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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中国人的日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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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如何挤进北京公立幼儿园

9月,又是一年开学季。可是,家住北京市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附近的王女士(为避免影响子女日后的入学,接受本文采访的家长均要求只刊登其姓氏)还在为她的三岁女儿豆豆的入园犯愁。6月3日是此园公开招收2013年幼儿报名的第一天,王女士当天凌晨三点便来排队报名,名额有限需抢速度。据她回忆,仅两天的报名时间内报上名的大概共300人,而三教寺幼儿园向家长公示的招生名额仅为100人,也就是说,符合报名资格的孩子只算进入了面试大名单,面试者中每3人就要淘汰2人。 三教寺幼儿园是一所全日制市立幼儿园,建于1955年,幼儿园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一级一类幼儿园、北京市体育特色幼儿园、北京市社区儿童早期教育示范基地、市级示范园等。王女士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她为豆豆报名时带齐了四个证件,分别是北京市西城区户口本证、西城区里仁街社区房产证、独生子女证、出生证。王女士说,“这四证是三教寺幼儿园传达室老师告诉我必须得带的,有这四证才能报上名。” 三个月后,王女士已打探到同一批面试的同小区家庭已收到短信通知,并已接受幼儿园老师家访,即将入学。而王女士仍未收到幼儿园任何通知,她已给豆豆在小区附近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报了名。王女士说,“面试就是走过场,我家的条件都满足了,宝宝也很正常,就是没托上人,提前铺好关系。”王女士称,被录取的家庭向她透露,他们找了管片的区政府、区教委相关领导,托人交了5万至6万元不等的“人情费”。 作为北京本地人,王女士夫妻二人经营了一家小型水果店,家庭年收入5万元左右。她为豆豆所报的全日制私立幼儿园收费2600元/月,一年的幼儿园学费就是近3万元。王女士说,“这个价位的私立幼儿园水平非常一般,老师大多是中专学历,饮食条件也差,操场很狭小。只能让小孩先读一年,现在开始托关系,争取转到明年的公立幼儿园。”作为市示范园,三教寺幼儿园对每个学生只收取保育教育费900元/月,伙食费400元/月,如果明年能成功入园,一年在学费上就能为王女士一家省下近1.6万元。 建国后,企事业单位往往是自建从托儿所到职工夜校在类的各级教育单位,但随着改革开放,隶属于企业机关的幼儿园纷纷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出来,又由于无法自力更生而大批倒闭,加上70后、80后纷纷进入育龄阶段,这导致各地都出现了公立幼儿园供不应求的现象,而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化进程加剧的地区,由于外来人口大批涌入,适龄幼儿进不了公立园的情况尤其明显。在北京这座充斥着权力与金钱的城市,家长择园,要么拼的是关系,比如托关系、批条子,要么拼的是经济实力,比如交赞助费,提前上亲子班“占位”。 家长们竞相选择公立园,“性价比”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根据北京市发改委2012年8月22日发布的 《关于规范本市幼儿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及 《北京市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从2012年9月1日起,北京市公办幼儿园保教收费上限标准为:一级园每月每人750元(其中,市级示范园可在该标准基础上上浮20%[因此上述的三教寺幼儿园可收取保育费900元])、二级园为600元、三级园为450元、无级类园为250元。同时规定,今后该市所属公立幼儿园禁收赞助费,收费项目仅限于保育教育费、住宿费及经批准的代办服务性费用等。 相比之下,市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上级主管部门也未做限价要求,据估计,北京民办园的均价约在 每月2000元左右 。不过高于这个数字的民办园比比皆是,据《北京商报》今年7月15日发表的 《北京特色私立幼儿园TOP5》 ,分设国际版、双语班和多元智能班的艾毅国际幼儿园以14万元/年的学费曾位列北京幼儿园榜首,而强调小班和外语教学的青苗幼儿园学费也达10万元/年。 除了费用低廉,公立园由于得到了政府扶持,在硬件上也通常比私立园胜过一筹,这也是家长们选择它的原因之一。“公办幼儿园除了价格优势外,整体而言,教师的素质、幼儿园的硬件设施还是要比一般的私立园好一些的。”育儿专家王人平先生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大多父母在选择幼儿园时主要关注软硬件两方面。软件多指幼儿园的师资水平,教师素质、教学质量等;硬件条件包括幼儿园的场地、设施、卫生和食品安全条件等。除此之外,家庭的经济情况,父母对孩子的发展规划,幼儿园的远近等因素也是“择园”的常规因素。 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兼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华开学初却深受“择园”所扰。这是一所一级一类幼儿园,隶属于中华女子学院,任职的教师大部分拥有学前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0-3岁儿童提供由联合国儿童基金提供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示范项目,因其优良的师资条件和办学理念而深受家长推崇。 胡华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两天有两个“有关方面”领导打电话给她,托她招收其亲戚小孩入园。而她一贯对家长很挑剔,挑的不是家长的背景关系,而是家长的素质、文化与心态,希望招收与其教学观念相同、同气相求的家长们的小孩。“我很看不上那个家长。我措辞非常严厉。有关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敢拒了这个领导,你在园长的行列中你就出名了。那可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那你胆太大了,”胡华说。 9月2日,位于东城区汪芝麻胡同19号的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小班开学,一批爷爷奶奶们早早站在这所建于1949年的著名幼儿园铁门外等候孩子放学,眼神既欣喜又焦灼。打小就住汪芝麻胡同内的王先生趁着下早班来看新入托的儿子。他告诉记者,今年第一幼儿园共招了120个学生,其中有70%的名额是按照教委定的条件招收,比如需要“京籍户口东城户籍”,“剩下的30%的名额就有很多操作手段,送钱托关系之类。”王先生说,虽然家住附近,所有入园要求都符合,他也不敢大意,儿子一出生就开始打探报名情况,1岁后就开始登记,取号排队。 除了提早去优质公立园排队报名,家长们四处打探,以报名上“亲子班”的途径,提前在某些幼儿园“占坑”,亲子教育成为入园的“敲门砖”。家住车道沟的杨女士户口不在北京,明天七幼百合花园是该地区仅有的两所一级一类幼儿园中的一所。今年5月她托朋友找到明天七幼的园长报上了名,面试后进入亲子班,费用共6800元。杨女士需要一周抽出两个工作日来陪女儿上学。每周2次课,一次1个半小时,一共上了3个月的亲子班。8月18日开始上适应班,适应班交费2400元。由此她也算是成功让女儿挤进了幼儿园的大门。 “我女儿的户口不在北京,除了亲子班的培训费,还要交一笔赞助费,总共花了24800元。如果不报幼儿园的亲子班,不保证能进园,指标都留给花钱报了‘亲子班’的孩子。”杨女士称,公立园入学后收费都是按照国家标准,相比家附近的私立园每月3300元,折算起来还是公立园便宜些,又正规有保障。 “入园难,入园贵”成了北京市适龄儿童家庭头上的“紧箍咒”。胡华分析称,在整个办学前教育的过程中,政府缺乏宏观的统一调配和先行决策,而这就导致提供优质教育的公立幼儿园根本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 8月16日,教育部发布了《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文简称《公报》)。《公报》显示,到2012年末,中国幼儿园数量达到18.13万所,其中,公办幼儿园仅占幼儿园总数的30%,余下均为民办园。 优质公办幼儿园资源在北京则显得尤为紧缺。据北京市教委3月18日公布的《2012-201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显示,2012年,北京全市共有各类幼儿园1266所,比上年减少了39所。而在园儿童33.15万人,比上年增长2万人,供需矛盾差异十分显著。 早在1996年,北京市共有各类幼儿园达3056所。但随着一度由单位机关办的公立幼儿园纷纷被“剥离”,大批幼儿园关闭。“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积重难返的问题。十几年前政府把幼儿教育推向市场化,办幼儿园的资质很低,后来收费越来越高,质量没有保障。政府再回过头,这时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也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胡华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 学前教育需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2012年10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北京法治发展报告(2011)》(下文简称《报告》)称,全市目前共有近6万户籍人口适龄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至少缺少300所幼儿园。随着外来人口涌入和本市,“十二五”期间北京常住人口中的3岁儿童将从2009年的12.2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 17.6万人 ,并达到峰值。届时三年内适龄入园儿童将达到45万人左右。《报告》测算,按照每班30人测算,届时缺口为9800余个教学班,教师缺口达1.46万人,有约20万常住适龄儿童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除了幼儿园的绝对数量不足,还有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在空间布局、办园条件、教学质量等方面,城区和远郊区县幼儿园之间的差异太明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前述《报告》指出,截至2009年,全市70所市级示范园中,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有52所,占74%;407所一级一类园中,322所都分布在城六区,占总数80%。截至2013年8月14日,北京市新增32所市级示范幼儿园,有24所分布在城六区。 8月22日,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2年度部门决算》称,北京市教育事业总支出为199.2亿元,市本级用于各区县学前教育项目总支出仅1.088亿元,仅占市教育事业支出的0.5%。政府教育投入低,而家庭购买学前教育服务能力又普遍不高。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8月2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7月,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万。这就决定了能够享受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主要是经济实力较高的家庭。 8月28日,家住东城区的刘女士来到北河沿大街的东华门幼儿园参加儿子涛涛的小班入园家长会。刘女士在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获得了北京户口。她目前是一名公关公司部门经理。 她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春节过后,她就开始张罗涛涛入园的事,5、6月份先后去东华门幼儿园和北京市六一幼儿园这两家公立一级一类幼儿园报了名,通过同学关系找了两家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东城区教委领导,送礼、请吃饭等花了将近6万元。 “虽然北京有些私立幼儿园已经办得很不错了,但西式教育风格并不能让小孩以后更好地适应小学学习,而公立幼儿园可以有一些相应的幼升小衔接课程,这样小孩的起跑点也高一些,小孩以后毕竟要在国内发展,”刘女士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观摩了此次小班家长会。2013年“东华门幼儿园”共开设了5个小班,每班28个学生,共招收140名适龄幼儿。小班学生转移至大鹁鸽胡同14号——“东华门幼儿园小班部”里学习一年。而据家住此幼儿园附近的罗女士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她的孙女航航今年入园,幼儿园今年对外公布只招收80名学生,那多招收的60个孩子是怎么进入该幼儿园的?“东华门幼儿园”招生部以“需东城区教委批示才能接受采访”为由不予置评。纽约时报中文网向东城区教委发出约访函件,东城区教委宣传科负责人李女士以“领导们开学初都太忙”为由婉拒采访。 据刘女士介绍,“东华门幼儿园”公开招生时采取“绑片绑区、四证齐全”优先的招生政策,要求入园儿童必须具有北京市户籍,并是幼儿园所在街道常住人口。而今年让儿子奇奇入园的张先生两年前就做了攻克“入园战”的准备。张先生每天需开车十五分钟来送儿子入园,作为非京籍爸爸,他可总结了一套入园心得。 “我儿子一岁的时候就开始上私立培训机构的早教中心课程,共花了2万块。所以他面试的时候表现很优秀,一点都不怯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张先生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他觉得遗憾地是,现在公立幼儿园不办兴趣班了,他很想开发小孩的智力,培养一些艺术特长。张先生一边让儿子上早教课程,一边动用自己在北京所有的人脉资源,“没有亲子班可上,只能四处找人托关系,最后拿到了东城区教委的条子,心里就踏实了,”他说。 相比张先生,依然有大多数北漂族深受“招生门槛”设置所累。胡华对此分析到,北京市政府要写书面报告,优先惠及多少某一类群体的儿童,钱是由地方政府财政出的。地方政府全面放开的压力也很大,门槛的设置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胡华根据多年一线调研和观察,认为目前中国幼儿教育很多是经验式的、传承下来的东西,幼儿教育简单化,至于改革探索、对儿童深层次的理解和探讨都是不够的。 胡华说,“幼儿教育是要为人生打基础,为入学打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是复制、沿袭。这个阶段是奠定人格基础,健全的人格,坚定的信念、良好的性格乐趣,这些才是为入学做准备。” 李敏谊认为,目前优质公立园资源稀缺情况下,政府应强调“底线公平”,应该保证最次的服务是可以接受的。