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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

Brothers in arms Chang Ping says the very real fear in Hong Kong about the erosion of its freedoms and values has been mistakenly cast as a debate on 'Hongkongers vs mainlanders'. In fact, many mainlanders are our allies in this fight Feb 21, 2012       Soon after Wang Lijun's dramatic visi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 a poster was circulated online with the tagline: “Security chief Wang, we've had enough”, airing grouses such as: “I've sung off-key all my life, yet you forced me to sing red songs.” Wang is, of course, the disgraced former vice-mayor of Chongqing , and the poster was just one in a series of mainland-produced posters that parodied the “Hongkongers have had enough” advertisement published in the Apple Daily . The “anti-locust” storm that erupted in Hong Kong over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 has subsided a little, but has not gone away. It will continue to rumble in the run-up to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next month, an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handover in July. Hong Kong media has covered the debate extensively; the poster's discriminatory tone was widely pointed out, with some even calling it fascist. In the mainland media, commentators have rightly noted that Hong Kong has benefited from its ties with the mainland, relying on it for food, water and electricity, and help to tide over economic crises

　　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热火之后，似乎成了一块蛋糕，太平洋两岸三地都在抢着切分。热情的赞誉不用多说，中国人为中国人骄傲当然可以理解。一位浙江网友甚至这样留言：“你是浙江人的骄傲”，因为林书豪的外婆来自浙江。台湾那边的马英九在会见美国众院访问团时刚说到欣赏林的球技，对方立刻回应“很抱歉，但我得告诉你，林书豪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当这位美议员声称“美国很以他为荣”时，大陆这边正希望林书豪回到祖国打球，台湾当然也希望林能加入中华台北队。 　　最有趣的是那位网友，把林视为浙江人的骄傲，很典型地表征了美国学者安德森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一个人的生活边界是有限的，但他可以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对象因民族之故，视为同类，甚至视为兄弟。中国有老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反，只要是同类或兄弟，其利断金。面对浙江人乃至大陆人或台湾人的美意，包括美国人对他的期许，我不清楚林本人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但，我们却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从民族的角度看，林书豪是哪里人，即他的nation是什么。 　　Nation这个词长期被我们译为民族，比如1920年代孙中山这样讲演民族主义：“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就构成民族而言，它有五条标准：“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血统不仅冠首，而且也是核心。因此近百年来，我族有关民族的想象就是同一血统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同胞等，正是这些词汇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尽管这之间的人彼此未必相识。自孙中山起，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舆论和鼓动，极为有效地促成了这种想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国人对林书豪的期待，作为华裔，血浓于水，回大陆打球，想象上完全可以成立。 　　但，这一百年来，被我们疏忽了的、甚至是有意疏忽的，却是nation的另外一重含义，它的落点不是“血缘”，而是可以包含血缘但也未必包含血缘在内的“国民”——此即国家公民。换言之，民族既可以是像我们长期理解的那样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我们还十分陌生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它最早形成于16-17世纪的英吉利，同时也最典型地表现为美洲大陆那个新型的国家美利坚。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格林菲尔德）所说：“原初的现代民族观念出现于16世纪的英格兰，英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在那里发展出的个体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被其在美洲的殖民地所继承，并在后来成为美国的特征。”如果我们只是抱持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孙氏民族观，简直可以把这话当笑话。我华夏民族自公元前有汉一代就自成一体，何至于要等到16世纪的英吉利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这里涉及的就是民族的划分标准了，否则这官司没法打。 　　民族，民族，民聚集在一起即为族。《说文》曰“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这“族族”本是箭头捆束在一起的状貌，用以喻人，便有了民族一词。同一血缘的人固然可以“族族”，比如原始部落。但现代的“族族”则需要比血缘更重要的标准，即国民个体的平等；否则这种族族便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力对权利的强制或掠夺。请看英伦17世纪的一位叫沙夫茨伯里的伯爵是如何谈民族的：“由强力凑合在一起的人群，虽有同一个首脑，却并非真正地合成一体：这样的群体也造就不出一个民族。……有绝对权力，就没有公益；没有公益，或者没有宪政，实际上就不会有祖国，不会有民族（Nation）。”因此，英伦民族，不是靠血缘或地缘凑在一起，而是靠国民个体能够受到对强力限制的宪政保障，才“族族”在一起的。 　　这里有两种版本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我们惯习的“种族民族主义”，一种是我们有待建构的“公民民族主义”。后者由英伦开头，并将世界由此带入现代。然而，将它发扬光大的是美国。如果英伦民族除了首要的公民因素外，还有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缘因素；那么，后来美国的建国，已经没有血缘因素而纯然是公民因素了。这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而构成的新民族，这个民族的价值认同不是血缘而是不分血缘的公民权利。它从建国那天起，就以宪法形式置公民权利于中心（尽管经过黑奴的波折）。今天，公民因素在美国已然超越肤色和族裔，成为这个民族的最吸引人的标志。因而它也标志着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方向，即从带有原始性的种族民族主义走向现代性的公民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新民族主义”。 　　由此回到林书豪的问题，林书豪的民族是什么。从种族角度，他是华裔；但从公民角度，他又是标准的美国人。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不可以从华裔的角度认同林书豪，而是为什么我们仅仅是这一个角度，并且是唯一的角度。比如有网友跟帖：“一个美籍华人有什么好说的，我对此人万分不屑。”为何不屑，不就是华人加入美国籍，好像背叛了什么似的。在这位网友眼里，没有什么比血缘更重要了的。这正表明种族形态的民族主义不但狭隘，而且对我们这个民族浸染甚深。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主义没有脱离孙中山的定义，它的负面性越到今天，越发显示。比较之下，公民形态的民族主义，不但为我们所陌生，而且更是一种价值缺失。如果早在汉代，我们就种族了；那么今天，我们公民了吗。因此，我以为，从种族诉求到公民诉求，这样一种转型，才是我们追求民族主义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