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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吴娓婷李保华农历年过后，徐宁生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组织者、徐的同学是广东一家国企的总裁，地点就安排在该国企的食堂。“居然请我们吃食堂餐。”徐宁生一开始很纳闷。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原来端盘子刷卡打饭的普通食堂尽头，才是这次聚会的真实地点——两个包间。 作为省重点工程项目的牵头企业，这位国企老总当晚借请同学吃饭的机会一并请来了几名省、市官员。“外面不安全，到食堂里吃。”徐的同学这样说。 这次聚餐一改“食堂”在徐宁生心目中的印象，席上龙虾、刺身一应俱全，多款名贵洋酒任饮。酒过三巡，徐宁生在席间听到不少国企跟政府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再酒过N巡，徐宁生酩酊大醉，当晚怎么回的家懵然不知。 食堂宴客 事后徐宁生有两个感叹，一是“政府的人真能喝”，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请客都请到食堂来了”。 中央厉行节约，对铺张浪费、公款吃喝等事儿抓得很紧。在这股风潮之下，春节前后星级酒店的宴席预订数目有所下降。然而，讲关系的社会里，请客吃饭还是要继续的。 杨先生是某局级政府食堂承包人。他透露，事实上政府各部门从去年就开始在食堂接待贵宾。“十八大一提倡节俭风，地方上就开始收敛了，不敢在外面酒店豪吃豪喝。”杨先生说。随后半年，杨先生张罗的接待宴大概20多回。 会所、私房菜馆这些地方也保密性强，而且格调更高雅，但毕竟不是自家人接待。“不幸碰到心理不平衡的员工，偷拍照片放网上去就糟糕了。”杨先生说。 杨先生这家食堂设有接待厅，可放置直径6米的大桌子，一个部门请客完全能坐下。如果是整个政府宴客，把外面大厅的空间也用上，摆上10桌，也就跟酒楼宴会厅差不多了。 地点改了，该请的客还是照样请。计生、经贸、环保，各部门一个不落，都有自己的请客名单。省、市领导也来过几趟。饭毕各部门签单，每月一结。 在另一个城市，广东省下属机构中层人员赵力经营着其单位的餐厅。如果说杨先生的食堂近来才承担起接待的“职责”，赵力的餐厅则早就开始做公务接待。 因为赵力本身是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十多年前接手食堂开始，他就带了不少政府圈子里的朋友前来就餐。如今该餐厅在政府圈子里小有名气。 近日，外省一家国企广东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慕名而来”，宴请广东当地一些政府的朋友。位于大院里头的餐厅能把外省国企吸引前来做东，这让赵力意识到相关部门对铺张浪费的敏感程度。“除了隐秘的原因，食堂怎么说都比酒店会所便宜，不容易出问题，”赵力说，“虽然他们依然是用公款结账。” 新规矩 食堂宴客有另外一套规矩。杨先生说，他的食堂绝对不做以鲍鱼、鱼翅、龙虾、野味为材料的菜式。“上级规定不能做，这是规矩。毕竟这是属于大众眼中的奢侈消费，传出去说不清。再说，来的客人官职高，什么没见过，什么好吃的没吃过？”杨先生说。 杨先生认为在食堂接待讲究的是心思，他挑选档次较高的虾蟹、瑶柱、元贝、花胶、海参，看起来精致、考究，价格又不至于太过高昂。按10人一桌计算，每桌消费控制在约3000元。 赵力对他的餐厅也有类似经营方式。餐厅外表跟大排档无异，大部分菜式是普通家常菜类型。不过，赵力从澳洲进口了一两款国内难得一见的食材及红酒，还聘请了专业师傅制作手工点心，一下子增加了餐厅亮点，撑得起场面。 当然，对于真正有钱，吃饭又关系到交易谈不谈得成的机构来说，光有心思还远远不够。据银行业内人士透露，经常宴请各路人马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私密的高级食堂。一家知名的全国股份制银行在其顶楼就有宴请客户的地方，普通电梯不能直接到达。 用杨先生的话来说，“想做多高档的菜都可以，雕花都没问题。” 依然爱茅台 在中国吃饭，自古无酒不成席。菜式好改，吃饭的地点好改，酒水很难改。 杨先生说：“酒水不经食堂，各个部门自己备好了，吃饭时带来。”该局级政府旗下部门，都有经费置办酒水，用于招待客人。 一家省属国企内部人士亦坦言，他们有小酒库，常采购多种酒水。他的亲戚朋友就经常托他买茅台。 一位茅台经销商说，一般政府和大型国企都在茅台有固定采购，以53度的飞天茅台为例，市场售价是1700元~1800元，但大客户采购价一般也就五六百，比动辄几万的拉菲便宜多了。 久而久之，茅台培养起了忠实的政府与国企客户群，但也正因为此，茅台某种程度上变成奢侈腐败的标志。 近日，一位广州的国有大行的中层管理人员请客，喝的是茅台，客人觉得当天的菜很精致，就拍了个照片发微博。同时也拍到了茅台酒和这位银行工作人员的大半张脸。当天晚上这张照片就在微博上大面积传播，第二天一早，这位中层就被辞退了。 这件事在银行业内广为传播，但对茅台的钟爱者来说，他们依然愿意铤而走险。 当然，凡事都有变通的方式。据银行内部人士介绍，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喝茅台把商标先撕下来，更为隐秘的办法则是，把茅台酒倒进矿泉水瓶，同时严禁任何人拍照。如果是在外面吃饭，要求服务员每次进出必须把门关上。 一家大型国有银行深圳分行的部门总经理经常有宴请，他说，很多人习惯了喝酱香型的茅台，喝其他白酒不习惯，而且茅台喝了不头痛，睡一觉就好了，不影响第二天上班。“不喝茅台后，很多人都改喝年份酒和原浆酒等，价格也不比茅台便宜多少，有些还更贵，但这些酒头天喝多了第二天还误事，其实损失更大。” 来源:中国广播网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 一穷二白 。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 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 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 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     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 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 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 “同志加兄弟” 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 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 “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 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 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 板 ：“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之类的什么厂，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    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    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的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应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所以，我对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不理解、不安、充满疑惑。    