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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陽之死，讓我們發現，過去二十多年的六四敘事，只是六四運動極少的一部分。六四運動不僅僅只是天安門廣場或者長安街上的兩個月的悲劇，事後的大規模鎮壓 是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除北京之外，尚有數以萬計的各地參與者被處以嚴厲懲罰，而外界及傳媒對此甚少關注。他們在過去的二十三年中，如何背負著六四的沉重 包袱度過牢獄生涯？他們無法正常地發出聲音，不能像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受難者那樣公開地講出他們的苦難。他們杯水車薪一樣的努力被不斷地掩蓋、忽視和摧 毀。他們如何在這樣一個顛倒是非的世界裡秉持著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認可乃至被反對的價值？ 李旺陽就是這些受難者中的一個。他讓我們知道，冰山一角下方，還有這些沉默的受難者。

闾丘露薇 : 聊聊工会 – 一五一十部落 闾丘露薇 : 聊聊工会 – 一五一十部落 国际先驱导报 ——————-   工会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99年，在美国的西雅图，一场针对当时正在召开的世贸部长级会议，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抗议，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胡椒喷雾，这样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和激动的街头抗争者们的形象皆然相反的，是眼前那几个西装革履的工会负责人，他们安静的站在一边，部署着工人们游行的路线还有策略，说他们像一家企业的行政总裁，可能更加恰当一些。   从小接受的教育，一直认为，工会领袖应该是很草根的样子，直到眼前的情景告诉我，工会成员其实还有另外的样子，他们可以很专业，他们也是在做一份工作，而不是从事一种运动。   前段时间做关于劳资关系的报道，一名员工被无理解雇，但是在解雇书上，可以看到工会主席的签名。不过这名员工说，从她进入企业到拿到解雇书的那天，她从来没有见过工会的人。正如劳动法专家提醒我们的，在讨论劳资关系的时候，工会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只有工会，才能够保障劳方，能够被放在一个和资方平等的位置，而不是现在，太多关于劳方的权利维护，都把他们放在一个等待帮助的弱者的位置。   “我不是弱者，我和资方的关系是平等的。”听到一名来自农村，在深圳的工厂里面，打工快十年的工人这样说，会觉得有点诧异，诧异于他强烈的权利意识。但是仔细想想，自己的这种诧异，本身就有把对方当成了弱者，其实问问自己，自己同样也是劳方，自己不从来都觉得，和聘用自己的资方关系应该就是平等的，我通过我的工作来赚取报酬，而资方透过我们这些雇员的劳动来赚取利润，我们只不过是在社会中，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劳方和资方而已。如果觉得自己这样想理所当然，那为何其他行业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不能这样认为呢？   说到深圳，就在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关注工会问题的时候，媒体报道了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开始直选工会主席，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家。对于最早开放的广东，因为劳资关系而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是第三代农民工，也就是学者口中的“新生代。”   “新生代”的工人，他们成长的环境，和城市的年轻人区别不大，工作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不是养家活口，他们对于自己的在工作上的发展，有自己的期待，他们对于过好生活的标准，也要更高，更重要的，他们心思很活，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利。   在深圳，我们采访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工人，他刚刚被企业解雇，因为他尝试自己组织工会，透过集体谈判，为工友们争取在他们看来合法的应有的权益。结果，他们的诉求，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回应了，而结果，就是他失去了这份工作。我们采访他的那天，他正好在新公司刚刚上班几天，我问他：“担不担心访问播出了，老板会觉得你是个麻烦人？”他想了想：“不会的，只要他做的合法做的好，我又为何要找他麻烦？我们都是为了公司好，老板对员工好，员工才会认真工作呀。”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工会的建立，目标不是为了和资方对立，就算罢工，也不是为了一拍两散，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双方看来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而现在问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劳方几乎没有声音，因为工会并没有站在他们应该站的那一边—劳方。   ———————– 很可惜，这些访问无法和观众见面，不清楚原因，也不愿意去猜测太多。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想不通的是，为何工人如果对自己的权益看重一点，就会被劳方甚至官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为工人说话，就是在破坏和谐。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性去了哪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占比达到创纪录的51.27%，这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里程碑事件。而多年来一直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还被赋予了经济发动机的重任，目前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城市化将代替工业化，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从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总数增加至655个，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辉煌的数字成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被誉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但在这些光鲜的城市化数字背后却是众多城市的悲鸣。