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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中国大陆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周一在台北发表第一本诗集。 你若是鸟 仅仅是隻鸟 迎风即起 率性而飞 眼睁睁俯视 暗中溷沌的人世 这场发表会在师范大学举行，师大教授梁志民，首先朗诵了高行健的诗作「逍遥如鸟」，表达对这位享誉国际的华文文学家的尊敬。 高行健发表讲话时说，对台湾，他格外有一份感情。因为自己的著作「灵山」，最早就是在台湾出版。 当时出版的联经出版社，是抱着即使没人买，也要把这本「厚如砖头」的书出出来的态度，一口气印了两千本。果不其然，「灵山」第一年只卖了九十六本，第二年不过多卖一百本。但这份情意，让他非常感激。 高行健的新诗集名为「游神与玄思」。 他说，自己从童年就开始写诗，但从未想过会出版，直到两年前，在联经出版社发行人林载爵的提议下，才有这本诗集问世。而之前在中国大陆写的诗多半被烧掉或消失了，因此这本书中收录的是到法国巴黎之后写的诗。对所有作品都能在台湾出版，高行健再三表示感谢。 发表会上，记者问道，高行健以往的书籍都在台湾出版，但他担不担心随着两岸展开文化交流，台湾的出版、言论自由可能逐步限缩？ 对此，高行健认为，他相信台湾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在两岸关系上，找到一条符合台湾人民利益，也保存台湾文化和民主制度和自由。台湾会有这样的智慧做到，不必太过担心。 此外，高行健稍早在一场对师大学生的演讲中也提到，台湾在解除戒严后，目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主自由，在华人世界是个非常幸福的环境。台湾民主虽然年轻，但自由度比欧洲更高，台湾可以对华人社会的民主人权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高行健回忆，自己在战火中出生，念大学时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政治侵入校园，知识分子很难保有思想自由。他除了上课，多数时间就是泡图书馆。读书，让他发现原来对世界的解释是多样的，因此，他不执着于某种意识形态，保有独立思考，不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潮。 他呼吁知识分子要清理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更要超越党派和利益，多提供社会一些清醒的看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披露这起事件，但没有透露聚集人数。但据中国网友在微博上指出，举行抗议集会的人数多达上万人。 据网友指出，巴中市一名临时交通警察8日上班时喝酒，还殴打骑电动车的学生，引起市民愤怒，上万民众上街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和武警，造成交通瘫痪。 有一个署名“平淡lxp”的巴中网友，9日凌晨上传自己拍摄的录像，画面显示民众围攻警车并扔掷鸡蛋、矿泉水瓶。但这段录像很快就被网路管制人员删除。 官方新华网四川频道则引述巴中市委宣传部、公安局等部门人员的说法，否认警察殴打学生，声称是由于警方人员正常执法受到社会无业人员干扰，双方发生争执才引发市民围观。 不过，当局事后却企图淡化事态。巴中市公安局随后发出通告表示，已辞退“执勤不规范”的岳姓人员，并将调查、处罚他涉嫌殴打他人的行为，同时追究巴中市交警直属一大队相关领导人的责任。 据报道，巴中市相关部门9日凌晨表示，事态已经平息，现场民众已全部疏散。中共巴中市政法委书记朱冬已召集公安、武警等部门连夜开会，研究善后事宜。  

在中共十八大举行之前，内地任何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都必定会被引导到高层权斗的层面，出现某两个派系争斗的传闻; 薄熙来事件那种赤裸裸的高层交锋如是，陈光诚逃出山东、举家前往美国如是，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岂会例外？ 盛赞周强管治湖南有功 海外的传闻指，对李旺阳下毒手的指令来自中央政法委高层，同时又有报章吹捧团派干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法治书记」，两相对比，政法委硬撼团派再次成为李旺阳事件的舞台背景。 海外的传闻暂时难辨真假，官方自然也不会回应，但把周强捧为「法治书记」，肯定是成了笑话。 今年 52 岁的周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八年， 2006 年外放湖南出任省长，前年升任省委书记。广东的报章今年 3 月曾报道周强的「治湘策」，盛赞周强管治湖南，一是不唯  GDP （国内生产总值），二是法治书记。 上海的报章昨日则披露，总理温家宝 5 月到湖南考察前后，中央部委密集到湖南调研，充分肯定湖南的成就。而本港左报的网站则综合两个报道，总结出周强的执政脉络是法治、亲民和科学发展。 看好他会进入政治局 这些报章、网站吹捧周强为「法治书记」，看重的是他的背景。周强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又在司法部工作过 10 年。 官方舆论由此推断：「『法治』概念的推行在周强主政期间发生似乎并不奇怪。」在中共高层换届选举的敏感时期，广东、上海、香港的媒体如此高调为周强造势，显然是看好他有机会进入政治局。早前也有消息称，周强将出任重庆市委书记。 不过，李旺阳事件闹成国际关注的政治事件，不只影响湖南形象、中国形象，更影响周强仕途。 海外舆论及港人大游行的诉求目前都是促请中央政府彻查事件，等于要湖南省对李旺阳被自杀、被毁尸灭迹负责。湖南发生如此天怒人怨的事件，周强不论是否事先知情，头上的「法治书记」帽子还能戴下去吗？ 苹果日报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12日電）大陸民運人士李旺陽死因不明，日來備受港人關注，連政府高層官員也介入事件，從醫生角度對其死因提出質疑。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天會晤電子媒體記者，暢談其離任的感受，期間被問到「李旺陽事件」時，他回應了這個敏感議題，並質疑李旺陽的死因。 本身為醫生的周一嶽說，從醫生的角度看，事件有兩個疑點，一是李旺陽是嚴重殘疾的人，要自殺並不容易，而從相片看，他也不像是自殺的。 其次，從媒體的報導看，以李旺陽的性格，即使要自殺，也應留下遺書；任何人如果要犧牲自己去做驚天動地的事，應會留下遺言。 周一嶽說，期望接近北京中央政府的人可以反映港人對李旺陽死亡的關注。 李旺陽曾參加1989年的民運活動，其後被判刑入獄。不久前，李旺陽在其家鄉湖南省的醫院「自殺身亡」，但外界質疑其死因。 在香港，前天有數以萬計港人上街遊行，要求徹查事件。 周一嶽為政府主要官員，按照過往慣例，一般都會拒絕回應涉及大陸的民運或維權議題。電子媒體今天播出周一嶽的談話內容。1010612

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乱后，百废待举要搞经济建设、要奔工业化。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又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经验，有样学样，很顺理成章。 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该法规定，“居民证”的发放范围限于城市，最初仅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来才扩大到所有市镇，但不包括农村和农民。按此法令，苏联公民须在进入任何地区后的24小时内，到当地政府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被批准，则在3日内必须离开。这样，根本就没有居民证的广大苏联农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获得持有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从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王海光论文的注释里，看到“propiska”这个词，再根据注释的提示，到《维基百科》查了这个词条，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证”的真实含义，乃“居留许可签证”也。顺便记一笔，维基百科的很多词条都有中译，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读者留意的这一条，却是没有的。 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译。《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国时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它）既是定居许可，也是移民记录的手段”。至于具体形式，除了在地方户籍登记系统里有文档记录，它还是在个人国内通行证上加盖的一个官方签章。