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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2013两会雷人语录榜出炉！网民犀利拍砖(组图) 作者： competa                                         人大代表入场 两会刚刚结束，引来网民批评的“2013两会雷人语录”也发榜了！看看经常自嘲P民的网友，如何给“人民代表”们犀利“拍砖”。 NO1：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申纪兰）                                            申纪兰 中国“万年代表”申纪兰在山西开放团上，提到养老金发放话题时说，“能得到养老保险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高兴。”据媒体报导，申纪兰发言结束后，“会场响起了长达十秒的热烈掌声。” 民间拍砖：养老保险制度发源于资本主义的德国，后被美国、日本等国家所采纳。“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这样的弱智论调，竟还能得到长达十秒的热烈掌声？不知代表们是无知，还是已经习惯谎话不打草稿？ NO2：建议律师费分50%给法官（袁志敏）                         全国人大代表，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 “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袁志敏建议将律师收入的50%转给法官，表示因“法官工资普遍很低，缺乏一个激励机制，而且也为造成腐败埋下危险。”“现在律师的收入比法官还要高，但决定案件的却是法官，这不合理，应该将律师的收入50%转给法官。” 民间拍砖：1,工资高低和腐败没有必然关连，代表的逻辑混乱2,法官和律师，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是社会工作人员，律师费分给法官，讲难听点不是受贿是什么？提议本身就是搞腐败！3,法官有“其他收入”来源，不差工资。4,正常国家的法官，除了遵守法律，上面没有领导。但中国的法官上面经常有“领导指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官。 NO3：提议立法每人扣工资做慈善（周森）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2月27日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要保持民众做慈善的激情，需要将慈善立法，慈善立法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超过3500多少税，超过5500多少税，要按照法律的程序。” 民间拍砖：捐赠的意义是自愿和无偿的，强制捐款完全背离慈善初衷；慈善立法目的应是规范、完善慈善体制、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使其健康发展。腾讯网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7%的人反對强捐，许多网友大骂：强捐根本就是明著抢劫！ NO4：防止水都流国外建议水库一起蓄水（仇和）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 针对云南农村地区干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说：云南不是没有水，且水资源充沛，但三江春水向南流，多流到国外了。他建议要大中小水库、坝塘、水窖一起蓄水，提高水资源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衡的解决能力。 民间拍砖：水流到国外是几千年的事，云南干旱却是2009年开始的；水流到哪里与政治无关，难道水还有国籍？最好把云南的风、云也全部给圈起来不让飞到国外去！！ NO5：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不应生孩子（陈光标） 全国政协大会特邀旁听人士、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 每年都旁听全国两会的富豪陈光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修改，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读过高中的可以生一胎，高中以上学历的生育应该放开。同时，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应该特殊对待，保障基本生育权。 民间拍砖：难道不是大学毕业生的孩子就不是人？ NO6：法定节假日人民免费坐火车（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从2013年开始，国庆、春节、清明、劳动等节假日，全国人民可免费乘坐火车，称“这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使低收入群体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福利。” 民间拍砖：免费的最贵！问问他家长辈吃过公社食堂种过国营农场的地没？没饿死那是运气。火车票花钱都是一票难求了，免费的想必后果多严重？朱列玉既然是个律师怎么那么不了解人性呢？免费！好动听的两个字，想想广州亚运会前车之鉴，不堪回首。 NO7：人大代表和国外议员不—样，财产不用公开（信春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 3月9日，就“人大工作”相关问题中外记者会议上，有记者提问说：世界所有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的议会议员，都要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接受社会的监督，请问全国人大在这方面的立法将来有什么打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回应称：中国的人大代表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的议员，因为我们很多的代表是基层代表，我们270万各级人大代表的总数中绝大部分是基层代表，关于代表的权利义务在我国的代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谢谢。 