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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民文学，依次走过四种形态：从高玉宝的伪造行骗，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皇帝图腾，到莫言小说裸露癖式的夸张。上述四种农民文学形态所共同具有的叙事基因，是农民的狡猾；并且越是装得憨厚，越狡猾。 自《丰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说被一种下意识的屁股意像所左右。这种屁股意像具有三层涵义。其一，写实性的意像造型。诸如《丰乳肥臀》里聚焦于下半身的叙事方式，《檀香刑》里津津乐道于从肛门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生死疲劳》里对繁衍后代生育能力强劲的女性骨盆的赞美，《蛙》里的叙述者所强调的，对身体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说，这种写实意义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说还仅仅是对食物（如《透明的红萝卜》）或者对酒精（如《红高粱》）的敏感，那么到了莫言后来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诉诸对身体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热衷。 其二，隐喻性的象征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说所热衷的食欲、性欲、传种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体象征。童年时代有关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杂乱无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说叙事里，转化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嚣张。小说叙事的隐喻结构，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但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却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因此，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意像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换句话说，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几乎就是一个对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探求绝对无知的同义词。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说穿了，不过是充满了动物性冲动的一声声低吼：要吃，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赖活，哪怕变成牲畜，也要赖活于世，也要让身体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运作。 其三，策略性的叙事心理。以屁股意像为轴心的莫言小说，骨子里是改头换面的下半身叙事。比起大胆卖弄风情的下半身写作，莫言的下半身叙事不敢露阳，仅止于露腚。祼露阳具的叙事聚焦于性，祼露屁股的叙事热衷于性的背面，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显然没有D·H劳伦斯那样的胆量，也没有渡边淳一在《失乐园》里的细腻精致，大岛渚在《感官王国》里的雄健深刻。因为以性为对象的叙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叙事动因，内在的深层结构必须具备诸如洞察人性、透视两性战争之类的哲学素养。莫言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只能将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后的臀部解决。这是莫言下半身叙事的一重策略：因为性叙事的天然阳萎，导致转向以屁股作代偿。这样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叙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从人性的角度直面农村社会的芸芸众生，从而改为以假装关心生育、繁衍为主旨的器官咏叹，或者说，屁股叙事。同样是以农民为叙事对象，当年萧红的《生死场》由于从人性视角洞察并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纸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讲说他的农民故事。因为人性视角实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如一把手术刀。不要说文学叙事，即便是极其朴素的调查报告，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极其贫困的生存记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再因为小说写作而像许多受批判对象一样被扔到夹边沟挨风沙，体验濒临饿死冻死的惨痛人生。于是，莫言在小说里耍了滑头，把理当诉诸手术刀的诸多历史细节，悄悄地改作脱裤子取乐。一会儿脱自己的裤子，表示并不想性交，只是想放个响屁；一会儿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裤子，示意观众看一眼那个白花花的肥臀，然后在被主子发现之前，又赶紧替主子把裤子拉上；告诉主子，没事，没事，只是给大家找个乐子而已。莫言这种下半身叙事，了无焦大式的义仆相，充满黄天霸式的恶奴样。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个跳起来暴打主子的，没准就是这样的恶奴。但在主子当红的年代，哪怕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听话服从的顺民状。最多只是假装祼露一下屁股罢了。这与其说是油滑，不如说是怯懦。 同时具有怯懦和油滑这双重特征的莫言小说屁股叙事，其审美趣味并不在于屁股的黑白美丑，也不在于屁股的上半身是《丰乳肥臀》里的国军、共军还是《檀香刑》里的义和团，甚至不在于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劳》中作人畜轮回，还是正在《蛙》里被计划生育，而是在于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个幼时吃过煤渣的农家苦孩子如何从求生的欲望中，点爆粗俗、野蛮、残酷而又可怜可笑的众生相。那样的众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实是相当随意的、不无任性的，或者说是为莫言的叙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读者而言，却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双重阅读效应。因为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画的笔调勾勒出来的。其叙事语言与叙事对象一样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画式的笔调还不无稚童般的奇思异想。但在莫言后来写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漫画式的笔调却被诉诸不时探头探脑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折，便是那部拍成电影而轰动一时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小说从稚童般的想像转入通常为成年人所擅长的历史批判的最初尝试。在想像中打转，仅止有趣而已；虽然新奇，却并无力度可言。但历史批判却能给莫言带来长大了的骄傲和自豪。但莫言随即发现，历史批判犹如玩火，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有心叛逆，无胆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那场战争，天然有着抗日爱国的底线。哪怕让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学，莫言的《红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没有什么组织背景的他奶奶他爷爷。这种叙事动机的秘密在于：组织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组织的是是非非为前提，莫言有了《丰乳肥臀》的成果。国军、共军都是军，虽然立场模糊，却又无意间符合了统战的需要。神圣的战争变得朴素了许多，而充满欲望的叙事，又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小说的语言虽然相当粗糙，但阅读效果却多多少少有了娱乐性。这样的小说让汉语并非母语的汉学家阅读，又会产生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有点像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惟有极少数还算懂点文学的汉学家，从中看出莫言不擅长篇小说叙事，总是虎头蛇尾。事实上，籍漫画笔调写到哪里算哪里的莫言，从来没有弄懂过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结构艺术，一如他对结构性很强的西方交响乐和协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话说，文章的要诀在于，凤头猪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长篇小说却总是，猪头猪肚兔尾巴。当然，《丰乳肥臀》的兔子尾巴还缘自作者本人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业文明，茫然无知。 似乎《丰乳肥臀》既让莫言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又让莫言吃到了险遭批判的苦头，于是，就有了吸取教训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颂义和团为基调，掺杂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难说莫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那种从屁股里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别人提醒别人，还是下意识地吓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显然有了莫言小说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直气壮。《红高粱》或者《丰乳肥臀》里的搞笑，变成了因为酷刑营造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肃。倘若说搞笑是莫言小说叙事的本性，那么严肃却将热衷于屁股叙事的莫言反过来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无变态。读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说里的爷爷奶奶究竟是从《红高粱》里走上檀香刑的刑场的，还是从《檀香刑》里走进高粱地里的。能够明确的惟有从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从屁股里开始的酷刑。 于是，《生死疲劳》中的人畜轮回，开始了。