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录 | 一日段子荟萃 8-1
@laokalaoka: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中国若不动荡会比朝鲜更好。——说话得说全嘛,不带说半截的。 来源: G+ 猜你喜欢 一日段子荟萃 7-23 一日段子荟萃 7-9 一日段子荟萃 7-12 一日段子荟萃 7-30 一日段子荟萃 7-15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8 月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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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 制造业 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 GDP 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 房地产 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 房地产 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 制造业 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 金融改革 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8 月 1, 2013
打击网络谣言之际 今日有幸拜读我国官媒新华社有关俄罗斯动荡凄惨的文章《 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 此文看似洋洋洒洒证据确凿,但是实际一推敲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和可信度 全是性口捻来 道听途说 此文90%的数据都是谣言,希望新华社能以身作则不要带头传播,以免被身份不明的人利用 下面我来澄清。 1.“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 实际的真实数据如下 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1992年、2000年、2007年的GDP总量及2007年与1992年GDP总量的比值(按美元计算,单位是百万美元) 国家 1992年 2000年 2007年 2007/1992比值 亚美尼亚 1175 1912 7636 6.498 阿塞拜疆 5301 5273 30029 5.664 拉脱维亚 5472 7833 27355 4.999 爱沙尼亚 4362 5627 20659 4.736 立陶宛 8008 11418 37741 4.712 吉尔吉斯斯坦 894 1370 3724 4.165 哈萨克斯坦 26475 18292 93596 3.535 土库曼斯坦 2636 4157 7916 3.003 格鲁吉亚 3927 3058 10307 2.624 俄罗斯联邦 489952 259718 1284698 2.622 白俄罗斯 17768 10418 44753 2.518 乌克兰 68909 38009 140480 2.038 摩尔多瓦 2460 1288 4159 1.690 塔吉克斯坦 2004 861 3195 1.594 乌兹别克斯坦 13763 13759 18843 1.369 15国总和 653106 382993 1735091 2.656 世界 24789420 31850291 54273887 2.189 比较(亿美元) 1970 1980 1990 苏联 4334 9400 7756 世界 32802 119218 221298 ========================= 俄罗斯2000年时gpd约为1992年的57%是前苏联整个15加盟国的45%,绝不是像新华社所言的1/10的惨状,更何况缓过神来之后从00年开始到07这8年间迅速增加了5倍多….已经超过92年解体时gpd总量的2.6倍…可谓超过了同年段世界平均水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从苏联脱离的联邦国经济也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最厉害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经济总量增加了5倍已经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苏联的解体对各个联邦国家都可谓皆大欢喜 =========================================== 附一篇经济学考评前苏联加盟国的文章: 弹指一挥间,前苏联解体已经17年多了。究竟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在自立门户之后过得如何,那些可以算苏联解体后的赢家,那些应该算苏联解体后的输家?本文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表格中看出个大概。从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苏联各加盟国在解体后境况大不相同,以经济总量增长而论,从1992-2007年,最好的国家增长到原来的6.49倍,而最差的国家仅仅增长了36%,而15国的总和则增长到原来的2.65倍(不过大多数国家在1992-2000年的过渡阶段经济几乎没什么增长甚至大幅倒退,主要的增长都在2000年以后取得)。假如苏联没有解体的话,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和调节,恐怕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要比现在看到的小得多。 大赢家: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三国即波罗地海沿岸三国,它们在1992-2007年的经济总量分别增长到原来的4.99倍、4.73倍和4.71倍,而且增长一直比较稳定。这三国当年脱离苏联最早也最坚决,并拒绝加入独联体,2004年均已加入欧盟,成为西方世界和“富国俱乐部”的成员。事实证明,告别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融入欧盟,确实使这三国国家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利益。 大赢家: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是一对老冤家,有着难解的领土争端,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却携手成为前苏联国家中的模范。