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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忱:不惩治吴丹红是何道理?

作者: 亦忱  | 来源: 共识网 ——评北京警方选择性不处罚主动定下约架场地和时间的主犯 吴丹红(资料图片) 综合来自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的报道,本月初,在四川什邡市,因为该市广大市民担心刚奠基开建的钼铜项目污染环境,而集访市委市府,并引发警民冲突。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于7月3日发出微博,邀请打假斗士方舟子科普或辟谣。吴丹红假装无知地问道:“钼铜项目会污染环境么?”并在微博中写道,“‘钼’与‘铜’等微元素,都是人体及植物体内必须的元素。”“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冶炼技术和装备,循环回用处理后将实现‘零排放’,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由于吴的上述言论,具有为什邡官方开脱的倾向,故而迎来网络砖板横飞。其中,有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在微博上回复称:“吴法天出门不被打扁我不信”、“反正我看到吴法天就想抽Y大嘴巴”云云。 而吴法天也毫不客气的回应称:“鸡婆,你辞职呀,身在体制内反体制的白眼狼”。由于沟通不善,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于是, 双方约定在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口见面掐架 。 后来在7月6日中午发生的事情,有网络视频为证,无需多言。仅以参与约架的女士周燕和吴丹红的微博来描述,庶几可以说清楚后果。周燕说:“鸡蛋两枚上脸,后背三腿,裆下三脚。我全身而退,毫发无损,没给四川老少爷们儿丢脸。”而吴丹红则表示:“对方二三十个人围殴我”,已经“遍体鳞伤”。 话说周吴约架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北京警方遂横刀介入,网传周燕已经被处5日拘留的处罚。 在大致说清楚了这场约架的前因后果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警方选择性不拘留吴法天为何毫无道理。 常言道,一个碗碰不响,两个碗碰叮当。这场约架,如果没有吴丹红主动定下场地和时间,它会发生吗?显然不会。 也许,有人会说,警方拘留周燕,是周燕不打自招说自己用两枚鸡蛋袭击了吴丹红,用脚踹了吴丹红,其伤人的结果才是导致她被拘留的原因。 然而,对稍微熟悉法律的人而言,大家全都知道,在公共场所约架,却是破坏公共秩序的一种带有违法完整过程的触犯治安管理法规的现象。若没有吴丹红约架在先,并选定约架的场地和时间,周燕怎么能一人找到吴丹红,而用鸡蛋去袭击他,用脚去踹他? 不错,确实有很多人证实,吴丹红在约架过程中,三次倒地,其中仅有一次是跟周燕有关,但这种一个不瘸不瘫的男士一触即倒的现象,也有不少现场目击者说,是一种高度疑似“碰瓷性约架”行为。其行为的卑劣,确实令人看了无不作呕。至于吴丹红事后所宣称的“遍体鳞伤”,其纯属夸大其词,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暂且不论吴丹红为了这场约架,事先做了所谓与约架方见面“普法”的免责宣传,是一种可笑的伎俩,仅仅从吴丹红为了这场蓄谋已久的约架,已经私下做了精心的准备,带了三位“护架”的人到场做保镖,就具有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嫌疑,完全应该作为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当事方予以惩治。此外,鉴于吴丹红作为法学领域的副教授,其知法犯法,更应该从重处罚。 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吴丹红在去年冬天,曾跟同城网民五岳散人也有过一次约架的前科。虽然那次约架,吴丹红非常怯懦地害怕受到伤害,而没敢去约架现场应约,但其经常以约架行为鼓动暴力解决观点之争的恶劣行为,已经有着屡犯不改的记录,竟然被北京警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确实是匪夷所思的现象。 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所做的规定中,在第一节第(二)款中,有如下表述:凡“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我们对照这种明白无误的法律规定,吴丹红在此次跟周燕约架于公园门前的案例中,难道不纯属适格的违法分子吗? 综上所述,北京警方在拘留约架一方而不同时拘留行为更为恶劣的另一方,无疑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行为,不仅是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而且也有违人心和道义。对此案列,说轻点,是存心包庇屡教不改的“约架犯”,说重点,则是对法律的莫大嘲弄和羞辱。 为此,本人严肃敦促北京警方,必须尽快知错就改,也将吴丹红绳之以法。 (2012/7/8)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亦忱:不惩治吴丹红是何道理?