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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