民间拍砖：是不同，你们是指定的，不是选举的，不用对老百姓负责和公开；你们也可以肆无忌惮的贪腐，因为不必担心遭到反对党的指控。 结语：历年中国两会召开，屡遭批评为是对参与代表们的政治酬庸大会，仪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对许多中国民众来说，这些“民意代表”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无怪乎雷语不断！

就算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那么社会又是谁？好比你无数次在报纸上看见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车祸的孩子无人救治，你也会出离愤怒，认为世道道德沦丧人无底线，但你的拳头只能攥紧，然后默然松开，你不知道应该揍谁。就算是那些围观看热闹的路人，揍他们也不公平，并且他们也不会留在原地被你揍。 一个敏感的人天生就生活在苦难之中——曾有位诗人如是说。都不必时代或社会额外强加你苦难或事故，来自心灵的波澜或暗涌就可以让你仿佛经历过世间无数波折起伏。可有些羞辱是怎么回事？谁生来坚强？谁又从小豁达？还不是受够了伤之后的无可奈何。建议我加强个人修养的可以不用看这一段了——我相信也许可能大概真有天生命好从未遭遇过白眼的人。 有些羞辱是苦难——因为一个称呼，就平白落入永不翻身的地步，比如：农民、扫大街的，家长教育孩子好好学习的时候经常使用；无业闲杂人员，警察在街上查身份证的时候格外关注他们；还有如拆迁户之类的，总归是贪得无厌的或不安定因素——在有些人的眼里他们就是那么认为的。这些事情，我们曾经以为离自己很远，也许你现在也觉得离自己很远，就算抱有同情之心，依然认为这就是“弱势阶层”。但你是否知道有时“弱势”这个词也算一种貌似同情的羞辱呢。这时候，那种身份造成的差别心，让人有种一拳头打在棉花里的感觉，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 还有些羞辱来得无妄——每当此时，我就想问一些人（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些人）：你他妈的哪来的那么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谁又给了你随便看不起人的权利呢？如果你和我一起走进回忆，就会默默的想起那些年的委屈和愤怒。你记得吗，因为你太活泼爱说笑，老师会在你的评语上写上“不够稳重”、“加强组织纪律性”。你中学的时候多跟异性同学说几句话，老师和同学都会用眼神谴责你水性杨花、作风轻浮。如果偏巧学习成绩不好，那么你的人生已经被划上小黑叉了，所有人都认为你没有前途，就算你告诉他比尔盖茨也是退学的也没用。所以，那些学习好的同学中，其实有很多事相当狡猾的：只要学习好，就相当于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和自由，就尽可以逃学、打架、早恋，老师和家长也睁一眼闭一眼了，最多叮嘱一句“不要影响考试”。我想，也许学生时代是这个氛围的开始，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多年之后，在同学会上豪爽买单并且叫嚣“你看当年学习好的还没我有出息呢”的那些人，何尝不是委屈的释放和粗暴的自我证明呢。 我见过很多异样的眼神：国家机关公务员看非体制内机构雇员的，外企职员看自由职业者的，已婚者看单身未婚者的，已经被生活磨灭了梦想的庸人看那些依然幼稚热情冲动的年轻人的……那种优越感真的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你一定遇见过那种看不起的轻视眼光。甚至在一家税务局、街道办事处或国营餐厅，都会被毫无理由的呵斥过。如果没有当场掀桌翻脸，那么积攒下来的愤怒和仇恨都去了哪里呢？难道也要报复社会吗？如果真的掀桌，最后的错一定是你的，因为你没做到“不以己悲”，你太计较，你不够圆融通达。在这个环境里，有脾气和个性会被认为是愚蠢的、具有攻击性的、不安全的，一堵无形的墙会把你隔绝在外，直到你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思想道德修养。 而这些，不过是最基本层面的。想想很多年来，你的身边一定会出现过很多人。他们特别关心你，关心你的思想和情操，直到你被压制至柔顺，不会“胡思乱想”了，这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们很直爽的指出，你是很有一些缺点的，都是为了你好，才直言不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有什么不高兴的”。他们一直说着心灵鸡汤般的片儿汤话，无比温情正确，都是善意表达，都是“为了你好”，若有不从，就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简直是不拿你当人看，好像离了他们，谁谁都是行尸走肉一般。你从来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要照顾那些人的情绪，满足他们的安全感，成全他们的优越感，否则你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不知道，这种羞辱感是如何长久的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小波曾说“人生就是个缓慢受捶的过程”。当任何人都随时随地有资格羞辱其他人的时候，没有被阉反而是一种罪过了。（文/庄雅婷）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749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庄雅婷：我们曾遭受过的羞辱 发布时间：2013/03/17, 14:27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女人 此生，做这样一个女人 漫画：我是一个女人 二十岁之后，请你称呼自己女人 读懂女人的语言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提醒广大男性朋友，女人的相片信不得 (@fun4hi) 女人的美丽武器：Dior 001 (@ixiqi) 女人的逻辑 (@jdxi) 各国最猛女人对比，哪个更霸气？？ (@fun4hi) 女人的钱包只是装装样子，太给力了！ (@fun4hi) 无觅