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791.html 分类: 时事评论 , 社会万象 . 标签: 吴丹红 , 吴法天 , 微博 , 打架 相关文章: 2012 年 7 月 7 日 — 吴法天约架女记者 拍照网友欲参评普利策奖 (1) 2012 年 6 月 27 日 — 记者发微博调侃一句就丢饭碗 究竟是谁的屁股摸不得? (0) 2012 年 6 月 1 日 —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微博调侃人民日报 (0) 2012 年 6 月 1 日 — 尼曼新闻实验室:对中国审查机器进行反向工程研究 (0) 2012 年 5 月 28 日 — 新浪推出微博社区公约及管理规定 (0) 2012 年 5 月 7 日 — 任志强:官员不上微博就跟傻子一样 (0) 2012 年 4 月 21 日 — 美国人为什么不在网上吵架 (1) 2012 年 4 月 14 日 — 微博是谣言粉碎机,是真相挖掘机 (0) 2012 年 3 月 12 日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0) 2012 年 2 月 29 日 — 新浪:微博实名制伤害新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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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索拉纳:埃及的考验

  阿拉伯之春以来,有三大基本因素推动着埃及前进——军队、清真寺以及解放广场上的群众,他们力量和利益各不相同。如今,它们早已分道扬镳。16个月前在解放广场起事的群众沉默了,被寄予厚望的军政府向文治民主政府的过渡也蒙上阴影。   在埃及人民翘首期待总统大选结果的同时,2011年1月推翻穆巴拉克的年轻人和世俗自由派发出了悲观的声音。解放广场起义时的“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眼下,当初的示威者所深深反对的两位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以及旧制度和现任军政府大总管莎菲克——正准备在第二轮大选中决一死战。   自阿拉伯之春肇始以来,有三大基本因素推动着埃及前进——军队、清真寺以及解放广场上的群众,他们力量和利益各不相同。如今,它们早已分道扬镳。16个月前在解放广场起事的群众沉默了,被寄予厚望的军政府向文治民主政府的过渡也蒙上了阴影。   穆巴拉克倒台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执掌了权力。SCAF的领导人是坦塔维(MohamedHusseinTantawi)陆军元帅,此人在穆巴拉克时代担任国防部长20年。SCAF掌权后,一直在破坏民主转型脆弱的成果。在总统大选前一周,SCAF的盟友宪法法院解散了新近选出的议会,宣称投票过程不合法。此外,在预见到穆尔西将在大选中胜出后,SCAF掌握了所有立法权,极大地限制总统权力,把持权力机关任命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夺取埃及预算控制权,还控制着国内和对外安全事务的独家垄断权。   结果,埃及的权力斗争将继续进行,SCAF争权的对象不再是解放广场上的人民,而是伊斯兰政客。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埃及社会中秘密存在(尽管被人民所容忍)了几十年,终于得以利用解放广场的示威走向台面,尽管他们并没有在示威运动中扮演任何角色。世俗自由派力量的政治脆弱性和缺乏组织让他们在半年前的议会选举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大多数埃及人选择了穆尔西,而没有选择重建旧制度。   但穆尔西对莎菲克的胜势并不大(只有3.5个百分点),投票率也很低(第一轮为46.4%,第二轮为51.8%),这反映出一个极端化、筋疲力尽的社会对选举程序和候选人缺乏信心。此外,大选结果只能进一步增加埃及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   穆尔西获胜后,一些人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将采取极端政策,寻求将埃及这个几十年来一直由世俗政府治理的保守穆斯林国家伊斯兰化。其他人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不会如此极端,但也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在与SCAF就向文治转型的谈判过程中不会坚持世俗的真正民主制度。   不管哪种情景成为现实,穆尔西都没有多少空间驾驭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埃及已经陷入了政治僵局,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其人民想要的是看得见的结果--良好的治理、制度的巩固,以及步履蹒跚的经济的改善。   事实上,自穆巴拉克倒台以来,埃及人民的生活标准就承受着巨大压力。光是在2011年,资本流入同比下降90%,旅游收入下降30%,贸易赤字猛增280亿美元,GDP增长从3.8%降为1%。穆尔西政府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经济。   