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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 进入专题 ： 信仰    ● 何光沪   　　 　　宪政政讲坛12期 新天论衡第5期 　　主题：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 　　主讲人：何光沪（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评议人：郑也夫（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持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10月16日（周二），晚上7-9点 　　地点：北京新浪理想国际大厦16层4号会场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和新浪合作举办宪政讲坛，也感谢张翔为我们做的安排。首先说明一下，因为此次时间安排“不当”，刘苏里老师因为非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我们的讲座，但幸好我的北大同事，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临时“救急”。郑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写了很多专著，代表作有《走出囚徒困境》，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最早知道郑教授，是因为我偶尔为《新京报》写评论，而他也在《新京报》开设专栏，文章很有激情和趣味。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何光沪教授。他是著名的宗教和文化研究学者，代表作有《多元化的上帝观》、《神圣的根》、《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也翻译过很多著作，其中有《宗教哲学》、《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我曾读过何教授给马丁·路德·金的传记写的一篇序言，非常有激情。我相信只有对宗教有深刻领悟的学者才能写得了。 　　何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普世价值概念的学者之一。上次讲坛讨论了普世价值问题，本来要请何教授，但是他正好出国了。普世价值这套东西摆在这儿，中国人究竟信不信？当代中国人究竟信什么？今天非常高兴请何教授为我们讲解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大家欢迎！ 　　何光沪：谢谢大家冒着大风赶来，题目已经定下来，我有一个引言、结语，中间有三个大话题。 　　 　　引言 　　 　　我想说的是引起思考的现象，如何进行思考或者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三点：首先在西安被打成重伤的日系车车主太太控告西安市公安局的“不作为”，广东被烧毁的修车场地受损失的人也提出：大火烧起来，人为的火灾怎么没有人救，救火的人到哪儿去了。我的意思很清楚：反日游行乱象丛生，当然要引起思考；游行问题多多，当然也需要我们反思。 　　由此想到第二个小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龙与鸽子》，刚才千帆教授介绍了我的书，其实还有一本叫《三十功名尘与土》，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龙与鸽子”。在里面我说有两个“9·11”事件，现在我想说有四个“9·11”事件。大家知道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很可怕、很恐怖，3000多人无冤无仇，素不相识就被残酷杀死，这是第一个“9·11”。为什么有第二个“9·11”？因为我们这边居然有如此多人为此大声叫好，里面包含了冷酷和不祥的性质完全可以称为一个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对我们的后代肯定是不祥的预兆：人都这么想问题，后代有安宁可说吗？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9·11”。大家知道2001年发生这个事，但前面两年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看了几个月、几十个月科索沃人、波斯尼亚人被屠杀毫无动静与反应，结果中国几个外交官被炸死就上街打砸使馆，忘了中国人的古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而且打不相干的麦当劳，以致于当时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一个非正常的事件下上电视呼吁大家不要有过激行动。1998年之前一年，印度尼西亚用军车载着暴徒焚烧华人商店，抢劫华人财物，强奸华人妇女，北京大学有十几个人到印尼大使馆抗议被挡回来。2009年俄罗斯用军舰向中国商船开炮、开枪，打死好几个船员，有人受伤掉到水里他们在旁边看着笑，不但不施救而且很高兴，就在同一年，即2009年9月11日他们把几万个中国商人价值几十亿元商品全部没收，让几万个在莫斯科的商人陷入绝境，吃饭的钱都没有，过了几天又付之一炬全部烧掉，中国没有一个人抗议。这个事情到今年还在发生，我们知道有俄罗斯军舰追赶中国渔船开炮开枪。我就想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荒谬、悖理？如此荒谬的事情需要解释、需要思考。 　　最后就引出一个话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民众这些怪现象，荒谬、违反理性的怪事情，同样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暴力对待没有声音；同样是外国做这些事，为什么有些严重得多却不抗议？外国人对此想不通，我们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我认为这个现象有思想的原因、精神的原因。中国人很长时间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状态，所以知识界、出版界、读书界也表现出这一点，比如好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写出一本相当有份量的书《潜流》，但没有声息、没有反应。过了不久另外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里面刀光剑影，至少是片面的煽情，而且模仿的口径正好是石原慎太郎，因为石原慎太郎是全世界第一个说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不，日本可以说不。我们作者以同样的逻辑也写了《中国可以说不》，大家知道这种热卖的景象。类似一本书，其中有同样作者写的《中国不高兴》才几个月就翻印了十几次，大家热捧、热炒、热性的阅读，这种精神领域，思想界、出版界、读书界的怪现象是前边那种怪现象比较深的根源。 　　所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进行反思与思考，当然需要制度上的思考，比如我们的教育制度、新闻制度、网络制度，这些事情同这种制度没有关系。比如教育制度里的“一本书主义”——教科书绝对正确，唯一的标准答案都在里面，知道答案就知道这个世界了。这是极大的荒谬，世界上每一件事是多面的，那里只有一面、一个答案。另外我想从制度上进行反思外，还有思想上的反思，即精神方面、信仰层面也应该进行反思，下面的反思不一定能回答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有一点帮助。 　　 　　一、信仰的结构 　　 　　今天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的信仰结构”，这是我的本行，我做宗教学研究，所以理论上简单说一点信仰有什么结构。在座各位对话题很感兴趣的话，后可继续讨论，有些人不做这个专业，需要的讨论不一定很深入，我就简单说一点。信仰有两个结构、两种组成：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特点是所相信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带有终极性，我们叫终极者。什么叫“终极性”、“终极者”？是你追溯世界的本源，从A追到B，B追到C，C追到D，最后追到Z，追不下去，那就是终极，世界的本源是终极。按照著名宗教理论家、宗教哲学家蒂里希的说法，ABCDEFG一直到XYZ都不是终极，因为这些都是世界的万事万象万物，不值得崇拜，不值得信仰，X一直到Z，也就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总体、全体看成一个对象，要追究它的根源，这个根源才是终极者。非宗教信仰信的对象是非终极者，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非终极者，所谓“非终极”，它的特点是短暂的、有限的、有条件的，世界万事万物哪一件不是短暂的？佛教说法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都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不是无条件的。万事万物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这是有限、短暂、有条件的意思。对这种信仰我们叫非宗教信仰。 　　 　　二、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大致有一些政治承认、大家所公认的信仰或者说合法的信仰，一是佛教——它在中国人民当中被一部分信仰，这部分信佛教的中国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派系、派别。信仰是多元的，即使是佛教信仰。佛教在中国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西藏用藏语写成经书的佛教叫藏传佛教。