政府部门需要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来测算人口规模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可能和大概趋势,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来解决问题,而不能一刀切。国家应尽早成立《学前教育法》,建立对学前教育的独立第三方督导机制,规范幼儿园的办学质量。 “家长对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焦虑也是对社会问题的焦虑。”李敏谊分析称,传统的教育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筛选器。而学前教育强调游戏、为儿童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真实教育环境,更强调儿童在真实的社会交往中发展自己的真实性,成为社会人。幼儿期不是具体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人的学习品质和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关键期在童年,错过就没有了,后来要建立就很难。 “今天的家长太着急,他们总是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实际上赢在终点,可能更重要,”李敏谊说。 吴海燕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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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潘潘潘石屹说

徐达内 潘石屹大概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大V。 昨天午前,在“打击网络谣言”专题片头的引领下,央视请这位拥有1600万关注者、微博名人影响力排行常年居于前20位的“超高人气”地产商出镜,讲讲他的“网络之旅,大V心路”。 在长达15分钟的访谈中,潘石屹从他四年前受邀成为新浪微博测试会员时开始讲起,回忆“网络互动性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容潘总花一分钟讲述了那些有关分享的美好后,镜头稍稍一切,央视记者要将潘总拉回议程正题,“(微博是)可以跟马路车站等同的一个公共场所,还是一个纯粹的虚拟空间?”这时,镜头里的潘石屹看上去有些眼神飘渺,他把头稍稍扭过去一两秒,开始作答:“一定是一个公共空间……就跟我们的商场、交通、马路是一样的……在网络上面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网络学校、网络娱乐、网络医疗……把网络空间(说成)跟我们现实生活没任何关系,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是不理解网络空间”。 熟悉三周以来中国官方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始末的人们应该明白,通过这段答问,央视已经借大V之口完成了对“网络空间也是公共场所”的定义。 接下来,就该引导潘总讲一讲“网络带来的危机”了。记者问:“你感觉,目前的网络舆论是无序的还是有序的?”此时的潘石屹看上去更加字斟句酌了,他需要用手势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感:“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过程,我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四年写微博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个人每年都碰上一次大的危机。我记得,最大的一次,在一个小时内@我的有20多万,铺天盖地的危机”。 所谓最大的危机,即微博史上著名的“潘币”事件。当时,@潘石屹留言声称苹果公司应当大量生产1000元以下一部的手机,作为对刚刚离世的乔布斯“最好的纪念”,然而,两三个小时后有微博跟帖者调侃,要求这位地产商推出一千一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在央视镜头前回忆起这一幕,潘石屹声称自己起初也理解“大家对高价房的不满和发泄”,但是,“紧接着我就觉得不对了……给我的潘币也制造出来了……各种讽刺的,骂的,铺天盖地的”。 根据央视主播此时插入的画外音解说,“潘石屹最终以自我调侃的方式,无奈地度过了这次风波。不过,这次风波也让潘石屹意识到,网络要想有序发展,除了需要依赖自身的进化功能之外,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游戏规则”。 接下来,以“潘石屹在网络也受过伤害”为字幕标题,央视播出这位大V在危机之后的感受:“这个跟原子弹一样……会把整个的、不知道在哪个角落的情绪迅速地聚集到微博上去……过了两天,我在想,几千万人、上亿人在采用的过程,一定要建立秩序,如果你不建立秩序,就乱了……人性中比较恶毒的一方面,诽谤,编造事实,会使良好的秩序建立不起来。” 有了这段同期声,央视就可以顺势打出“网络有必要建立游戏规则”的标题了。不忙,就让先潘石屹说一说自己对公益类微博内容的转发偏好,因为,接下来就可以让记者提问:“您转发别人的帖子时,有考虑过核实吗?”纵使潘总已经发过了18000条微博,此时也只能承认:“核实主要还是根据微博上的内容,没有能够到现实中打个电话……还是根据我的常识、知识和经验去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根据潘总的说法,他之所在最近两年很少再转发爱心救助,是因为屡屡上当受骗:“这里面虚假的东西特别多,我上当受骗就行了,如果是跟着我的粉丝们都上当受骗了,这太不值得了。” 在帮助央视完成了对网络造假行为的抨击后,这位名符其实的大V就必须代表自身群体来回答一下关于社会责任的话题了,而也正是这段镜头前的发言,被人们昨天反复播放品味:“原来都比较随便,这个责任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关注你的人是上千万人,这上千万人背后还有关注的人,所以它就像核裂变一样,你的信息发布要非常小心……我觉得,作为大V,粉丝量比较高的人,他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有纪律性,不能特别随意,你要是特别随意的话,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害就会比较大。” 文字记录此时显得过于精炼。事实上,如果非要忠实于同期声,那么,从从第8分52秒开始,就必须在潘石屹的回答中不停地重复某些字眼——是的,走南闯北阅人无数的大V口吃了,结巴了,他说的是“粉粉粉粉丝量比较高的人,他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有纪纪纪律性,不能特别的随随随意……” 可是,潘总都这样了,对面的男记者还要追问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要说,潘总果然身经百战,“潘币”之困只是引子,真正要说的是“别人诬陷我侵吞了50亿国有资产”:“将心比心,如果这样灾难性的事情碰到别人身上的话,心里也不好受。” 投桃报李,央视播出潘石屹和太太张欣、好友任志强去年年末被指侵吞国资的网络截屏图,并由这位“潘任美”组合代表鸣冤:“天天有人在旁边骂你,你也不好受……我们是需要一个司法机构,依靠法律……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只是让他给我道歉,或者给我补发上一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他还出了名了,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大的伤害……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法律依据,法院说拿出证据来,我到哪儿去拿证据,这个证据符合不符合?” 