两性之间的林林总总，被通通归结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复始。然后再从那样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长篇小说。两性间的复杂性，诸如平等不平等，相爱不相爱，被成功省略。两性背后的简单性，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计划生育给不大不小的耽搁了一下，但并没有耽搁到有误传种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恪守。这种格调像极了《春晚》上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节目。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可以说很无奈，也可以说很无赖。 领教过赵本山节目的中国读者，大都能读明白莫言小说里的名堂经。但要说到海外的汉学家，却只能另当别论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不懂英语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把英语小说翻译得美伦美奂。无独有偶，美国也有个对汉语阅读一知半解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能够把再破烂的中国小说翻造得流利光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谓英译界的夏洛克。特点是一流的商人头脑，二流的英译水平，三流的汉语阅读。此公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可以叫卖。虽然汉语水平并不出众，但只消知道小说叙述的故事梗概，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模像样的英译中国小说。至于原作本身的叙事意味和语言特征，在葛浩文的译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国文学作品落到此公手里，无疑是场灾难。但要是把一个让西方人听得进去的故事交付给他，不管小说艺术小说语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编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运，其实就是这么开始降临的。至于大江健三郞之于莫言的极力推崇，与其说是慧眼独具，不如说是彼此半斤八两。 莫言小说的获得诺奖，与赛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荣，可谓异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主义的胜利，倘若可以借用东方主义一词的话。西方人阅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会读得莫名其妙：这像是剑桥大学的景观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诗意。剑桥学府，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哪有屈从一个中国诗人的道理？但他们阅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却会读得津津有味。这并非因为莫言小说有多少艺术魅力，而是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吻合他们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说符合他们意识和下意识里的中国主义。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来说，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究竟中国不中国？比如野蛮不野蛮？愚昧不愚昧？落后不落后？那个屁股意像只要被汉学家们认定是中国的，不管很中国还是有点中国，汉学家都会认同，都能接受，都具备获奖条件。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像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 当然了，如此论说，并非意在异议诺奖，贬低获奖者。正如中译西方名著也会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汉学家的西译中国文学落差，是可以原谅的，并非故意羞辱中国文学。无法指望诺奖评委能够读懂《红楼梦》那样的中国文学。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诺奖发给莫言，而不是赐给前面三种农民文学，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国民众开心一下，未尝不可。此文只不过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国文学也不必以汉学家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必以诺奖评委的中国主义趣味为标准。上乘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任何奖项为荣；相反，包括诺奖在内的任何文学奖都以能够荣获上乘文学的加冕为幸事。文学叙事艺术的审美、自由和骄傲，理当根植于读者的内心共鸣。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内心共鸣更高的奖项么？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一直到现在为止，人类最大的利益仍是国家利益。对内对外，都高於一切，过去的历史如此，在短暂的未来，也会如此。可是，一种新的思潮兴起，发现国家利益之下，人类还有一种共同的更高层面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和国家保护下的民主利益。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一种自觉，自觉他独立於其他动物之外，而最近一次自觉则是，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远超过对其他动物和大自然的问题，如果不获得公平的解决，人类凭著自己的智慧，所制造出来的灾难，将使人类毁灭。 　　 　　法国大革命使这个问题获得初步答案，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项最基本的理念，创造了欧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任何崇高的理念，在野心家的解读下，常异化出一种畸形的结论。好比说，某一部份有权势的人，认为那些被权势压迫的人，是天生的贱民，贱民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第一个发现和抨击这种现象，他说：我们不应允许世界上，一半人有自由；一半人受奴役。那就是说，人有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对最高理念解读的不同，而使“尊严”意义扭曲或丧失，这就是人权。 　　 　　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因地域、言语、肤色、性别，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自然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响彻云霄。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时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才签署。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大为惊恐。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於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於是口中念念有词，祭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鉴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棗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棗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幻瘁，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幻瘁，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它们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精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於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而不怕丢人现眼，如此而已。除了这个以外，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醍这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它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棗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迥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二项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就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国文化中，勉励诚实的文字，多的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停止的电击，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立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文化棗尊敬诚实。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棗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说，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有共同的认知。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息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馀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观念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的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气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於我们这一代，更不同於我们的上一代，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它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那些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使历史掀开新的纪元。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