从1992-2007年,它们的经济总量分别增长到原来的6.49倍和5.66倍。阿塞拜疆是石油出口大国,其首都巴库是有名的“石油城”,独立之后便确立了“石油立国”的战略,并积极吸引外资推动石油相关产业的发展,其高速增长在情理之中。而亚美尼亚没有那么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敌国环绕,为何还能取得这么辉煌的增长,我不是很了解,希望达人解答。 赢家: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两个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快于15国的总体水平,分别增长到原来的3.53倍和3倍。里海油气资源为两国输送了远远不断的财富,而且哈萨克斯坦本身也是煤炭和铁矿石出口大国,原来属于2亿多人口的资源,现在变成2000万人口和500万人口所有,平均财富的增长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土库曼斯坦在2000年之后由于“自恋狂”尼亚佐夫的独裁统治遭到西方世界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哈萨克斯坦是当年苏联解体过程中最后一个离开的,其恋恋不舍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历史证明了,离开苏联使它的经济受益匪浅。 平盘家: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这三国的经济总量在2007年分别达到了1992年的2.62倍、2.51倍和2.62倍,跟15国总和的增长速度相近,可以算“不赢不输家”。其中格鲁吉亚因为国内冲突阻碍了经济发展,否则的话,它或许可以跟它的两个邻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明星。 输家: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15国总和,2007年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992年的2.03倍和1.69倍。摩尔多瓦已经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人均GDP仅为1187美元(2007年),即使放到亚洲也算穷国。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粮仓”,但粮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作用远不如石油和天然气,使得这个“粮仓”黯然失色。 大输家: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远离海洋和交通要道,也缺少重要资源的中亚小国,成为苏联解体后最大的输家,2007年经济总量分别仅为1992年的1.36倍和1.59倍,明显落后于15国总和的增长。塔吉克斯坦已经沦落为“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它的GDP有30%依赖于在俄罗斯打工者寄回国内的汇款。也许当初留在苏联之中,享受其它加盟国的无偿援助,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而言更为划算。 另外,前苏联15国总和的经济增长在1992年之后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从附表看,从1992年到2000年,15国经济总量从653106亿美元减少到382993亿美元,除了6个国家之外,均为负增长。而从2000年到2007年,随着经济转型的成功,大多数重新焕发了活力,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外,都翻了一番甚至两番以上,整体来看,从1992年到2007年,15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原来的2.65倍,高于同期世界的增长(2.18倍)。 相比之下,从1970-1980年,苏联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原来的1.85倍,而同期世界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原来的3.63倍;从1980-1990年,苏联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原来的0.82倍(即负增长),而同期世界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原来的2.16倍。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世界的经济增长;而在苏联解体之后,15国总和的经济增长则明显快于世界的经济增长。这组数据对前苏联崇拜者的浓重的“苏联情结”而言,无疑是一个打击。也许对于苏联解体的是是非非,还是交给历史来裁决最为公正。 ————————– 2.谣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均寿命58岁…苏联解体前人均寿命63岁” 我用英语和中文搜索翻遍了google,除了网友引用来引用去 还真没找到现在俄罗斯人均寿命58岁的出处,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58岁 女性寿命73岁” 而这文章的用意是来宣扬酗酒对人的危害…并无实际科学价值 我想即使是男女比例1:1也不会得出俄罗斯人平均寿命58岁的谣言 而实际呢?我想用个人民网的 文章 引用普京的发言比较有说服力 俄罗斯目前的人均寿命是70岁多一点 如果新华社引用以前的数据是真的 从92年的平均年龄63增加到现在70多,可谓一项世界纪录了 谣言不攻自破 ————————————— 3.”俄罗斯军费开支50亿美元,为美国的百分之一“ 这根本就不用脑子想也知道可信度的多少了吧 俄罗斯12年全年军费开支633亿美元 …请问还有580亿被你们当茅台喝了? —————————— 4.”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 辟谣:我从维基百科和牛津图书大全里面调阅了索尔尼仁琴的全部作品 并无《崩溃的俄国》一书 更没有什么在转折关头这一小说 请新华网提供小说原文地址 ——————————- 我只看了头一页就知道这整篇文章都在胡扯 ,后面那些什么粮食外汇等等数据我都懒得核实就知道其可信度能有多少,各位网友可以自行核实。 至于下面这些话“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 ! 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很简单的道理只要看看杜马里面久加诺夫所占的席位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明白共产主义和前苏联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低位,其它绝不需要多言,直到2005年叶利钦生日的时候真理报做的调查支持叶利钦当年举动的人达到55%,反对的是36%。 堂堂官媒在指责什么微博网友造谣的同时确一边动用着报纸新闻媒体大肆造谣,抹杀俄罗斯的现状把一个个新兴发展的原苏联帮国家描写成人间地狱,其心可诛 请问你们可否能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呢?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8 月 1, 2013
