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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动向杂志 　　即便没有审计报告，汪洋在广东也接到了大量的关于大运项目贪腐的举报。正当其下决心彻查之时，北京最高层突然将其调离，内里的官场复杂利益关系外人难测知。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称：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对汪洋在广东的大规模反腐表示不满，认为「广东反腐已被敌对势力利用」。意见已经以人大与党中央沟通的形式反映给习李。另外，与大运会项目贪腐并无直接牵染的人大侨委副主任黄丽满也认同陈至立的意见，并在私人场合指责汪洋「做事情太过份」。 　　贺国强极力保护张德江 　　汪洋在十八大结束后返回广东，掀起反腐风暴第二波，数名厅级官员落马牵扯到新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张德江是汪洋的前任，广东官场皆知其任上向江泽民集团大量输送利益。曾是其党务副手的陈绍基贪渎无忌以至形成全国有名大案，张德江即便没有分利之嫌，亦涉管束不力。但是，张德江操控有术，利用媒体大揭陈绍基桃色内幕，转移国人视线。 　　据北京高层官场有关人士透露：中纪委在陈绍基案发生后，接到大量对张德江的举报，因其与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同为江系人马而得安然无恙。此类做法在中共官场上并不罕见，比方说现在北京的保薄势力大肆放料王立军丑闻，意在淡化公众对薄案的关注;还有，媒体炒热刘志军案亦如此，乃至形成「杀刘救薄」的效果。 　　深圳特区虽为中央所设且书记、市长任命皆由中央备案批准，但广东省仍行代管之权，即出任深圳书记的人选均有广东省委常委(如李鸿忠与王荣)乃至省委副书记(如黄丽满与刘玉浦)。因此，汪洋欲收反腐圆满功效必以肃清深圳官场为要务，而且汪洋也确实这么做了。如二○○九年六月查办深圳市长许宗衡，再如二○一二年一月查办卸任副市长梁道行涉嫌违纪案。 　　梁案主要涉及深圳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经费贪占，目前更涉及到场馆建设中的违纪问题。至于许案，作为市长他在大运项目上强行从两任市委书记那里分羹，才引起内斗而爆发贪腐案件。深圳数位坚持长期举报梁道行的人士之一对此解释说：「你想啊，连许宗衡那样当市长的人染指大运项目都犯忌，分明是市委书记一把拿死了嘛!」 　　黄丽满附和陈至立指责 　　大运项目建设从二○○七年初开始建设至二○一○年底完工，两任市委书记均有利益在其中：李鸿忠(○五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尽占项目审批之利，因此得以升任湖北省长;刘玉浦(○七年十二月至一○年四月)尽占项目建设之利，得各种好处数目虽难估计，但教育部一位杨姓官员(作为大运会的国家代表)被传得好处两千四百万元当是个相当的印证。 　　目前，亦有消息称：教育部该位负责大学体育的杨姓官员已经被中纪委约谈数次，要求配合对梁道行的调查。同时，官媒也爆出大运项目惊人的审计结果：总投资一百四十亿元，收入十二亿(其中门票收入仅有五千八百万元);建设中的管理不善比比皆是，一项工艺调整甚至需增加两千万元投资;虚增建设开支浩大，众多包工单位虚报工程费用从一千万元至四十万元不等。 　　即便没有审计报告，汪洋在广东也接到了大量的关于大运项目贪腐的举报。正当其下决心彻查之时，北京最高层突然将其调离，内里的官场复杂利益关系外人难测知。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称：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对汪洋在广东的大规模反腐表示不满，认为「广东反腐已被敌对势力利用」。意见已经以人大与党中央沟通的形式反映给习李。另外，与大运会项目贪腐并无直接牵染的人大侨委副主任黄丽满也认同陈至立的意见，并在私人场合指责汪洋「做事情太过份」。 　　消息来源指出：陈至立在教育部期间与负责大学体育事务的杨姓官员公私关系均密切，杨姓官员在教育部向陈输送利益亦如张德江在广东向江泽民集团输送利益之状。不过，中纪委方面的消息源并未说大运项目贪腐已涉及陈至立。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表面上对大运项目进行严肃审计，实际上是给中央终结汪洋广东反腐做善后工作。 　　党校教授提「两个谨防」 　　新任广东书记胡春华十分理解中央意图，且其初入广东亦求官场稳定，因此对深圳市审计局(而非国家审署)对大运项目的审计结果简报批示为：「按工作程序经省审计厅报国家署，并在权威媒体公开内容。」由媒体对审计结果进行公开报道是妙招，一让汪洋了解相应情况大略，二又对日后牵出大案不负领导责任。 　　内幕消息所指的陈至立「广东反腐已经被敌对势力利用」观点在体制内学界亦有所反映。比如，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在以「民间反腐」代指「广东反腐」的发言技巧处理后，对媒体称：「反腐要有序进行，要保证地方政治经济有序发展，否则会导致人心惶惶，一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外逃，从而引起地方班子不稳定。」国家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更是公开指出：对近期多名官员落马，不能理解「贪腐官员越来越多」。 　　中央党校一位长期研究反腐的林姓女教授在非公开场合表示：一要谨防民间反腐被敌对势力利用，从而引发群众运动即导致社会动荡，二要谨防决策高层对官员财产公示立法期望过高，从而产生过苛法条即导致私权受侵。