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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显加快！继5日下发一项意见后，8日接着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下称《通知》）指出，将对现行消费税目与税率进行调整，但徵收范围将扩大至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通知》还指出，将适时开徵遗产税。 　　大陆国务院5日才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批转下属各地区、各部门，紧接着在8日发布《通知》，部署了重点工作内容与分工，显示了大陆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正加快推动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从《通知》内容来看，打击贪腐、扩大课徵富人税与资源税等多年倡议，此次均列入收入分配改革的议事日程。 　　有一派意见认为，大陆目前无法对遗产税大户的富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财产监管，这也是未来遗产税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 　　另外有鑑于大陆富人倾向前往欧美购买奢侈品的现象，此前有意见认为，应调降或取消大陆境内奢侈品的消费税，以提振内需消费力道。对此《通知》仅提到「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徵收范围。」

　　中国人在热切期盼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来临，但却被卡在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政治开放的起跑点上了。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共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 “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 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我从头到尾阅读了该组文章，发现被引用的史实与观点，都来自于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版的书籍与文章。只能说这组文章的“错误”，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于“错误”的地点。于当局而言，中国如今已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那句“从十九世纪中叶 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在舆论警察的眼中看来，是逼迫中共改革政治体制；那段“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 ‘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自然会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 　　 　　《潇湘晨报》事件再次表明了近十余年日渐显化的一个事实：中共政府现在最畏惧的事物还包括自身曾极度推崇的历史。1989年以后，当局不再强调“五四”与“一?二九”的学运性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政府不喜欢学界再讨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近几年以来，则明显讨厌学人谈论清末立宪及辛亥革命。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等，都曾被当作革命先驱运动镌刻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种回避，显现了中共政府今天的政治虚弱。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新闻自由是我们的自由的唯一保护者，而要限制新闻自由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至今为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示威结社自由均被美国视为人民权利的根本，即保护其它权利的最基本权利。中国如果要想迈向政治开放的大道，言论出版自由仍然是无法绕开的起跑点。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在这个“点”上尽快开跑。