对穆斯林兄弟会来说,这样的前景可谓艰巨挑战,只有成功地在SCAF及其自负实力以及埃及自由派政治势力(在首轮总统大选中总共获得了1100张选票,比穆尔西还多500万张)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克服这一挑战。惟其如此,穆尔西政府才能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和能力和军方联手实现转型,真正改变埃及的制度。   至于自由派,他们在第二轮投票中并不支持穆尔西。但他们的存在使得总统大选的第一轮得以进行。此外,如今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与穆斯林兄弟会紧密合作乃是重振曾以他们为主角的、如今陷入四面楚歌的革命精神的唯一办法。   这有一个前提:穆斯林兄弟会实现内部重组并找到办法与走极端路线的派系保持距离,并对脆弱群体和社会少数派推行包容性政策。眼下,穆斯林兄弟会已宣布将提名一位基督教徒和一位女性担任副总统。显然,这是弥合埃及社会分歧的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但是,同样显然的是,这只是第一步。   哈维尔·索拉纳(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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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长我做主

作者: 王栋  | 来源:正谈 亲历麻省理工学院第17任校长选拔 2012年7月2日,知名的电气工程学家里奥•拉斐尔•莱夫(Leo Rafael Reif)正式上任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第17任校长。老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送给莱夫的上任礼物,是一件印有“17号”字样的运动服,以及一本密密麻麻写满“游戏规则”的小笔记本——“要当好MIT的家,自然得要知道这所学校的游戏规则。这笔记本世代相传,历届校长的箴言秘辛可都在里面。” 两个月前,当MIT校方对外公布校长人选时,全校师生的反应都相当平和——莱夫是MIT实实在在的“自己人”,大家对他的工作表现和成绩,那是再熟悉不过了。莱夫1979年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后就开始在MIT任教、工作,曾担任MIT最大院系——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从2005年起又一直担任学校教务长一职。从教务长升任校长,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过程十分地“顺理成章”。 MIT第16任校长霍克菲尔德和学校师生祝贺莱夫当选新一任校长。来自mit.edu。 其实,在这看似理所应当的结果背后,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MIT校方对下任校长的选择十分关注,除了在校董会中成立了对校长人选进行评估、考察和投票的委员会外,还专门筹备了教师和学生两个顾问委员会,希望在决定校长人选时能近可能地征集全校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3月起,我作为MIT的一名研究生代表,也是少数几名留学生代表之一,加入了MIT第17任校长搜寻学生顾问委员会的团队,经历了校长人选产生的前前后后,也是人生中一段不可多得的独特经历。而这次学生参与校长选拔讨论的过程,也仿佛是民主议政在MIT校园的一个缩影。 “全民选校长”:席卷全校的思辨风暴 MIT第16任校长霍克菲尔德在2月宣布了她的辞职计划。2004年上任之后,霍克菲尔德在学校资金赞助、科学研究、公共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2011年顺利完成150周年校庆工作,选择在此番时间退休也算是“功德圆满”。随着老校长的离任,MIT全校面对即将空缺出来的新校长职位,也是充满了疑问与憧憬。虽然最终校长人选将由MIT校董会投票产生,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像选美国总统那样“一人一票”选出最终胜者,但通过校董会成立的教师与学生两个顾问委员会,全体师生都能就这个决策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一时间,一场全校范围的思辨风暴正在涌动。 受校董会的委托,学校的本科生学生会及研究生会成立了专门为搜寻MIT第17任校长提供学生建议的顾问委员会。经过报名,我有幸作为一名研究生代表加入到了这个委员会之中。整个委员会共由21名学生组成,不仅涵盖了全校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成员的代表性上也是尽量做到“面面俱到”——既有白人,也有亚裔、非洲裔、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既有美国学生,也有像我一样的留学生;既有住在学校宿舍的,也有在校园外租房子住的;甚至单身和已婚学生均有所囊括——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委员会内部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能够在建言献策时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利益。