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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欢迎的视频网站是优酷和土豆。中国的情况展现了一个基本真理：虽然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无国界的全球数字疆域，但它不是处处相同。《The Internet of Elsewhere》一书作者Steve Prentice说，全球互联网并不存在，真正存在是190种不同的互联网，每个政府都试图以某种方法控制公民的在线行为。互联网有物理实体，如光纤、路由器和网关，政府能够关闭或限制网络通信，这能解释中国和伊朗对YouTube的屏蔽，对Google其它服务的干扰。政府也经常要求互联网公司移除被认为侵犯法律的内容和材料，Google的政府透明度报告显示去年巴西政府提出了最多的内容删除请求。互联网公司也接受审查作为开拓业务的代价。在2010年以前，Google中国过滤搜索结果，遵守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在某些穆斯林国家，Google主动屏蔽了受争议视频《穆斯林的无知》。在互联网上，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行为和支付习惯也是千差万别。

给毛左的脑浆清洗一下——毛是中国第一大罪人 作者： 望府观月   我要告诉世人，毛是中国第一大罪人                   有人对我说，不要再揭发毛的罪恶了，毛是一个已故的人，是中国救星，是中国人民最好的领袖。。。。。。。。                   可我要告诉世人，毛是中国第一大罪人：                   因为毛不维护社会稳定，在江西成立听命于苏共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分裂中国，对抗合法政府；                   因为他不抗日本却抗同胞—–发动三年大内战；                   因为他不听知识分子肺腑之言，对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关入牛棚，害死70多万人的生命；                   因为他对农民与地主手里的土地不实行国家赎回，实行暴力屠杀，强抢地主与乡绅土地，实行暴力分配；                   因为他不要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却讲阶级斗争，让全国人人相互内斗；                   因为他为了人为制造大跃进，强征粮食，送粮于亚非拉国家，最终饿死4000万血肉同胞；                   因为他支持独裁，把100多万中华儿女送上朝鲜战场，让54万人的生命为独裁陪葬；                   因为他的流氓色心，杨开慧、贺子珍成了孤独冤魂，更多无名女子，随时惨遭蹂凌；                   因为他摧残民族文化与传统，大肆烧光文物与书藉，实行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因为他欢呼蒙古独立，赶走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大代表权，最终无法要回蒙古与北方大片河山；                   因为他个人好恶，把东北明珠长白山的三分之二送给了金家王朝；                   因为他的“友好”，把牺牲17000名军人收回来的藏南又送还给印度，再后退十公里，让西藏80%水力资源与森林资从此划入印度版图；                     因为他的互助合作与公社化，世代农民所有的土地，从此成了国家财产，农民成了国家的长工与佃农；                   因为他引进西方邪教马列思想，在中国实行红色暴力革命，让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成了泡影，最终又回到极权专制的封建皇朝，成了他一人说了算的毛家天下。。。。。。。                   在那时，谁要说一句毛的错，谁就是反革命，谁要是评论执政者，谁就是敌人。。。。。经历过的红色恐怖，今生不会忘记。                   你可以有你的理解与认识，但事实告诉我们，毛是祸害中国的罪人，要是没有毛，中国早就是世界文明国家中的最强之一，绝不会有今天腐败坠落，人性尽失的痛苦中国！！！

大陆一年一度公务员招考，2013年度的考试又拉开了大幕，真是盛况空前，一年胜一年。此盛况远胜高考盛况，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一点不为夸张。中国最早最低的高考录取率不低于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办大专院校录取的考生，许多省市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率”，从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断“暴涨”，到今天许多岗位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说，某个公务员岗位招收一名，报考人数达到甚至超过一千名，最终只能录取一个人，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要落选。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因何还要做这种劳命伤财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风险呢？缘于大陆人把“公务员”定为“官”，“以官为贵”、“升官发财”，早已在大陆蔚然成风！风靡神州！ 这是一出喜剧。 最近又发生一起悲剧—— 河北省某乡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读研期间就渴望当公务员，端“金饭碗”。毕业后什么工作不做，情愿在家种地，年年等待公务员招考，可惜屡试不中，酷似古代“范进”。乡亲们象当年“胡屠户”讽刺“范进”那样，把这个小伙子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说他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多年书，连个公务员都考不取，真是个大废物。小伙子本人颇有“范进精神”，一点不在乎。今年继续报考，发誓不中举不罢休。他父亲听说儿子今年还要报考公务员，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又不停地传进他耳朵里，实在羞于见人，愤而自杀身亡！ 这样的悲喜剧在大陆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将“毒根”挖到孔丘的头上，说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那时候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的目的是为做官。“文革”后又说刘少奇并无“入党做官论”，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孔丘的本意并不是学得好便做官的意思，“优”应作“余力”讲，孔丘是提倡做学问之余可以为官，为官之余应该做学问。 刘少奇有无“入党做官论”姑且不论，孔丘“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姑且不争。廿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的现实，倒是“入党做官论”大泛滥，“学而优则仕”（作“优秀”解）大风行。 唾手可得若干此类现象：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这是小学生之过呢，亦或是学生家长之过呢，还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社会风气之过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网》上公开叫嚷：“为升官发财读书，有什么错？”是啊，人各有志，作为个人，他把读书的目的定在“升官发财”，有何错误？这全是“以官为贵”、“以官为荣”的党风、民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个体人不负有任何责任。