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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早晨我在住家附近的超市釆购食物。我看准了一包牛肉，刚把手伸过去，另一只黄皮肤的手也伸过去了。我顺着那只手抬头一看，一个清爽的东方帅哥。他对着我笑了。＂你是中国人吧？＂他直接了当地用略带南方口音的国语问我。 ＂是啊。这么巧，你也要买这块肉。＂我应着，感觉他乡遇故知。 我们俩开始一起购物。付完帐一起走出了超市。他推着自行车驮着我们俩的货物袋先送我回家。＂我叫周梅，北京来的，就在旁边那个学校上学。你呢？＂刚才在里面光顾着购物，还不知道彼此。一上路我先介绍了自己然后请他也自我介绍。 ＂我叫吴海竹。＂ ＂等等，你叫什么？＂还没等他往下说，我就想起了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也叫吴海竹。 ＂怎么？你知道这个名字呀。＂吴海竹知道我听清楚了，他奇怪我怎么会对这个名字有兴趣。 ＂你以前是跳芭蕾舞的吗？＂我想进一步求证。 ＂是啊。我现在也是。＂他毫不隐讳的回答让我确信他就是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叔叔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带领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到了意大利的第二天，一名叫吴海竹的团员失踪了。叔叔在当地报纸登了寻人启示，直到回国都没找到吴海竹的踪影。回国后这起丢人事件被定为团员叛逃的政治事件。叔叔虽然没有为此丢官降级，但也是焦头烂额，不停地写检查，仕途的政绩档案中有了污点。我到加拿大上学之后渐渐地把叔叔这件倒霉事淡忘了。没想到吴海竹这个失踪的人现在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吴海竹一九六五年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人家之中。他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棉纺厂工人。 海竹上小学的时候功课普普通通，平常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推荐他参加了长宁区少年宫的芭蕾舞训练班。 我们很自然地从他学芭蕾舞开始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家门口。我说这时候室友们都起来了请他进来坐一坐，他没有推辞，跟着我进来了。我们这座四间卧室的房子住了四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两对夫妇，两个单身。我为海竹介绍了我的室友们。他那天离开时已经和大家融洽了。以后他经常来我们这里聚会，他当年逃跑的事情成了我们单调留学生生活里的热门话题。慢慢的我把他叛逃的经过都弄清楚了。 他的故事是从少年宫开始的。当年上海长宁区少年宫位于愚园路上一个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洋房四周是石头䟙的平台，平台外边就是花园和绿茵茵的草坪。花园外是整齐的参天大树，再往外就是高高的围墙和黑色铸铁栏杆的大门。三楼的舞蹈厅里地上铺着斜纹交错的硬木地板，三面墙上固定着把杆，另外一面是大镜子墙。海竹从走进这个神秘的花园洋房，进入这间舞蹈厅，手扶住了把杆，看见了大镜子里的自己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虽然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刚刚开始接受芭蕾舞的启蒙训练。 海竹的训练班刚开始时有五十多个一样大小的孩子，四十来个女孩子，十几个男孩子。他们每星期都要去少年宫两次，每次做三个小时的基础练功。在悠扬的钢琴伴奏中他们先反复地练习脚的五个标准位置，手臂的八个位置，然后反复练习擦地，小踢腿，大踢腿，弯腰，小跳，中跳，大跳，转圈，劈差大跳，、、、。练习周而复始，单调，严肃。不去少年宫的日子也要在家里这样重复的练功。几个月下来班里只剩了二十几个孩子。两年下来，班里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还剩三个男孩子。练功的过程听上去很单调，海竹却说他就喜欢练功，每次他都迫不及待地赶到愚园路的少年宫去。 六年级的时候，军队文工团到少年宫征兵，海竹被选中了。他穿上军装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一张脸像女孩子似的眉清目秀，身高一百六十公分，痩得竹杆一样。