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个“普罗皮斯卡”究竟是个甚，还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维基百科》附有照片，顺藤摸瓜，我又从网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当于护照和签证：护照证明身份，但人们光持有护照还出不了国；要出国，还需要“签证”，即注明同意你进去、居留时间的对方国家的官方许可。“普罗皮斯卡”就是加盖在“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签证”，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动、入住、居留。不同之处，这不是为出国，而是在国内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苏联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权得到这个宝贝，乡下人没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动、入住、居留。 老天爷，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仔细读，原来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创。上文不是说了吗：“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国时代”，普罗皮斯卡就已经存在。再查，整个沙俄帝国时代，自由迁徙从来就不是农奴的权利。甚至在1861年亚历山大宣布废除了俄国农奴制之后，农民虽然得到一般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财产权利，但迁徙权还是付之阙如，因为他们并不准自由离开村社。“普罗皮斯卡”还是一以贯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国内护照，也惟有加盖了国内居留签证的，才可以合法流动。难怪我们当中学生读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十二月党人到列宁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贵族气”。没错，不够贵的进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谈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对象沙俄帝国禁止农民流动进城的制度，公然统统给恢复了？说起来，也是一连串“实际情况”使然吧。当代学者讲到这一段，总要提到1927-1928年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那不难懂，因为落后国搞社会主义，要加快国家工业化，总会面临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农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世时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要较多利用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工业。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试图压农民拿出更多的“贡赋”，以此加速苏联的重工业化。问题是，哪里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压的，加上天气因素，“粮食危机”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应是干脆全盘集体化，从限制富农转向“消灭富农”。这就迎来1929年所谓“大转变的一年”——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在“消灭富农”的纲领下组织几万干部下乡，突击组建“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约2000万户农民“加入”20万个集体农庄。土地被宣布全盘国有化，仅允许集体农庄“使用”；后来政府又部署了国有的拖拉机站，实行国家以机械化服务“交换”农庄产品的体制，并对瞒产、拒交行为实施强制打击（参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苏联模式研究组左鳳荣、姜长斌的文章）。 这样国家“拿”粮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没有。生产力——“富农”总也是农、也是生产力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的粮食产量多少年以后还达不到1914年战前沙皇时代的水准，绷得再紧，也是无米之炊。把农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事情就发生了。“情况危急”之下，限制农民流动的“普罗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数，搬出来用用对斯大林来说也无妨。 有一点，斯大林倒做得比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没有把“迁徙自由”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宪法”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翻开第十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举凡“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照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还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条款一应俱全，全部入宪。唯一不见的，就是“迁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罗皮斯卡”还在生活里管用着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写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历次苏联修宪，“迁徙自由”再没有入宪。 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据有的回忆录讲，54年宪法最早拿出来的稿本上，就没有“迁徙自由”的字样。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而近代多部宪法也有“迁徙自由”，所以建议列为公民权利。这才有了邓小平那句话（“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也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不过整体看，“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念，还是进入了中国。毕竟，54年宪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宪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宪，文革高潮中的中国当然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啦，“迁徙自由”被逐出宪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来看，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的明天”。要过多少年历史才会指出，那是老大哥带来的一个坏榜样。 相关日志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5/24 — 徐焰:“苏修逼债”真相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负筛选的人事制度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一：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 2011/05/23 — 时代周报:拖垮了苏联的“特供” 2011/04/25 —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 2010/08/19 — 苏联“8.19”事件回眸：失民心者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