人人都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个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大为堪忧了！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原则性区别。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现状吧？ 以上细节有力地证明，“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已经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浸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当代中国“官本位”之风刮得有多大有多狂？举三个数字足可证明。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的：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第二个数字是每年全国招考公务员时，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不约而同争先报名、趋之若鹜。前几年，几十人争考一个名额已经让人吃惊，近几年竟然发展到几百人争考一个公务员岗位。东部发达地区，某些吃香的岗位，一个岗位争考的人数甚至超过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也可以说是令人怵目惊心。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恰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为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女白领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流行的是“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成为“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古代建造了万里长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纪毛泽东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当代中国又创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虽然评不上诺贝尔奖，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吧？ 第三个数字是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风气的形成，是在彻底摧毁民众头脑中“以知识为荣”、“以技术为贵”的思想基础上而树立并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旧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招鲜，吃遍天”、“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老思想，新中国之初产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识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经过反右斗争、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已经从民众头脑中彻底摧毁得干干净净。形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无需解释，这个“好爸爸”当然是当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新一代，当然地追求仕途；没有当官爸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没有个好爸爸已经悔之晚矣，当然要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为儿子找个好爸爸了！ 其次，是对官员至高无上权力的肯定。新中国六十多年，不断地鼓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几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学研究机构的党委书记，不仅领导教授、研究员，还要监督他们的思想改造，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权力，一个是掌控着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一个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员掌控，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新社会出身成长的知识分子，谁不想钻进官场当官，谁还愿意钻进实验室当科学家呢？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当官的工资不算太高，科学家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从网上查到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交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学家哪里去得到这一大笔“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计算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官员的真实收入那就大得惊人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受贿加来历不明的财产，几百万元的比比皆是，几千万元的不乏其人。谁心里没有数，贪官在官员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足见官场受贿的机会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即使你是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有谁会向你行贿呢？除非你是科学院、所的党委书记、院长、所长，那些属官员，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即便如此吧，与国土部门、建设部门、交通部门的官员们相比，能收到的红包仍然属“小儿科”。只有阳光下的收入，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红包，大学教授的经济收入不可能与市级教育局长相提并论啊！十五位著名教授争夺一个市教育局长，有什么奇怪呢？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哪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有如此幸运如此辉煌呢？ 胡锦涛是清华大学1965届水利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在水利部门当技术员。他如果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充其量成为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即使成了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平起平坐吗？恐怕相差不止一二个档次吧？ 吴邦国是清华大学1966年无线电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如果他钻研业务，成为电子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即使超过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论哪方面的待遇，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媲美吗？ 