参军三年之后他长到了一百七十三公分，四肢也有肌肉了。参军之后他连学都不用上了。 海竹第一次登台是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清的通讯员小庞。海竹告诉我们那第一次上台的感觉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舞台上的灯光一亮，他彻底忘记了台下的观众，也彻底忘记了他演的角色，眼前空洞洞的，他只是尽情地随着音乐跳着舞着抒发着，太陶醉了。我们问他抒发什么陶醉什么，海竹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他的四肢他的每一根神精都那样自如地在舞台上飘扬。用海竹的原话说＂那种爽快奔放是在舞台下无法想像的。＂他说：＂我知道鸦片和吗啡都是毒药，人一旦沾上就上瘾。我觉得舞台是我的毒药。＂讲这话的时候，他的的眼睛里聚集着一束神圣的光。我们都看得出来他真离不开舞台了。海竹在舞台上陶醉了几年，从演通讯员到演党代表，他觉得生活应该一直这样延续。可是他二十岁的时候领导让他复员到了区文化馆。他除了跳舞不会别的。他不想告别舞台。但那个年月，一个普通人想做什么和他被分配做什么没什么直接关系。海竹从十岁到二十岁这段少年成长为青年的生活中他除了芭蕾舞什么都没有学，二十岁的年纪海竹突然间变得无所适从，但是他周围没有人在意他的失落。 几年前我的叔叔奉命组织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八月十五日的罗马文化节（Ferragosto)。其中一个男舞蹈演员由于有亲戚在香港定居而不能通过政治审查。海竹做为替补团员被选中了。他接到通知的时候离出国启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 ＂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我知道这是我返回舞台的唯一机会。＂海竹向我讲述当年的故事时还在流露着几年前那种绝处逢生的激动心情。＂咱们国家什么都只能听领导的。我除了跳芭蕾舞不会别的。我才二十岁，领导就不让我跳舞了。让我坐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我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办公室里的垃圾桶有用处。＂ ＂你为什么二十岁就复员呀？＂听到这里大家的好奇心引发了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就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吧。有的老兵曾说是为了减少桃色事件。我们周围女兵比男兵多，还都是女文艺兵。年纪大了，想法就多了。我们男的多数都复员了，漂亮的女兵可能就被领导指定婚配了。＂海竹的语气不咸不淡，我听着总觉着有欺男霸女的味道。我细想一想，海竹是一个最普通的百姓，从小就生长在按权力分配的社会底层，适者生存的本能使得他毫无怨言地接受权势的不公平。我能理解他的麻木。相反，我自己做为一个权势阶层的后代，从小生活在特权的氛围之中，受着虚幻的共产主义教育，反而对不公平更为敏感，时不时还有打抱不平的冲动。 ＂我复员之后还是天天练功。因为除了练功，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现在眼前有了一线希望，哪怕机会非常小，我也不想错过。＂海竹接着讲他的故事。 ＂你一跑不要紧，可把我叔叔害苦了。＂我听着海竹说着他的故事，我猜他根本不知道我叔叔为了他追求舞台的自由而受的牵连。 ＂你叔叔是我们的团长，写写检查总是可以过关的。＂对为官做事不利的处理程序千古不变，海竹说得轻描淡写。他觉得领导都是高高在上的，再怎么样，他们还是有权力。他们的权力意味着主宰别人的命运。 我与海竹交往多了，对他简单执着的个性也算有所了解。那次我们室友北秀要去机场接她刚刚出国的先生。海竹说我开车带你去。我们大家都说不行。海竹直问我们为什么不行。他说我有车对机场又熟悉，我带北秀去接她先生多方便呀。大家都笑。海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后来我说：你看看你，不仅长得帅，还有舞台气质，你这么星光闪闪地站在人家的老婆身边，人家看见会怎么想啊？我这么问他，他还不明白。直到我室友告诉他这么做会使人家老公心里不舒服，平白无故给人家制造夫妻矛盾，海竹才算了。 有一次海竹给我们仔细讲了他出走的始末。＂我接到通知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我重返舞台的一线希望。我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我只知道外国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我知道欧洲有许多芭蕾舞团。