议的标准服务，会议区就是一个临时的小社会。 远东年轻人的英文较之圣彼得堡或莫斯科要差，会场上接待热情，问路只 阅读全文
阅读更多我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壤——海参崴，一个在时区上居然比北京早三小时的地方。 在俄罗斯的远东诸城市中，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的海参崴位置最为靠南，离中国最近，所以在官名符拉迪沃托斯克之外，有了中国人给的名字。海参崴对中国人早已不再神秘密，当年修西伯利亚铁路就使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百余年前就有四分之一亚裔城市之说。 就在世界各国，当然包括中国人，熙熙攘攘奔往符城之时，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座金三角海海湾半岛上的城市还有个重要近邻：罗斯岛。在过去的150年中，罗斯岛都是俄国的军事基地，这里有许多历史，但对普通俄国人仍是神秘之岛。至今，这座小岛还主要是对外国旅游者开放。 就是这里。过 阅读全文
阅读更多巴甫洛夫养了条狗，摇铃铛就喂它吃肉，摇铃铛就喂肉……久而久之，只摇铃铛狗也流口水。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我一直好奇给人做这实验会怎样。看了《肖申克的救赎》才明白这就是黑人瑞德。老瑞在大牢里关了四十年，每次上厕所都必须“报告长官”。出狱后去了超市打工，每次上厕所也要“报告长官”。否则尿不出来。 那句台词屌爆了，“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可见美帝也有体制化和实验室，是人类社会共同特点。只不过我们这里偏大，整个地方都是实验室，每分每秒都在训练。在摆个摊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谨防城管大哥神兵天降；官车压双黄线横冲直闯，高架桥侧滑你却要自责太胖；女儿被强奸你跪在公堂喊冤，却以扰乱公共秩序被劳教……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报告长官”，每个人心里都虚拟出一个铃铛，为了生存，我们已训练有素。 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我时常看到一些好友批评中国人自私、懦弱、不是痛恨特权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权，不是讨厌特供而是讨厌自己得不到特供，遇事不是按法律程序而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走门子……我认为这是事实，而我正是其中猥琐的一员。可这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是凡人类就自私贪婪以及梦想得到特权。如果没有制度约束，你送瓶天价茅台再搭个文工团员给美国人，他要是义正词严拒绝“俺不是那种淫儿”，肯定是一神经病。还有些朋友爱说中国人人种差，“活该被奴役”。可从巴甫洛夫理论这不合逻辑，不论哈士奇、苏牧还是中华田园犬，你要天天给它摇铃铛，都得流哈拉子。所以不是民众率先改掉了自贪懦这个国家才能进步；而是先行改变了那个实验室，民众素质才能得到提升。 这是最大的实验室，我们天天听着铃铛。你开车行在马路上看行驶最通畅的是官车军车，大脑沟壑渐渐就会长成一个特权交通地图。你看信访办的门进去是窦娥、出来是精神病，如果不是真相信多啦A梦，必得知世上最大的如意门是领导的家门；你家小孩天天喝着毒牛奶吃着地沟油，出于物种保护你肯定也想混成公家的人……这些都是训练出来的，和思想境界无关。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你怎样，他就怎样，你让他知道怎么才能保护自己，他便怎么保护自己。 中国的特权越来越糟了。过去天天吃饱饭是特权，现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饭才是特权。过去生二胎是特权，现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国孩子才是特权。所以大家就去拼爹。可拼爹也OUT了，你还在琢磨怎么拼爹，人家都在拼干爹了…… 在这样的训练里，特权会给民众带来憧憬，更会给民众带来恐惧。比如越秀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到底有没有殴打南航空姐，载了一两百旅客的飞机却像可可西里无人区，没有国人站出来作证，最后还是非洲留学生多班证明政委确实“捏”了……联想到跳进西湖救人是乌拉圭女孩，大街上扶起摔伤老人是美国女孩，有朋友又在感叹中国人自私懦弱。可是我觉得不怪国人，怪那个实验室。当正义总受到惩罚，你刚伸手想扶就想到这一扶就得扶一辈子，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围观。人性本有弱点，是体制决定人的行为，就像不是狗决定了实验室，而是实验室决定狗。 我想我已说得够清楚了，还是有些人非常激愤跑来说我污辱中国人是狗……这个情景意趣盎然，我愣了很久才释然，这，正是铃铛训练的一部分。 有些人已自行成为自己的实验室，自行成为自己的那只铃铛。这样说下去将回到那个老话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还是相反。由于受铃铛训练多年，我也是那条资深的狗，所以还是换个思路说明观点。回到美国佬的《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监狱有美国人、意大利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入狱原因、个性大有不同，可监狱严格执行同一个标准，最后不同的人变成同一个人，“报告长官”，不然就没有尿兴。你说是监狱决定了犯人，还是相反？当然安迪是其中异类，他挖呀挖，终于用圣经里面藏着的铁锤挖出一个大洞，跑了出去，终于看见太平洋的海水和梦中是一样的蓝。 经过努力，总会有安迪先挖个洞跑出来。所以现在看新闻联播找幸福感的人越来越少，上微博找真相的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和几十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开明了一些，否则我现在可能正在“报告长官”。但那个铃铛还在，它的后果是，有人敢上街把同胞的日产车砸了，却不敢在飞机上作证；而香港满大街都是日产车，每回保钓冲在最前头，别说作证，连特首都敢查。 