中国八一建军节推出《光荣使命OL》游戏 中国在8月1日建军节之际推出一款网络军事游戏,让参加者在游戏中捍卫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 游戏者手持冲锋,和解放军一同与日本“鬼子”作战,还可以在中国首艘航母上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 游戏者拉动手榴弹炸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会听到祝贺声音称“鬼子全部被消灭了”。 日本防卫省对这款游戏拒绝置评。 《光荣使命OL》的母体是单机版的《光荣使命》,由南京军区主导开发。 《光荣使命OL》8月1日全面向普通网络游戏爱好者首发,进一步完善后将在军网中运行。 这款游戏由无锡巨人网络与南京军区联合开发。 巨人网络相关负责人说,《光荣使命OL》一招一式均由现役特种兵动作捕捉,由现役军人全程配音。 (编译:凯露/责编:董伦) fullrss.net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31, 2013
作者: 李野航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井研是四川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从字面上看,有一种往井里钻研、出不来的意味。有三个截然不同的井研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空中,他们所做的事触碰到同一根神经——国家之正当性何在? 第一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廖平。廖平(1852—1932年),晚清经学家,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今四川乐山)。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名号的不断更改反映了其一生学术思想的嬗变。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乡野腐儒的人却做了一件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进程的事———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启发了康有为,并因此出炉了两本惊世骇俗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而此二书思想实为“戊戌变法”之法理依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农耕文明遭遇到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回应这样的冲击成了国家以及智识阶层的一大历史课题。一个两难的抉择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在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上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拥抱西方工业文明,还是固守我们固有的农耕文明之文化与制度的本位?这两种极端选择在清王朝而言都是承担不起的。变法势在必行,而变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为大一统之农耕文明而设计之儒家意识形态如何能被装进变法的框架中从而与世界工业文明的洪流接轨。毕竟,守旧派之法理依据来自于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当时的改革派是不能超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语境而言变法的。值此之际,廖平的学说给了改革派以巨大的启发。廖平认为,孔子学说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部分。“述而不作”是孔子早期的思想,而到了晚年,孔子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走向了“不作”的反面。那么孔子“作”了什么呢?廖平发现,孔子所删定的文献(“诗书”)其实与真实的周朝典章制度并非一致,带有浓厚的“己意”。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宪章”的“文武”不是真实的“文武”,而是出于孔子自己的理想的制度设计。然而,孔子一平民,有什么资格假托“文武”而创设一套其实是崭新的政治制度呢?儒家不是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吗?廖平认为孔子这样做是不得已,如果没有“天子”去担当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话,即使作为庶人,孔子也应当仁不让了。这就是所谓“素王改制”。 “素王改制”之说隐含着一个潜台词,这个潜台词足以动摇汉代以来儒家“君为臣纲”的根本伦理设计。这个潜台词就是制度变革的主导权不一定必须出于君主与政府,也可以出于平民。平民也可以创造历史。而孔子其实开启了“民主”的先河———平民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这样的思想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足以惊世骇俗。怪不得康有为表上《孔子改制考》遭致了守旧派与改革派强烈的反弹与质疑、背上了“无父无君”的骂名。而为康有为提供思想资源的廖平也被改革派张之洞批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廖平、康有为“素王改制”之说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于其春秋公羊学“张三世”之说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成分。