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有一次我们给朝鲜15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17万吨。作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0.75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20万户农民、60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送了1.5亿美元、3000万元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今后5年，阿富汗得不到100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临时主席卡尔扎伊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450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尽力地为自己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我们做了什么？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20倍，按秘书长先生的“保守”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2,00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可是，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当家人反而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贫血之躯上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在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说，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去吃吧！新政权已经建立50多年了。扪心自问，我们仍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塑造朝气勃发的“少年之中国”，为实现“可爱的中国”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60%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                          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 最后的一句话，是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呼号一句：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                                                                                                                                                      —-白衬衫

从去冬十八大到今春两会落幕，中共高层完成了代际党政权力交接。 本次换届的亮点有三： 一、习近平、李克强等有法学、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新领导人接班，结束了以江朱、胡温为代表的“工程师治国”时代。 二、胡锦涛以自己的“裸退”为代价，结束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困扰中国政局的退休老人干政传统，这是他对执政党最大的历史贡献，其意义超过了“科学发展观”。 三、形成了以“红二代”为主导的第五代领导层，政治资本比上一代充裕，显得自信满满，执政风格相对强势。 老龄班底，过渡政权？ 从体制的传统来看，退休老人干政的惯性能否彻底退潮，依旧存疑。本届高层人事仍带有“老龄化”特征：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63.4岁，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61.9岁，政协主席、副主席平均年龄64.2岁，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平均年龄62.7岁，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平均年龄61.4岁，国务院秘书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平均年龄60岁。 反观1949年建政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共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职务者共计15人，平均年龄51.6岁；加上5位年龄较大的党外人士，平均年龄也只有54.9岁。 本届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两位系上届常委；未来5年任期届满时，将有5人退休。本届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10人中，有7人系上届阁员，国务院25个部门中，16名部长获连任，9位部长为新人。5年内至少将有两位副总理和5位部长因年龄原因退休。本届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为56.1岁，预计到下届接班时，平均年龄也将超过60岁。以此班底产生的下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均年龄也未必比本届低多少。 尽管执政党强调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但中国官场一直是“逆淘汰”机制，喜欢独立思考的年轻精英，往往被排除在体制之外，造成干部队伍的素质劣化和老龄化。现在开始管理中国的，仍是一个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过渡政权。其中一些人口碑很差，即便是在人大的等额选举中，也收到很多反对票，其留任和转任显示，任人唯亲、政怠宦成的体制惯性仍无变化。 红色二代，后继无人？ 中共的高级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共青团、高干子女、地方系（如上海帮），但其中亦不乏交叉，如多数红二代和地方干部，都经历过团组织的培养（习近平未入团，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例）。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团派相当于科举入仕，出身草根而人多势众。红二代相当于门阀世家，人丁不旺但政治资本雄厚。至于地方系，历史上虽不乏地方首脑上调中央的范例（如1952年地方书记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入掌中枢，史称“五马进京”），但形成派系则带有偶然性，如“文革”中和“六四”后两次出现“上海帮”，均有特殊历史背景。 从十八大的人事布局来看，尽管入常临门生变，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基本盘已经形成，全面接班的态势已定。目前坊间流传着一个猜想下届七常委中六席的名单，团派占有五席。上海帮后继乏人，已成强弩之末，难以保持队形。太子党人数上不占优势，其中多人及其子嗣已定居海外，享受西方富足生活，无意卷入国内政治。近期频传高层急召海外子女回国的消息，多被解读为廉政反腐举措，窃以为或与未来传代布局有关。此前虽有强推李X鹏上位之举，但“红三代”未必能赶得上权力末班车。如果有十九大，必将是团派为主体的执政班底。 习李体制目前祭起的仍是群众路线、党指挥枪、统一战线等传统法宝，着力于画大饼，施小惠，以民生换民主，先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稳住阵脚再徐图“中兴”。但历史留给“红二代”重振祖业的时间，看来只有五年。五年内若只见盘整不见破局，或将失去最后的历史机会。 推荐 0