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根本买不着（火车）票，能怎么办？”58同城（ www.58.com ，中国一家提供生活服务信息的网站）上一位注册名为“高豆”的先生反问道。他决定开车回家。2月8日，农历大年二十九，下午三点，25岁的高先生准备从北京出发去往山西平遥，600多公里的路程视乎路况开车需要花6－8个小时。2月4日，高豆在58同城上发帖寻求老乡拼车回家。 高豆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夜，习俗上全家团聚的日子。这也是中国人每年一次全国性大迁徙的文化推手。根据国家发改委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为34.07亿次，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两倍半多。其中借由铁路、道路、水运和民航往返的人群分别约为2.25亿人次、31.04亿人次、4308万人次和3550万人次。 铁路、公路和民航这些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匹配，催生了租车、拼车服务等另类回家方式的迅速勃兴。 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都还是新鲜事。这种商业模式来源于美国，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预约车辆，然后凭身份证和驾照到门店取换车。目前绝大多数用户是都市白领，或者接触过公务租车市场，或者思想新潮。在互联网上寻找陌生人、同开一辆汽车回家的“拼车”模式，在中国更是缺乏文化土壤。提供拼车信息服务的平台甚至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发布的拼车信息要包含哪些内容；需互相验证身份证以及签署拼车协议以解决互信问题等等。 一嗨租车公关总监邵巍说，截至今年1月下旬，该公司春节期间的租车预定率约为80％。同期，如神州租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租车”)副总裁杨衍颖介绍，春节期间这家公司的汽车预定率也在70％－80％左右。这是国内租车市场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根据公开资料，一嗨租车旗下有近万辆车，而神州租车则有超过2.6万辆。 从去年12月开始，各大主流租车公司陆续开放春节租车预定，大多是以春节7天假期为单位打包出租车辆，而且每天的租车价格较之平日也上涨了至少两成。 “预计在春节前一周还将引来最后一轮租车热潮。”邵巍根据往年经验说，传统回家的路都走不通的人会再来租车公司碰碰运气，但大多不得不进入租车公司的排队等车系统中；也会碰到有人预订了，但没能来取车的情况。 相比坐火车，租车回家的成本并不低廉。老家在陕西西安的王先生从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别克新凯悦，春节7天打包价为2100元，从北京到西安路上的燃油费用约为1800元。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回西安的平均花费为人均1300元，而目前北京到西安的高铁最低票价为人均515元。但王先生并不这么看：首先两地往返高铁站都需要打车，其次可以省去春节在老家期间的交通费用，何况也不用再为买不到火车票犯愁。“如果要考虑降低成本，还可以找两个人拼车，”王先生说。 尽管一嗨的邵巍说，“春节期间有多少车都租得出去”，但邵巍却表示并不会因此加大车队规模，理由是平日的汽车租赁需求并没那么多。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还是陌生事物，邵巍说，“我们最近在重庆最热闹的解放碑地区做了一次随机调查，哪怕是很时髦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租车，对凭身份证和驾照就能把车开走这件事情非常惊讶。” 重庆是一嗨在西部业务发展特别迅速的一个地区，这个调查结果让邵巍他们感到有些吃惊。 租车公司应对春节租车高峰的办法，是把车辆从二三线城市调往北上广，因为这类一线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是春节人口流动的辐射中心，也是租车服务的需求集中地。 上述租车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数据佐证需求以一线城市为中心的观点，不过这从拼车需求中也可见一斑。毕竟相对于成本相对高昂的租车，拼车的需求量更大。 58同城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其“拼车／顺风车频道”日均浏览量最高超过288万，日均发帖量近89万。58同城CEO姚劲波说，这个频道每天解决近2万人的拼车问题，“今年拼车服务真的火了”。今年春节，该网站拼车信息的全国整体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15％。 