中国内地大部分汉人信佛教所采用的是汉文经书，真正懂得藏文很少，懂得梵文的更少，所以我们把这个叫汉传佛教。还有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从斯里南卡到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传进来的佛教叫南传佛教。现在我们还知道佛教从另一角度说有分化，什么角度？即从世俗的角度看佛教有世俗化的倾向，或者很多山门寺庙越来越商业化、政治化、行政化，很多和尚被称为“处级”——处级和尚、局级和尚、科级和尚被老百姓传作笑话，其实这个笑话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寺庙上市、寺庙挂牌、寺庙有股份，这个事情在网上的争论很多，以少林寺为首。另外还有政治化，前面说的行政化是政治化的一方面，佛教追求级别，想要当官，从而在寺庙里、沙发底下藏现金；还想有一个头衔，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和尚，这是政治化。当然也有很多佛教徒反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有分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的。与此相关有三门之争、派系之争。 　　二是道教——在中国至少有两大派，北方叫全真派，南方叫正一派，仿照佛教住在道观里，正一派平时不做道符，只是给人做一些道场，可以养家，可以有妻小。就道教而言，中国很多人不是道教徒，但对道教的人生哲学感兴趣，特别是读书人，但我觉得中国人从古至今对道家思想有极大误解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没时间就不多说。 　　三是伊斯兰教——按官方的说法有十个少数民族全民相信它，大致如此。但现在情况有新的发展与新变化，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信仰越来越淡漠，也有放弃信仰的。反过来汉族人现在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大学里就有伊斯兰教社团活动，所以汉族里正在悄悄扩大，正如在西方世界一样，很多白种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中国的穆斯林改信清教的现象，新疆信徒者越来越多，教堂也慢慢热闹起来。 　　四是基督教——最明显的区别分化或者不同是所谓“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这两个名称不恰当，我曾专门写文章讲这个事，比如三自教会，从来没有支撑我的教会是三自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个行政机构，名义上叫群众团体，实质为行政机构。在它领导下的教会被称为“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翻译成英文是“HouseChurch”，房子里面的教会，但它的成员远远不限于家庭，这个名称很奇怪，难道三自教会没房子吗？没有“House”吗？反过来何谓家庭教会？解放前以王明道为代表的教徒他们真正地道的自治、自养、自传，同外部人关系最少，比知识分子领导的“三自教会”还要少得多，几乎没有。他们在解放前就已经做到了“三自”，所以这两个名称不准确，但这两种教会的存在是事实。官方媒体对宗教的报道很少，特别是基督教，几乎没有。现在佛教报道比较多，基督教虽然没有正式官方媒体强大的宣传以及课题费、工程、经费支持，但它在中国千千万万民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五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类似，有地上地下之争，地上被称为“官方的教会”，地下的承认“梵蒂冈（罗马教廷）”在宗教上的权威，被称为地下教会。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有另外一种两极化，一方面有上层领导的行政化，就如前面我说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几乎像一个行政机构一样，里面也有级别，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天主教爱国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下层广大的信众、浅层的信主同这个事情有相当的脱离，所以现在法学界有人认提出一个话题（宗教学界也提出）：中国对宗教应该从行政化走向法治化，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些矛盾。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信仰是准宗教信仰，一个代表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这些年非常兴旺，“死灰复燃”，非常活跃，比如对文昌帝君的崇拜，有些大学生考大学之前都要去拜文昌帝君，据说是保佑读书人，保佑你考上大学、研究生。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妈祖崇拜，那个比较典型，组织严密，人数很多，势力很大，这些宗教信仰的对象因不具有终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准宗教信仰，比如关云长不管是武将还是财神，他的能力有限，他不能照太阳也不能照月亮，世界不是从他而来。妈祖是一个民间妇女转变而成的神，据说她可以保佑海上航行的渔夫、渔民，显然也不是终极的。文昌帝君能够保佑读书人，是不是能够保佑木匠，据我所知是不行的，保佑铁匠也不行，也没有终极性，所以我把这称之为准宗教信仰。 　　还有一种信仰信的对象可能有终极性，但在中国不被承认，比如巴哈伊教，它从伊斯兰教派生出来一个伊斯兰教徒不承认的派别，在伊朗受到迫害，所以很多人居住在美国，他们是联合国教科组织下活跃的民间团体、NGO、NPO，主张外教归一，同样尊重孔夫子、耶稣、默罕默德、老子等，在台湾被翻译成“大同教”。还有摩门教，于美国19世纪中期兴起的，大家不是很了解，中国开始有了一些信徒。再是统一教会，教主前几天去世（韩国），他是基督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这些宗教在宗教学研究里叫做“新兴宗教”，前面叫“民间宗教”。新兴宗教有各种派系，有些统治于基督教，有些统治于伊斯兰教，有些统治于佛教，有些统治于印度教系统，比如前些年大家热衷的奥修，这些年大家热衷的愈加都接近于这种宗教。 　　最后，中国现在有一种勉强的不带贬义的宗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信仰   

作者 凌宸 1，前几年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然而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早在1949，中国政府就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旧社会，成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后，才来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新中国”里不包含“新农村”吗？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若号称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共在几十年后才想起来建设新农村，那么请问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这群王八蛋！ 2，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常看到中共牛皮哄哄的口号，比如什么“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商业大都市”之类，其无知与无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因为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非是用钢筋水泥盖起两座高楼大厦一样简单，而是要有一套健全公正的金融法制，廉洁无私的市场运作规则，股票交收，全民公平开放，不可以有内部交易，上市公司不可以上下其手搜括股民自肥。除此之外，社会的司法要独立，新闻要自由，经济要发达，还有拥有全球一流的影响力，才能保障一个国际级的金融中心成立与运行，对于这些必备要件，不知经常出国考察的领导干部懂不懂？有没有这些基本常识？以现在中国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公平的社会发展，人治盛行腐败丛生的社会现状，二三线的小城市要做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岂不是要完全颠覆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的国际地位？无可救药的虚妄狂到恬不知耻的程度，假大空羊颠疯的再次发作，真他妈的让人惊奇。 3，平反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荒唐的事情，但居然有这么多国人对平反翘足而待梦寐以求，求之不得就抓耳挠腮，得到一纸文书则喜极而泣，实在让正常人啧啧称奇，誉为人类社会一大奇景毫不过份。因为从没有暴虐无道的凶手还可以居高临下施舍恩惠的道理，也从无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受虐者还要向施虐者寻找宽恕的理由，然而一大批中国人，却整日念念不忘平反这个，平反那个，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而且还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居多，人格堕落到如此不堪，让人见之而觉悲凉。更何况中国的平反，绝不是出自于对罪恶的真心反省与忏悔，而是利益的交换与妥协，不知此种平反要来做什么？胡耀邦平反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华国锋平反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也平反过文化大革命成亿上万的浩劫冤魂，可是每一次平反，阻挡后来的悲剧发生了吗？