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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梁愛詩在批評法律界的講話中，指法律界有人搞「港獨」，意圖「去中國化、想香港獨立」。梁振英在最近講話中將香港守護本土的意識指為「閉關鎖港」。親共輿論也對「去中國化」和「港獨」等大張撻伐，這說明港共政權對香港護土意識增長極為關注。 香港人過去從沒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不但沒有，而且比之大陸，香港可說是最中國化的地方。內地青年作家韓寒在今年五月寫的訪台觀感文章的末段說：「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他的文章主要講台灣人的友善和為他人着想，而這種源自孟子倡導的「與人為善」的美德，正是香港和台灣仍然保持而大陸幾乎已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粹。在大陸「革中國文化命」這幾十年，香港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以至習俗的命脈。 香港原來也沒有「港獨」的傾向。回歸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人儘管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一再下降，但對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曾經是相當高的。 香港人關心中國，百年來一脈相承。六四23年，每年維園燭光都顯示香港人的中國心。香港人關注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在外地人眼中，尤其在台灣人眼中，香港人毋寧太中國化了。 香港人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識，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共化」，去大陸的「惡質社會人文」化。 中共對香港政治的干預早已超越了《基本法》的限度。梁振英在立法會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例如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這些話不盡不實。一個地方實行甚麼政制，從來是憲法亦即《基本法》的規定，既非中央亦非地方的權力；中央的任命權也決不等於中央有事先決定權和同意權。即使如梁振英所說，中央也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進行自行釋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等權力。 政治上的粗暴介入一般市民不一定有感覺，但開放自由行後，大陸人對香港市民的民生侵害卻越來越嚴重，奶粉、雙非、上水站、旺區商舖迎合內地客等等都毋須多說了；香港新樓盤大陸客佔兩成從而搶高樓價，使香港多數人置業上車無門，生活倍感艱難，這就不能沒有感覺了。 特區政府配合內地權貴對香港的侵蝕，用數百億公帑建高鐵以利內地人來港，發展新界東北以配合大陸早已宣佈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大陸人顏昌海去年底在他的博客發表一篇題為《被內地權貴逼出來的「港獨」》的文章，精準而詳細地分析中共權貴如何對香港進行清洗計劃，為他們自己準備大陸「變天」時全家移居香港留後路。 美國前總統布殊說過：「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大陸博客岳海在他的長篇評論中從台灣選舉談到香港，他說：「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今年四月香港《號外》雜誌到北京對艾未未專訪，被問到他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艾未未說：「香港社會是一個讓我刮目相看的社會……她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意志，然後有她表達的能力，她有大量的年輕人的自主性，以及她對基本價值的堅持，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社會。無論是他們過去所做，或者是在我這一次事情以後的表現，都讓我難以置信。在那裏，公民可以給出自己價值的判斷，甚至發出聲音，我認為她仍然是中國可能實現民主的一個非常好的借鏡。」 今年一月，廣州《新周刊》總主筆蕭鋒在網誌記台灣行，在讚美台灣社會的人文風景之餘，他談到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小悅悅被車撞倒而18途人視而不見絕非個別事件，「各種道德淪喪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 在大陸權貴強勢壓境而特區政府又事事配合的情況下，我們忍受無疑等於自殺，唯一出路只有以我們對基本價值的堅持予以抗拒。在中共「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的時代，我們能做的，是與被中共騎劫的「中國」這塊招牌區隔。而且惟有這樣，才能在這時代貫徹我們百年來傳承的中國心。

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和大变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中，作为新城市人输出的起点，当今乡村社会从外观到内里都处于巨大的嬗变之中。南方周末记者走进四川达县一个只剩两位老人留守的村子，管窥时代洪流中乡村的变迁、坚守和希望。

另一面专题：下半旗，以国家之名哀悼 导语：10月17日，西哈努克灵柩运抵首都机场。当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首都机场等地降半旗。这是中国近18年来首次为外国人降旗。以下半旗的方式表示哀悼，始于英国船员，后来成为了国际惯例，至今已有将近400年历史。 一，下半旗致哀的由来 下半旗致哀的传统始于1612年，英国船员下降桅杆旗帜表达对已故船长敬意，后流传到大陆为各国所用 关于下半旗致哀的由来，最早的、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这种象征性情感的表达源自英国船员。1612年的一天，英国船哈兹·伊斯号（Heart’s Ease）在探索北美北部通向太平洋的水道时，船长不幸逝世。船员们为了表示对已故船长的敬意，将桅杆旗帜下降到离旗杆的顶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当船只返航驶回伦敦时，人们见它的桅杆上下着半旗，不知何意。一打听，原来是以此悼念死去的船长。 根据学术研究，船员们以下降英国国旗的方式，来为“看不见的死亡之旗”（the invisible flag of Death）腾出空间。将旗帜降到原来旗帜的下方位置，以强调象征死亡的旗帜置于其上。到17世纪下半叶，这种志哀方式流传到大陆上，遂逐渐成为惯例，为各国所采用。 二，国外下半旗致哀不鲜见 美国：下半旗致哀频繁，仅今年联邦和各州有近半时间有官方下半旗，个人也能自由选择下半旗的方式纪念 在2012年1月1日至10月16日的289天里面，全联邦和各州共有158天出现了官方降半旗的情况。其中，全联邦的降半旗有9天，地方州的降半旗152天——地方州降半旗一般是为出身本州的阵亡士兵致哀。