吴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动农系读研，如果他沿着读研、读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后成为农业机械专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这么个现状这么个水平，即使第一流的农业机械专家，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多大的出息？与他“弃学从官”，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有人说，中国已经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最高一等奖的奖金已经达到五百万元，科学家的经济待遇还低吗？我们且不谈几年评一次、一等奖经常空缺的情况，就是每年评一次，每次都产生一等奖，象袁隆平、吴文俊等杰出的科学家全国能有几人？袁隆平一生风里来雨里去，赤着双脚绾着裤管，创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双季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换得一次五百万元奖金。与江泽民相比，在职时不用自己动手，由秘书班子代笔的各种文稿，退休后由接班人结集出版，仅版税就得到数百万。有一位外国商人撰写的“江泽民传”，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人，至今不清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改变了中国什么？倒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隆平确是凭着独创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状态，同时改变了全世界数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相比，区区五百万元的奖金，根本不匹配。 许多友人以为敝人的观点太绝对化，为什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就一定会阻止科学家的诞生成长之路？为什么不能双荣双贵、共荣共贵？对于这种折中主义观点，敝人实在不敢苟同。伟人毛泽东告诫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折中主义者恰恰忘记了伟人的教诲，忘记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记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如果党风、民风、国风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朝着政治家的标准去努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始终固执地认定，官员的诞生成长之路和科学人材的诞生成长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因为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性格上，两者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各异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家的缺点甚至错误，很可能恰恰是科学家所必须的素质；而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素质，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点。为了便于论述，试以温家宝为例。他当官可以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成了中国第二“好人”（据说第一“好人”是胡锦涛），但绝对不能成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大学读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区的勘探队。一般情况下理应象钻机那样往地质科学的深处钻探，并有希望成为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但他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朝着仕途努力发展。先当业务官，再当政治官。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不巧遇上了“六•四风波”。他及时改变政治立场，与总书记赵紫阳划清界限，与时俱进，站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立场上。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政治无须考虑，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可以为蒋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搞勘探，可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也可以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如果他关注政治、服从政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政治家了。敝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年轻时曾为蒋介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中年时又为毛泽东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糊涂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全国著名桥梁专家的地位。其地国家的科学家更是如此。据说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是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弹发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确立报效国家、服务民族、立志当好民众公仆的思想。温家宝完全具备了这种素质。哪里有困难哪里上，哪里有危险哪里上。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灾大难，第一线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被民众誉为“好总理”、“大好人”。作为科学家，便无需首先确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科学家是以科学成果客观上实现为国家为民族或者为人类作贡献，不需要主观上刻意追求。他可以为中华民国服务，也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甚至把国家和民族都放到一边。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那样，在异国他乡摘取诺贝尔奖，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汉奸”。举个绝对的例子，如若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权存续三十年以上，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应该蓄须拒演，作为科学家仍然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因为艺术属社会科学，具有政治属性；科学家搞的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属性。