前事成为后事之师了吗？稍有独立思想之人，绝不在此种政治圈套中沉沦，但无数中国人居然乐此不疲，奔走呼号，如同拉磨的蠢驴一直乖乖转个不停，眼睛里闪动着天愁地惨的宿命观，终生匍匐在奴隶主的脚下，却从来不曾想到过反抗，中国人奴性之深之重，就算抽烂一万条鞭子也抽不醒。 4，所谓富有小农中国特色的“选举”，诚如香港作家陶杰所言，其候选人通常只有一名——最多配两个打酱油的龙套，进行一场大礼堂的舞台亮相后，最后自动当选，然后是一批农家大妈出来跳扭秧歌，牵着一头牛，牛的头上盖一块红布，一群大叔头戴白巾，敲锣打鼓，庆祝咱们村子里，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有了一位“领导人”。 5，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屡吹屡破，屡言屡假，不仅已跌破到三岁小孩都已熟知的狼来了的水平，更沦落到街头贩售机卖出的一包避孕套。但正常人是用完即弃，而中国政府却是用过还要珍藏起来，等到需要时拿出再用，完全不顾套内还存积着前任及前前任留下的体液与精液，散发着一股催人呕吐的恶臭，如此亲疏无别打成一片，也真他妈的举世罕见。但更可笑的是每一位上场时都还郑重其事地套在自己身上，信誓旦旦又要让中国人民经历一场天崩地烈的政治性高潮，却忘记自己早已失去了性功能。 6，台湾作家柏杨说过，大学的学系，绝对没有一科是为了断送一个年轻人的前途而设的。然而在中国，不但大学学系，就连大学本身，以至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稚园，全是为葬送年轻人的前途而设。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思维，培养德育，传授知识，明辩事理，知晓善恶，而中国的教育，空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除实行的纯粹是奴才教育，愚民教育外，更以教育为敛财工具，学生为赚钱对象，拼命进行压榨。钟祖康先生言，“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实乃是一针见血之见。资中筠老先生对此现象深感忧虑，感叹“以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人种都会退化。”但是对不起，对此议我强烈反对——岂只是要退化，现在就已退化得惊人。 7，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类，纯属是自大狂的意淫与马屁精的吹捧相聚而成的产物。美国两百年来，从未有“华盛顿思想”、“林肯理论”、“罗斯福主义”，英国也无“撒其尔夫人路线”、“丘吉尔模式”，法国也没有“戴高乐学说”、“密特朗观点”，但别人之文化、素养、格局、眼光及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不知比这些土八路高出多少倍，尚且虚怀若谷谦虚谨慎，难道你真能指望这一众土包子能写出高瞻远瞩的理论，鞭辟入里的思想？如果真有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饿死几千万的大饥荒？为什么会有摧残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为什么有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然而看着中共自编自导弄出来的伪学术名词，居然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在里面摸来滚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做出种种吮痈舐痔寡廉鲜耻的丑行，又有这么多官员口是心非的奉之为精神圣经，顶礼膜拜曲意迎逢，让人不心生鄙视，可能吗？ 8，中国政府爱对国民哭穷，发展教育没钱，投资医疗没钱，改善民生没钱，总之事事捉襟见肘，右支右绌，时刻摆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脸，不明就里的还真以为他们心怀大众劳苦功高，然而事实果真如何吗？据中国政府自己发表的统计，仅每年外流的赌金，就高达六千亿人民币，这能叫做没钱？每年高达上万亿的三公消费，这也叫没钱？还有每年慷慨解囊的国际外援，统计下来也是天文数字，还敢说没钱？且还不说被中共官员招权纳贿中饱私囊的贪污所得，仅把这些台面上的明账，拿来设立社保公积金，改善自然环境，增加医疗待遇，投资国民教育，发展科学研究，强化社会福利，超英赶美则不再是神话，终将成为国际一流强国，什么和谐社会，小康国家，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这些王八蛋吹水一流，演技精湛，实际上个个只顾巧取豪夺吸血自肥，或吸金完毕移民国外，对于自身应尽之职责，不是置若罔闻就是熟视无睹，以至遇上天灾人祸，都要发动民众捐款来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但看看他们那养尊处优的一身肥膘，富到流油的红光满面的嘴脸，还敢说缺钱？缺你老母呀! 9，中国政治没有左右之争，只有权力之争，因西方政治无论左右，经由近现代文明的洗礼，皆认同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基本规则与理念，所异之处，无非是在税收、移民、外交、堕胎、社会福利等治国策略上有着方向的不同或程度的差异。而中国政治，无论如何包装以“共和”之名，打扮“人民”之义，在千年帝皇文化心理的层层熏染下，说穿了还是传统的宫庭政治，心魔处处鬼影幢幢，特点便是一味的嗜权、滥权、恋权、专权，对权力的至绝迷恋孕育出无穷的贪婪、腐败、暴行、谎言，为此可以践踏一切良知公义，蔑视一切普世价值，破坏一切游戏规则。这一点，不仅在1949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可证明，即是这两年在中国鼎鼎大名而今看来就是一则笑话的“重庆模式”亦可证明。打着左派旗号倡导平等、共同富裕、民生大计的运动不过就是一场争权夺势的传统戏码，至于今日的右派，经过北京爷们儿几十年的驯养与阉割，其政治理念与胆魄绝不可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同日而语，早已思想太监化，人格奴才化，心灵市场化，所以中国当下之政争，说穿了没有左右，只有打着左右旗号的权力之争。左右之争？太看得起他们了，我绝不相信利字当头的中国人已进化到谈政治理想的境地。 10，中国政府的开发，不过是一场生态的破坏，外加一场敛财的狂欢。房屋尽情推倒，树木任由砍伐，矿产恣意挖掘，良田随便糟蹋，绝无长期的发展规划，也无济民的半点热忱，等到赚得盆满钵满，脑满肠肥，才会拍屁股走人，转移至下一个目标，只留下一堆山穷水尽的烂摊子，丢给当地人慢慢去解决。上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人立德说“中国人永远像煌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这句话用于中国官员身上，实在是太恰当了。 11，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人权从来都是指人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而非指吃喝拉撒睡的动物特性。中国政府一再向全世界诡辩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只能得出中国政府把中国人当成猪来养这一铁打的事实。 12，多难兴邦这种冷血词汇，在一国政要的发言中脱口而出，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可思议。因按着正常的逻辑，多难的最大可能，应该是祸邦亡邦，绝非是兴邦；而兴邦的前提，则是少难或无难。如今把多难与兴邦捆绑在一起，无疑创造出“善良杀人狂”、“美好集中营”、“模范贪污犯”之类诡异的词汇，而一想到这么荒唐的词语还能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并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国家不可谓不是极度的古怪离奇。 13，凡中国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必有“领导指示”四字金语，让人备感好笑。因为无论抢险救灾，还是突发状况，是各级政府理应履行的职责，必该处理之工作，为何非要本国最高领袖亲自“指示”后，才可以起身做事？难道最高领导人不发话，一众奴才就只知道干瞪眼，空着急？或者可以夜店K歌，酒楼吃饭，舞厅漫步，夜店搞小姐，直到领导指示下来，才开始恢复公务员原形开赴到现场？真他妈的荒唐到极点。不错，“领导指示”四字，潜台词无非就是首长们把小民时刻系挂于心，关怀备至，一有风吹草动，天灾人祸，正是表现忧国忧民的感情之际，即做政治骚的黄金时刻，流几滴鳄鱼眼泪及装模作样地发表几句老掉牙的八股讲话，以赢得一众愚民的感恩戴德及感激涕零。但请问如果非要等领导们做骚出“严重关切”、“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之类屁话后，才开始倾巢而出去抢救，那么这通口水会浪费多少宝贵时间，会耽误多少救援机会，牺牲多少可救人命？难道登台亮相树形象捞民意的面子工程，比人命还珍贵麽？更为可笑的是凡民主国家，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在职官员轻则问责下台，重则受法律审判，而在中国却成为领导人好大喜功之最佳表演时机，由此即可知中国官员之胡地胡地胡作非为，已到何种骇人听闻之境地。 14，中国人把官员称之为领导，这种称呼最为犯贱，不仅称呼之人有着自甘下贱阿谀逢迎的奴性，被称之人也有着前呼后拥高高在上并光宗耀祖的快感，顺理成章便发展成一呼百诺作威作福的心理。但以常识来看，明明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公仆，明明就是该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职业，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领导可言？中国人动不动就说“领导有意见”、“找领导说一说，想想办法”、“听从领导安排”之类，好像如果没有“领导”教他们怎样吃喝拉撒，教他们处理这个安排那个，就像丧家狗回不了家一样，实在让人绝倒。