说到香港，联想到最近的事，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经冉云飞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一个90后，成都男生，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念书。他告诉我：前段时间，校方单方面决定把原来食堂的班底换掉，承包给另一家。于是学生们愤怒了，学生会天天贴海报、在校网里严厉批评校方越俎代疱侵犯学生权利，认为学生的事情只有学生自己才有权决定，号召抵制校方武断决定……校方一看，乖乖收回成命。这个成都男生小激动地告诉我，“参加这个抵制行动的好多是大陆去的学生，过去我想都不敢想会发生这样的经历，但这次不仅做了，而且做到了。”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不过离开了实验室。这差不多可以揭开我们争论已久的谁决定谁的谜底。 在我看来，那些学生未必认为原来食堂烧的菜最好吃，他们只是不想做铃铛下的那条狗，摇铃铛就吃肉、摇铃铛就流口水……在我看来，这才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是独立思想的教育，就是不听任别人摇铃铛就流哈拉子的教育！ —白衬衫
阅读更多旧有增长模式稍加改头换面便继续大行其道，关键还是这种模式有坚实的体制基础，决非学学文件、喊喊口号就可以改变 近期以来，基于“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判断，“稳增长”成为政策主基调，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方博弈进入新阶段。问题从要不要采取刺激措施，转变为如何刺激、刺激到何种程度，才能确保经济达到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态势，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经济界人士普遍对于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抱有警惕，中央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颇为节制；二是强调了改革，要求把“稳增长”同抓改革联系起来。这一政策基调，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但是，在近期各 阅读全文
阅读更多民主最简单的释义就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在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权，但这种直接民主在现代生活中行不通，因而人民主权便逻辑地转化为“主权在民”。它重在表明主权的来源而非主权的行使，亦即可以行使主权的政府其权力必须来自民众。“主权在民”与前此“主权在君”相对应，欧洲中世纪君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帝，所谓“君权神授”。但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学家马西利乌斯，在当时世俗君主和罗马教廷的抗争中，就以“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对抗罗马教皇的“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待至现代，经由卢梭等人的阐发和美利坚的实践，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民主无论是“人民主权”还是“主权在民”，其主权所指，盖为国家统辖范围内的最高治权。然而，主权理论，从16世纪的博丹、霍布斯到18世纪的卢梭，无不强调主权至上，不受限制。这一理论落实到君主社会，君主作为主权者，他的权力如果至上而不受限制，从宪政角度视之，就是君主专制。同样，民主社会，统治国家的权力直接掌控在民众之手，如果它也是至上而不受限制，它就是民主专制，而且是直接民主的专制。即使间接形态的代议制民主，治权的行使不是直接由民众，而是由民众推举出的代表，只要奉持主权至上而不受限制，也必然导致专制，即选举出来的专制。 人们——至少是国人，特别是今人——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只要推翻君主专制，就必然迎来民主并告别专制。揆诸百年历史，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如此，《新青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如此。民主已经主权在民而不在君，怎么可能专制呢。专制与民主无关，这种认知是把眼光盯在“权力者”身上，而不是盯在“权力”上。权力只有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才是专制，如果掌握在全体或多数手里，即没有专制的可能。然而这样的专制论看起来很流行，但在政治学上却说不通。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则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但这三种政体都可以走向各自的反面，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变态政体”。所谓变态，即君主制变成僭主制，贵族制变成寡头制，民主制变成暴民制。在亚氏看来，“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由此可见，当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时，这种体制就是民主专制，它完全可能比君主专制更可怕（一人为恶孰与一众为恶）。 无论君主民主，只要是权力，都有专制的可能。18世纪英国休谟说：“在每个政府中，自由都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权威绝不能，而且或许也绝不应在任何体制中成为全面专制，不受控制。”不受控制，势必转为全面专制。因此，专制主要不在于掌握治权的人有多少，而在于权力本身是否受到法律的控制或限制。一个人完全可以不专制，如君主可以立宪；多数人完全可以走向专制，假如他们藐视法律。