在伪政权时期搞出了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汉奸”的帽子。 好官应具备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要树立“雷锋精神”。雷锋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五好战士”，是红色辅导员，是民众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学者。这并非故意贬低雷锋和雷锋精神。笔者当年在部队当兵，雷锋牺牲后，战友们常常私下里议论：雷锋的军事技术实在不咋的！作为汽车兵，指挥别人倒车，竟然撞倒电线杆，砸到自己头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无疑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他从来不是汽车驾驶“技术能手”，更不用侈谈机械专家了，评上“五好战士”，仅仅是军事技术“合格”而已。所以笔者斗胆说，雷锋即使不牺牲，若要求他成为与汽车相关的机械专家、动力专家，那是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雷锋本人不能成为专家学者，雷锋精神更培养不出科学家。雷锋精神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学家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个人为中心”、“自我表现”，要一切围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唯我独尊”、“唯我独优”、“唯我独行”、“唯我独成”。如果处处想到别人、服从别人、服务别人，那他只能当官、当好人，永远成不了科学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从性格上讲，政治家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鼓励先进、勉励后进，要团结绝大多数，必须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长者的的风范，要“吾日三省吾身”。当科学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要奋进，要攻击，要“撞倒南墙不回头”，是典型的“强牛筋”。否则，他不可能搞出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笔者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因为从小争强好胜，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价、最大努力，力求成为所在单位最能干最优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证了前半生总是如愿以偿。理解我的人，夸赞我“样样行”，但是党组织和大多数不及我的人却批评“样样行”是严重的骄傲自满、典型的个人主义。党票没有拿到，官帽更没有戴上，至今仍然是无党无派的平民百姓一个。但几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草根学者”之梦想。 总而言之，对于人生来说，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质，科学家需要“偏才”素质。评价官员有很复杂的体系，评价科学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全国或本地区、本领域的科技成果。没有任何第二条评价标准，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条件。网上对水稻专家袁隆平喜欢玩车说三道四，执政党不闻不问。而有人要求政府机关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却被执政机关定为“间谍”。这实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袁隆平玩车是个人爱好，玩的是私家车，何错之有？“三公消费”是政府的腐败，反腐败却被诬为“间谍”，这样的党风、民风、国风不彻底铲除，国家和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吗？据说，国外对足球队和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即使打架斗殴、招妓嫖娼，只要不触犯刑律，一概不予过问。触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这样就给足球营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这是不是国外足球运动兴旺发达的宝贵经验？岂不是更符合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理论？中国足球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管头管脚、管衣管饭，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进球数。即使你是“优秀党员”、“活雷锋”，上场总是输球，你可以去当官，但绝对不是合格的足球运动员，必须“抄鱿鱼”。笔者希望党政军民都要学习国外管理足球队的宝贵经验，只用科研成果一个标准来评价科学家，给科学家营造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确保科学研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国科学院当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样的“官衔”。中国工程学院当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头戴各式各样的“官帽”。60岁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员。就是说，一个人退休之前，没有官帽就当不了院士。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共产党将其颠倒过来，变成“仕而优则学（学衔）”。应该说，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科研有科研的“潜规则”。笔者不敢肯定，用尽一辈子精力，能不能把官当好，但笔者敢于肯定，用尽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当代科学最高峰！官员当院士，是否意味着他的精力在官场绰绰有余？院士当官员，是否意味着他的科研成果已经领先于世界？可至今为什么又无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呢？这难道也是西方人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官员头上加一道“院士”光环，当然更加荣耀；“院士”头上加一顶“官帽”又有何用呢？难道这不是对科学的“亵渎”，不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君不闻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执政党公开炫耀，大学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群体，岂不证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党做官”，你还能指望“科学兴国”、“科学强国”吗？！ 有人诘问：精英人才为什么不能涌向官场？笔者并非反对精英当官，中国官场确实需要如朱金容基、温家宝这样的精英人才。笔者反对的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这种风气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学家。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国、清官辅国，国家兴旺的现象。