　　八年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本书刚出版，网上就可以随便下载。为此他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他们的回复，请他提供盗版网址。他在众多网址里找出三个给他们。三个月过去后他上网一查，那三个网址仍然可以下载他的书。几年过去了，那三个网址上一直挂着他的书。 　　我所有的作品也都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即使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台湾出版后，也立刻可以在大陆的网上找到。纸质图书的盗版同样泛滥，我的《兄弟》出版才几天，就会在家门口的地摊上看见盗版书。 　　查处盗版图书的执法权在各地文化局的文化稽查队那里，当然公安局也有执法权。但文化稽查队的稽查范围十分广泛，从网吧游戏厅到歌舞娱乐场所再到文艺演出和文艺培训等等，稽查盗版图书对他们来说只是小事。公安局面对层出不穷的刑事和经济案件，无暇顾及盗版图书。虽然偶尔看到文化稽查队和公安局联手捣毁某个销售盗版图书窝点的新闻，也只是偶尔而已，盗版在中国的版图不会因此缩小。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查处印刷盗版图书的印刷厂。可是这种打击手段有一个漏洞，最近十多年来，监狱印刷厂和革命老区印刷厂成为盗版图书的主要印刷者，这个曾经有效的手段也就无效了。 　　监狱隶属于司法局，不仅文化局的稽查队进不去，就是公安局的警察也不能随便进入。监狱印刷厂可以逍遥法外，而且是中国印刷厂里面利润最高的，犯人是里面的印刷工人，他们拼命工作却没有薪水，只有很少的生活补贴。 　　地处陕西和江西的革命老区都是中国的贫困地区，它们在战争时期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它们也就有了特殊的地位。几年前一位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一直盗印他们出版社图书的印刷厂在某革命老区，他们和文化稽查人员还有三个警察千里迢迢来到这家印刷厂执法，结果当地的警察迅速将他们包围。当地的县长也来了，县长愤怒地质问他们：你们对革命老区有没有感情？然后说这家印刷厂是这个贫困县的纳税大户。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西方总是有足够的理由批评中国政府在打击电影、歌曲、书籍、奢侈品等盗版方面不作为。但与其说是不作为，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盗版在西方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在中国不只是知识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为什么盗版如此猖獗？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如此泛滥？那位革命老区的县长说出了原因，就是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有着明的暗的利益关系。明的方面这些违法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暗的方面一些地方官员在这些违法企业里拥有股份。 　　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对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可是仍然有超过1亿人达不到一天1美元的收入。在物价飞涨的中国，数量庞大的贫穷人口构成了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市场。他们没有能力去消费正版的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只能消费便宜的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他们的生活被毒大米、毒奶粉、毒蔬菜、毒火腿、毒馒头、毒玩具、假鸡蛋、石膏面条们所包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吃下劣质的食品，使用劣质的日常用品。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需要知识，需要看电影，需要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买不起正版的图书，只能买便宜的盗版图书。 　　几年前，我在中国的大学演讲时说过：“我反对所有的盗版行为，但是如果这个巨大的贫穷人口问题不解决，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因为正版书可以养活我和家人了。”我的一些作家同行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仍然这么想。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嘉兴，当地人正在收集死猪。人们怀疑在河中发现的数千头猪来自这座城市。 中国嘉兴——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最近发生的数千死猪顺江而下、威胁上海人饮用水源的事件很可能代表着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 举例说，在这座养殖生猪的城市，警方去年5月抓捕了四名向屠宰场出售死猪的人。