西安、大同等众多历史名城，在无情地毁掉自己的古代城市遗产很多年后，突然反悔，又再一次毁掉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材料，修建仿古城市。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千城一面成为中国城市唯一的标签。而自2008年开始至今，电荒、煤荒，水荒、劳工荒、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环境污染、恶性拆迁事件频繁见诸报端，这些几乎打成死结的城市矛盾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最大难题。不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也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持续增长，六成以上农村成空心村。经济发展成就似乎正在不断被“大干快上”的城市化引发的恶果所抵消。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中国几乎是以一种搞文革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这无疑将毁掉我们的城市和乡村。 　　事实上，城市化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定论。但就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几乎就是一场以攫取农村土地为目的的土地城市化。据中国城市建设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7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被城市占用。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29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3.55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175%，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0%。显而易见，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 　　由于多年高强度的土地开发，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十分有限，扣除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区域，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由2000年的700多万公顷锐减至不足500万公顷，18亿亩的耕地红线突破在即，传统依赖大规模开发农村土地资源补充建设占用耕地的土地城市化模式正在陷入困境。但从现有各地的城市化推进路径来看，如重庆、山东等地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迁村并点等，都还在打农村土地的主意。与我们大规模占用农地形成对比的是，国际上对农田的保护意识正在加强。近日，联合国建议，各国应对农田出售规模设限，以调控占用农田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变化，显然，农田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这一点在今后需要引起各地的重视。 　　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推进，还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由政府主导强势推进的城市化。这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就表现为贪大求快、拈轻避重、重地上轻地下，去年夏天波及北上广等大中城市的严重内涝就是最好的明证。低投入，高积累的城市化跳跃式发展没有兼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内部脆弱不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也明确表示，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和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按照某些专家乐观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还有数年的增长期，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然而，在当下火热的城市化进程中，一股逃离城市的“逆城市化”迹象已然出现，部分先知先觉者，选择离开城市，重新乡村怀抱。广州萝岗区的一条山谷里就住着这么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昔日高学历、高收入的白领，现在却在这里悄悄成立了一个“懒人部落”，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按照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逻辑，中国的城市化还远未到逆城市化过程的出现，当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都市里高收入人群在得到物质的满足后，更加向往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前这种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导致的城市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和生活品质的下降，对城市人口的逃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地方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可能陷入社会系统混乱，致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溃败。从中国城市发展种种问题和矛盾看，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市场推进的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结果。