按照潘石屹的说法,网络乱象之中,靠发帖牟利的网络水军危害最大:“它想拿这个造谣去赚钱……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动力,它会组织更多的人,这个是在网络空间中更不允许出现的。” 话说到这里,潘石屹曾经稍稍停顿了一下,不过,他迅速地打断了记者想要继续发问的意图,主动补充:“如果是偶然性地造个谣,骂上一句的话,它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如果是有组织的,有经济动力的,那就不一样。” 接下来,央视切入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发布会的画面,要针对这个已经引发@潘石屹追随者诸多不满的话题,请大V本人作答。此时的潘总已经需要更加频繁地借力于手势:“互联网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一定要建立新的秩序,一定要有规则。没有规则的话,就像我们北京城里面,有好多车,有好多行人,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没有红绿灯,谁也过不去,每天的死亡人数可能就要多得多,其实我们的网络空间是一样的,一定要建立这个规则。不一定我们建立的规则第一步就是完美的,这不太可能,其实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上网的人越来越多,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网络的工具也越来越多,原来的BBS一直到博客到微博,都不一样,这个规则会不一样,毕竟这个司法解释是迈出来这样一步,以后受到伤害的人可以拿着法律的武器去讨个公平。” 既是大V中的大V,所发微博常常只需几秒钟就能达到“转发500次、浏览5000次”的标准。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司法解释中这个定罪标准?镜头前的潘石屹,眉头锁了起来:“这个500次跟5000次,我我我我呢没有多大发言权,因为司法解释是一个法律方面专家、律师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去衡量多和少,对我来说,就觉得对每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不能有意地编造任何谣言去伤害别人。” 说完这段,潘石屹如释重负,像是终于闯过一个难关——要知道,500次和5000次的标准自从3天前被两高提出来,就遭网络异议者普遍讥为“拍脑袋”。所以,潘石屹接下来讲述时甚至已经带着点得意的微笑:“这个实际上和500次、5000次没有关系,我觉得对每个人的要求就是不能说假话,不能去诽谤别人,哪怕是一句话,你都不能说,一个转发都不能……你超过一个限度了,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由主播说明大多数网民同样欢迎司法解释这个法律武器后,话锋一转,央视要让潘石屹来为“一些网民担心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解压。见多识广的大V,果断地用上了“双刃剑”的概念:“你有交通规则的话,一定会对你的行动有限制……在上亿人的空间中,没有秩序的话就会乱掉,通过这些规则、法律,就是慢慢地把这个秩序建立起来。” 根据字幕标识,采访共计四个多小时。编导们最终是允许潘石屹用十几分钟结巴着、重复了他那些对规则秩序的“朴素认知”,而在结尾的30几秒中,镜头选择扫向他的微博页面。 用央视的话来说,这个叫做“让记者体验了潘石屹现实生活与网络空间的真实互动”——其实,还不如说是见招拆招、将计就计,用众目睽睽的方式提醒对方的发言表态要前后一致。于是,不配任何画外音,央视默默地展示潘石屹在接受采访前后的两段微博留言:其一发布于前天傍晚17时54分,“刚才接到CCTV的电话,就刚公布的司法解释来采访我。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我说些什么呢?”;其二发布于将近四小时后的21时51分,“刚才接受完CCTV的釆访。问题都很难。” 潘总也确实是最合适的出镜人选。在微博名人影响力排行榜上,除去风花雪月的明星艺人,真正与网络谣言、意识形态斗争有关系的,实际就是@李开复、@薛蛮子、@任志强、@潘石屹这四个大V。 李开复不合适。美籍华人、出生台湾、谷歌前副总裁的背景自不待言,在揭批秦火火之初,央视就已经欲盖弥彰地选择他的半截微博主页作为解说“大V大谣”的背景,更何况,“青年导师”新近宣布身患淋巴癌,在通过南方人物周刊表述了“我反对造谣乱扣帽子”的心志后,他已经返台化疗。 薛蛮子更不合适。他此时应该还戴着手铐蹲在看守所里,因为被控“嫖娼”和“聚众淫乱”,他已被北京警方拘留超过15天,而且从这个架势看,他极有可能轻则将收容重则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任志强也不怎么合适。作为“红二代”兼国企领导人,任大炮从来不惮于恣意汪洋,若是任由他在镜头前“大放厥词”,恐怕央视编导根本剪辑不出可供公开播放的15分钟。 所以,还是潘总最好。他现在很可能是四大V中唯一的央视座上宾,有足够的名气,而且,从出镜表现来看,在记者十分明显的议题掌控引导下,他也基本配合,就算是在前晚的微博上专门预告了“问:你如何看500次?我:这个问题请法律专家回答”,也总好过薛蛮子一个月前参加完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后以自己会场发言之桀骜不驯而自矜。 当然,央视另有一个待遇,潘石屹没能比得上薛蛮子,他应该也不想比得上。作为中国最有政治地位的电视节目,昨晚《新闻联播》是以“‘两高’司法解释:网络名人更需遵守网络秩序”为题,强调“不少网络名人表示,网络空间中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现实社会中问题的反映,所以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一样,都应该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整段片长1分39秒,大致相当于揭批薛蛮子时的一半,作为网络名人代表,潘石屹获得共计大约30秒出镜时间,编导们绕过了他过分口吃之处,播出的同期声正是“粉丝量比较高的人,他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你要是特别随意的话,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害就会比较大”,以及他以红灯为喻对规则和秩序的作用讲解。 此时,有两家门户以“潘石屹:有人诬陷我侵吞国有资产”为题,将这段采访视频展示在了首页。带头的当然是央视网,要以此标题回报潘总对采访的配合;跟上来的是新浪——也很顺理成章,打击网络谣言的最重要战场就是这家门户的微博平台,而@潘石屹也正是在此成长为千万大V。 从前天傍晚宣布自己即将接受央视采访时起,@潘石屹在随后24小时里所发布的每一条内容,也全都和大V朋友紧密相关。继续与好友@任志强互相调侃,向@李开复转达治癌秘方的消息,以及用主动提示@刘春的方式讲了一个故事:“昨晚,我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我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他说:‘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刘春是搜狐副总裁。昨天下午,在发现@潘石屹已将自己“供认”出来后,他贴上一个泪流满面的图标:“误交损损损损损损友,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子特么都悔悔悔青了。”