比如贞观盛世、康乾盛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经充分证明，清官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国家保卫得固若金汤。但是，清官不能救国，忠臣不能兴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只有科技才能兴国。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得不到彻底改变，廿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要想领先于世界，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美梦难圆。 执政党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不迅速，决非“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风气所造成。而是源于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低下。哪么笔者要问: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执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断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杀创造性人材的罪魁祸首。我们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陆无人问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六十多年没有能培养出一位如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这难道也应该由教育制度承担主要责任吗？笔者以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仅是扼杀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根源应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是长期以来这种“官本位”风暴湮灭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残酷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被人诟病的当代教育，不也是党管大学、党管学术、党管教授造成的后果吗？大学为什么要设党委，大概除了共产党政权，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绝无仅有吧？到底大学的权威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到底学术的权威是教授还是党总支书记？这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党委书记高于校长（媒体上的排名确是如此）、党总支书记高于教授，党票高于论文！ 无需讳言，“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指出：“当代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他很担心。青年人坚定不移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领导岗位，可以不费力气，受贿几次就可以一辈子睡安稳觉了。这不是青年一代错了，而是我们的官场腐败严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就没有前途。”虽然“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之风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尤甚。笔者强烈呼吁：一定要把中国大陆“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改造成“以官为庸”、“以官为俗”、“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新世纪中国风”！这个“庸”是平庸，没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适合做官；这个“俗”是平常，为官与为民没有任何高低优劣之分。外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夫妻俩生下五个儿子。老大学习成绩好，父母说，长大了当教授；老二喜欢自己做玩具，父母说，长大了当工程师；老三喜欢种花草，父母说，长大了当园艺师；老四喜好舞刀弄枪，父母说，长大了当将军；最小的儿子哭着问：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喜欢，长大了怎么办呢？父母安慰道：别担忧，你可以当国会议员！但愿这个在国外不是笑话的故事，能够被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 呜呼！笔者甘愿当一回廿一世纪的杞人！担忧“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愈刮愈猛，担忧“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社会风气难成气候，担忧中国无法实现民富国强，担忧中华民族这条东方龙不能腾飞于无穷宇宙！但愿笔者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那就让廿一世纪的世界历史来证明吧！ 二O一二年十月 修订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明鏡月刊》崔武年 　　一 　　二十多年以前，我曾經在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工作了幾年，“六四”以後青年幹部局撤消，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調出。後來開十五大、十六大、乃至十七大，我們在茶餘飯間，看到報紙上登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名單，大家都會會心地一笑：很多人都是我們名單裡的。 　　有人會問了：“什麼名單？” 　　“第三梯隊”名單。 　　是的，“第三梯隊”名單。這個名單有一千一、二百人，是在1984年建立的。現在四十大幾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搞了個“第三梯隊”，而“第三梯隊”作為一個嶄新的政治詞彙在中國曾經一度竄紅，關於“第三梯隊”的議論也是褒褒貶貶、是是非非，不一而足。的確，“第三梯隊”作為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曾經一度成為中央組織部和各級組織部門在一個時期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有相當長的一個時候，理論上的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說了算”的鄧小平、“二老太爺”陳雲都十分的重視這個工作，甚至達到了“你們要抓緊催，抓緊考察，抓緊向中央報！對這個事，中央很重視，非常重視！選好的名單，一部分也要，一個也要”（當時分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宋任窮語）的程度！ 　　當然，這些都是發生於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有令人興奮的，也有叫人沮喪的，有農村改革和市場經濟理論的探討，也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的逆施，有給中國帶來長足發展的決策，也有把中國置於絕地的事件。這個年代的許多遺產都留給了後來。這個“第三梯隊”也是完全生發於這個年代裡的——後來它在組織部的業務術語變成了“省部級後備幹部”——隨著這個年代的結束，這個紅極一時的名詞也就銷聲匿跡了。但是，這個最初冠名以“第三梯隊”的名單卻仍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長遠的發生著作用。 　　