我相信凭我的功力一定能找到让我上台的舞团。＂听上去，海竹对自己的芭蕾舞功底非常自信。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走就是叛国？＂我们都是受共产党的洗脑式教育。二十年前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出走的念头当成意念的叛党叛国。 ＂我没想到。＂海竹实在很单纯。缓了一口气，海竹接着说：＂我当时有了出走的想法心里非常煎熬。如果透出一点点口风，我就完了。＂显然，他说他没想，但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社会不容的事情。当时是一九八五年，中国的邓小平大人威信如日中天，老百姓愚蠢的忠诚依然铺天盖地。心存异念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因言获罪。海竹知道自己一家人都是本份的工人，他心里明白他的出走不至于给家人现状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他不忍心对妈妈隐瞒。这种不忍心和为找到上舞台的激动掺杂到了一起，使他临行前的几天精神高度紧张。他天天都想放松一下，在妈妈面前跪下来，他很想让妈妈再摸一摸自己的头。可是他不敢。妈妈看着他这个小儿子时关爱的眼神总含着忧虑，他连面对妈妈都紧张心虚。那几天妈妈忙着为他准备行装，什么都没有查觉。 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白天到达罗马。他们一行人提着各自的行李下了大旅游车，大家围聚在旅店门口等待着办理旅店的入住手续。海竹跟大家在一起有些心不在焉。队友们都知道海竹是替补空缺入团的，他已经脱离专业了，现时在团里也只是填补一个集体舞的角色。人情势利冷暖，队友们不把海竹放眼里，也根本不会没事找事地去关心他的情绪。而海竹也顾不得与这些刚相识的队友们交朋友，因为他的心思全用在了盘算着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出国之前团里规定他们不能单独外出访友游玩。他们口袋里只有够打电话的零钱。他们的护照由团长保存。海竹听见了隆隆的火车声，顺着声音望去，火车站就在前面。他远远地看着那些上下火车的人，心中朦胧地有了想法。 当夜住进旅店无话。第二天一早海竹跟同居一室的队友打了招呼，穿好练功衣和鞋，然后信步走到了旅店门外，开始练功。那是一个罗马的夏日，早晨的空气只有二十度（20℃）左右，和风习习，非常舒适。海竹重复着小踢腿大踢腿，举手投足，小跳、中跳、大跳、弯腰转圈、、、，他的眼神透着严肃一丝不苟，而实际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他在紧盯着火车站。 有一队友出来吸个烟，看到海竹一个人练功。＂早啊。你可真用功啊。＂队友漫不经意地和海竹打着打呼。 海竹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他以为人家已经窥视了他的企图。”啊。习惯了。＂海竹极力装着若无其事。 其实队友只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吸完烟就进去了。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海竹迅速地移步进了车站，直接上了火车。昨天他已经观察到了此地上下车不检票。海竹还没有想过第二步怎么走。他的第一步是一边想一边走成功的。现在他已经坐在了火车上。 ＂你可真行！想当年我们出国留学，手中拿着学校奖助学金的信件，包里装着护照装着几百元的美金，箱子里塞满了衣服，嘴上也能对付英文，可我对出国还是忐忑不安。＂我回想自己出国时的感受，实在是从心里面佩服海竹的勇气。 ＂我什么也不懂，因此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忐忑的。＂海竹只会跳芭蕾舞，做的出格事情也是为了跳舞。他所谓的什么也不懂使他没有顾虑。除了南方腔的国语和上海话，海竹当时听不懂讲不出任何其它的语言。坐在火车上，他没有想火车要去哪里，没有护照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没有认识人怎么办，不会讲意大利语怎么办。他为第一步出走已经劳神过度，现在只想睡觉。中途，检票员见到他穿着练功服酣睡的样子竟然不忍心叫醒他。如此他避过了验票这一劫。 七个多小时之后火车到达了米兰。海竹随着人流下了火车。身穿晨练的衣服，不知脚落何处的海竹东张西望。一个蓝眼睛的年轻人看见了他的迷茫，善意地问他要去哪里？海竹对着他做着各种芭蕾舞动作，然后又做出在舞台上对着观众鞠躬的动作，他又用手比划着他想找这样的舞台和芭蕾舞团。蓝眼睛年轻人被海竹的一连串肢体语言弄得稀里糊涂，他猜海竹要去米兰大教堂广场跳舞。