更何况中国所谓的领导，贪污腐败吃喝嫖赌花天酒天，五毒俱全，几乎个个是一等一的人渣，把这些人称之为领导，真不知道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样。曾领导英国人战胜纳粹复又被英国人赶下台的邱吉尔有句名言：“对领袖残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但问一问那些久跪难起的中国人能理解吗？他说不定会瞪着一双小眼睛，嗫嚅着这个问题也要请示领导呢。 15，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屡屡遭受西方国家霸权主义的歧视与白眼，以致“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官员不也常对来访的外国政要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西方议会式民主”吗？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中国人素质低”，自甘下贱到反智低能的地步，那么又何以能怪别人待你不好，对你不公呢？既然你自己都示蠢示弱在前，又何以怪别人欺凌欺侮在后呢？既然你自己都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自我歧视，那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以平等视之呢？“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句中国名言，中国政府扪心自问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但以现在的政治智商，我看也未必能学出什么来，只见其逻辑混乱思维荒唐，自相矛盾地啪啪往自己脸上煽耳光，令人失笑喷饭满案。 16，凡中国高官大义凛然慷慨陈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必毫无例外引发台下阵阵感激涕零的掌声。只是一众石化的小脑袋能不能想到，引用古代社会君臣礼法的的名言到现代社会的政治，是不是很错位？不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古代形容一位诸葛亮似的清官能臣，确实十分合适。但毕竟已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请问没有利益交换，他会给你鞠躬到尽瘁？拜托诸位中国人，用用大脑吧。至于死而后已，更是荒唐，美国总统再能干，现在也只能连任两界，任期八年，然后就请你滚蛋。法国总统任期从七年改为五年，虽可连任，但也不会是终身，其余英德意西等国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高官一句死而后已，明明是恋栈权力不肯放手，恨不得掌权至咽气之时，却摆出一副道德真君的脸谱，让人恶心不已，诚属寡廉鲜耻之楷模。但请问，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年轻人还要不要上位？如果人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进入老年阶段，生理变化及诸病齐发，神智模糊意识混乱，发出的荒唐政令还要不要听从执行？一句温情的废话，居然还这么有市场，很奇怪，两千年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拒绝进入二十一世纪。 17，香港作家陶杰言，在中国社会，因为经由政府长期的精神摧残及思想管控，常常有极为可笑的矛盾事情出现。比如一场节庆晚会，大事庆祝，是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固然有理，低调从简，则又是“戒除浮夸”，回归务实，也一样正确。那么一场庆典到底是铺张是对，还是从简正确？从来没有理性的思考，只视乎屁股和脑袋的错位。总之，中国人的政治诡诈，无论是太阳升起，还是太阳下山，颠黑倒白，都有一番狡辩之词。另外再加上中国社会好患上集体失忆症，更是无可救药。例如今天开大会批邓、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明天欢呼总设计师、拥护改革开放，是同一批奴才与蚁民，无人须为昨天的盲从和亢奋负责。反正五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基本价值观的左颠右倒、混是淆非，生活得虽然人格分裂精神错乱，倒也自得其乐。但胡混到今天这一步，每一位中国人即使不为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下一代想想：六十年来，中国人民自称解放，翻身起来当家作主，却又是镇压地主，镇压右派，又是文革，号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死人亿万，今日却换来道德沦丧信仰迷失文化毁灭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全人类怪胎社会，一个乌烟瘴气的地狱中国，当初所谓的革命，所谓何来？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中新网）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这一数字已超过英国、法国人口总数，接近德国总人口数。而十年前，200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当时中共党员总数是6575万。十年时间增加近1700万人，平均每年都有100多万人入党。 2012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91岁生日的时候，车祸瞬间勇救学生的28岁“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宣誓加入其中，成为这个拥有8000多万成员的庞大政党的一员。这一年，与张丽莉一同加入中共的还有上百万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辛逸发现，从2001年“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开始，中共党员构成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传统骨干力量外，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来源：中国新闻网

【内容提要】在云南福贡的傈僳村寨中，基督教不仅为傈僳村民提供了神学意义上的个人救赎，还全面渗入了他们的个体和家庭生活中，在重要的人生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有着直接的参与。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群的基督教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乡村社会中日益稀缺的公共生活空间，并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中构成了社区互动和治理的组织基础和资源。 Abstract： In the Lisu villages of Fugong， Yunnan， Christianity not only provides villagers with personal salvation in theological sense， but comprehensively permeates their individual and family life and features their important rites.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a community constitutes the public space which is now in increasing scarcity in rural life. It also serves as the base and resources for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rural areas. 人类学研究一贯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发现文化规则，而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要求其研究者长期参与到被观察的人群和文化中，从而使其对于该文化的了解乃是一种更为贴近的认识，并力图达到所谓“内部人视角”的程度。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一些经典民族志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几近琐碎的细部描写。不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显然并非人类学的专利，在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以至法律研究中都有一些相当杰出的研究。①当然，对我们来说，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迁》无疑直接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至少是引发了我们对于乡村社会的私人生活的重新关注，尽管我们其实更为关注乡村的公共生活空间。② 在乡村研究领域中，我们则注意到一部分学者的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关注的转向。贺雪峰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从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转到乡村治理研究，以至到近来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也就是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而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开的正式的阳面的基础，二是非正式的隐蔽的阴面的基础。