毛泽东曾经说:“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在我看就是大同”(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谓“大同”,也就是“张三世”之所谓的“大同世”。如果,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构建“大同世界”、是让“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话,儒家的终极政治诉求也就和“共产主义”也连成一片了。其实,廖平并非要“国家”致力于民主、民权。且其揭橥之儒家最高理想之“大同”的载体绝非国家、而是超国家的“天下”,因而其理想之实现有赖于国家概念之消解。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其最高理想与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潜通款曲。列宁在解释为什么把社民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旗帜上,要写上消灭国家”。二者的不同就在于:儒家之“大同”寄希望于“大道之行”。布尔什维克之共产主义寄希望于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地摧毁和改造旧人旧事;儒家之“大同”是让“道”席卷了人心,布尔什维克为共产主义之最高目标却不惜借助于极端悖道的残酷的手段。 总之,无论在儒家还是共产主义看来,国家并不具有终极的正当性。最高理想要踩过国家的“尸体”才能达成。廖平客观上做了一件事———在廖平的论证下,孔子成了一位平民革命家,“素王改制”之说,为中国选择走非封建、非全盘西化的革命的道路提供了法理的依据。 第二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刘小枫。刘小枫,祖籍井研县、生于重庆。著名基督教学者。其以往的关于基督教思想的许多著作(诸如《走向十字架的真》、《拯救与逍遥》等)为许多“寻神”的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然而近来却显得比他的晚清同乡廖平还要善变、从一位文化基督徒一变而为国家主义者。尤其近来流出其似欲奉毛泽东为“国父”的“新国父论”,更是让自由主义阵营炸开了锅,被一些自由主义者视为投机、叛变、堕落。刘小枫的思想“巨变”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一个善变的俄国人,也就是高尔基。从沙皇专制的反抗者的精神导师一变而为列宁斯大林极权体制的热情鼓吹者。不过,发生在高尔基或廖平身上的戏剧性转变与发生在刘小枫身上的戏剧性转变性质之异同,却可以梳理一番。 如果说,廖平把孔子塑造成了推动历史进程、创立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的平民的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的近代化革命扫清了道路的话,刘小枫近来的语焉不详,言辞含混的新国父论看起来似乎要做另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把“毛泽东”这个符号纳入到中国近百年来重振国家及其主体性的历史性需要中来、并用这样的一种无比正当的历史性需要来凝结共识、从而为“宪政”建立基础。其实,许多来自右派的针对刘小枫的指责大多陷入细节而未中肯綮。刘小枫岂是对毛泽东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情有独钟?在刘小枫看来,全盘西化派存在着一个盲区,他们的盲区在于他们臆想中的民主、宪政绕开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民族复兴、重建国家主体的历史性需要。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客观上担当起了这一历史性需要、在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为国家之独立自主另辟了一条蹊径、从而避免中国沦为西方强国的附庸。而到了今天,重振国家历史性需要不但不过时,反而又重新成了一个问题。 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刘小枫从“认神作父”到“认毛作父”是一种断裂性蜕变,然而,倘若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有人格的人、而这个“人” 未能担当起其应负责任正面临着衰败的危险、而这样衰败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蜕变就并不那么断然了。孟子讲“时中”,也就是说,一时有一时之“中”,并无一个一成不变的“中”。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是强势的国家的需要压倒了个体。国家没有出大问题,而个体需要扬眉吐气。自由主义思想诉求应运而生、而对国门外的民主制度与乎个人自由之钦羡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作为知识精英的刘小枫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入超验的神的维度从而纾解长期以来的“国家压迫感”也就成了其当时的“时中”。不过到了“后改革”时代的今天。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国家压迫感”早已被“国家缺位的压迫感”所置换。国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不再是那个为了民族复兴而让个体付出牺牲的国家,国家成了一小部分人化公为私、让全民为他们的私人利益买单的国家。国家又一次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只是这次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是来自体制的内部。 尽管今天国家面临的危险与晚清有所不同,但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也就是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以及解决之道在知识界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一分歧表现为当下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左右之争沦为了情绪化的意见之争,而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评价成了这种情绪化的意见之争的焦点。