两分钟后,@潘石屹即答:“对对对不起您了。” 是的,潘总又发扬了两年前印制“潘币”时的自娱娱人精神,主动地加入到此时已蔚为风潮的“潘体发言”模仿秀中。昨天下午,看着潘石屹在央视镜头中“我我我”个不停,微博用户间陡然流行起特意的“口吃”,比如@南都深度就在调侃:“你结结结结结巴啥,又不是给志玲榨榨榨榨榨果汁……” 嬉闹是一种互联网生存方式。事实上,潘石屹绝不是第一次“装疯卖傻”,他能够从甘肃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中走出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富豪,如果不是有足够的生存智慧,又如何能在官威、民粹的包夹下走过独木桥?微博是一个舞台,央视也是,虽然考题常常都很难,但潘石屹看上去还能保持平衡,迄今仍算是个不倒翁。 也正是有鉴于此,那些调侃着“结巴”的微博用户,开始分析起潘总何以在镜头前以这种方式发言。没太多人相信他是天生口吃,集中的推测有两种: 一是点头称赞“口吃”正是潘石屹高明之处,是用来传达他对央视引导式提问的不满,是表明自己被逼无奈言不由衷的“暗号”;而更多的人,则是认定大V是在面对那一道又一道必须表态的问题时恐慌了,甚至,是“吓尿了”,因为不仅@潘石屹自己承认过“很紧张”,而且在他发布的采访现场照片中,也能看出端倪。 瞅着潘石屹双手束拢垂于膝间的模样,@奋壹提问,“坐姿不太自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是潘石屹手上吗?”,自有@互联网的那点事作答,“一副无形的手铐”。而除了引用“差副手铐”的评语,@凤凰网还特意转发“潘体”跟帖:“坦坦坦坦白从从从宽,抗抗抗抗拒从从从严,要要要要相信党党党党和和和政政政府……” @喻尘说,“别笑潘石屹,我们个个都是潘石屹”;@林萍在日本补充:“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够牛了吧,但在央视的一个小编导面前,他竟吓得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大家不应该再笑他了,因为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潘石屹,因为我知道,轮到我时,我会更加的恐惧。但正因为我是如此的恐惧,我才更要说话,为了我未来的孩子,不用像我这样的恐惧。” @运床专家同样“一声叹息”:“潘先生吓得语无伦次,强作镇静,无外乎话筒背后是党和政府。这一轮打大V,看来要人人过关了,着实像整风反右。六十年来皆秦政,八千里内无桃源。” 和那些痛惜于潘石屹被“招安”的异议者不同,@詹万承算是愿意体贴这份“投名状”的具体语境:“潘石屹今天的表态,大V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实质与成龙的中国人该管无异。不同在于,潘是半推半就说出这番话,与成龙主动媚上不同;二则大环境风声鹤唳,挨个表态才能过关,难以逃脱,底线下滑有背景;三则潘更多是貌似真诚的自省,而非献策当局管束他人。” 但是,当@韩浩月建议“对于这种近似表态效忠式的采访,完全可以拒绝”时,@司马平邦横刺里杀出,来了句“他绝对不敢,没准还是花钱买了广告才有机会表态效忠的。”“想不通,为何潘说得如此结巴,央视都不舍得剪?又不重录?是故意出丑,还是这几句结巴才是访谈内容的灵魂,不能删。” 于是,他也要模仿一段“潘体”:“潘石屹,你别做做做梦梦了,如果你不不不拿起法律武器,去告那些说你侵吞国国国有资产的人,这事你想过去,司司司马南陈陈陈界融他们也不会让它它它过去的,求求求你快到法院告告告吧。”对这些认定“潘任美”侵吞国资的左派来说,要嘲笑的是“你咋就是不敢起诉呢?”,@司马南一马当先:“有人问我对潘某央视控诉别人给他造谣有什么感想。(1)他可以用法律的手段讨回公道,拒绝法律手段而取央视诉屈堪疑。(2)央视露面不能证明平安无事,参见‘薛必群故事’(3)他和他的战友们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洗刷刷,拼命洗白。(4)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洗白的。” 《 播出潘石屹就网络名人责任表态》的消息,昨晚就已被凤凰网放上首页,今晨则更新成了《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谈大V时数次口吃》。当然,能被中国经济网公开引用的微博点评不会包括“阴谋论”:“一段话中数次口吃,引起网友围观,有网友调侃称:‘小潘颤抖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潘石屹口才很糟,有次和外国人介绍自己时也结巴,但也有人认为潘石屹是故意要制造这种效果,目的是让人觉得他‘老实可靠’……对于潘石屹的‘表现’,有很多网友都称很有喜感,称赞他‘真可爱’,但网友‘郭巍青’却认为:‘潘石屹很诚恳地谈到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困惑。但有趣的是,人们主要讨论结巴和口吃。’而网友‘暗战T’则认为潘石屹很智慧:‘大家调侃并非恶意,反而是褒扬老潘。很有些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天生些许口吃的瑕疵,掩饰不了老潘智慧的脑袋。’” 各司其职。央视的特长是请名人出镜现身说法,报纸中的喉舌就继续条分缕析。今晨法制日报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出面,针对有关信息网络是否“公共场所”的争议,强调两高说法是“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人民日报则将河南三门峡官方成功逆转“村里一半都是支书娃”网络声讨的事例作为先进经验,呼吁《有规则,权利才有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不得诽谤他人》、《珍视被网络放大的话语权》。 但是,包括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在内,全国多数知名都市报今晨均未刊载央视采访潘石屹的消息。因此,成都商报以头版标题引用那句“诽谤别人,一个转发都不行”就显得特别醒目,编辑选中的图片中,潘总正在V字的照耀下紧抿嘴唇。 南方都市报更关心另一位已经戴上真实手铐的草根意见领袖:“云南知名网友‘边民’被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刑事拘留的消息,这两天引发网友关注。拘留通知书显示,刑拘的理由是其涉嫌虚报注册资本。作为在昆明‘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等事件中表现活跃的网络意见领袖,‘边民’被刑拘遭到诸多猜测……南都记者注意到,9月4日,‘边民’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列了一份‘触怒云南警方之不完全记录’。参照记录以及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过去几年,在包括2009年的昆明‘小学生卖淫案’、2011年昆明‘发改委官员聚众淫乱’等多起全国瞩目的公共事件中,‘边民’或曾质疑政府不当处置,或是成为爆料者。此次被刑拘前,‘边民’微博上关注最多的是昆明石化事件。” 这篇带有“网友质疑‘选择性执法’”内容的报道,在今晨曾获搜狐网易首页展示。 