他指出，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灰色化，使乡村治理研究不能局限在那些公开的制度和关系的研究中，而应对灰色层面做深入讨论。他还提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终究还是要涉及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私人关系。而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都要以具体个体的状况为基础。因此，研究私人关系，可以加深对个体状况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乡村治理的理解。③ 贺雪峰进一步提到，研究当前农村快速变迁中的农民个人信仰及其价值问题，将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加深入的基础。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开了这项研究，考察基督教在傈僳村寨中的个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表达，尽管我们也意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傈僳村寨与乡村研究学者主要关注的汉人村庄有一定的差别。 关于中国社会中的基督教的经验性研究⑤，尽管目前可见的多数研究集中于乡村教会，但对于基督教在什么样的实际层面上影响了个人的私人生活以及村庄公共生活却讨论不多。另外，关于少数民族，特别是傈僳族和怒族中的基督教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过程梳理和现状的简单描述上⑥。因此，我们在这里将以云南福贡的基督教为中心，集中讨论在信徒个人生活以及村寨公共生活中的信仰实践，并试图对乡村治理研究中对于信仰与村庄公共空间的讨论有所回应。 一、“福音谷”：基督教在福贡的在场 五年前，一本名叫《福音谷》的图文书籍⑦受到不少普通读者的热捧。尽管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是作者个人的游记，但却记录了他对于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傈僳基督徒和教会的深刻印象。这本书带有强烈的原始论的思乡情怀，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这些几近赤贫生活的当地人因着信仰而焕发出高贵和尊严的敬仰，甚至羡慕，但他在客观上帮助了这个偏远的地区得到了普通大众，特别是游客的广泛关注，而这里以往基本上只被研究这个地区文化的学者，以及关注基督教发展的人士所知道⑧。 从1910年内地会英国宣教士傅能仁（J.O. Fraser）进入“大山之后”的泸水、碧江一带传教以来，基督教在傈僳人及怒族人中被广为接受。根据福贡县宗教局的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6月30日，全县基督徒人数为55940人，占全县总人口一半以上，福贡所在的峡谷地带成为名副其实的“福音谷”。而福贡地区的主体居民傈僳人的基督徒比例也高达70％，并且有的地区估计超过80％。另外，怒族中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 不难想象，具有这么高比例的基督徒人口的福贡地区的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当大的差别。事实上，根据一些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的描述，福贡的很多场镇的礼拜天并不是那种喧闹的集市，而是大量从附近村寨赶来的基督徒的聚集。而根据林茨的描写，在福贡的很多村寨中，赤脚破衣的傈僳人在自己的礼拜堂中吟唱赞美诗和主日崇拜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文化场景。 一些研究者已经提到，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在傈僳人中尤其如此。其中，傅能仁和巴东创制的傈僳文字⑨，以及后来美国宣教士库克（Allyn B.Cooke，中文名为杨思慧）夫妇所译的《圣经新约全书》傈僳文译本可以说影响最为深远和直接。⑩换言之，无论是在日常民众生活中，还是在民族文化以及地方社会场景中，基督教在福贡地区的在场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更细部地了解它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进入民众私人生活以及村寨公共生活中。 二、私人生活中的信仰实践 尽管我们也关注被传讲的基督教，也就是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信仰内容，以及被本地信徒以及传道人所领受的基督教，但至少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乃是在信徒生活中所实践出来的信仰，以及那些没有被实践出来的信仰。{11}换言之，我们讨论傈僳人中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不是从宣教学（和神学）的角度，也不是遵照长久以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影响—回应（impact-response）的模式，而是更为强调基督教的地方性，以及地方基督徒和教会的主体性或能动性（agent）。另外，我们对福贡地区傈僳人的基督教信仰生活的考察不是从纯粹的个体生活的层面上，而更多的从生活在家庭及社区关系网络中的个体这个层面上去观察基督教信仰以及教会的“在场”，以及又是如何的“在场”或实际的运作。 2007年8月至9月，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在云南省福贡县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参加了福贡县城及周边几所教堂的聚会活动，并着重以赤恒底村{12}为例，考察了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根据笔者的观察所见，基督教会在福贡地区民众生活的在场比较显著的是一些重要的个体生命礼仪（特别是婚丧），以及个体生活的重要时刻（或危机）。其中，最容易观察到的教会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的方面就是婚姻。传统傈僳族的婚姻以父母包办为主，而到了今天，“包办”的实施者则转变为了教会，只不过包办程度有所减轻，方式也有所不同。从总体上来看，当地的婚礼分为两种：在教堂里举行的和按照传统方式举行的，在笔者所调查的赤恒底村，前者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在教堂里举行婚礼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男女双方都是教徒；第二，婚姻的介绍人是教会。在这两个条件中，后者其实又包含了前者，因为如果男女有一方是非教徒，教会就不会为他们牵线搭桥。 如果完全遵循教会的要求，那么，男女双方从提亲到结婚的程序如下：首先，如果某个男子（或者他的家长）看中了某个女子，那么，这个男子（或者他的家长）就会到教会的管理人员（通常是“密支扒”{13}）那里汇报。其次，如果密支扒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就会让男方家写一封信，在教会管理人员的陪同之下，让男方家庭的代表送到女方家；女方家长如果同意，在征求女儿的意见之后，就会给男方家回一封信，这样，就表示双方已经定亲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选定日期和筹备婚礼，而这一切工作也是由教会完成。在结婚之前，新郎和新娘不允许再有更多的见面和接触，婚礼当天，在教会唱诗班的歌声中，男方家迎亲的人将新娘带到教堂，由教会负责人证婚，接受众人的祝福。之后，需要请亲戚好友吃一顿饭，婚礼就此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尤其需要注意。第一，在男方看中某个女子之后，他们并不能自作主张自己去提亲，而是必须要通过教会管理人员作为中介；第二，在教会管理人员带着男方家人去提亲的时候，并不需要准备昂贵的彩礼，一些简单的礼物，如茶叶、奶粉等就已经足够。前一方面揭示了教会在当地人的婚姻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如果某个男子并没有看上哪家的姑娘，而只是想要找对象结婚，那么，他也可以去找教会，而教会则会根据他的要求在附近地区帮他“物色”。在这里，教会实际上取代了传统媒婆的角色，并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强制力，使这种干涉成为必须。另一方面，教会对彩礼的否定也大大减轻了男方家的负担，这使得当地人也愿意通过教会去成就自己的姻缘。 教徒必须与教徒结婚，这虽然没有成为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任何违反这一规定如何施以惩戒的具体措施，但在当地人心目中，仍旧保留着对“自由恋爱”和“在教堂里结婚”的区分。正如前文所述，按照教会的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前不允许有太多的接触，甚至如果女方家不是本村人，在结婚前两人甚至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一些年轻人对这种恋爱方式产生了质疑，他们或者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彼此产生了感情，或者在共同玩耍的过程中彼此倾心，即所谓“自由恋爱”。然而，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这种恋爱方式基本上只是存在于非教徒之中，而教徒则几乎都严格遵守着教会的规定。