多年前，初进小报做编辑。同事中有位大姐，写作仍处于“今天天气真好，万里晴空飘着朵朵白云”的阶段。虽然文不如人，但大姐另有所长，每天上班搬出半尺厚的通讯录，开始拨电话：“张总，好久不见，哈哈。”“李社长，最近忙不忙啊。”我们出去开会，她总是拍着翅膀招呼打得满场飞, 似乎所有人都认识，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真是厉害! 认识久了，了解她经营友谊的方式： A的老婆得感冒，她会打电话联系C，请C帮忙找D挂个号。待C孩子出世了，她也会帮C去联系E，买到便宜的纸尿布。她用大量的时间照顾所有熟人的琐事，为自己攒人品和交情。 她的口头禅是：多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因我与她合住一套宿舍，有幸成为离她最近的那条路。没饭吃，上我这吃。没卫生巾，来我这拿。没衣服穿，也向我借。有一个春天，她说，今天这么热，我还没买凉鞋呢，你借我一双吧。说着拿走我一双全新的凉鞋。待春去秋来那双鞋终于还回，我一看，鞋底都穿掉了。 后来有一天她破天荒说，我请你吃饭吧。我以为太阳从西边升起了，结果跟到她到餐厅，发现一大桌陌生人坐在那里。 原来是她朋友的朋友请她的朋友，她朋友通知她，她顺水人情捎上我。我尴尬地加入这转了好几手的饭局，在回去的路上，我委婉地对她说，下回还是别请我吃饭了。 之后，离开那个城市，与她断了联系。前段时间在网上遇到同行，对方提起她。我问：你也是她的朋友？对方闻言嗤之以鼻：有的人相识遍天下，好友烂大街，还是做她的敌人物以稀为贵。 我才知道，她混了这么年，即将奔四，仍租房住，仍没有嫁，仍锱铢必较地占的便宜，仍一间公司换一间公司地打工。工作，生活，文字都没有进步。她曾经结交过那么多朋友，铺过那么多条路，谁也没能把她拉上阳光大道。 她并不是不努力，只是她太迷信人际关系的力量，若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或许早有建树。 其实一个庸人对于友谊最大的利用，不过是蹭顿饭吃、蹭件衣服穿、占点微不足道的小便宜。朋友就算愿帮大忙推荐你去做CEO，也要你自己有料啊，你的表现不至于让对方蒙羞才是。 许多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靠一己之力、一技之长、埋头苦干、自给自足，如果有朋友提携是锦上添花，没有也不会太糟。 网上有一条成功法则这样写：你的收入是10个身边常联系朋友的平均收入。我不知道这势利又武断的话出自何方，论坛微博上转的到处都是，可见很多人是相信的。于是大家越来越功利，削尖脑袋去结交比自己聪明、能干、有钱的朋友，以便帮助自己进步。可这句话是真的，马化腾、马云们出门不能随便交朋友了。以免不小心认识两个穷鬼，收入马上被拉下大半。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更多时候不是你认识了有钱的朋友你才变有钱，认识了优秀的人你才变优秀。而是你有钱后，你才真正融入有钱人的群体，成为有钱人的朋友。你优秀了，那些优秀的人才自然而然地来结交你。友谊应源于个人魅力、人格、品德、才学的互相吸引而不是刻意的殷勤和巴结。你和谁在一起，和谁相遇，和谁有缘，上帝都已经先在可行性上给筛了一遍，这是物以类聚。 借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照顾好你的奢侈品，你的必需品自己会照顾自己。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养得起奢侈品，你的必需品自然会有，根本无需操心。我想说，照顾好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也会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我们不竞选总统，不卖安利和保险，那么对于朋友的功能我们无需奢求太多。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谢超波（音）认为自己的条件可以在一家大国企谋求一份工作。他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一个领域──环境工程。此外，他正在试验新技术，以帮助找出水中的污染物。他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申请了30家公司，仅获得了四次面试机会，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份工作。 谢超波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曾经创办过生产玻璃和鞋类的企业，现在经营着一家生产水泵的公司。尽管如此，谢超波却没有兴趣在民营企业工作。这名24岁的工程专业的学生说，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教导要寻求稳定，规避风险。 过去10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长了六倍，达到每年600万人以上。这种前所未有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工资被压低，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校学生则担心他们的未来。多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中国毕业生想在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民营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被认为能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调查显示，如今几乎没有大学生愿意放弃政府的铁饭碗而下海、加入初创企业或自己创业，虽然这一代人的父母有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心，企业家精神的弱化将会影响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成为富裕国家的能力。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宏彬说，当前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国家因此更加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长期目标。李宏彬专注于教育方面的研究，并参与了上述一些调查。