12月，一家浙江的法院判处了17个人监禁，其中一人终身监禁。这些人被控加工、销售病死猪的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共收罗了7.7万头猪。 农业专家说，随着政府数次打击出售病、死猪的商贩，有可能一些人因此认为，也许把死猪直接扔到河里会比较好。 如果真是这样（现在还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也还有一个未解之谜：这些猪是在哪里死的？又是谁把它们的尸体扔进黄浦江的？死猪的数量仍在增加，最新的统计是7545头。 自从上周末成千头猪开始出现在黄浦江，一队队手持长柄叉的工作人员乘着驳船在河道中散开，四处打捞腐烂的死猪。 在这个国家，人们越来越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刚开始执行新规，以设法阻止饭店使用回收的地沟油。此事发生后，官员们迅速行动，向公众保证上海的供水符合国家标准，供应的猪肉也是安全的。 上海开始了一次大型的整治工作。本周初，人们将河中拖上来的死猪深埋，身穿制服的检察人员拖着装有实验仪器的箱子在这座城市的户外菜市场抽检猪肉。 农业部宣布，它会对此事开展独立调查。 一个政府部门指出，猪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寒冷天气。但是上海地区很少下雪，上周也出现了异常温暖的天气。 这样的言论在社交网站激起了众人的嘲讽，一些人说，这句话荒唐得就如同相信这些猪是集体自杀。 一个更可能的死因是猪圆环病毒，这种病是猪的常见病，但应该对人无害。根据上海有关部门的抽样检测，死猪身上携带猪圆环病毒。 嘉兴位于黄浦江上游，距上海70英里（约合112公里），是一个明显值得怀疑的源头。上海政府表示，有十多头猪的猪耳标表明它们来自嘉兴，这一怀疑得到进一步证实。嘉兴市政府随后宣布，他们已经拘留了一个承认把自家养的猪扔进河里的农民。 但在嘉兴，农户们否认曾把猪丢入河中，称这是违背常识的，猪不可能一路漂到上海。其中的一名农民徐金甫说，“假如我们把猪在这一带扔到河里，等它们到达上海时，就烂得不成样子了。” 另一名农民许金华拿着一把铲子，站在他的猪栏外。他说，“听到人们为这个事指责嘉兴，让人有点不舒服。”这个农民继续说，“这条河的水流速度很慢。你真的以为猪可以从这里一路漂到上海去？” 徐金甫帮助管理着一个有大约3000头猪的集体农场。他说他们通常会卖猪崽给上海附近的农民去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猪的耳标上写着嘉兴。确实，在照片中的许多死猪都看上去比较小。 他还说，嘉兴有指定的专门用于处理病死猪的地方。 其他几名嘉兴农民坚持表示，这一地区的养猪场并未出现大量猪死亡现象或其他问题，而且嘉兴的猪基本上是健康的。 “我们这边对猪都照顾得很好，给它们喂很好的饲料。”另一名农民张兵（音译）指着大袋的动物饲料说。“在上海，他们通常就只喂它们泔水。那些猪更有可能得病。” 尽管如此，不择手段的养殖操作在嘉兴和其他产猪地区也并不少见。 打击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从来都不容易。2007年，政府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执行死刑，他收受制药企业贿赂，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不顾。中国还宣布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非法食品加工商的打击。 在嘉兴，一名叫黄浩（音译）的地方官员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猪死在运到上海的途中，卡车司机就直接把它们扔到江里了。 在车开过嘉兴时，黄浩停下车指着一辆正在准备运猪的卡车。当时记者在另一辆车中跟随。这辆车上三层的笼子里装满了猪，正要上路。 “看！看到这个笼子有多挤了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一些被压在下面不堪重负的猪。“这群猪中一定会有一些死在路上！” 三个人完成了装车，并把车顶上了锁。 这些人不知道他是政府官员，没把他当回事，并反驳说，“不，这是安全的！” 随后卡车就开走了。黄浩耸了耸肩。

 　　1963年初的冬夜，两对纽约文化界的夫妇，Jason Epstein和Barbara Epstein，以及Robert Lowell 和 Elizabeth Hardwick，在上西区家中晚餐 。 　　他们谈论着纽约市印刷工人进行了几个月的罢工，造成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停刊，尤其是周日书评版的未出刊让出版社无法广告新书。其中一人半开玩笑地说，为何我们不自己来办一份书评杂志呢？ 　　第二天，他们就去银行借钱，并邀请“哈泼”（Harper’s）杂志编辑席维斯（Robert Silvers）和也是编辑的Barbara Epstein一起主编这个新刊物：《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一期出刊于1963年二月一日，并从此成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与思想性刊物，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他们说，创办《纽约书评》并不只是利用罢工和既有报纸的停顿而另出一份刊物，而是想要“出版他们认为美国所需要的文学刊物”，要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书评。 　　他们早已觉得美国没有重要的书评空间。当时最重要的报纸书评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但思想的刺激性不足；而此前最重要的知识界刊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也影响力渐失。那顿晚餐中的作家Elizabeth Hardwick在1959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书评的衰落”──该篇文章登于“哈泼”杂志，编辑正是席维斯──引起很大回响。