如果一个人既是教徒，又在“自由恋爱”中喜欢上了一个非教徒，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三种：第一，离开教会；第二，在父母和教会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爱情；第三，坚持自己的爱情，但承受众人的纷议和教会的指责。这三种情况笔者在访谈中都曾经遇到过，而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无法达到圆满的结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当地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舆论，不仅在实际的婚姻过程中施加影响，也从道德层面约束突破教规的行为，后者又进一步为前者提供了支持与合法性，并使教会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 除婚姻以外，在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生礼仪——葬礼之中，也可以看到教会的角色和作用。在傈僳村寨中，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去世，都是整个村子里的大事。按照习俗，村子里每家人都需要派一个代表到死者家中，送去一些钱或礼物表示慰问，并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事。区别在于，如果是教徒去世，发丧则由教会组织——一些教徒会在死者身边唱赞美诗，在将死者从家里抬到坟地的路上，“马扒”{14}（或教会其它负责人）会举着十字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入葬之后，还会再唱赞美诗，并由教会负责人为死者祷告。如果是非教徒去世，这些程序就都不存在，或者，如果死者家庭仍旧相信传统的鬼神，就会请“尼扒”{15}来跳神念经，不过最近几年，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进行这种传统的祭祀。{16} 在婚丧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教会在傈僳村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帮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实际的物质帮助，二为“属灵”上的帮助。从物质上而言，如果某位教徒由于家里死了人或者其它原因遇到了短期的经济困难，教会通常会从平时收到的教徒奉献中拿出一部分（如一两百块钱）给他，以帮助他渡过难关。另外，在农忙时节，如果某位教徒因为要带孩子之类的杂务没法去地里干活，教会便会发动其它教徒一人分担一点，帮他把农活干完。在这方面，教会起到的作用类似于互助组，同时，从道德层面上而言，它也使互帮互助成为了一种义务。村民们从成为教徒的那一天起，就一方面可以得到教会的帮助，一方面又需要承担起帮助他人的责任。一位教徒在访谈中告诉笔者，村子里的教徒都是“一家人”，这种与传统基督教教义相符的教会家庭观，为村民之间的相互帮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相对于物质方面，教会在“属灵”方面的帮助则比较微妙难言。通常情况下，这种帮助体现在为生病的教徒祷告之上。在当地，如果有人生病，那么，一方面需要去医院看医生，另一方面，也需要请教会那些“会祷告的人”来帮他祷告。后者虽然不是必须，但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尤其是如果出现久病不治或者病因不明的情况，祷告的重要性就会高过吃药看病。例如，笔者在赤恒底村的调查过程中，有一个15岁的男孩去乡里上中学，刚去了没几天就开始发疯，不得不被送回家。笔者第一次在他家里看到他的时候，他一直满地乱滚，胡言乱语，甚至口吐白沫，他的父母在一旁担心的看着他，但却无计可施。后来，他的父母去请教会的负责人帮他祷告，一个周日的下午，教会召集了7位教徒（都是弟兄）去了他家，围着那个男孩唱诗，大声祷告。祷告完后，虽然没有立刻见效，但男孩的父母仍旧非常感激地和每一个教徒握手，并每人塞给了十块钱。 通常情况下，这种祷告的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病愈为止。除了生病之外，当地人反复提到的另外一件需要祷告的事是建房子。在房子盖好落成以后，如果房主是教徒，则需要请教会的负责人去帮忙祷告，以使房子得到洁净，家人得到祝福。除生病和建房子以外，其它需要祷告的事还有生孩子、心里不安的时候等，但并没有前两项那样普遍。当笔者询问为什么不能自己祷告，一定要请教会的负责人去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不会祷告，要那些信得好的人才会，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对教会负责人的信任和肯定。按照惯例，当教会组织教徒去某家祷告的时候，那家人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饭{17}，至于是否给钱，则并没有硬性规定，主要视那家人的经济情况而定。事实上，为有困难的教徒祷告是当地教会负责人的主要责任之一，甚至有时候成为了一种负担。例如，赤恒底村教堂的执事就告诉笔者，因为村子大，教徒人多，有需要的人也多，他每个星期几乎都有三、四个晚上需要出去帮人祷告，周日更是应接不暇，这使他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祷告的效验不是笔者所要讨论的问题，但这种祷告的需求和回应本身，则直接体现了教会在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全方位的介入。 三、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教会生活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阎云翔表达了对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的极大担忧。阎云翔指出，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摧毁了农村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道德观念，然而，自80年代以来，国家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撤出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从此，被卷入商品经济和市场中的农民很快接受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追求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使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阎云翔写道：“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18}阎云翔把这种个体称为“无公德的个人”，认为这是当今农村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福贡县的村寨中，阎云翔笔下公共生活的空白恰好由教会加以了填充。虽然每个村寨教堂的大小、教徒的人数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各个教堂都拥有一周五次的聚会——周三晚、周六晚、周日早晨、周日中午、周日晚上。原则上，教会要求信徒这五次聚会都需要参加，但实际上，因为“太忙”或者“太累”，信徒不会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在这五次聚会中，参加周日，尤其是周日中午聚会的人最多，几乎每个信徒都表示这场聚会一定会到场。其次，参加周日另外两场聚会的人数也会较多，而周三和周六晚上的聚会人数则相对较少。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根据当地教会的规定，周日都是“安息日”，在这一天，教徒不允许下地劳作，也不允许出门做生意，而是需要“安息”，并参加一天三次的聚会。事实上，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除了是否抽烟喝酒以外，周日是否干活也是区分教徒和非教徒的显性标志之一。有些非教徒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即教徒）只是找一个借口休息”，而教徒则拥有自己的圣经解释。 无论评价如何，这种聚会的确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空间，并且惯常而周期性的重复。除了一周五次的日常聚会以外，在每年的“三大节庆”——复活节、秋收节（感恩节）、圣诞节，教会更是会组织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几乎每位村民都告诉笔者：“你应该圣诞节的时候来，那个时候很热闹。”据介绍，当地没有过春节的习俗，他们的“春节”就是圣诞节。过圣诞节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在每个行政村的不同教堂中轮流。例如，笔者所在的赤恒底村一共有六个自然村，每一个自然村都拥有一所自己的教堂，即共六所教堂。这六所教堂轮流负责一次圣诞节的活动，每年更换一次，即每所教堂每六年轮到一次。如果今年的圣诞节在A村教堂过，那么，所有的信徒在圣诞节前一天就会来到A村，由A村的信徒负责接待。{19}他们打地铺睡在A村信徒的家中，白天唱歌、跳舞，或者进行一些趣味体育比赛，晚上则席地而卧。这种欢乐热闹的场面将一直持续三天，直到每一个人都尽兴而归为止。{20} 事实上，由于当地几乎都是山地，各个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近，有一些甚至要爬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平时，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季节，去较远的村子走亲访友的人并不多，因此，圣诞节的狂欢，无疑在极大程度上加强了平时松散的社会网络。