美国官方降半旗的日子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为纪念在战争中殉职的战士和平民，比如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爱国者日（每年9月11日）、和平官员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15日）、珍珠港纪念日（12月7日）等；2，纪念总统等高级别领导人，比如总统或前任总统辞世后的30天，副总统、现任或前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辞世后的10天，最高法院大法官、行政或军事部门部长、前任副总统以及某州、美国某部分领土的管理者辞世当日起至下葬期间，美国将降半旗；此外，每当州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逝世，该州州长可以下令降半旗以示尊重及悼念；3，总统和州长有权为某人的去世和某个特殊事件下令降半旗。 个体公民和非政府建筑物也可以自由选择用降半旗的方式纪念而不受限制。美国至今没有联邦国旗法。非强制性的美国国旗守则也不排除为任何公民降半旗。民众为任何非政府的公民降半旗并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授权。只有在政府或公共设施范围内国旗守则才应被遵循。各镇、各市、普通公民和企业团体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把门前的国旗降一半。例如，乔布斯离世后，苹果公司就曾降半旗致哀。 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国民哀悼日为纪念所有战争死去的人下半旗，重大踩踏事件和枪击案后也下半旗 根据德国2005年3月22日出台的联邦法，政府办公大楼在多个日期必须悬挂国旗，其中也对降半旗的日期做出了规定。每年的1月27日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Tag des Gedenkens an die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全国下半旗致哀。每年的基督教宗教教会节期将临期第一主日前的两个星期日为国民哀悼日（Volkstrauertag），全国下半旗以纪念所有在战争中死亡的人。 发生重大事件时也常规定要降半旗，一般会由德国联邦内政部公开宣布。1998年6月3日，德国一列高速列车出轨，酿成德国近50年中最惨重的铁路交通事故，100人死亡。事故次日，德全国降半旗致哀。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音乐节发生踩踏事件，21人死亡，7月31日，德国各地下半旗致哀。2002年4月26日的古特恩堡校园枪击案和2009年3月11日的艾尔特维尔中学枪击案，是德国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校园枪击案，事后德国全境也都下半旗致哀，悼念遇难死者。 英国：王室旗帜从未降半旗，驻华使馆英国国旗多次为中国遇难者而降 根据英国旗帜协议（Flying Flag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Guide to Britain’s Flag Protocol），王室旗帜是最伟大的。它只能飘扬在女王存在的建筑物，也必须飘扬比英国国旗、其它王室成员旗帜和其它英国的旗子还高，它从未降过半旗。但英国国旗则曾多次降半旗。依据协议，政府办公楼前在悼念皇室成员、领属国统治者、首相或前首相的葬礼时可以降半旗。 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场合也允许降半旗致哀。2005年1月5日，英国政府各部门及英国王宫白金汉宫降半旗，以悼念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的死难者。2008年5月19日，英国驻华使馆降半旗悼念汶川地震遇难者。2010年4月21日，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降半旗悼念青海玉树地震死难者。2012年10月4日至6日，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连续三天下半旗，向南丫岛撞船事故罹难者表示哀悼。 三，中国为元首也为平民下半旗 中国国旗法对降半旗相关事宜有规定，过去多为中外领导人下半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国家主席、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时下半旗，此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或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在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导致重大伤亡时，都可由国务院决定下半旗志哀。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国务院决定。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为本国领导人下半旗30次，为外国领导人下半旗致哀17次。以1969年为界，其前后，中国为外国人下半旗的频率和范围均有明显变化。1969年9月9日为越南主席胡志明下半旗及之前，下半旗的频率较高，以1953年为起点，16年间共发生过12次；其范围绝大多数为“我国各地下半旗”，意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和各省辖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学校、人民团体和停泊在港口内的我国轮船”。1969年10月19日为索马里共和国总统舍马克下半旗及之后，下半旗的频率明显降低，43年间仅有5次；其范围也不再是“全国各地”，而主要为天安门广场、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前和外交部。（本段参考张博博文：新中国曾为哪些外国人下半旗） 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难后多次为普通民众遇难者降半旗 为非领导人下半旗志哀，最早是在1999年。1999年5月12日，为哀悼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击中遇难的三位烈士，天安门、新华门、全国省级政府等均下半旗志哀。而真正为普通民众的不幸以国家名义志哀，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全国和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类似的灾难，还有2010年的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在全国哀悼活动中国务院都决定下半旗致哀。2010年1月1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公安部为海地地震遇难中国警察下半旗致哀，2010年8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央驻港机构为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马尼拉被挟持事件遇难者降旗致哀。