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家甘犁2011年对8,400个中国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21岁到25岁的人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16.4%，这一比例是小学毕业后辍学者比例的四倍。大学应届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并不如意。清华大学李宏彬的调查显示，2011年，将近一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低于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自中国的农村，在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 在山西大学求职的学生 即使在大学努力学习，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李宏彬发现，和成绩普通的学生相比，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起薪要低大约10%。许多学生认为，这是因为一些成绩普通的学生有更好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承受风险的意愿。一些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说，他们的家庭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不愿意让子女冒险在民营公司工作。在寻找配偶时，在政府工作也是一个优势。董林山（音）是一名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她的母亲郑江秋（音）最近在温州吃午饭时告诉她，如果你是公务员，相亲的时候会非常抢手。温州是中国南部一个以民营企业闻名的城市。 五位研究人员比较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中国三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以及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的工科学生。结果发现中美两国大多数学生的梦想都是创办自己的企业。但等到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刻，只有3%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会进入一家初创企业，相比之下有这一想法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占比达22%。希望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学生数量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10倍。 斯坦福大学的博斯韦尔(Matthew Boswell)领导了上述研究项目。他说，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能够动用的风险资本和科研经费没有那么多。这些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成为创业家的学生抵消因试图创新而可能面临的风险。 工程学学生谢超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供职于一家西方金融企业的34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学生也明白政府在商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位经济学家回忆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希望成为像苹果公司(Apple)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那样的人。因此他寻找西方企业的工作机会，以便学习现代经商之道。但他说，在中国，哪怕是著名企业家也不得不向政府低头。这打击了企业家的主动性。 那些试图通过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随后发现他们无法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拉丁美洲、韩国、印度和其他地方，这一问题导致出现了针对“人才外流”的抱怨，因为大学毕业生都到美国或欧洲寻找机会去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但中国大学毕业生依然难以找到工作。所有年龄段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约为3%，远低于小学毕业后辍学人群的失业率。但对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 中国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的热潮始于2000年左右，并通过将职业学校变为四年制大学的做法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有更多家庭能够承担大学学费。但大学学费即使对于按中国标准衡量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决定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的主要是中国教育部或省级官员，地方用人企业很少参与其中。这一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错配。清华大学的李宏彬说，雇主开的工资不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值那么多钱。 大学生将政府工作视为生命线。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去年有创纪录的110万学生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比上年多了1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去年秋天有3,000名大学毕业生申请大约1,000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涉及的工作多是街道清洁工、司机和其它卫生部门工种。在中国北方煤炭资源地带的中心城市太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大四学生郭一涵（音）说，他宁可参军，也不去民营企业当会计，后者的起薪约为每月250美元。 清华大学的李宏彬在2010年对50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说，他们希望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任职，只有11%的人表示希望自己创业。由于没有足够的政府职位，36%的学生最终会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另有4%自主创业。大约10%的学生在外企工作。 景明（音）放弃了创办一家酸奶制作公司的梦想。