她批评当下的书评缺乏生气，而她所期待的是“不寻常的、困难的、长篇的、不妥协的，更重要的是有趣的文章”。 　　而这几乎就是三年后他们创办的《纽约书评》的宣言，并成为他们最耀眼的标记，让《纽约书评》成为英语世界的思想地标。看看第一期的作者：诗人奥登W.H. Auden、评论家Dwight MacDonald, Irving Howe, Philip Rahv, Susan Sontag、作家Mary McCarthy、Norman Mailer、Gore Vidal，社会学家Lewis A. Coser，都是当时最活跃的作者，后来的大师。 　　纽约客总编辑David Remnick在多年后说，“这肯定是杂志史上最厉害的第一期。” 　　这些第一期的所有作者都没有拿稿费，他们愿意无偿写稿是因为杂志提供了一种新风格的书评书写：在这里，书评文章不是对于一本书的报导或是评价，而是本身就是重要的散文或是对议题的评论。 　　而销量也令创办人们振奋：发行的十万份迅速卖完。 　　这个杂志之所以一开始就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到新时代的气氛。《纽约书评》既关注文学，也关心政治──而这可以说是纽约知识份子一直以来的传统。尤其创刊的六零年代中期，适逢美国社会与文化开始猛烈燃烧起来：民权运动逐渐转向“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power movement） ，反越战运动号角开始响起，新左翼学生运动也不断前进。在整个六零年代，左翼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独立媒体人I.F. Stone, 学运领袖Tom Hayden、左翼历史学者霍布斯邦都是重要作者。而作为一份思想与文学媒体，他们也没错过那个时代的重要骚动：芝加哥八君子审判、五角大厦前的反战游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等等。 　　席维斯在2012年的访问中说，“对我们来说，权力及其滥用的经典政治问题永远是我们关心的。”在另一处访问则说：“我们认为你必须提供一种对美国的政治权力的本质的分析──谁拥有他以及谁受到影响。” 　　很快地，《纽约书评》成为美国文化和知识菁英必读的刊物。知名作家Tom Wolfe在1970年一篇极有影响力的文章“激进潮人”（Radical chic）中说，纽约书评就是这批“激进潮人”的“主要理论机构”。此后更有无数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在这里发表文章。 　　席维斯不断强调，他们编辑的宗旨是：“寻找我们尊敬的作者并且帮他们找出适合讨论的书。我崇敬好的作家，有美丽心灵和特殊思想的作家，并总是希望他们能做出特别的事情。”或者，让“这个时代最有趣和最优秀的心灵在这里深度讨论书籍和议题。” 　　他们确实做到了。 　　五十年来，他们始终得以维持十万左右的发行量，也一直是获利状态。（1984年时原来投资者把杂志卖给一个德州商人，但仍维持编辑自主性。） 　　五十年的路途当然不时有些转向。进入七零年代后，六零年代的左翼激进主义转向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国家》（The Nation）在一篇分析《纽约书评》政治立场的文章“纽约书评的重生”中说，如果六零年代是乔姆斯基式的，那么后越战时期则是以赛柏林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强调界定了《纽约书评》的气质，且“纽约知识分子小圈子、常春藤大学明星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取代了乔姆斯基和他们的左翼同志。”乔姆斯基也在这篇文章中说，和六零年代和平运动有关的活跃份子后来在《纽约书评》上几乎都消失。但另方面，《纽约书评》始终关注第三世界的异议知识份子：如刊登过索忍尼辛、沙卡洛夫、哈维尔的访谈，当然也有中国的如零八宪章的英译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纽约书评》再度成为反对政治的基地。小布希的当选、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让他们如六零年代般站到鲜明的左翼位置。他们严厉批评小布希的国内政策侵蚀公民权利，也批评所谓的“自由鹰派”（liberal hawks）知识分子（亦即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自由派）。事实上，在2003年美国刚出兵伊拉克时，许多自由派媒体和知识分子都支持这场战争，但《纽约书评》的主要作者们，Thomas Powers, Ian Buruma、Joan Didion, Norman Mailer、Stanley Hoffmann, Ronald Dworkin, Arthur Schlesinger Jr.，都站到批判的前线。 　　席维斯说，这是因为他担心“政府所制造出的爱国气氛，恐惧气氛，会打压异议。” 　　不过，虽然《纽约书评》仍然具有强烈批判性，仍是英语世界最受尊敬的刊物，但也早已显出某些疲态。例如他们的作者总是同一批人，文章观点可预期性高，并排除了许多重要作者。尤其，五十年来都是同一主编席维斯（共同主编Barbara Epstein于2006年过世），而今年他已经超过八十岁了。 　　这个时代还需要《纽约书评》这样一份沉重的杂志吗？ 　　一个重大的挑战当然是网路时代的来临。2010年起，他们设立了网路博客，提供更即时、更短篇幅的文章。对于未来，席维斯不悲观：“一个关于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独立而批判的声音，在现在比五十年前我们创办这个杂志更为需要。电子的沟通形式在每一个领域日益发展，但是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新形式的批判性检视。这会是纽约书评未来的核心关怀。” 　　确实如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形式的新媒介，我们始终都需要最优秀和有趣的心灵与文字，去质问、去反思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本文为iweekly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