從1984年到十五大那年是十三年，到十六大那年是十八年，到十七大那年是二十三年——前面我說了，那幾次大會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的相當一些人是這個名單裡的；今年就要開十八大了，我看，相當一些民間熱議的“新”的“十八大常委”，仍是二十八年之前建立的那個“第三梯隊”名單裡的“舊人”。 　　中國的黨政幹部有數千萬人，縣處級領導幹部聽說有一百幾十萬人，地廳級領導幹部應該有十幾萬人，省部級領導幹部大概萬把人，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不到四百人，最後，能夠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是二十五個人，成為政治局常委的是七至九個人——而二十幾年之前選的這一千一、二百人中間就出了這二十五個人和九個人的半數，而且連續數屆都是如此，回過頭去看，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奇跡”了。 　　是“奇跡”總應該有原因。就工作本身而言，我以為大致上有那麼五條： 　　其一，選拔時有明確的目標——也就是標準。 　　其二，工作中嚴格執行了程序——就是考察制度。 　　其三，每年都有常規考核，滾動調整，有進有出——就是管理制度。 　　其四，對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培養措施——這也是一種制度性的“繼續教育”吧。 　　其五，從中央組織部到省市委組織部都有一個真誠的、認真的、負責任的、把制度真當制度的專職機構進行管理——這個機構在中央是青年幹部局，在省市是青年幹部處。 　　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的幾條。概括起來說，就是按制度選拔，按制度考察，按制度管理，把制度真當制度的機構負責。我這樣說，很多人會以為是官話，不會相信——這個“第三梯隊”在當年就沸沸揚揚，負面輿論甚多，怎麼可能象你說的這樣呢！ 　　但是，事實上這個名單的產生和管理就是這樣的。 　　這一千一、二百人就是按照當時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經過各級組織人事部門考察、篩選，又經過省部級黨委、黨組集體討論上報，再經過中央組織部組織統一的“中央考察組”考察，最後，經過中央組織部部務會議或者部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才最後確定報送中央主要領導人的。 　　這個名單在當時的平均年齡是43歲多，大專以上文化的佔到了85％以上，所謂“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佔83％，“剝削家庭出身”的佔11％，而出身於幹部家庭——亦即“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的佔5％多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幾個數字是我本人當年依據這個名單的主體一個一個算出來的，如假包換。 　　二 　　有人問了：你現在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有些意思。這個“意思”就要從這個“第三梯隊”說起。 　　二十八年了！中間經過了四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很短，兩人加起來才佔了五年左右，後來是江澤民十三年，胡錦濤接近十年。 　　二十八年過去，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普遍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社會的不滿情緒卻是有增無減。不言而喻，這些不滿很大一部分反映在所謂“太子黨”、“高幹子弟”的特權上面。我認為這些不滿是正當的，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現狀，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狀。但是，公道地說，在這個問題上面，當時的那些年和後來的這二十幾年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幹部政策逐步落實，眾多的老幹部在百經磨難之後重新恢復工作，但是他們面臨的第一位的問題卻是為自己準備接班人的問題。那時，也想過一些辦法，比如請他們“推薦優秀的年輕幹部”之類，推薦的名單也印了幾大本，很遺憾，多是秘書、參謀等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有兒子、女婿等親屬——往好裡說，是實在沒有辦法，老幹部們長期被打倒、靠邊站，“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除了身邊人，確實不瞭解比他們年輕二十歲、三十歲的那一代人在那個“史無前例”期間的“表現”！後來提出了“四化”方針，成立了青年幹部局，提出了建設“第三梯隊”，這個“準備接班人”的問題在當時的那個條件下，才有了結構性的解決。 　　不排除一些老幹部有“還是自己的孩子最可靠”的思想。但是公平的說，絕大部分的老幹部還是有信仰、守紀律，還是“立黨為公”的。衹要有了方針，有了標準，有了制度，基本上都能有所遵循——比如這個“第三梯隊”名單。前面我說了，在這個名單裡，“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只佔到5％，遠低於“出身不好”的11％——再進一步說，其中“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我記得衹有兩位，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今天的“候任總書記”習近平！當然，當時的習近平也是經過了我介紹的那些程序，由河北省委正式上報，中央考察組專門考察，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會集體討論才列入名單的——而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中央的核心圈子裡也並不太“得勢”。（《明鏡月刊》31期） 《明鏡月刊》第33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649?apKey=fedd22f528

核心提示：本文讨论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 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之后， 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即 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 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 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原文： Mo Yan, According to You 发表：2012年10月18日 作者：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反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在 10 月 11 日宣布获奖前就开始 了。那时有传言说，莫言是今年的热门人选。坦白说， 除了少数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外， 对莫言的反对声的确不是基于他的作品， 而是近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 这几件事塑造了人们对莫言这个作家和这个人的看法：一是 2009 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抵制异议作家； 二是同一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拒绝做任何标识；   再就是今年春天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重庆打 油诗是得奖后才被人挖出来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反对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 ) 。 