无独有偶，一向被外界认为有开明秉赋的《中国青年报》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发专题文章，认为全面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还要等二十年(至二○三二年)，显然是在给习李王泼冷水，因为王岐山办公室非正式透露的消息说：「王书记与习总书记与李副总理商定，人大立法要加快，到十九大前，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必须实现。」 　　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难题 　　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共统治下难产，恰好说明现行制度的落后乃至反动。该立法早在一九九四年就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时称申报立法)，至二○一三年已有十九年的时间。时临全国人大换届将到，人大方面宣布将综合反腐列入立法规划，其中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如此，前十九年的「列入」就成了假列入而实质搁置。 　　不少体制内主张法制改良的人士称：「十二届全国人大讨论这个老掉牙的问题，真让人不堪忍受。最可怕的是，再来一个『列入』十九年。」而不管此立法是否可能出台，大陆不是如上述社科学者所言「人心惶惶」而是官心惶惶，不少官员在急卖空闲房产，更加紧向海外转移财产。看来，二○一三年的维稳铁定要在体制内进行了。能让惶惶官心稳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中止反腐，更不用说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了。

北京——正当西方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不是有点太好了？很多东西太美好，往往不真实。中国经济是不是也有隐忧？ 任何辩论都会有正反两方。谈到中国经济，赞的和贬的都大有人在。下面是“正方”意见：中国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而且还有发展的空间。 接下来是“反方”意见：说的对，但是我们还要看看中国金融体系当前的实际情况——它是否安全？问题是，因为语言障碍，以及制度不透明，掩盖了中国很多的重要商业问题，外界通常无法了解这个体系。有意思的是，这种反方观点，往往是由中国媒体和中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的。 当然，这一切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因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影响到每一个人。 最近，密切关注这场中文辩论的一家香港网络杂志拿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上，它们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在官方银行部门之外运作，却又与官方银行部门纠缠不清。 香港网络杂志《一周中国》(Week in China)近期在文章中写道：“分析人士担心，信托公司（还有他们的理财产品）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增加一种不稳定因素，很像是让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脆弱不堪的高风险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CDO）。” CDO是指债务抵押债券，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使美国不健康的借贷激增，并在2007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之时在全世界引起了震荡。 中文媒体关注这个领域也有一段时间了，尤其《21世纪经济报道》和《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走在了前面。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最近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担心。他说，信托公司的运营方式可能“根本就是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英文报道在此） 肖钢写道，很难估算中国流通中的理财产品有多少，价值有多大。（肖钢力主中国的银行大量增加海外投资。） 他写道，“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报告称，信托公司很快就会超过保险业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第二大金融行业。根据一个中国财富管理咨询机构CN Benefit的报告，理财产品销售在2012年上半年猛增43%，达到12.14万亿元。” 不管怎样, “仅仅在五年间，理财产品便从仅仅几百种急剧增长至逾2万种。” “由于这个数字非常庞大而且很难管理，中国的影子银行产业已经成为未来几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来源，”肖钢写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理财产品的质量和透明度。许多理财产品的关联资产都依赖于空置的房地产和长期基础设施，有时候甚至还依赖那些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履行还款义务的高风险项目。” 