一个行政村里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是久为好友还是素未谋面，在这三天里，都不自觉地将自己投入在了一个共同体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种共同体，而反过来，又感受到了共同体的力量。 除了圣诞节以外，在复活节、秋收节的时候，每个自然村也会举行自己的庆祝活动。虽然规模和场面没有圣诞节那么恢弘，但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周期性的聚会还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在以教会为媒介创造的公共空间之中，一个个分散的家庭和个人被联合在一起。在这里，他们可以结交朋友，可以和亲戚叙旧，也可以偷偷看中某家的姑娘。事实上，在笔者询问当地夫妻“你们怎么认识的”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回答都是“都在教会里，自然就认识了”。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公共空间存在的范围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与教会所创造的公共空间相伴随的，还有一系列道德上的要求与戒律。除了前面所述的“不抽烟，不喝酒”以外，“不打架，不骂人，不说谎，不说脏话”等也不断在当地村民的口中被提及。随着村民对教会活动的参与，随着教会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在村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道德规范也不断深入并内化到每个人的心中，并反映到其生活实践中去。 对于关注乡村治理的学者来说，傈僳村寨中基督教与国家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观察，教会与村委会之间存在着看似分离却又十分紧密的微妙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既有竞争，也有共谋和合作的动态关系。 竞争和分离这个方面自不必多言。乡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在当前的政治安排中主要不是来自地方，而是上级政府，因此在赤恒底村的四位“吃皇粮”的村干部中{21}，按照福贡县委、县政府关于国家干部不能信教的规定，没有一位基督徒，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家人，包括妻子和孩子都信教，而且他们自己也不会加以反对。 在共谋和合作方面，教会和村级政权则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例如，在本来主要由村级政权负责的村寨基础建设上，教会常常扮演着非常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教会曾经用自己的钱，修了一条贯穿赤恒底三个村民小组的水泥路，以替代以前的土路，方便群众去教堂聚会。从出发点上而言，这的确是为了促进教会活动，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件极大的公益事业。此外，最近两年，政府为了解决赤恒底村的贫困问题，决定把三个在山上的村民小组迁到江边，建起“新村”。在此过程中，每当涉及到需要发动当地群众义务帮忙的事情，例如，搬电线杆等，也都是教会而非村委会出面组织。可以看到，教会作为当地有财力和动员能力的民众组织，在地方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教会为当地村民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而村委会则经常利用这个现成的空间，进行政策宣传和事项通知。例如，当地村支书告诉笔者，每当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通知的时候，首要的选择就是去教堂。在事先跟教堂负责人打好招呼之后，周日聚会结束后，便会给他们留出一段时间进行宣传。事实上，这个时候也是村民聚集的最齐最全的时候，避免了挨家挨户去传达，省去了很多麻烦。此外，在村民对国家一些政策表示不满和抵触的时候，村委会也会利用教堂聚会之后的时间给他们进行解释，并且团结教会的力量动员教徒。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由于与傈僳族传统的大家庭观念有一些冲突，有些村民难以接受。这时，村委会一方面出面劝导村民，另一方面又发动教会的负责人帮忙，在教堂聚会的时候给村民解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值得一提的象征性的例子是村子里的喇叭。在没有电话和网络的傈僳村寨，高音喇叭是通知事项和召集村民最好的方法。在赤恒底村，每一个村民小组都拥有自己的喇叭，播音器安在小组组长家里；而教会也安了自己的喇叭，播音器设在教堂。然而，就笔者观察到的情况而言，这两种本应该用作不同用途的喇叭事实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有时候，教会遇到事情需要通知，也会借用各村民小组的喇叭，而村民们对此也似乎习以为常。如果把喇叭的使用也视为公共空间的一种，那么，可以说，教会和政府在这里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争斗，彼此借用对方调动村民的力量和工具，完成自己的本份工作。 在涉及到纠纷解决的时候，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赤恒底村经常出现的纠纷有两种，一是家庭纠纷，二是土地纠纷。无论纠纷事件大小，只要产生纠纷的双方都是教徒，那么，首先介入解决的都是教会管理人员。事实上，如果教徒之间的纠纷没有通过教会直接闹到了政府那里，无论是纠纷当事双方还是教会，都会觉得“很没有面子”。通常情况下，教会负责人会根据圣经的原则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双方接受，纠纷就到此结束。如果有一方不接受教会的调解，另外一方接下来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继续沿教会系统上告到村长老、乡长老乃至县“两会”{22}，一种是上告到村委会、乡政府乃至县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力量进行解决。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选择后一条道路的人通常较多，例如，如果有一对夫妻想要离婚，经教会负责人调解无效，那么，双方就会选择去村委会。村委会首先的选择仍然是调解，如果还是没有任何作用，就会为双方办理离婚手续。之后，经过村委会处理的案件还会再回到教会，教会的负责人会根据双方行为是否符合圣经，以及教会传统等原则，对不占理的那一方进行“批评教育”，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教育的形式是停止一段时间的圣餐，例如两三个月，并且在此期间，不允许参加教会服侍活动。 如果出现纠纷的双方有一方不是教徒或者都不是教徒，他们也可以选择去找教会调解，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教会负责人告诉笔者，只要找到了他们，他们还是会帮忙。在更通常的情况下，非教徒之间的纠纷会直接通过村委会得到解决。赵旭东在《权力与公正》一书中曾将村寨中的权威区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并指出，在出现纠纷的时候，村民们首先找的通常是民间权威，即那种能说“理”的人。这种权威力量只能体现在劝说上，并不具有裁决的效力，调解的理由多是“要从长处着想”，“给我一个面子”之类的话语。{23}可以说，在赤恒底的纠纷调解中，教会扮演的就是这种民间权威的角色。由于不是法律取证，教会的负责人通常并不关注事情的细节，也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以基督徒的道德准则和教会的面子作为调解筹码，从教义的角度劝说纠纷双方，让他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出发，放弃个人恩怨。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这几乎是所有纠纷出现后需要通过的首要程序，只有当教会这种“民间权威”无法压制住纠纷当事人怒火的时候，才会由制度性权威出场。 简言之，无论在教会作为一个信徒共同体本身这个层面上所创建出来的公共生活空间，还是教会对于村寨公共事务的参与甚至推动，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在傈僳村寨中承担了社区组织和运作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不可忽视和甚至不可或缺的讨论当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四、结论与讨论 需要再次提及的是，我们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并不限于基督教本身，而是更为关注一个更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即普通意义上的宗教对于个人道德生活以及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了一个在基督教占有极高比例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个案，不过是作为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讨论的参照。 从我们在傈僳村寨中的观察来看，基督教不仅为傈僳村民提供了神学意义上的个人救赎，更为实际的是全面渗入了他们的个体和家庭生活中，在重要的人生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有着直接的参与。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群的基督教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乡村社会中日益稀缺的公共生活空间，并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中构成了社区互动和治理的组织基础和资源。 