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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新政系列访谈之一】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表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那么，何谓“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新京报专访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1　何谓“触动灵魂”“触动利益” 新京报：你认为“触动灵魂”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触动灵魂”主要是指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比如说20多年前， 邓小平 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影响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僵硬的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触动灵魂”的问题。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真正触动了灵魂，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新京报：“触动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从1992年小平南巡开始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贪腐现象依然严重，民生问题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社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等。这些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去解决，而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说，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革，这并非20年前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就能解决的。 新京报：那么触动谁的利益，触动哪些利益？ 周瑞金：我一直认为，在这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有一种“特殊利益者”，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定的公权力作为背景。特殊利益者的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对全国矿山资源的占有，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友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者也在寻找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员最容易被特殊利益者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与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 所以，此次李克强总理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2 “触动灵魂”“触动利益”都难在哪 新京报：“触动灵魂”难在哪？ 周瑞金：应该说，“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都很困难。观念的转变也很困难，当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社会的思想观念虽有很大转变，但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使到今天，“触动灵魂”的问题也不能说就完全真正解决了。 比如前几年《物权法》的出台过程，就是思想观念的博弈，不少人认为保护私人财产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再比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首先一个障碍，就是不少人认为好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改，就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这些就是思想惯性在作祟。 一个好的基础是，现在“依法治国”的观念已经牢固。继续坚持依法办事，“触动灵魂”的难度，会逐渐减小。 新京报：“触动利益”难在哪？ 周瑞金：相对来说，“触动利益”更加困难，因为在物质社会里，利益的切割比观念的扭转要困难。现代社会，人的一个劣根性，就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每个人和机构都平等竞争，从这个角度看，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建立法治型的市场经济。对此，就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其实就是要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二，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官员就要自觉地对自己、对子女、对亲属严加监督，不要让公权力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新京报：“利益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周瑞金：利益的背后是体制。以前河南省交通厅长的岗位上，连续四任厅长前赴后继，一任比一任贪腐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体制让厅长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和监督，为贪腐提供了温床。光靠官员自觉，光靠网友举报，远远不够，所以“触动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深化改革，就是要“触动体制”和“触动机制”。 3　“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新京报：“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总理为什么会这么说？ 周瑞金：以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继续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些没有取得利益者，却愈发难以获得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一个人仅靠自己奋斗，上升的空间和几率都在缩小。所以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利益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阶层固化，也是舆论经常提到的“×二代”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李克强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说明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当前深化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了解得都很清楚：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社会主要问题已经转化，从“灵魂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目前的关键问题就是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 新京报：这种说法，释放出什么样的改革信号？ 