细节非常复杂。但《一周中国》的结论是：“《一周中国》——还有许多中国媒体——认为，信托公司和它们的理财产品现在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里最薄弱的环节。最近几周已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些不为人所熟知的金融公司已经进入了一种难以预测的状态。”特别是中融信托和山东省国际信托等公司。” 该杂志写道，“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否可能会导致危机扩大。” 杂志写道，“总的来说，这种担心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 该杂志认为，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以每年大约8%的速度增长， “信托业也许就能通过发展，摆脱不良资产。但如果其中一个主要参与者崩溃了，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具爆炸性。就像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的透彻理解一样，信心就是一切。” 上周，有几家中文媒体报道称，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在北京停止向客户出售信托公司的产品，并相应缩减广州地区的销售。《一周中国》写道，“官方对信托公司的管制可能已经开始了。” 读完这篇报道，你有什么想法？中国会陷入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吗？还是会采取行动避免危机？抑或这种担心有些夸张？

香港——BBC中文网1月18日引述香港媒体报道，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提议成立的香港金融发展局及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充满了中国的太子党和党官，如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以及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儿子董立新。 香港政商界人士担心，中资、高官全面进驻，将影响香港自主性。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除了上述2人外，多名直属中国国务院的国家企业领导也进入了香港的2个最高阶金融咨询机构，如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和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和广北等。苹果日报认为，这2处已成为太子党和高官接收香港经济权力的政治走廊。 不过，明报则引述金发局主席史美伦的说法，认为这次虽有多名中共背景的官员进入金发局和经发会，但大多数仍是华资(1949年前来港中资)、港资和外资代表为主。史美伦还强调，推广人民币国际化是金发局今后的重要任务，因此，有中共背景人士进驻也无可厚非。 苹果社论则引述香港政界人士看法，认为上述太子党都曾被认为是中共在港的地下党组织，以往皆十分低调，现在梁振英找他们加入经济发展委员会，相信中共中央已经默许，也反映了中共想在香港的金融政策扮演领导角色。 一位商界人士则认为，中资机构在本届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积极争取议席的态度和做法，已充分显示其有心介入香港政经权力结构。这位人士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中共介入的第一步，中资取代华资、港资和外资的时代即将来临，届时香港自主性将荡然无存。 FMN 引用： NewTalk  

另一面专题：企业“洗脑管理”：效仿极权，制造奴工 导语：中文网络上近日流传丹东阿里郎饭店员工培训的视频，视频中培训者和受训者整齐地做出奇怪动作、高喊可笑口号。观者普遍以“疯癫”“洗脑”评论之。在中国企业界，像这样以类似巫术仪式进行培训，以求实现“洗脑管理”的极权企业文化的，远不止丹东阿里郎饭店一家。 企业为确立极权文化，“洗脑”羞辱员工 正常的企业文化在中国蜕变成崇尚极权的“洗脑” 在现代管理学里，企业文化是企业以特定价值观主动塑造的内部文化形态，当这种文化被建立起来后，会规范内部员工行为和关系。但“橘生淮北为枳”，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很多企业家们用以塑造企业文化的价值观不是创新、尊严、自由、重视人性，而是极权、侮辱、铁腕、压制人性。例如2005年4月15日，南京水西门大街一家发廊培训新员工的方式，是让他们在马路边单膝跪地，弯腰俯首向路人问好。2010年5月16日，河南周口市邮政局员工培训，规定没有被评上冠军团队的男队长当众剃光头，女队长做100个俯卧撑。2013年1月，网站“爱卡汽车”的“上海论坛”出现题为“进入海澜工业园，以为是到了纳粹党卫军总部”的帖子，其中多有位于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的海澜工业园实景照片，照片中保安制服是仿纳粹德军制式、园区内旗帜图案酷似纳粹铁十字旗。 荒谬团体操反复操演是剥夺员工尊严的“洗脑”手法 不少中国企业在用洗脑方式管理员工时，极易对员工使用 “团体操”、“大合唱”、“军事化管理”一类手法。对员工有如古时候犯人初入大牢，须先吃“杀威棒”。这种企业运营方式所突出的重点，是在操作手段上尽可能通过“整队”等军训式形体操练来整肃思想。其中的真正意图，是将人类的理性精神和德性意志进行降级处理进而低贱化，是渊源于和劳教类似那种“灵魂深处闹革命”、侮辱其躯体进而践踏其精神（自由意志）的国粹统治法术。 