相关日志 2013/09/17 — 外媒评薛蛮子“招供” 2013/09/17 — 中国“清网”大V反应不一 2013/09/17 — 媒体札记:大V的功与权 2013/09/16 — 被捕前,王功权说 2013/09/16 — 中国续打压公盟带走林峥 贺卫方教授亦遭人身控制 2013/09/16 — 肉唐僧:一场被延期的演讲 2013/09/15 — 张千帆:抓薛蛮子是公权滥用的标本 2013/09/15 — 告别江湖 2013/09/14 — 环保学者董良杰遭拘留 2013/09/14 — 纽约时报:商人公民王功权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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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sforum | 周保松:消極自由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論爭中,伯林( Isaiah Berlin )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影響深遠。在這篇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中,伯林提出了兩個著名命題。一,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擁抱前者而拒斥後者,因為積極自由很容易導致極權主義。二,消極自由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論。由於價值本質上多元且不可化約為任何單一和最高的價值,價值衝突於是不可避免,選擇遂變得必要和重要。就我觀察,這兩個命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想像,並成為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的起點。 問題是,伯林的命題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第一,離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將難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和證成。第二,價值多元論本身並不足以為自由的優先性提供道德支持。這兩個批評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伯林的自由觀缺乏一套有關自由人的主體論述。缺乏這樣的論述,自由即有無根之虞。 1 根據伯林的定義,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免受外在人為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換言之,一個人受到的束縛愈少,活動的空間愈大,他便愈自由。這些束縛可以是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干涉,也可以是國家法律對我們的限制。一個被關在牢房或被政府禁止發表意見的人,自然失去了行動和言論自由。這裏的「消極」( negative )並沒有任何道德上負面之意,而是指一個人的自由狀態,純粹以他受到多少外在干預來界定,判斷的標準是有沒有人為的障礙擋著他的去路,有多少道門為他打開以及這些門開得多寬,而和他作為一個行動主體的特質、目的、利益、能力、欲望及自我實現等沒有關係。 這個定義簡單易明,似乎也很符合我們的日常用法。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而必須繼續追問三個問題:什麼自由?這些自由為何重要?誰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理論都須回答的問題。我這裏集中探討前面兩個問題。當我們說自由是一種重要價值時,我們不可能說,所有免於外在約束的狀態都是好的。如果是這樣,最自由的狀態,理應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國家從我們出生起,就已經通過法律和其他方式,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各種強制性限制。如果我們不服從,便會受到懲罰。但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同意,為了使我們能夠和平合理地生活在一起,其中的許多約束是必要的,例如我們不能自由持有和買賣槍械,不能不喜歡交稅時便拒交。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依然受到各種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這些約束為必然之惡,又或不得已的妥協,因為在社會合作中的許多約束本身是合理的。所以,伯林將自由定義為人為約束的闕如,然後認為所有這些闕如都是好的,其實並不成立,也不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國家和法律視為自由的必然敵人。如果自由是一種政治價值,那便必須默認我們已經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中。公民可以享有什麼自由以及自由的範圍有多大,必然是國家的政治決定,並通過法律給予保障。許多自由國家的憲法,開宗明義清楚羅列公民享有什麼權利和自由,正是明證。 在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常常將自由和國家對立起來,以為國家的盡頭才是自由的開始,甚至以為市場和私人領域是獨立於制度和公權力之外的東西,其實是概念混亂。市場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公私領域的邊界如何界定,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份。離開制度,政治自由將無從談起。 2 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便明白當伯林談自由時,他不能只提供一個對於消極自由的形式定義,然後主張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嚴格來說,這樣的定義本身並不承載任何政治價值。他必須進一步告訴我們,在這個定義之下那些特定的消極自由是重要的。伯林似乎並沒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追問,我相信他必然會說,他所指的是自由社會中最為珍視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最低限度的個人選擇自由。這些自由為何如此重要?這牽涉到價值評價。伯林需要論證,為什麼在某些特定領域,國家不應干預個體的行動,並尊重他們的選擇。很明顯,這不再是定義問題,而牽涉實質的道德理由。 伯林指出,在自由主義傳統,有不同學說為自由辯護,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效益主義、社會契約論、康德和穆勒的政治哲學等。儘管這些學說觀點各有不同,但他們的論證最後都會對什麼構成「人性的本質」有個說法,並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容許一個最低度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便必將「矮化又或否定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個人自由是保證人性得到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林清楚意識到,要為自由辯護,離不開自由主義對人的特定理解。既如此,那什麼是伯林的人性觀?教人意外的是,伯林對此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和論證。他最後訴諸的,是有名的價值多元論。以下這段原文十分重要,我先將它翻譯出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中遭逢的世界,總是得在同樣終極的目標和同樣絕對的訴求之間作出抉擇,實現了其中某些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犧牲另一些。