周瑞金：通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相关表态，特别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最近的一些言论，我认为目前的改革重点还是放在社会体制和社会建设上面，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为下一步深化其他领域体制改革提供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而总理说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恰恰是当前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 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3月20日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一句话，政府要说到做到，不能“放空炮”。国务院的决定要不折不扣执行，决不能搞变通，各级都要加大督察力度，没做到的要问责，不能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 这也说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改革决心是很大的，不仅推动深化改革，而且重在落实改革措施。“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点中了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之处，就是要打破利益格局，进行利益调整，这种改革判断符合社会和民众的期待。   本文来源《新京报》                                                                                                                                             —–白衬衫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战略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最近举办“中国国防和安全”研讨会；其中一个分场的专题是：“中国国内的安全机器”。 “中国国内的安全机器”讨论会的内容是关于中国武装力量在维持国内安全方面所起作用。 在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布拉斯科；他介绍了中国正规军在国内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布拉斯科表示，中国几届军队领导人一贯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武装力量来说，国内安全至关重要。习近平走马上任后，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发出了纲领性指示；其基本点是：服从党的领导，能打仗、打胜仗，以及树立优良的工作作风。首要的一条—无人感到惊讶的是：对党忠诚。 树立优良工作作风的基本意思，就是要为全国作一个好榜样，让人民为军队感到骄傲；反对腐败，让人民看看： 好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 这些提法都不是新东西。众所周知，毛泽东说过，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为了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里保证党指挥枪，他们有一个以政委为标志的政治制度，政委的使命就是保证战士忠诚于党。军队的一切运作由政委和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连级单位以上都实行这种双轨制。胡锦涛对所有武装力量的要求是，把坚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当作第一使命。他要求部队控制突发事件、维护国内稳定。几年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就说，中国的核心利益首先就是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府系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布拉斯科介绍了有关中国武装力量建制方面的一些情况。布拉斯科说： “依照中国97年出台的国防法，中国武装力量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正规军和预备役，正规军人数约为230万，预备役人数50万。中国武装力量第二个组成部分为武警部队，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实行双重领导；国务院方面的领导多数情况下由公安部实施。武警部队人数的官方数字为66万，其它有些统计则高达100万。10年前，美国曾认为中国武警部队人数为100万至150万。中国武装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民兵。民兵总数800万，分散在全国各地。多数民兵为平民。解放军正规军以及预备役的基本使命是外部安全，但根据国防法，也可以在被授权的情况下参与维护内部安全的运作。武警的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内安全。武警的建制有若干轻型步兵部队组成，参与国防运作也很便捷。民兵也可以参与对外和对内的安全运作。解放军可以支持国内安全运作，但国内安全运作主要由武警担负。”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科学家坦纳说，中国的武警部队是有多种建制、担负多项使命的准军事力量；其活动领域包括：边界安全、消防、救灾、海上安全、保镖、金矿开采、水电站、森林和运输安全保护等等。 坦纳指出，中国武警面临严峻挑战。他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武警部队如要有效地完成使命，必须应对两个挑战： 一，怎样才能加强地方上骚乱发生之初的相关信息工作，以缩短作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二，怎样才能加强对武警部队的领导和控制，让地方官员不容易滥用武警部队。地方上党的官员的滥权行为通常以其压制性行动激发起社会公愤。 坦纳说，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95年3月下发指令，要求加强对武警部队的集中领导。但是，这个指令最终并未导致中央对武警的集权化领导，因为这个指令同时也授权各地县委书记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调动当地武警部队。坦纳说，中国围绕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对武警部队的控制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国武警面临困境。一个关键问题是：剥夺地方官员调动武警部队的权力是否将使他们难以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最后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是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部主任马蒂斯。他介绍了中国公安系统在维持国内安全方面的作用。他说，中国公安系统主要依靠两个举措： “第一个举措就是重建国内情报系统，恢复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国内安全部– 或所谓“国保”—的部分功能。