以此次丹东阿里郎饭店视频而言，数十名员工列成方队，在上级的监视督导下举手投足，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员工个人看见周围有无数的人与自己惟妙惟肖，作出雷同的、荒谬的举动。当看见自身在人潮人海中融入相同的节拍和姿势，进入预定的可笑操演，员工自然不会“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拥有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人格。众目睽睽之下，扭曲可笑的造型将彻底摧毁员工不一定坚挺的意志，让他在同事和上司眼前无地自容，彻底丧失自信，丧失羞耻心，丧失尊严和气节。使其自感卑贱，并抛弃了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本有的判断力。 企业“洗脑”手法来源于专制时代 中国企业“洗脑管理”模式和极左时期全民军事化相似 这种企业洗脑式“军事化管理”模式，不由使人回想起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全民军事化的极左情景。那时候学校、机关、企业、农场流行搞部队编制，什么团体都编组成“营连排班”之类，“军宣队”、“军代表”之类趾高气扬，满天跋扈，凌驾于平头百姓之上，投机于行伍可以成为未来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重要资质，因而青年军人总为姑娘们倾慕追捧的对象，军人装束是男女老少都赶时髦的打扮。 极左时代出身的企业主偏爱“洗脑管理” 不少当代企业主，或为这种畸形时代的服膺者，或者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或者青少年时代在军队大院中生活，或者至少也深受极权文化的熏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私人企业的兴起和壮大，使得这种企业主有了管理庞大人群的机会，他们对企业事务有着绝对的支配权。这些思想资源和精神烙印来自极左时代的人，有了实现自己昔日梦想的机会。这些老板将公司当作军队一样实行封闭化管理，他们认为员工惟一的美德就是服从命令。这些企业家从来没有将员工看作是有权利自由思考的个人以及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像这样的企业，虽然从事的行业可能科技含量高或者要求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其企业文化却停滞在前现代文明时代。 企业“洗脑”类似苏联劳改营“思想改造”，意在建立低组织成本的奴工经济体 洗脑式的企业文化，能使员工成为既驯服又忠诚的奴隶。在中国低技术含量的劳力密集型行业，企业主为防止低薪员工流动性过强、组织运营出现摩擦，更倾向的不是管理更人性、引入更高效的技术，而是使用种种极权主义的洗脑方法，来巩固和润滑企业运营。就像苏联为摆脱经济困境，采取的方法不是增加经济活力，而是把更多劳改犯送到“古拉格系统”，试图用“思想改造”制造低成本运营的奴工经济体。托洛茨基曾这样讲：“说奴工没有效率是那帮最坏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苦役工人可以极大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增长。” 企业“洗脑”损毁员工独立人格 “洗脑管理”第一目标在于培养“无限忠诚”的奴仆 中国环境下专制企业大行其道，是外部环境与企业环境互动所导致。不能说戴着手铐能干活，就说明奴隶比自由人更有效率。“洗脑管理”的企业在所有要求中，最大比例是在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忠诚也恰恰是极权主义统治所需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种极权主义企业里，“组织”和领导决定员工的命运，员工的表现和努力不是重点，领导赏识不赏识、“组织”赏识不赏识你才重要，因为它决定你的命运。 企业“洗脑”还要培养出 “绝对服从”的驯服奴隶 员工们在被企业各种“洗脑”培训时，个人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殆尽，任凭摆布，无奈只得听凭管制意识在自己的头脑里强行跑马占地，除了盲从别无他择。并且，进一步地在洗脑训练的模式中，员工的集体组成了与现代法理型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平等联合形式背道而驰的，处于上下级之间纵向隶属型的邪教会社类型的“团队”。这样，崇尚极权主义的企业就能将员工训育成为雷锋式标本的“三忠于四无限”好战士、无个人主体的“公家人”，以此奠基极权主义的企业体系。 企业尊重人比“洗脑”更有效更合法理 人性化管理的谷歌被CNN评为全美最佳雇主 2012年底，CNN财经频道列出“全美前一百最佳雇主”榜单，谷歌公司名列第一。这个榜单的评判标准除了公司规模、岗位增长率等指标，还有工作—生活平衡、在家办公等人性化的“员工福利”指标。谷歌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自尊和自主的环境，这才是企业管理者该干的事。管理者给员工提供一个产生自主、自尊、自重的环境，公司员工因而报之以发自内心的高质量服务。而在极权主义的企业里，难以产生真正的自尊，也就难以在体制上对员工有高效率的正面激励。 中国最先使用洗脑管理的“亚细亚集团”消亡比兴起还快 谷歌这样的公司对员工好无外乎两点原因：1.这类公司的创始人就信奉并践行“以人为本”，这是公司的价值观和信条；2.这类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不是劳力，而是创意)。