图为他和妻子的合影 北京方面试图重新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包括吸引在海外学习并居留的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专业人士回国，为他们提供福利分房、研究资金以及最高16万美元的奖金。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以来，只有3,300位专业人士接受了这些条件。 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精英高校都建立了孵化器项目，帮助企业家为高校进行的研究项目开发商业应用。 但人才仍在继续从中国流失。中国政府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有220万学生赴海外留学，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现年27岁的戴雨森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Stanford’s School of Engineering)学习之后，于2009年回国。他创立了化妆品团购网站聚美优品(Jumei.com)，现在该网站有1,700名员工，戴雨森也成为中国创业家精神的招牌人物。 他说，他在斯坦福学到了有关团队建设的重要经验，并在与知名硅谷企业家见面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他说，年轻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可能最终改变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首先考虑保障的态度。 这仍需要时间。2009年，江苏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景明（音）联合一帮朋友开了一家酸奶制作公司。他们转移到南通市建立业务。但在得知了他们将面对的繁文缛节和下层腐败之后（包括为一些官员报销手机费），他们放弃了梦想。景明后来去了一家国有的环境监测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众多小企业将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温州从荒僻之地变成了有300万家企业的繁华都市。温州市中心有一座巴黎凯旋门的复制品，其市郊则密布工厂。当地人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经商。当时政府在温州和其他地方关闭了上万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 但创业家们却没有被奉为救世英雄，而是遭遇了许多居民的怀疑目光。很多人都记得破产的工厂老板没有支付工人工资就关门潜逃的事情。与此同时，许多存活下来的中国国企在上个10年蓬勃发展，如今主导着银行、交通、能源和其他利润丰厚的领域，从而成为毕业生向往的雇主。 政府数据显示，外资企业2000年支付的工资比国企平均高出40%。但到2011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仅为11%。另外，国企还会提供外企所无法提供的一些福利，如办理居住证，从而让新员工得以携带家属，以及让子女上好学校。 人力资源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驻北京咨询师林杰文(Jim Leininger)说，国企能提供的东西很多，它们财大气粗，知名度高，会让人产生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在那里还能积攒人脉。 其实中国政府本身就被人们看作是相当可靠的雇主，基本上不会有裁员的风险。虽然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工资不如国企，但在政府工作受人尊敬和羡慕。而且大学毕业生已经意识到，政府高官的决定能影响企业的生死，也能为“不拘小节”的公务员提供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 清华研究生、身为温州人的谢超波说，有时你不得不求着政府官员。他说，父母希望他做公务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照顾到家族企业的生意。谢超波说，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你就得装孙子，巴结那些当权者。他说，自己不愿到私企工作，因为可能安排给你的工作就是要求人。 25岁的董林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该校用英语授课。她说，自己本希望学习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身为温州鞋子出口商的她叔叔和其他雇主都说，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这种思考能力。董林山说，大学教育让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界比其温州同龄人更加宽广，但这个学历只让她得到了几个薪资很低的工作机会，如某语言学校的外教助理。 董林山说，在中国私企工作，家里人会觉得没面子，那些公司都没有名气。 后来她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了研究生，去年11月毕业，这一次她瞄准的是国有银行的工作。董林山发出了50份简历，得到了银行的六个面试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工作还没有着落。 她前不久再次对母亲说，不会再考公务员，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可能会让人堕落，但会继续找下去，目标是国企的稳定工作。在董林山看来，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去初创企业工作风险性太大。 她说，在叔叔的制鞋工厂里工作是最后的选择。她说，办公司一点都不酷，如果在努力后失败了，别人会笑话的。 BOB DAVIS （更新完成） 来源：wsj 链接：http://cn.wsj.com/gb/20130326/bus141200.asp?source=whatnews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7801/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寻求安稳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受挫 发布时间：2013/03/27, 09:34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像“大妓院” 槽点略多：中国大学能打败美国大学吗？ 中国退步最快的十五所大学 南方周末：不能设想没有梦的人生——致2012届大学毕业生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南京工业大学2011届毕业生晚会雷人舞！！ (@fun4hi) 2013年中国大学校花排行榜TOP50 (@jdxi)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很长，但是值得你读完 (@fun4hi) “二奶要报仇” 大话中国各大学雷人雕塑 (@fun4hi) 十分钟看懂中国。客观公正，总结的太精辟了 (@fun4hi)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