“代表”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至少在形式与构架上就得体现出其特点。 说起选校长这事儿和广大学生有什么关系,或许我们这21名学生报名加入委员会时“五花八门”的动机就能够有所说明—— 长期在本科生会、研究生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干部显然深谋远虑:不管新校长是谁,都希望他能够重视同学生会的合作关系,给我们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现在加入这个团队,能和未来的校长提前“混个脸熟”,对将来开展工作或许有所帮助。 在人文科系读书的姐姐说:我们人文和社会学科在MIT这个“理工院校”似乎长期不受重视。其实除了理工科外MIT有很多其他强项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建筑和城市规划,甚至历史、音乐等教育和研究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甚至首屈一指的。我希望未来能有一个重视“小众学科”发展的校长,让学校各学科都能全面发展。 念完博士后想担任教职的同学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私心”:除了想提前知道校长人选,满足一下好奇心外,也想借助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大学校长以及高等教育的管理知识。说不定自己将来“教而优则官”,也会当上系主任、院长、校长。现在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不妨先过来探探风声、学学经验也不错。 我的想法和一些留学生代表类似:大学就仿佛一个微型的美国社会,虽然有很多“民主”途径让学生“参政议政”,就学校的重大决策和事务抒发意见,但是碍于语言、文化、人际关系圈等的限制,许多留学生往往喜欢“抱团”形成自己封闭的小圈子,而缺乏主动参与到“校园政治”事务的讨论中,为自己谋求合理的利益,直到有时发现自己权益受到潜在的损害时,才明白自己吃了“哑巴亏”。我们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在校长人选以及他未来的施政纲领上能反映出留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作者摄。 整个团队对校长人选问题的看法十分有代表性,但大家的共识都希望新一任的校长能够平稳地实现“政权过渡”,在继续推进前一任校领导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创新。老校长霍克菲尔德上任后加强了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持,也同美国政府和国会形成了良好的高层互动,在许多学界与社会前沿的尖端研究领域都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比如,她在全校范围内致力推动以能源科学与政策为主题的研究,涵盖材料、建筑、土木、环境、城市规划、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课题又以美国社会目前十分关注的经济社会话题为主,具备极强的应用前景。现在许多这样的“百年大计”虽处于发展初端,但在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上都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委员会希望新一任校长和他的领导班子能够对MIT的环境有所熟悉,对正在成长中的“萌芽”们稳妥地接手,保障学校发展政策的连贯性。 对“选校长”共同的好奇和热情让我们这群原本散落在校园不同角落的人聚在一起,为传达学生意见这项任务而共同努力。在几次会议后,我们勾画了未来工作的基本图景——首先在学校内针对学生举办座谈会,同时开放网上调查,了解学生对新校长有什么愿景,也接受学生对具体人选的提名。之后根据学生的反馈撰写一份意见报告,并向全校公布。最后,根据学生对新校长的意见共识,就具体人选进行梳理和评估,向校董会推荐满意的新校长候选人。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以“学生”作为价值判断的起点,从一开始我们便不想代俎越庖,对校长遴选从所有角度进行最终判断——委员会只想更好地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选校长”这一过程,并传达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限于保密义务,我在此不便公布最终我们提交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从学生事务角度产生的大名单,和最终校董会从独立渠道产生的、以综合角度进行评价的参考名单基本不谋而合——看来,成功的校长人选都是相似的,他们不论用何种标准进行评价,都是当之无愧的“温拿”。 校园“政”事:“告诉我,选校长和普通学生有什么关系?” 征集学生意见的第一步,便是校园宣传。虽然大家都知道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参与到校长选拔中来,但很多学生对这个过程仍然充满疑虑——在一次研讨会中,就有同学疑惑地问我们:“告诉我,选校长和普通学生有什么关系?” 在很多学生眼中,大学校长似乎是个非常遥远的人物。即使有些校长个性随和,有空时很爱去学生宿舍、图书馆走走逛逛,和学生谈谈学业和生活的烦恼,但大家对于校长具体的工作职责依旧不太清楚。