于是乎,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学理梳理以重建国家的法理基础就成了那些有见识的学者的历史性使命,或许,在刘小枫看来,他应该上接廖平的统绪、当仁不让地以这一历史性使命自任。 其实,今天的对毛泽东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晚清政治语境中就是对儒家伦理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冷静如廖平者流看来,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有害的。历史需要人们找到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在廖平们看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汉儒忽悠把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看作是秦汉以后崇尚霸道的封建帝制的维护者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儒家固有的民本/大同思想中去发掘出近代民主宪政的法理依据呢?“毛泽东”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历史性问题的国家的失位、利益集团的坐大以及由此而带来分崩离析的隐忧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发掘、发扬“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公平正义的成分、来为今天我们重塑国家形象服务呢?在右派看来,重塑国家形象有赖于彻底甩开毛泽东。这就像我们过去彻底甩开孔子。然而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因为“毛泽东”和“孔子”这个符号的背后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性主题与需要,是我们无论如何甩不开的。不错,刘小枫是要为国家之正当性张目。刘小枫似乎要通过将“毛泽东”国家化来抗拒国家的衰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又一轮革命。因此上刘小枫在器局上就要比崇尚大同的儒家以及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要小一些。卑之无甚高论,毕竟,只有负责任之国家能为吾等小民提供最起码的安全感。 尽管刘小枫绕着弯子拼命地维护国家之正当性,而我们现实中国家是否愿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则未必不是一个问题。我母亲也是一个井研县人,与廖平、刘小枫相较,是另一个极端,是现今生活于中国最底层的合法权益备受侵害人。左右之争离他们的生活很远。但有些事离他们却很近。也就是政府与开发商要拆他们的房子,而他们总是发现,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公信力被牺牲了。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找到相关的出于政府的法律条款以及颁发文件向政府讨说法、也就是所谓上访。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在拼命维护政府的信用,但他们总被当作“与政府作对的人”遭到种种的欺骗、拖延、甚至打击迫害。但他们坚持不懈地上访,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应该说话算话的、他们认为主持公道是政府正当性之基础。但他们对事情的理解却与政府(尤其基层政府)有着很大的差距。政府认为经济增长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为了保经济增长,可以牺牲一切。确保经济增长才是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一旦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又安在则不在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考虑的范围以内。政府认为:政府不需要信用,只要政府能让一些人发财、只要这些发了财的人拥护政府就行了。 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政府习惯性地不肯为被牺牲了利益的人们主持公道。它认为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并不利于经济奇迹的创造、不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基于这样的体制性思维,当官员与既得利益者听见刘小枫辈的“奉毛为父论”也会怫然震怒。因为一旦国家继承了毛的某些关乎公平的理想而把个人升官发财当作是打击的对象的话,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真的拥护国家吗?从他们随时准备叛逃国外的动向就可以得出明白的答案了。而国家的天平却依然倾向他们的一边,就连“群众路线”之“教育”,也要他们来传达。这就是国家的荒谬。 国家之正当性究竟何在?现在真成了个问题。刘小枫用“毛泽东”这个凝结着地缘政治、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内涵的符号来重建国家正当性之基础、上访户则用他们的依法维权来维护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而政府流行的惯性的体制性思维则适相反对、它把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建立在经济增长的泡沫之上。而经济增长泡沫破裂之风险却越来越大了。 可惜,国家并不具有人格。如果国家是一个人,它会怎么想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野航的最新更新: 蜀中文坛近事 / 2013-07-25 06:51 / 评论数( 3 ) 猛雨 / 2013-06-22 23:46 / 评论数( 1 ) 真币与假币——论现代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 / 2013-06-16 11:41 / 评论数( 9 ) 艺术的两个精神向度 / 2013-06-16 09:56 / 评论数( 2 ) 一个“中国梦”(寓言) / 2013-06-15 00:37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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