第二个举措，就是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声称要建立‘大情报系统’。恢复建立国内情报系统，加强公安系统各职能部门的紧密联系– 这两者的结合便于及早预警、布置眼线、将所得信息付诸行动…… 这和解放军的信息化是一个性质。目标是：坚持侦察预警当先、及早出手、及早制服、及早控制局面。” 马蒂斯说，中国一名县公安局局长坦诚，在他的县有40万居民，而从公安系统领取报酬的“线民”就有1万2千人。 这位詹姆斯基金会中国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当局认为，公安系统信息化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当局念兹在兹的就是国家安全。他们掌握并部署了新的技术设施，比如联网监控录像，加上来自“犯罪”现场、银行、旅馆、开罚票的警察等各个渠道的情报的汇总，就获得了功能强大、有着包括反间谍在内的不同用途的工具。这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对于当局认为“有问题的人”– 像艾未未和一些维权律师等人 — 具有很强的盯梢作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習近平上周在全國人大以 99.86 ％高票當選國家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習總的權力相對于前任江澤民與胡錦濤開局時要來得鞏固扎實，但不要忘記，小習的威望並非建基於什麼豐功偉績，因為這位 59 歲的太子黨大員沒有任何改革的功勳。習總的權力基礎泰半來自解放軍。而為了穩住軍隊的支持與將領的效忠，習總已決定在瓜分全國經濟蛋糕時向部隊與國防體系傾斜。 習總在「十八大」登基後便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巡視陸、海、空與二炮部隊，每次他都呼籲軍隊要「著力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習更強調軍隊要保證「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同時，這位新任三軍總司令答應了部隊大幅增加軍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的「平戰合一」指導思想下，解放軍與其軍工企業體系可以佔用不少民用企業的資源。習總上周與解放軍人大代表座談時便指出今後會「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努力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小習更承諾要「進一步做好軍民融合式發展這篇大文章，堅持需求牽引、國家主導，努力形成基礎設施和重要領域軍民深度融合的發展格局」。 今年公開的國防預算是 7201 億人民幣，較去年增幅為 10.7 ％，表面上處於合理的水平。海軍資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尹卓表示，中國軍費占 GDP 1.3 ％ ，是國際水平的一半，而且大大低於美國國防開支占 GDP 4.5 ％的水平。問題是中國的國防預算非常不透明，外國研究解放軍的學者的共識是，中國實質軍費相等於公佈軍費的三倍左右。換句話說，中國國防開支占 GDP 的比重已靠近美國，難怪解放軍近幾年無論在航母、核潛艇、洲際導彈、隱形戰機方便都追俄趕美！ 這次在人大政協的軍方代表也異口同聲地為擴充軍費努力作遊說工作。例如海軍少將兼人大代表杜本印便聲稱「對任何一個大國來說，海軍建設都是必須的。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上升，海軍建設必須與我國的國際地位相匹配」。另一位海軍政委兼人大代表厲延明更強調「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軍隊的使命也不斷延伸。海軍建設 發展形勢逼人、時不我待」。清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兼政協委員李稻葵亦同意軍隊應享有更多的國家資源。李教授指出「國防是國家發展與安全的保障，應當站在這樣的高度增強全民國防觀念」。李更聲稱「從本質上講，國防與經濟社會是緊密結合的，這一點在各國已經形成共識。我覺得國人在這方面還應該加深認識，對國防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支援。」 其實由於解放軍無論在內政與外交的影響力不斷膨脹，一個嶄新的派系 –– 軍工航太系統 –– 已在中共政壇冒起。而且獲益于習總的特別眷顧，此體系將在習的十年任內快速擴張。軍方在「十八大」除了保持傳統的兩席政治局委員與四十多位中央委員的位置外，有四位重量級軍工與航太企業的老總首次出任中委。他們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張國清（ 1964 年出生）；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林左鳴（ 1957 ）；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馬興瑞（ 1959 ）與中國航太科工集團公司總經理許達哲（ 1956 ）。 值得關注的是部分太子黨的第五代與第六代精英已成為軍工與航太系統的佼佼者。其中最為人熟悉是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恒。江綿恒在美國取得電機工程博士後回國在 上海從事 IT 行業的生意，曾一度活躍航太界並參與「神舟」宇航計畫。近年他雖然擁有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頭銜，但據聞因為經商活動「過火」而稍微低調。部分曾在軍工界叱吒風雲的人物亦開始在政界發展。其中曾出任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與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主任的張慶偉（ 1961 年生）往上爬的潛力最大。張具備又紅又專的條件，在發展載人航太工程與民用大型飛機都曾立下汗馬功勞。小張於 2002 年的「十六大」已當選中央委員，並於 2011 年出任河北省 委副書記，省政府代省長、黨組書記，去年晉升河北省長。上週末在人大獲委任為國務委員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SASAC ）主任王勇（ 1955 ） 是另一位有航太與軍工背景的實力人馬。老王曾長期在航天部、中國航太工業總公司與中國航太機電集團公司工作。作為 SASAC 的主管，王勇名義上統領百多個 巨無霸的央企，在「平戰合一」、軍用與民用企業緊密協調方面可作重大貢獻。 有軍工背景的民營企業家雖然鮮有出任黨政高職，但他們在黨政軍的實力不可低估。最明顯的例子是兩間在國際商界打出名堂的 IT 企業，總部都在深圳華為集團與 中興集團。他們雖然標榜是百分百的私營企業，但實質上有頗濃厚的軍工系統背景。華為的總裁任正非（ 1944 年生）出身解放軍工程兵戰士與工程師，在 1998 年以 2 萬人民幣創立華為。任經常出現在外國雜誌「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界領袖」的榜單上。中興公司於 1985 年由幾位與政府航天部門關係密切的專業人士成立。據靠近這兩家跨國企業的人士介紹，不少高幹都持有數量可觀的華為或中興的股票。 軍工企業即使在如美國與法國等西方民主國家都在政壇擁有巨大影響力。例如布殊家族與美國軍工界（ 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 ）的關係異常密切，老布殊總統在 1992 年不惜得罪中國而向臺灣售賣總值 60 億美元的 150 架 F16 戰機，便是要照顧素來支持其家族的軍火商的利益。但不要忘記推行普世價值式民主的國家畢竟有三權分立與文職官員治軍的「制度優勢」。更重要的是，西方以及大部分亞洲地區的軍隊是國軍而不是黨軍，所以軍隊受到國會、不同政黨和輿論的監督。習近平在去年底內部講話中提到蘇共滅亡的主因之一是軍隊中立，沒 有為蘇共賣命，其心態跟鄧小平在「六四」屠城後表揚解放軍「救黨有功」同出一轍！但黨與軍的「權力結盟」是把雙刃劍，軍隊與軍工系統冒起的結果只能是中國脆弱得要命的民主進程將更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