事實上,正正由於人類這樣的處境,人們才賦予選擇自由那麼大的價值;試想像,如果他們獲得保證,在人世間某種可實現的完美狀態下,所有他們追求的目標永遠不會有衝突的可能,那麼抉擇的必然與痛苦必將不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亦將不再。」 伯林在這裏,是要論證選擇自由為何如此重要。他認為,人類的價值和目標是多元的,而且這些價值和目標不一定彼此兼容,甚至難以用同一把尺來做比較衡量,因此在諸多目標中作出抉擇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是人類永恆面對的處境。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我們便應該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即使自由不是唯一也非最高的價值。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面對人性,更人地道尊重每個個體的決定。換言之,由於價值本質多元,是故選擇自由必須。自由的必要和重要,並不繫於選擇的主體,而繫於價值多元且無法調和統一這個事實。 3 現在的問題是,價值多元論真的能夠直接推導出選擇自由嗎?我對此甚有保留。首先,設想在我前面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它們同樣終極且無法加以比較,而我只能二擇其一。在此情況下,我該如何決定?根據伯林的思路,因為沒有共同比較的尺度,我根本沒法在兩者中間作出理性評價並排出高低,因此選 A 或選 B 並沒實質分別,我甚至可用擲毫來決定。但是這樣一來,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平時之所以認為選擇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選擇有助我們找到好的和對的答案。如果我一開始便知道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那麼由我來選或是由別人來為我選,似乎並沒根本分別。也就是說,多元論如果為真,非此即彼式的選擇或許變得無可避免,但伯林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選擇的價值在哪里,以及為什麼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交到每個人手上。 其次,伯林論證的另一面,是認為如果多元論為假,則選擇自由失去價值。實情未必如此。試想像在一個相當封閉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某種宗教支配了人們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成為人們做各種決定的標準。在這樣一個人們普遍相信一元論的社會,我們仍有理由支持選擇自由嗎?我認為有。正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所說,真正的信仰必須得到人們真心的認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由我自己選擇,無論它本身有多好,對我的生命也不會產生作用。因此,選擇自由的重要性和多元論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係。 最後,多元論不僅不能支持自由的優先性,甚至會令伯林陷入兩難。例如一個非自由主義者大可以對伯林說,我完全同意你的多元論,而既然自由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且和其他價值不兼容,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等都較個人自由來得重要,所以為了這些目標而犧牲部份自由(或部份人的自由)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伯林可以如何反駁?他當然不能訴諸價值多元論,因為這個結論正是從多元論的邏輯中推導出來,更何況伯林自己也承認,多元論本身並沒資源支持自由的優先性。一如康德、穆勒或羅爾斯那樣,伯林唯一可以做的,是提出實質的道德理據,論證個人自由為什麼較這些集體目標更為重要。但伯林為什麼不願走出這一步? 且讓我們先放下多元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再具體一點,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要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視之為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果認真追問下去,我們大抵會接受以下的想法。第一,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第二,我希望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一生白活。第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既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標,然後努力將它們實現,這三者缺一不可。第四,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在不同選項中有個認識、比較、試錯和選擇的過程。 我們如此在乎選擇,恰恰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生選項有真假好壞對錯可言,而不只是個人的主觀口味。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盡可能自由的環境,容許個體在其中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為自己的福祉作出明智決定。第五,即使我在當下做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卻同時知道自己有機會會錯,又或將來某一刻會改變初衷。所以,我希望自由選擇的環境能夠一直存在。 有人或會馬上說,既然你承認人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一些人較你更聰明更有經驗更有德性所以看得更清楚,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權威來幫你做決定?我當然不能說,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較別人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又或聲稱凡是我選擇的就是對的。事實不可能是這樣。我也不能說,長遠而言,容許個體有更多選擇必然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好處,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保證。 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各種知識、宗教、道德和政治權威面前,為什麼我們仍然堅持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家長制難道不是對個人和社會更好嗎?畢竟在許多時候,人是軟弱無知短視和非理性的。我認為,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回應這個質疑最強的理由是:我們要尊重個體。尊重個體什麼?