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 莫言表示了对刘晓波的支持， 全世界媒体做了欣喜的报道。“我希望 他（刘晓波） 能尽快获得自由， ”  莫言说。他说他 1980 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 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就不了解了 。之后， 莫言又为这几件引起争议的事情做了辩护。与此同时， 随着外国媒体上各种评论和观点的出现， 有一种观点似乎在许多外国 人当中得到了认同 ，它的作者是目前在中国生活、精通中文、 而且还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 Branden O’Kane 。 他认为，中国网络上、 特别是推特中文圈对莫言的反对没有多少道理； 抵制异议作家不是莫言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 他也是无奈；没有能够为刘晓波说话固然遗憾， 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写作自由， 要是被关了或者被流放了，那不就毁了写作吗； 抄毛泽东讲话的确很傻； 莫言的作品对共产党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呈现是负面的、批判性的， 莫言不是对中国政府唯命是从的人。   英国汉学家 Julia Lovell  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  敦促那些从政治上批评莫言的人不要犯懒， 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我以为我在莫言这个话题上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 但是思绪还是源源不断，于是就有了这篇博文。这里， 让我们放大和细看一下这三件事情，并询问一个十分显然、 但目前为止似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问题。 流亡诗人贝岭 叙述了法兰克福书展上发生的事 。这里还有 《 纽约时报》记者  Didi Kirsten  写的一篇文章 ， 讲述了她三年前采访同一书展的情况， 对莫言的印象，并分享了当时的笔记。贝岭说，“那是 9 月 12 日上 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 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 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 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吗？我意外和惊讶的是， 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 ……  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 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 研讨会得以复会， 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 ”   据说莫言后来跟人私下表示，他内心并不愿意抵制异议作家， 但他毫无选择。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秦晖单独受邀参加了这次书展， 他没有跟官方代表团一起抵制异议作家，后来他 详细写了整个事情从 头到尾的经过   。原来中国政府在谁能参加、 谁不能参加的问题上一直在给书展组织者施加压力、做小动作。 有趣的是，这次抵制的活动名叫“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 我不知道人家都讨论了什么感受和现实，但我敢说， 一个人要是好好考察一下中国政府在展前、 展中和展后做的种种企图和手脚，准保能斩获更多感受， 了解更多现实。     2009 年圣诞节，中共当局在非法关押刘晓波 7 个月后对他进行了 “煽颠罪”审判。审判结果，他被判处 11 年徒刑，而他的“罪” 不过是写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文章而已。 对刘晓波的判刑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悲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 一一询问他们的看法。她一共打了 146 个人的电话， 随后把每个人的答复公布在推特上。之后 她又把所有答复辑录在一起 。昨天我把 146 个回答挨个儿看了一遍。我发现：第一， 多数人都是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供职的人， 包括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作家、诗人、记者等。第二， 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小心拿捏了避险尺度。 只有几个人对刘晓波的政治立场表示直接了当的支持， 更多的人表示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主张。第三， 几乎所有人都谴责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考虑了自我保护， 但同时却也表达一个清晰的道德立场。在这 146 个受访者中，只有 7 个人做了无可奉告的回答，莫言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崔卫平本来还要继续采访更多的人，但是在 19 天后被政府叫停了。 一年以后她   撰文总结了这次采访并报告说 ( 最后一句 ) ,  她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 / 她的发言而受到惩罚。 莫言的答复是第 13 号 :  “ 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  这个答复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接到广告电话时的答复。 接下来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百名作家、艺术家手抄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在这份 1942 年的文件里， 毛泽东给文学与艺术定下了后来几十年的规矩：为党服务。 也正是有这样的专制钳制，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付出了沉重的、 乃至生命的代价。根据 《南方周末》 的一篇文章 ， 这件事的前后过程 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作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向 120 来位作家和艺术家发出 了邀请，请他们自选并手书一段《讲话》，辑成这样一本“珍藏” 纪念册，并给每个人寄去 1000 元人民币的酬劳。作家出版社说， 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但我们知道，大约 20 多位受邀者没有响应， 包括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由于每个人自选手抄内容，于是我对莫言选抄了哪一段感到好奇：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 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 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 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 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 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 老实说，我不认为在 2012 年的今天，莫言把这些狗屁话当真。 