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任美贞表示，他们正着手收集和整理记者被抽稿和删稿的新闻报道名单。 此前，香港记协在星期天（2月23号）发起“反灭声”游行及集会。记协说有6千人参加，警方则说有2千多人。 香港《明报》报道，任美贞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早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已感到新闻言论空间收窄，例如涉及台独、中共管制权的话题不能碰，而近年来这个乌龙越来越大，写文章批评特首都成了禁区。 任美贞还说，记协目前正在收集和整理被消声的报道和采访敏感议题被阻的名单，希望留下记录并公布，让公众知道知情权如何受损。 （责编：申铧）
阅读更多香港记协周日发起“反灭声”游行活动争取新闻及言论自由，民主党、新民主同盟、民协、工联会、明报关注组、独立评论人协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多个团体均有参加。主办方表示共有约6000人参与了此次游行活动。 为抗议香港近期发生的《明报》更换主编、《am730》广告被撤销、商台无故解雇李惠玲等一系列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事件，香港记者协会联同各新闻界组织周日发起“企硬 反灭声”的游行活动。 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两点半从中环的遮打花园出发，参加游行的包括政党、学界、新闻界等各界团体及民众，记协主席岑倚兰、资深媒体人程翔、前商台主持人李惠玲等都参加了此次游行，还有父母带着孩子参与其中。 人们在衣服上佩戴着象征言论自由的蓝丝带，高举“不要河蟹、不要灭声”，“撑言论自由”，“无新闻自由、香港祸临头”等标语，也有团体打出要求梁振英下台的横幅，并高喊口号（“撑新闻自由！反灭声！反河蟹！传媒加油！市民加油！一起击退幕后黑手！”）。队伍沿着金钟道一路游行至位于添华道的行政长官办公室（简称特首办）。 一名参加游行的中学生告诉本台记者，新闻及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现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希望通过游行表达捍卫这一价值的决心。 “因为我们想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要出来声援。我最忍受不到的就是李惠玲事件，她无故被辞退，是因为有很大的政治因素，所以我们要站出来，要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来发声。”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全部抵达特首办，并继续在场集会。明报员工关注组、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多个团体代表以及多名泛民派议员一一上台发言。而由于参与人数众多，经协商后，警方又额外开放了一条行车道给聚集在特首办外的人群。 整个游行活动在下午五点半左右结束。记协主席岑倚兰表示，超过6000人参与了此次的活动，人数超出想象，对于有这么多人出席感到十分高兴，这也说明香港市民警觉到新闻及言论自由到了危险状况。而警方则称游行高峰时有1600人，集会高峰时有2200人。 对于此次游行，特区政府发言人则表示，行政长官梁振英已公开申明，特区政府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过去如是，今日如是，将来亦如是。而特区政府不会、亦不可能干预传媒机构的编辑自由、独立运作和内部管理。 关注和维护香港新闻自由的独立评论人协会发起人之一，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周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就是公权力不断在打压新闻自由，如果我们不再站出来讲话的话，那么这种打压以后还会继续不断。” 谈及此次游行会否给北京造成压力时，程翔认为：“我们并不想向任何人施加压力，我们只是要市民关注到我们现在的新闻自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了。” (特约记者:扬帆/责编：陈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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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和英国关系的相似性。然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撰文说，把中美关系与1914年德英关系作比较“是传递危险宿命感”。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了奈的这篇文章——“重回1914？”。文章分析道，美中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将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不是由某种历史铁律决定。中国渴望在所在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在该地区也有要按照承诺保护的盟友，因此奈认为，误判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正确的政策选择可以令风险降到最低。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文章评说一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国际秩序，并加深扩大了日后毁掉整个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战争。人们至今仍无法明确回答这样一场浩劫为何发生。然而奈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再次发生。 《终结和平的那场战争》一书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一个世纪前的德英关系作比，这种比较是令人清醒的。《经济学家》周刊将两者进行类似对比后也得出结论：“1914年和现在最令人不安的相似点是自鸣得意的心态。”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则表示：“坦率地讲，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然而约瑟夫·奈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类比法尽管有时对防患于未然而言还是有用的，但它的危险性在于传达了一种历史宿命感。“一战并非不可避免，它的发生几率之所以增加，是由许多因素，包括人为失误造成的”，奈说，“况且，美国和中国今天的整体实力差距要比德国和英国在1914年的差距悬殊。” “重回1914？”一文深入分析了今天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的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是，核武器相当于使政治领导人有了一枚水晶球，可以看到战争升级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奈指出，水晶球效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强大影响，使其更加慎重，“它很可能将对今天的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产生类似的影响。” 第二个不同是，今天的战争意识形态确实薄弱多了。该文认为一战前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加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它欢迎战争，因为战争会像夏天的一场痛快暴雨一样“净化空气”。温斯顿·丘吉尔也在《世界危机》一书中写道：“各国都不满足于物质上的繁荣，它们猛地转向冲突。