虽然奇怪，但这个穿练功服的东方男看上去精神正常。蓝眼睛年轻人带着海竹走出了火车站，指给他前面就是广场。 广场在米兰大教堂前面。这个广场是米兰的市中心。广场的中央，是一个佩戴勋章授带手握长剑的元帅的骑马铜像。（意大利王国第一个国王维多利奥・埃玛努埃尔二世的骑马铜像，由埃尔科莱・罗萨于1896年雕成，描绘他在圣马尔蒂诺战役中骑马激励士兵冲锋的场景。）海竹到达广场是黄昏时分。他坐在铜像下乳白色大理石的石阶上看着雕像四周无数的鸽子在悠闲踱步，任人喂食、观赏。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肚子里空空的。他真羡慕鸽子。它们想飞就飞，饿了还有这么多人喂食。看着鸽子们蹦跳着啄食，海竹联想到他在舞台上的小跳中跳。他开始专心地想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芭蕾舞团。只要能找到芭蕾舞团，他就能为他们跳舞，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思。虽然饥肠辘辘，但这个想法使他兴奋。不知不觉广场里已经灯火通明。警察走过来对着他说了很多话，海竹从警察的表情知道了这是在盘问他，他就用芭蕾舞的动作回答警察，他想让警察知道他在找芭蕾舞团。警察一头雾水，海竹也倍受挫折。最后警察带着海竹走进了大教堂。 他们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位与海竹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妇女，她与警察聊了几句。警察离去后，她直接开车带海竹回了家。她用手比划着让海竹叫她妈妈。她为海竹准备了吃的穿的住的。几天之后海竹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和她交谈了。她是退休的教师, 孩子们都长大离家, 老伴也已经过世了。她要做海竹的教母，让海竹住在她家里，她教海竹意大利语和法语。她告诉海竹他们的教会要帮助海竹进芭蕾舞团跳舞。 看到了中国代表团在罗马当地报纸登出的寻人启示，并且在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已经回国之后，不久，台湾中央日报的记者在米兰找到了吴海竹并且对海竹进行了一次釆访。釆访过程中海竹一直告诉他们自己脱队就是为了跳舞，因为自己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可是后来中央日报登载了这件事，称之为中国大陆芭蕾舞演员的叛国事件。 ＂我觉得你不应该让记者把这件事写成叛国。从本质上来讲，你是逃跑的，但是你没有叛国，也没有叛变任何人。＂我对海竹说。听了记者釆访这一段，我觉得海竹当年就应该澄清自己。 可是与海竹相处久了我发现他基本上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日后中国使馆声称这份中央日报的报导给中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此中国使馆拒绝办理海竹为探母申请的回国签证。政治家们争夺天下之时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当他们得了操控普天百姓的权利之后，普通百姓的母子思念根本不在他们的政治利益权衡考虑之中。 由于意大利移民法律的限制，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加拿大魁北克移民法，两年后教会帮助海竹取得了魁北克的移民身份，并且加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芭蕾舞团。吴海竹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回到了舞台上。教母像对待游子一样，寄钱让他添置冬衣，寄钱让他买车。休演季节海竹会回到米兰教母家中与教母相伴。随着光阴流失，海竹越来越想念在上海的妈妈。每次在台上的强光之下，他眼前不再如同十几岁在台上之时那样空洞了，他眼前魔幻般地出现着妈妈和教母的重叠影像。 有一年春节海竹到我们家来包饺子。我们又议论起他整个逃跑事件的罪与罚。我分析海竹的天赋和他施展天赋的舞台只不过是媒介而已。我们生长在一个只能被领导安排命运的国度是这所有事件因果的源泉。海竹说当初老师把他送进少年宫芭蕾舞训练班是起因。我说后来他二十岁的时候被强行结束了舞台生涯是祸因。海竹说参加出国代表团是诱因。我们都同意结果有善有恶。善果是他得到了如同母亲一样关爱他的教母。而想念生身母亲而不得相见是恶果。海竹相信随着时间这颗恶果一定能转变。除了信念单纯，做事专一，这种永远的乐观心态也是海竹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