这些新增浏览量主要就来自于一线城市，其中北京地区的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25％，深圳、上海、东莞等的同类数据则分别为23％、26％和43％。 按照58同城说法，通过其平台发布的拼车信息占到了全国通过互联网发布相关信息的60％。但这一说法未能得到其他同业和第三方机构的确认。和58同城 一样，其主要竞争对手 赶集网( ganji.com)也把 “拼车回家”的选项放在首页十分显眼的位置。58同城和赶集网都是生活服务型网站，是 供用户免费发布租房、二手物品交易、找工作、交友等分类信息的平台，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推广服务。 就在高豆发布信息的同一天，一位姓郭的先生也在58同城寻找同回老家的拼车人。郭先生25岁，老家在山东聊城的莘县，距离北京约525公里。他的拼车帖里不仅标注了启程的时间、小轿车“还剩下三座”，也写了途径的城镇，拼车人可以在这些地点下车；同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最好少带行李”，他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和QQ号码。这也只是则简单版的征人拼车帖，58同城上的有些拼车帖还会详细写明需要拼车人分摊的费用、是否需要对方会开车以及查验身份证等要求，还有车辆的具体情况和车主的驾驶技术等等。 这是郭先生第一次征人“拼车”，去年十一假期他曾经和别人拼过车，“当时我着急回家，又买不到车票”。今年春节他决定自己自驾回家，也觉得如果能找人拼车，捎带没买到票的老乡回家是个不错的主意，“没有赚钱的考虑”。至于安全事项，郭先生没有考虑太多，他 不准备查验拼车人的身份证，更没有签订所谓拼车协议的打算，“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他认为，听口音、认老乡，这种地缘上的亲近似乎可以给予拼车人某种安全感。 但郭先生也并不讳言，拼车也有分摊费用的考虑。从北京到莘县，他预计平摊的费用在人均150元左右。但前提是他的车能坐满5个人。然而与58同城描述的如火如荼的拼车场景不同，截至2月5日，郭先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拼车人，他为此苦恼不已。 这并不是个案，接受采访的时候，高豆的车上还剩下三个位置。29岁的李先生打算2月8日中午从北京出发前往甘肃陇西，他也感觉今年拼车的人少了，“去年我发布信息后，每天都接到数不清的电话，很多人是要求中途下车的，但今年一天也就十几个电话。”与去年不同，他今年花了两三天时间才凑齐了一车人。 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知道上网寻求拼车的人，基本也是懂得上网买票的。而今年，有更多的人在网上买到了火车票。 铁道部售票网站12306( www.12306.cn )在去年春节前夕，即2011年12月上旬实行面向全国铁路的网络售票，但在春节购票高峰时，多次出现系统崩溃。2012年6月，铁道部公开招标对12306进行技术升级，之后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系统再次经历崩溃。尽管对于12306的批评和争议不断，但这一网站的受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22日的一篇报道，截至1月21日，12306网站在今年春运期间所发售的火车票已经占到全国铁路发售总量的40%，而去年这一比重最高仅为20%。 李先生说，“相比去年，今年网络购票的覆盖面更广，拼车的潜在人群中可能很多都买到了票。但那些不会上网又没买到票的人，知道有拼车业务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不会上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成了最不容易赶在除夕前回到家的人群。

音乐 颜峻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2月09日 游戏 我的春运是这样开始的：先去岳父岳母家住一天，打游戏，睡懒觉，然后两口子大包小包去坐火车。 游戏叫“保卫萝卜”，怪物看起来像饼干、动物软糖、会飞的鸡蛋羹。我的武器是一路围堵的发射装置，包括一坨大便，但更多的是玩具大炮、珠宝、水果。任务是不让怪物吃胡萝卜。屏幕上金星四射，我也眼冒金星，颈椎欲裂，梦里尽是咕咕唧唧喊叫着死去的怪物们。上车的时候，我眼圈是黑的，气短，无神，像是被怪物赶回了老家。 日本人迎接新年，要经过许多吃喝活动，叫做忘年会。意思是喝吧，让我们忘掉这一年里的愚蠢吧。而我好像是反过来的。 也好。 我戴上耳机，发现忘了往手机里装点音乐。现在里面只有20个专辑，其中5个还是自己的。全都听过许多遍了。也好，总比忘了身份证强。人总得忘点什么吧。 天电 头一个播放列表，是美国人 Alvin Lucier 的两首：Sferics和Music For Solo Performer。 Sferics：天电，大气放电过程总引起的脉冲电磁辐射，可以用收音机天线接收，转换成声音信号。老头年轻的时候，拿着自制收音机到处跑，打算接收电离层的电磁波。