当前通过拆字当头、强制实现城市化，无论如何都是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在这里批判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城市化，我们要否定的是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带血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从其演进过程来看，一定有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传统的低成本、由政府强制推进的“土地城市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而由于上一个阶段城市化矛盾的累计，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成本城市化时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英国的媒体BBC发布了一条新闻：《 中国因艾未未纪录片退出英国电影节 》，我觉得完整标题应该是《中国因记录艾未未、佐拉、老虎庙的两部纪录片退出英国电影节》 一个由十名中国媒体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在最后一分钟宣布，不参加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此前中国驻英大使馆向英方提出，要求撤下美国独立制片人陈爱丽（Alison Klayman）的纪录片《Ai Weiwei: Never Sorry (艾未未：永不后悔)》，但被英方拒绝。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华娱卫视、凤凰卫视和金鹰纪实频道的高管们。 在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宣传广告上，称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向电影节派出的高级代表团。 按照原计划的日程安排，中国代表团会在本周的电影节上与英方举行会谈，商讨双方合作事宜。 但是当中国驻英大使馆得知电影节上将放映陈爱丽的《 艾未未：永不后悔 》和斯蒂夫·梅因［佐拉注：发音应该是斯蒂夫·忙］（ Steve Maing ）的《 High Tech, Low Life 》后，事情起了变化。 加拿大影界杂志《RealScreen》为此采访了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市场营销及业务总监坎贝尔·吉莱尼和总监希瑟·克罗。 坎贝尔·吉莱尼透露，在周末电影节开幕的前一天，工作人员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一个电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取消这两部影片放映的要求。 希瑟·克罗则说，我们被告知中国代表团不参加电影节的官方理由，是因为访问欧洲的人数有限。 但是在数次非正式的不融洽的交谈中，中方表示，电影节的节目单上的几部纪录片才是真正惹恼中国当局的理由。 中国驻英大使馆对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方面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 在谢菲尔德电影节上首次放映的《艾未未：永不后悔》，是关于著名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生活的纪录片。 《 High Tech, Low Life 》则纪录了两位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中国网络日志作者 佐拉 和 老虎庙 的工作与生活。 英文消息源是来自RealScreen.com 《 Exclusive: Chinese delegation pulls out of Doc/Fest 》，BBC也几乎全翻译自这篇英文报道。 PS:这里有《High Tech,Low Life》的预告片：  http://hightechlowlifefilm.com/trailer/ 和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1890785039/high-tech-low-lif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nj-yyb2sd4  很多朋友问《High Tech,Low Life》是否有线上版本，我也想尽快让朋友们看到，但这电影目前处于参展阶段，还没有DVD厂商生产DVD，并且出于对导演的尊重，我也不可能非法窃取一份发布到网络上，等明年DVD上市了，我一定用电驴和BT等工具在网络上做种子。 这里有《ai wei wei: never sorry》的预告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tTO3AgLL7A © Zola | CC | RSS订阅 | FAQ | Donate | Tor

深圳纪委立案调查藏身美国前区政协主席 深圳纪委立案调查藏身美国前区政协主席 据内地媒体报道，深圳官方13日证实，深圳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因涉嫌违纪，市纪委已对她党内立案调查。可是，温玲早在今年3月15日从家中逃跑，自深圳湾口岸出境后，再也没有回来。多项消息来源指她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已经潜逃美国。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与此同时，网上继续有举报温玲跑路的消息，还把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牵扯进来。又有举报材料指，温玲在深圳至少拥有四处房产，其中除南山沙河的高档小区外，在盐田等地也拥有豪宅。最新消息还称，温玲出逃后，近日在香港豪宅区雍景台花费数千万元购置了房产。 报道指，今年1月，温玲正式卸任南山区政协主席。从3月份开始，关于温玲「出事」的消息就已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还有人给媒体寄匿名信，指在3月15日，在纪委调查期间，温玲从家中逃跑，自深圳湾口岸出境后，再也没有回来。 报道引述匿名讯息称，温玲很早就拥有美国绿卡，海关记录显示温玲是通过中国护照出境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联系温玲弟弟温某，他承认姐姐温玲现在人在美国，但不是外界所传的那样，而是因孩子结婚赴美。 但与此同时，网上继续有举报温玲跑路的消息，还把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牵扯进来。前日，赛百诺紧急召集媒体发布会，称温玲的丈夫彭朝晖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温玲母亲和侄女婿曾非法侵占赛百诺价值近千万元的股份。 据悉，彭朝晖是著名科学家，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中国基因治疗之父」，是赛百诺公司创始人、原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赛百诺一高层称，近来不时接到媒体电话，向他们打听温玲事件，由于平时接触不多，起初他们也搞不清楚，直到一个多月前，他接到市纪委通知过去后才搞明白。「当时市纪委明确告诉我两点：一，温玲的事已正式立案调查；二、温玲同意退回她母亲和侄女婿侵占赛百诺员工的股份，价值近1000万元。」 温玲母亲是位八旬老太，从未在赛百诺任职。她侄女婿张某志是南山区经济促进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为何持有赛百诺员工股？ 温玲现年60岁，广东梅县人，曾任深圳科技工业园生物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曾被评为深圳市十大青年公仆。1994年从政，历任南山区科技局局长、人事局局长，南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