尊重個體是獨立自主,有自由意志,可以做選擇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理性存有。用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話,我們可以用理由來勸導和說服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但只要這些人的行動沒有傷害別人,我們便不應該強迫他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 在關乎一己的事務上,個體是自己身體和意志的最高主權者。 換言之,捍衛自由的背後,有著現代人最深的道德信念:我們視自己為自主的自由人,並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著別人為我們安排的人生。我要走的路,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路,不一定將來不會後悔,但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我遂實實在在感受到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主體論述。沒有這樣一種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理解也難以論證,為什麼選擇自由在現代社會成為如斯重要的政治價值。 4 既然如此,為什麼伯林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論證?因為這種對人的理解,正正是他所定義的積極自由的要旨所在。看看伯林自己怎麼說:「『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來自於個體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部份。我渴望我的生命和種種決定完全由我來做,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我渴望是自己意志行動的工具,而不是他人的手段。我渴望自己是主體,而不是客體。」簡言之,積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誰是主人?只有當一個人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時,他才享有真正的積極自由。如果是這樣,承接上面的討論,我們之所以那麼重視消極自由,之所以那麼希望擁有一片不受外在干預的空間,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過上自主的生活。也就是說,積極自由才是消極自由的基礎,而非價值多元論。 伯林不是沒有意識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緊密聯繫。只是他從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認為西方在價值一元論的傳統下,本來主張自我主宰的積極自由,受唯心論和理性主義的影響,最後很容易會墮陷到它的反面,成為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強制個人自由的藉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伯林遂努力將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徹底切割,並另覓他途去為消極自由找基礎。 伯林於 1958 年發表此文時,正值二戰結束不久及東西冷戰時期,所以有很強的時代憂思和特別針對性,但我並不認為伯林的論證是成功的。一來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墮陷,並沒有哲學上的必然性。通過觀念的釐清和制度的確立,個人自主的理念完全可以為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提供合理的支持。二來這種切割將令自由主義承受很大的理論代價,因為它壓抑甚至放棄了承載和支撐消極自由的自由人主體。沒有這個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主體,消極自由將變得無根,更很易被批評者視為是對價值主觀主義、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認同。反思伯林,並思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我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多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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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英媒:歌手王菲婚姻触礁 引爆中国离婚危机热议

王菲与李亚鹏宣布离婚,引起人们对中国离婚率暴涨的关注。 《每日电讯报》说,红遍东南亚的歌星王菲宣布与丈夫分手,引发了一场中国离婚危机的讨论。 上周五(9月13日)王菲在微博中发文:“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我还好,你也保重。”此条微博引发网友猜测她与演员李亚鹏已经离婚。 随后李亚鹏在微博上发表一段文字,证实两人离婚。他写道,“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我爱你如初 很遗憾 放手——是我唯一所能为你做的。”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这个意外的宣布引爆了中国的社交媒体,也引得狗仔队在北京机场穷追王菲。 《每日电讯报 》引述中国社会学和性学家李银河的话说,中国的离婚率从1970年代的2%飙升到今天的超过20%,中国社会形态从村向城市的迅速转变是关键因素。 社会与家庭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最新数字,去年,中国有超过三百万对夫妇离婚。仅上海一地,去年的离婚率上升了13%。 《每日电讯报》引述中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不久的过去,大多数中国家庭视离婚为丢人的事,甚至是灾难性的,离婚可以让人一辈子抬不起头。 但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很少人会因为避免丢面子或让父母难堪而牺牲个人的幸福来维持婚姻。 爱情与偷情 《每日电讯报》引述中国社科院教授李银河的话说,导致中国离婚率暴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婚外情。 她说,过去,婚外恋受到中国的单位制度的限制。你偷情,你所在单位会对你做出惩罚。李银河认为,文革结束后,单位的约束力已经失去了。 该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离婚率的猛升已经“越来越威胁到社会稳定”。 中国婚姻和家庭咨询中心负责人舒新(音)说,家庭内部的问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诱因。家庭解体会导致社会解体并不是句笑谈。 (编译:腾龙 责编:尚清)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反馈 联络办法 姓名 国家、城镇 你的电邮地址 * 电话号码 你的信息 评论 * (最多字数:300字) 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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