没成功，直到1981年，50岁，才在科罗拉多找到一块宝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兹啦兹啦，噼啪噼啪，还啾啾的。像是外星人的年三十，焰火鞭炮齐鸣，遥远的，还都是带电的，颤颤巍巍的。 又像是绷直一根长长的铁丝，晃它，敲。确切的说是很多根。这个比喻，和老家的记忆有关，以前家里晾衣服，就是在这样的铁丝上。至于年三十，也是以前的那种，小鞭多，大炮少，细密，连绵，是一种背景，而无主旋律。 老头用它做了装置，也出版唱片。都是原味的，除了接收和放大信号，没有更多人为的操作。这是听天籁的一种。没有旋律。身为作曲家，他创作出聆听的方法。 暴力 火车要坐18个小时，所以又开始打游戏了。对面，四岁的小女孩捏着拳头，为我加油：保卫萝卜！保卫萝卜！我们把怪物统统打死了。屏幕上弥漫着爆炸声，尖叫声，粉红的，圆头圆脑的，但终究是一种暴力。 踩雪的声音，撕纸的声音，是人为操作的微小的暴力。电离层的电磁脉冲，是大自然的微小的暴力。年三十，十几亿人炸成一片，是介乎自然和自我之间的，大面积的微小的暴力。或曰集体无意识。我没法想象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人类开垦土地，杀猪宰羊，作曲家管理音符，命令着五线谱，混沌因此被打破。 考虑到所谓的自然，也是由人的眼光来描述，进而界定，甚至修饰而来，那么所谓的客观也不过是人类创造的一片电离层吧。Lucier先生，美国实验音乐的先驱，声音艺术的先驱，致力于摆脱个人主观的影响，而去呈现人类共有的电离层。我打游戏打到iPad没电，就开始想：老头是和平主义者吧，他把作曲家的暴力，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锣鼓 第二曲的意思是：为独奏者所做的音乐。 首演于1965年。很多人说，这是第一首用脑波创作的音乐。一个不错的卖点。但不是重点。这首作品的重点在于，作曲家想找个没法由人来控制的演奏方法。脑波不错啊，你可以试试，拼命去改变它，可这是我们身体里，由不得个人意志控制的事。 演奏者，也就是作曲家本人，坐在椅子上，头皮上贴着两个电极。捕捉到的是阿尔法波。信号传送到八台家用立体声音响的功放上。然后输出到十六只喇叭上。每只喇叭都贴在一个鼓上，也有纸盒、金属盒。喇叭跟着脑波动，像鼓槌一样敲打着乐器。这时候约翰·凯奇出现了，他的任务是，随机调节八只功放的音量。 凯奇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擅长设计一套规则，然后用扔骰子的方法，来选择规则中的要素，例如音符、时值。在规则之内，没有人为的影响。在规则之上，他模仿着大自然。 其结果，就是锣鼓声此起彼伏，节奏相同，音色不同，分别持续不同的时间长度。就像是正月十五，社火队的每个人分别练习着，休息着。确切的说，像是一伙人分别点着了鞭炮，大个的，受潮了，又是慢捻。这算是随缩的年三十，微缩的集体无意识。 这首作品，按照古典音乐的传统，以乐谱为原作，可以进行不同版本的演绎，用不同的鼓、镲，还有敲打方式。我在回家路上听的，是2007年，Lucier在他任教的卫斯理安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录的。非常喜庆。 古典 手机里，最后两个播放列表，是 吴景略 和 刘少椿 的古琴。按照一个朋友的说法，古琴就像黑夜的庭院，而吴先生把琴弹成了白的。换句话说，他还不懂得天意。而刘先生，还有管平湖先生是懂的。 西方的传统里，作曲家重要，演奏者次之。而中国人记不住作曲家，只知道演奏者个个不同。而作品，很难说就是写在纸上的那些符号。在古琴工尺谱上，都没有时间这回事。快慢，节奏，要演奏者师徒相传。 我喜欢刘先生略多过管先生。刘先生松散，有点寂寞，但又极细腻，左手揉弦常揉到只有自己能听见其中的变化，所谓方寸间自有天地。他的“梅花三弄”和“平沙落雁”，入门级的曲子，简朴，是自然大过自我的例子。管先生饱满，丰盛，中气太足，但远距离聆听就很妙，在大屋子里放，蓬壁生辉。反之刘先生眼界稍小，又没有这种点石成金的能量。至于吴先生，被那朋友一说，弄得我到现在都还没听过。 在古典的天地里，人都是小的，天意是大的，上帝是大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算是一种冷漠吗？暴力吗？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句诗：那些星星的升起，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忧伤。那些为听众和大自然充当中介的音乐家，多少都还保留着一点自我，欲望啊，怪癖啊，统称习惯。我们就透过他们，像透过不同形状的车窗，看外面的风景。 春运 确切地说，春运的开始，是岳父岳母送我们到火车站。两个人自己能走，却偏偏要送。一路上有雪，有泥，人又多，四个人互相招呼着，说着小心路滑。志愿者和武警在车站外张罗着，远远看去，像是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想到有几亿人都在回老家，空气中就仿佛奏响了壮丽的配乐。 春节是这么回事：时间无始无终，也没有刻度，我们要花费许多的努力，才能以习惯，创造出历法，一套游戏规则，然后在里面打打杀杀，祈祷和平，放鞭炮，庆祝。我们坐18个小时的火车，为的是围坐在电视前，看那些活蹦乱跳的，推销可乐和洗衣粉的傻逼。