2012年10月4日至6日，香港特区政府为南丫岛撞船事故遇难者降半旗致哀。 四，下半旗，以国家的名义哀悼 无论是对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下半旗都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 近400年来，下半旗致哀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无论是为国家领导人，还是为平民百姓，“降旗”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哀悼形式。国旗，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下半旗致哀，往往也是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哀悼。将旗帜上升至杆顶，再缓缓下降，为“看不见的死亡之旗”留出位置。这片简单的空白，和看似象征性的仪式，却是对死者生命的高度尊重，也是哀悼情感的真挚表达。 结语：下半旗志哀，是表达哀悼情感的国际惯例。为国家领导人而降，为普通民众而降，都无疑是对生命的尊重。 （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 编辑：林航） [详细]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0月18日出刊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博客赋予了普通人在公共平台发表言论的能力。在博主们的写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他们讲述的故事构成了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重要部分。究竟是哪些人在利用博客讲述？这些博客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如何塑造着中国的社会记忆？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俊华 在2012年6月出刊的《历史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俊华在新浪、搜狐、网易三大网站选取了200位博客作者的800篇博文。这些博文都讲述了一些故事，具备完整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且都跟中国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有关——那些关于肥皂剧的讨论自然就不会被纳入研究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博客作者在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都与主流互联网用户相距甚远。CNNIC的互联网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以10-29岁的年轻人为主，但讲述故事的博客作者年龄普遍在36岁以上（占67.5%）；性别方面，中国网民男女比例相差不大，但讲述故事的博客作者大多数是男性；职业方面，中国网民中最多的是学生（占28.6%）、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17.2%），但这些博客作者的职业主要是媒体工作者（占35%）和学术研究者（占34.5%)。 这些博客作者们最喜欢讲述哪个年代的故事？答案是2003年至今的这段时间。张俊华认为，这说明博主们更关心新近发生的事情。不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毛时代（1949-1977）是第二受关注的年代。 既然选取的是与政治社会生活相关的博文，那么这些文章如何讲述“敏感话题”自然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根据张俊华的分类和统计，他发现博主们最喜欢涉及的“敏感领域”包括：中共党史（占62%）、国际事务（21%）、港澳台事务（16%）。党史之所以如此热门，是因为这方面的非官方讲述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党内高级领导及其亲属的回忆文章大量出现。 不过，总体来看，涉足敏感话题的博文并不多——只有149篇。其中，50篇与文化大革命有关，31篇与毛泽东有关，没有更过线的话题。有意思的是，18-25岁的年轻人很少触及敏感话题，反倒是36-45岁的中年人们更喜欢讲述这方面的故事。 张俊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博主们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将态度分为三类：完全认同官方叙述的，保持中立的，以及批判的。统计结果发现：只有14%的博主对官方叙述的史实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相反，有47%的博主认同主流叙述，39%的博主保持中立。 从职业分类来看，媒体工作者、经济界人士以及其他白领们更倾向于采取批判态度；而学者、公务员和企业经理则一般选择认同官方叙事，或者保持中立。从年龄来看，45岁以上的博主更倾向于批判，而年轻人则很少选择批判。张俊华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一代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而没有经历过那些负面的事件。 总体来看，张俊华认为官方对待社会记忆的相关政策很有成效。中国的博主们很少挑战官方叙事。不过，他在研究中没有选取“墙外”的网站进行分析，或许是一种缺憾。 【参考文献】 ZHANG, J. (2012), China’s Social Memory in a Digitalized World-Assessing the Country’s Narratives in Blog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5: 275–297. doi: 10.1111/j.1467-6443.2012.01431.x 相关文章 真相的衰退 为什么网络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教育？ flickr是如何走向没落的？ “暗物质”Facebook：从没来过中国，但很多人都在谈论 Web2.0主义的贫困 真实虚拟打通之后的代价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网速为何这么慢？ MySpace兴衰史：从5.8亿到3500万的价值跳水 林沛理：被唤醒的多数人 GFW之父方滨兴讲座后杂想

一天花6.3元，行吗？今天，全球迎来第20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日前曾发起“感受6块3”的活动，号召大家在10月17日体验用6.3元过一天，以增进对贫困的感受。 中国政府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一年如果按照365天计算，等于每天人均纯收入约6.3元。这点钱能解决温饱么？ 来源：数字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