贺雪峰提到，“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意义之中的。在缺乏抽象信仰的中国，当鬼神观念、祖先崇拜等被当作迷信扫除掉了之后，中国农民的本体价值问题就凸现出来了。也因此，研究农民私人生活中的意义，而非仅仅是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同样重要了。”我们基本同意这个表述，尽管我们对于鬼神观念及祖先崇拜是否真的被“扫除掉了”有所怀疑。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他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方案，“在现代社会，国家不应再仅仅是守夜人的角色。现代中国快速转型背景下，国家更应该积极介入到农村的公共及私人生活中，甚至介入到个人及信仰领域，从而为中国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可能。”{24}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像傈僳村寨中的基督教会这样的民间社群的存在为乡村社会的治理和良性运行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背景和组织资源，国家的调控不能演变为对个人及（特别是）信仰领域的介入。事实上，那将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回到“文革”时期对“心灵深处的革命”的惨淡，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光景中。这种情景很难让人不将其与奥威尔在《1984》{25}中所描绘那种全面控制的社会关联起来，而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运作和管制的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兴这个良性发展方向相悖。对于倡导国家全面控制个人和社会的人来说，或许杰弗逊的那句名言是一个适时的提醒：一个能提供你全部所需的政府也是一个能夺去你全部所有的政府。{26} 【注释】  ①例如，［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Ⅳ：演员与舞台》，周鑫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③贺雪峰：“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载《读书》2006年第11期。 ④同上。尽管他的言辞中对于宗教，至少是基督教有强烈的排斥和疑虑，他说，“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正是我们要研究农民价值问题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信号。”但是，我们同意他从这里引发的观点，“对农民个人信仰的研究还有政策意义”。 ⑤黄剑波：“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基督教的经验性研究述评”，载《基督教思想评论》第9辑，2009年。 ⑥可以参考的文献如，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肖耀辉、熊国才：《云南基督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⑦林茨：《福音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⑧对于傈僳族的研究多数是在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民族地区研究的框架下展开的，还有一些可见的材料主要是宣教士的传记以及日记，从基督教宣教学的角度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Tetsunao Yamamori & Kim-kwong Chan， “Missiolog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Social Impact of Christianity on the Lisu of China”， i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ct.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坊间关于中国民主的话题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宪政民主将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走向。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免要问：中国的政治民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可能谁也无法回答。因为党内民主的形式和目标怎样确定，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也是关系中国政治民主成败的关键。正因为此，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共的党内民主能否顺利推进，能否真正实现党内民主，决定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路径和成败，也决定着中国社会能否健康、平稳、有序地融入世界的潮流。 　　中国需要经济的发展，民众需要生活的富裕，但经济和民众更需要的是环境的宽松和思想的自由，更需要的是权利的平等、信仰的尊重和做人的尊严。人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人类尽管在任何生活环境下都能生存，但人的自由和尊严却是不可替代的。 　　社会契约为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提供了法律样板，并把人们引向监督和规范。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没有给中国民众一个充分享受自由的感受和体验，人们大多不知道民主会带来什么好处，不知道民主对解放和促进创造力的神奇作用。但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心里，自由的分量是不可替代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平等的人格和尊严是不能磨灭的。 　　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所共通和渴望的。我们一些学者否认普世价值，把它当成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洪水猛兽，实际反映的是人性的泯灭和缺失。如果这些学者和既得利益者今天不是高高在上，享有特权，享受俸禄，如果他们也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可能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他们可能会比现在要求平等、自由的人还要大声呐喊。 　　“以人为本”就是倡导人权，“以人为本”就是普世价值。世界人民能够享有的民主、自由，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对我们共同生存星球和人类负有责任。我们的星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太空探索、生命延续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人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和迎接美好的明天。 　　对人的尊重，对权力的监督，对平等的肯定，这些都是挖掘人的潜能的基础，是创造力的根源。美国之所以在建国短短的二百多年里，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因为它充分地尊重了人的自由，充分保护了人的尊严，使人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潜能最大限度的释放，人的创造力最大限度的发掘。我们中华民族不缺人才，但我们的制度和环境约束了人的发挥。思想的桎梏，观念的羁绊，制度的压制，把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都磨灭在专制的魔窟里，把中华民族的创造力都禁锢在专制的脚镣里。 　　党内民主是中国民主进步的必然，也是中国民主的机遇，但党内民主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人们目前还难以确定，甚至有的不抱希望，因为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历次夭折不能不让人们为此担心。在中共执政党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里，不愿意失去利益者大有人在，不愿意失去权力、不愿意权力被监督者更是比比皆是，要让这个庞然大物归于世界潮流，那就必须在党内实行真正的民主（竞争式民主），党就必须解除特权，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党内和党外的平等竞争。中国民主的未来在哪里？答案应该是：在民族的觉悟里，而这种觉悟单靠我们利益集团中的开明者不行，因为他们顾盼的东西太多，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太多。民族的觉悟，要靠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内力，就是党内先觉的有民主意识且不怕牺牲的执著者；外力，就是先行的有民主经验并以推动民主为己任的外来者和国内推动民主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