国民的激情在几乎每一块土地下面炽烈而隐隐燃烧着。” 奈分析道，诚然，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增长，而美国也在9·11事件后发动了两场战争，但它们都不是好战国家。在许多方面，如能源、气候变化以及金融稳定，中国和美国都有强烈合作动机，奈因此相信两国会尽可能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以确保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个不同是，1914年的德国对英国紧追不舍，美国则在整体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仍然领先中国数十年。文章称，政策太冒险的话，会损害中国在国内外的收益。奈写到：“与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处理自己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关系。过于担心的话，可能会弄假成真。” 文章最后告诫当今世界领导者，从1914年事件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要小心使用历史类比法的分析人士，尤其是当他们的理论有些许宿命味道的时候。 （以上摘编仅供参考，不代表?望智库的观点）
阅读更多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蔡国萱在广州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表示，类似“屌丝”等很多概念的出现，并不是小问题，这些新用语大量产生，引起交流问题， “最终会影响我们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社科院是中国官方的智囊机构。蔡国萱分析，新概念语意不清，在个人层面上，导致人们说话中某种道德上的堕落。 “人类本性上，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有挑战性，一个人说假话不脸红很难想象干坏事不脸红。思想上谎言产生对人民道德损害是无法弥补的。”蔡国萱称，在社会更大尺度层面上，语言用词的泛滥，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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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打老虎，也打苍蝇，整顿吏治的大背景下，在东莞启动的整顿娱乐场所背后的腐败，想必是大局之中的必然之棋。事实也正是如此，央视报道之后，公安部就要求各地严打黄赌毒，9省份16个城市突击扫黄。除广东省外，全国共有8个省份至少9个城市对各类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包括浙江杭州、甘肃兰州、山东济南、广西柳州、黑龙江哈尔滨等。 然而，对于此次由央视曝光东莞娱乐场所暗访引发的全国性扫黄行动，网络舆论却反弹强烈。央视报道播出当晚，“东莞挺住”、“我们都是东莞人”的词语不断出现在网民的电脑屏幕和手机上。有网友调侃“原以为春节过后捉老虎，没想到却去捉老鸨”。网上和手机上各种调侃段子之热烈，以至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一些网络“大V”对扫黄行动极尽调侃、冷嘲热讽，甚至公然唱起了“嫖娼有理、色情无罪”之类的反调。 这一舆论波澜，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微博、论坛等新的言论广场，在这个广场上，言论互相碰撞、呼应，激发出更大话题设置能力，使民间舆论有可能大声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经由过去一年央视针对苹果、麦当劳、星巴克等跨国公司的商业道德调查，到对薛蛮子的个人道德批判，官方的道德训诫遭遇了民间的强烈反感与抵制，以至于后者发出“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更堕落”的尖刻嘲讽。 更大范围上看，虽然在当下中国，性交易合法化在短期内并无可能，但从耶稣从法利赛人手下救出妓女，到古代中国的秦淮香艳，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合法化探索实例，道德本身就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在全球视野下，这个问题应该客观对待，也有严肃讨论的空间，而东莞性交易的背后也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遗憾的是，从央视的报道，到《人民日报》连发的四篇声援文章，再到《环球时报》发出“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的批评， 无不缺乏这种深入的讨论，只有权威媒体对民间粗暴的道德训诫。 其实，训诫个体道德正是体制的特征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徐晓宏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通过对五四运动前后28个社会团体，及相关重要活动家的史料的分析，作者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被作为一种“主义”得以接纳的过程，是通过革命者逐步“群体招纳”五四运动时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而那些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组织，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道德行动主义”，即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充盈起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支撑起权力。 但是，央视乃至它身后的体制，已经无法占据道德高位。从薄熙来到刘志军，从中央编译局到铁道部，不管是政治斗争连带出的宫闱秘闻，还是争风吃醋中举报出来的裙带丑闻，其间的奢靡与荒淫早就破坏掉道德训诫的基础。顺着这个角度，反过来看，权威媒体对民间道德的严厉训诫，本身就反映出占据道德高点的渴求。著名杂文家邵燕祥曾于1992年写过“《圣经》拟作”一文，为耶稣解救妓女的圣经故事戏拟了一个中国版本：听完耶稣的话后，从老到少面面相觑，他们自知都是有罪的。一个长胡子的法利赛人站出来说：“谁用石头打她，就能证明谁是没有罪的。”于是，他们一个一个争先拿石头打那妇人。 东莞的色情行业，有着漫长的发生、演变过程，虽然其原生动力在于人的欲望需求，但其发展、繁荣并非建立在当地对道德的宽容与尊重公民权利之上，庇护色情行业成长的是官商勾结的腐败。所以，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忽略这一切，用性交易合法化观点来压倒反腐必然存在的合理性。 但这种道德训诫式的反腐，不仅可能违背程序正义，往往也会导向“政府生病、百姓吃药”的模式，从光盘行动，到公交车上的廉政广告，都属此列。媒体报道揭示，以往的扫黄突击检查，受到处罚和被抓的通常是没有权力保护伞的底层，有关系的往往可以事先被通风报信以躲避风头。这次扫黄虽然比以往要猛烈，但民间舆论对这种运动式的道德训诫，仍不免发出“山下的女人是老虎”的嘲讽，因为道德训诫式反腐固然可以行一时之效，但决非根本之道。 显然，只有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才成铲除保护伞的土壤，其下的阴暗之处自然会烟消云散。那么，东莞扫黄激起的对道德、意识形态、权力、反腐的思考，就会引向一个更值得回答的问题：除了占据道德高点，进行严厉的道德训诫，运动式的扫荡，是否还应有更世俗、更现代化，从而也更持久的方式来把导致腐败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刘远举是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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