电视和火车，刘先生，Lucier 先生，都是中介。此事自古有之。 颜峻是著名乐评人。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擅长使用巧妙的比喻：辛辣，有时很粗俗，通常都令人难以预料。相较于把女人的乳房比喻成“成熟的芒果”几乎已经成了俗套，描述乳头“优雅地翘了起来，宛如刺猬之类的小兽噘起了秀丽的嘴巴”，就很引人入胜了。下火车的旅客就像“屎壳郎滚着宝贵的粪球”。肥腻的猪肉在一个人的胃里“像一窝快生下来的猪崽子一样翻腾”。 莫言将极为精彩的文学想象与农民精神结合起来，这为他的小说赋予了非常特殊的气质。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译极好地把握住了这种氛围。变成英文后读起来非常流畅，中文里特殊的地方并没有损失掉，但这里的中文绝非传统的古典中文，莫言的语言不是普通话，甚至也不是城市化的语言。他的小说中保留了来自山东农村土地的特质，他就是在那里的农家长大成人。 Yuko Shimizu Yan Bo/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莫言 《檀香刑》与《四十一炮》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发生在农村，和他的家乡高密县很相似。关于《檀香刑》，他曾写道，与世故老练的读者相比，“也许，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事实上，这部小说巧妙地使用了一种叫做“猫腔”的地方民间戏剧风格，它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就是一个戏曲演员。猫腔的节奏、语言和叙事技巧天衣无缝地交织在全书之中，只有讲故事的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讲故事的艺术”确实是这两部小说的主题。 《四十一炮》的叙事者罗小通是一个有着恐怖成长经历的年轻男人，进入了道德败坏、弱肉强食的成人世界。莫言在后记中解释，罗是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Tin Drum)中那个心理年龄不断成熟，身体却停止生长的小奥斯卡的反面。罗有成长的身体和孩子般的心智。他是那种聪明的傻瓜，中国版的好兵帅克，这样的人物经常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当罗望着父亲的情妇“野骡子姑姑”时，他感觉“自己仿佛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然而“我心中一阵阵的激动和双腿间的东西不时地昂头告诉我：你已经不是那个孩子了”。罗通过观察成年人，认识到性爱会把人们引向非常黑暗的地方。所以他宁愿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天真无知。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中，成长的痛苦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天真在极度暴力的行为中土崩瓦解。“炮”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罗用来把成人世界炸成碎片的日本军队迫击炮；此外也有吹牛，讲故事的意思，在北京俗语中甚至有性的含义。 罗把自己童年的奇异故事讲给一个居住在衰败寺庙里的和尚听，这座庙是用来祭祀好色的马通神的。贪婪、淫荡、滥用权力，这便是罗眼中世界的主要特点。全书中最贪婪、最好色也最有权力的人物是他的恩主，一个名叫老兰的男人，此人是地主的后代，和罗的母亲睡过觉。他利用人性的贪婪，垄断了这个以屠宰动物为业的村庄中的肉类加工行业。 在这个饕餮肉食的奇幻世界里，甚至有肉神庙和肉食节。对肉食的贪婪并不会受到谴责（对性欲的贪婪也不会）；这是曾经长久忍饥挨饿的人的自然反应，是紧随饥荒历史而来的怪诞放纵——莫言出生之后没几年，毛主席可怕的大跃进便给中国农村人口带来了饥馑。 罗是一个肉食者，对于老兰的企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资产。他对食物的胃口无穷无尽，是食肉比赛的冠军。罗热爱肉食，肉食也爱他，甚至到了对他说话的程度。他是中国最棒的食肉艺术家。食色与权力在罗奇幻的故事中紧密相连，在莫言的所有小说中都是如此，也包括《红高粱》，它曾被张艺谋改编为广受赞誉的电影。《檀香刑》也是如此，我认为它比《四十一炮》更加精彩。 放纵食欲与性欲是主张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令一门艺术变得完美则是另一回事，甚至连食肉这样的艺术也是如此。《檀香刑》中的两个艺术家是戏曲演员孙丙和他的行刑者赵甲，赵甲的儿子娶了孙丙的女儿。赵是他这个行业内的大师，擅长用一千刀将人慢慢凌迟致死的天才，是用檀香刑将人处死的伟大艺术家，这种檀香刑可以让受刑者被钉在檀香木桩上活5天后才死。 孙丙被判处以这种痛苦的方式处死，因为他在1901年参加了摧枯拉朽的义和拳运动，袭击了德国士兵。