许多人感到不解和反感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又没人逼着你们，不抄没有任何风险， 对一个多少有点原则的中国作家来说， 这总归是件令人心生抗拒的事情吧。      按说作家出版社出本这样的书， 在天天出大事的中国本来不算个什么新闻， 但这样一件小事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和嘲笑， 乃至于法律学者、 权利倡导者和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新浪和推特发起了“万人手抄《 世界人权宣言》”活动。一时间，大家纷纷动手， 那才真叫热情高涨。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经历的。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跟莫言的文学成就有毛关系呢？” 我的回答是，没毛关系， 没人反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两个手抄活动的对照即使不说明别的什么， 但它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候。这是 2012 年时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在大胆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担当风险、 尽自己一份力量去促进变革，更不要说那些无畏强权、 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先锋。这个时代是与莫言同省、 原居莫言隔壁城市的陈光诚的时代。他的磨难展示了中国的疾病， 他的勇气和执着激励了那么多中国人去为他呐喊， 与他一起追求正义。当你看到这段不到一分钟的 刘霞录像，   看到被非法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夜晚独自在窗前抽烟的情景，许多人 —- 包括我自己在内 -— 感到很难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那么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命令，从没有为任何良心犯、 抗争者说过一句支持的话， 从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上表明过立场， 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立场。 很多人感到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天推上有个外国人居然对我吼道，“让人家清静点， 你这个疯狂的自由主义分子！”喔，这个很对不起，让他清静？ 哪里有这么的事情。我让他清静，别人还不让他清静呢。 一个公共人物，特别是一个文学作家， 注定要被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评价。对莫言来说， 那就是苏醒中的中国，变革前夕的中国。在今天的背景下， 这些事情意义深远。 如果你是那些对推特中文圈的强烈反对声感到不解、 甚至反感的人之一（新浪微博上的反对声也十分强烈，只是在那里， 批评的声音很快受到了审查），我希望这篇博文给你提供一些答案。 这不是一阵没有来由的尖叫；相反，这种反对有深远的理由。的确， 这种反对主要不是基于莫言的作品，但丝毫不失为有理有据的反对。 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地发现，不少批评者其实相当了解莫言的作品， 有的还曾经是他的粉丝，完全不像莫言获奖后说的那样， 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O’Kane  和  Lovell  两人都指出，莫言的作品并不反映中共的官方观点： “莫言也许不像刘晓波或者哈维尔那样是‘异议’作家， 但是他的作品大量描写了权力者的丑陋、残暴和愚蠢。在《 天堂蒜苔之歌》的开头， 一个组织抗议当地政府腐败的农民在他的瞎子女儿面前被逮捕。《 酒国》是莫言一篇更具实验性的作品，主人公、 酒国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应邀参加酒席，主菜是红烧婴儿。 目前还没有翻译的《蛙》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产婆和堕胎医师， 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批判。 20 多年前使莫言（ 以及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家族》 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描述一点也不正面，后者在莫言 1996 年的小说 《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也同样糟糕。他比较新的作品《生死疲劳》 纵观中国过去 50 年的历史。小说伊始，主人公西门闹在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土改中被一枪打死，脑浆四射。 莫言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个人悲剧与漫长的、 慢镜头的历史悲剧并置，不管你认为他是否成功， 一个人看完这些小说后，很难认为它们是对共产党的赞美诗。”   ( O’Kane ) Lovell 的评估结果是，“莫言是一个表面上与权威玩游戏、 同时保持着一个创造空间的作家， 这个空间使得他能够对这个权威进行间接的挑战。” ( Lovell ). 我也同意这两位的看法。 我从来没有说过莫言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学上的 跟屁虫。从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我知道这一点。 但 O’Kane  和  Lovell 都没有去问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 :  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而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 如果莫言像这两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 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 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了 O’Kane 的博文后在推特上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莫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多产作家， 不管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本人并不是那么热衷）与否， 他与那些评奖人   是同一代人，所以他们的口味有相同之处。” 我要是说布莱登（ O’Kane 的名）的这个答复毫无用处、 甚至毫不相关的话，他不会提着一根棒球棍追打我吧？当然了， 推特上也不是个充实谈论答案的地方，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有很多话可说。 鉴于我自身的限制，我也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答案， 不过在这篇博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几样东西， 至少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材料。     （待续）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