至于认为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君权，让权力掌握在民众手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专制，这是一种民主幼稚病。休谟生活在君主体制中，他在一篇谈英国是选择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论文中这样说：“假若任何个人竟能获得足够的权力来粉碎我们现有的体制并建立一种新的政体，他实际上已是一个专制君主了。我们已经有过这种前车之鉴。”这“鉴”指的就是1640年的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有能力推翻并处死查理一世，变君主制为共和制，但他本人就是共和制的专制君主。所以，克伦威尔死后，英伦吸取教训，又复辟为君主制。但英国革命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后来的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两次民主主义革命等。它们（连同前此的英国革命）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能够通过民主革命解决专制；正如解决专制的倒是英国革命之后的“光荣革命”，它乃是宪政性质的一次革命。 宪政就是用宪法和法律制约权力，不管是君主权力，还是民主权力，都是宪政的制约对象。但，民主既然是人民主权，主权又是最高治权，已经没有权力在最高之上，何况权力又来自人民，那么，人民为什么要限制自己。这是君主制国家转为民主制的宪政难点。19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宪政框架下的民主转型，不但主权集中在议会，议会也是由民选构成。当时内阁中的财政大臣张伯伦在一次俱乐部讲演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意思：“当政府仅由皇权来代表并仅为一特定阶级的观点所支配时，在我看来，珍视自由的人士的首要任务便是制约它的权力和限制它的经费。但是，所有上述情况都已改变了。现在政府成了对人们的需求和期望的有组织的表达，因此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毋需对政府再持什么怀疑态度了。怀疑乃是旧时代的产物，是早已不复存在的境况的产物。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扩大政府的职能，并且发现以何种方式能使其作用得到有益的扩大。”这段话意思很明确，一是政府既然不是君主而是民主，为什么要制约它呢。另外，政府不但不要制约，还要让它的职能即权力不断扩大。 权力有扩张和强制的本能，它的本性就是拒绝一切限制；何况行使权力的人，其人性特征和权力的性能又一模一样，至少都有其幽暗的一面。因此，人类社会中，权力所在，危险所在，这是专制的危险。民主本身无法消除这一危险，甚至我们看到，不独专制，20世纪以来的政治极权主义，更与民主有撇不开的关系。1950年代，以色列学者塔尔蒙以法国大革命为对象，讨论了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其书名为《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时间不长，其极权主义未得有效实践。但踵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些民主革命，如苏维埃等，几乎都走向了极权。也就是说，古老的君主体制难以通向极权，不受制约的现代民主，极有滑向极权的可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民对主权的所有权；但当年列宁声称“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苏维埃是俄语“代表会议”的意思），这是主权从所有权向行使权转移。当一切权力从人民手中归于一个行使对象，无论它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如果不受任何限制；那么这种权力就是以上休谟所说的“全面专制”了。全面云云，指的是政治权力可以伸向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留一个死角，这就是政治全能主义的极权。纳粹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选举而出的独裁极权。当时德国的政治体制是魏玛共和，1930年代纳粹党靠选票赢得了议会多数议席，从而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这样就迫使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死后，希特勒颁布法令，集总统和总理为一身，终于掌握了“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权力”。这个权力既是独裁的，又不受任何制约，于是它最终变成了“全面专制”的极权主义。 民主的专制可能，西方政治学自古而今，多有论述；但在中国，最早揭出这个问题的是清末梁启超。他在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时，即用“民主的专制”来预指革命成功后的结局。不幸他的预指很快应验，而且应验了一个世纪。但后来《新青年》出力声张民主，使民主成为20世纪最吸引国人的一个词；“民主的专制”不但不再为人所知，反而这个词的再度出现，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毕竟民主指涉人民，人民主权又充斥着道德上的正当性。它足以让人忽略该词隐含着的不受任何对象制约的语义（限制人民的权力在政治正确上意味着什么）；所以1960年代哈耶克引用过一位叫做沃尔海姆的学者对民主的表述：“现代民主概念是指一种统治机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形式”，不知有几人能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嗅出它的专制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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