孙丙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地方爱国者，他憎恨那些傲慢的外国人，他们在他的家乡趾高气扬，他们修建的铁路会永远破坏这里的生活方式。和许多农民起义的故事一样，莫言对义和拳与外国鬼子作战的重新描述是反现代的。对传统的忠诚是莫言农民气质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过去，他并不多愁善感。 猫腔在小说中象征着中国传统，但是这种“欧洲人无法想象”的酷刑艺术也同样是中国传统。用《檀香刑》中一个叙事者的话来说，中国的死刑就像舞台表演一样“由刽子手与他的犯人共同出演”。在小说末尾，孙丙唱起了自己最后一段花腔，把口水吐在木桩上，这两种戏剧相遇了。追随他的演员们在刑场上演了一出戏，以此向他们的大师致敬，反抗德国士兵与汉奸。剧团被外国人的子弹毁灭了，孙丙死了，一个有同情心的中国官员不忍再看到他受苦，一刀捅在他的胸口上杀死了他。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 总之，没有艺术、神话、故事和想象力，生活就不值得生活。而这带我们进入了莫言的政治世界。他一直因没有在政治上更加直言不讳而受到广泛的品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称他为“一个体制下的懦夫”。而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赫塔·穆勒( Herta Müller) 则说，授奖给莫言是“一场灾难”。 莫言当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也可以被指责为懦弱。他本可以使用自己的特权，更强硬地为刘晓波说话——刘是一位勇敢的文学评论家，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因为在中国宣扬民主而被监禁。此外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为审查制度辩护，这对于一个如此重视讲故事的自由的作家来说显得很奇怪，更不必说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事实上，他拒绝发言几乎成了一种原则。他说过，自己的笔名“莫言”意思就是“别说话”。起这个笔名是因为父母警告他说太多可能会惹麻烦。他在《四十一炮》的后记中写道：“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 莫言确实有一些强烈的观点。他犀利讽刺的对象很明确：现代中国粗俗的拜金主义、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滥用政治权利、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中国人那种卑劣的机会主义。但是这些都是相对轻松的目标。党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公开指责腐败和拜金主义。共产党宣传中也有这样一个原则：只有党能抵抗外国侵略者。 也许莫言真的和现在的共产党体制很合拍。也许他只是想平安无事而已。但他小说中的政治观点也是他农民气质的反映。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所有的政治都只限于本土，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就更是如此。天高皇帝远。国家大事不是农民关心的问题。桌上的食物、土地的丰饶、性爱与远离灾祸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有必要，可以对掌权者让步，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种狭隘的观点有它的优势。莫言把视野集中在人类的欲望之上，也包括那些最黑暗的欲望，这样便可以比政治评论更加深刻。和他所赞美的那些流浪艺人、弄臣以及在广场上讲故事的人们一样，莫言也可以为他的国家描绘一幅准确得令人惊讶的印象画。虽然很扭曲，但也极度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与捷克大师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一样，属于极权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幻想主义传统。 要求莫言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用一句荷兰谚语来说无异于“想从青蛙身上拔毛”，而且也是不公平的。评判一个小说家的标准应当是其文学价值，而不是他或她的政见，但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一直坚持这个原则。这一次，我想他们是遵循了这个标准。如果莫言能更加勇敢一点当然很好，但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些优秀的故事，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