股东、客户和员工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公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者之间是共生多赢关系，绝非零和。以牺牲员工的感受为代价给股东最大回报、给客户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或服务，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最先使用洗脑式“军事化管理”的企业是超市业的郑州亚细亚集团，员工被迫军事化着装、对上级使用军人式的敬礼，甚至为企业扩张要缴纳5000元集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一度极为声势煊赫。但这种专制模式不可持续，从1996年到1998年，亚细亚集团旗下的超市纷纷破产关门，企业死亡的速度比崛起更快。 员工不是奴仆，企业主无权侮辱 中国劳动法清楚表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义务和权利对等。员工与企业之间是成年人与法人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企业组织对员工来说不是主宰或神祗，而员工对企业组织来说更不是奴仆或信徒。对员工而言，企业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在企业里，大家通过合同走在一起，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合作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而已。企业与员工之间签约，员工用劳动换取报酬，这完全是一个平等的交换关系，不是什么大家长与奴隶间恩赐与受养的关系。以企业文化之名，利用巫术式蛊惑、洗脑式压制来实现对员工的身心控制，突破员工的权利和尊严的边界，是反现代文明、也不合法理的。 结语 ：中国企业的“洗脑管理”，使用了各种所谓追求人性“突破”的管理方式。其突破的，往往就是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格，而收获也不会有预期地丰富。 （出品：网易另一面，编辑：李熙） 详细

 　　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主导了西班牙民主进程的苏亚雷兹（右）会见共产党领袖卡里略（左） 　　《西班牙旅行笔记》林达著 　　北京三联 2007年1月，49元 　　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但西班牙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这时都发生逆转，变成左派专政或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这时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这种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即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即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极左派则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一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贩毒、开赌场、绑票……无所不用其极。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一样。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转型时期的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它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不仅是富人的个人权利，也包括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屠杀起自己人来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压制起他们来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不能把民粹主义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寡头主义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 　　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问题，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一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理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右派是要缩小己域的）。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的。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前面提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即“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