相比起那些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学班主任,到了大学,一些教授都已经能算是难得一见的陌生人了,更何况高高在上的校长呢? 这一切就正像是一场有趣的政治实验。如何“开启民智”,引导民众有序、有效地进行参政议政、民主决策,一直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思考的话题。而在MIT,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许多学生不熟悉校长选拔的流程与意义,但对它有着高昂的热情和好奇心。委员会该如何启发他们,对校园“政”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我本科在北京大学就读,学校的未名BBS上有“北大发展”版,还有专门的“校长信箱”,供学生就校园发展问题发发牢骚、提提建议。里头同学关注的问题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从学科建设到食堂涨价、从公共自习教室的开放时间到对“宿舍不让装空调”的喊冤……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从身边的大小事切入,更容易引发学生对校长工作的共鸣。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一招果然同样有效。在六次研讨会中,委员会试图从学生学习、生活的各种角度入手,倾听大家对校长人选和特质的要求—— “从还没入学开始,校长的政策就和大家息息相关——校长对学校录取政策的态度影响十分关键……”“说得有道理,现在社会上讨论得轰轰烈烈的,便是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美国的少数族裔在学校录取上是否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对待。在MIT,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教师和学生数量偏少,虽然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连女校长都有了,但依旧任重道远。” “录取之后,校长跟同学和家长钱包的关系也很紧密,校长和领导层制定学费标准,研究生的助研经费也同财政状况息息相关……”“是啊,MIT一年的学费要4万多美元,在全世界都算是最高等级的了。虽然学校有很多助学金项目,但这笔钱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甚至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负担,一些学生毕业之后,工作好几年都还在还贷款。” “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空间,都受到学校土地规划和建设的影响……”“这点感受太深了,学校为了赚大钱,把附近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规划成高端的商务办公区,没有太多适合学生消费的场所。如果能像哈佛那样多一些不错的餐馆,或者建栋学生宿舍,能起到不小的改善作用——现在那个地方一到晚上下班后,连人影都没了。” “校长对学校发展大计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政府关系、国际交流……”“我就希望我们的校长除了是个优秀的学者之外,也是个富有远见的管理者。他要懂得怎样和政府、企业打交道,拉到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我们学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更多的机会。毕竟,校长的第一要务还是拉赞助。” 2012年5月16日上午,MIT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任教务长莱夫被宣布任命为学校第17任校长。作者摄。 每次研讨会中,我们都能听到学生对校长选拔的许多建议。有些偏向大政方针,希望新校长上任后能够采取怎样的政策;有些注重个人特质,提出了对新校长经历和能力的要求;有些更是直接向我们推荐具体人选。总体来说,这些意见在学生人群上也有着一些有意思的分布——本科生大多关注课堂教学和校园生活,“教授忙科研没时间管我们的课堂教学”、“宿舍食堂的用餐计划需要改进”、“加强对学校运动队的投入”之类的话题很多;而研究生则更多关心学术建设以及MIT未来的发展走向,提的都是这样的问题:“有些别的大学都在往我们的优势学科上砸钱、挖人,我们怎样保持优势?”、“MIT现在和中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政府和院校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怎样进一步拓展学校的合作网络?” 虽说我们的任务是对校长人选提供决策辅助,但除了仅仅将视角限于“确定人选”这一规定动作之外,委员会还试图从学生的视角对MIT在下一届校长任期中可能遇到的机遇与挑战作一个梳理和总结。我们通过论坛、网络留言和校园调查等多种渠道,不仅收集到、学生群体所推荐的校长人选名单,更重要的是了解到MIT学生对学校发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了解到的各项“校园大小事”整理成了一份20页的报告,内容包括“MIT价值观与文化”、“MIT教育”、“学生生活”、“校园规划与投资”、“参与国家和国际事务”等学生关注的焦点话题,为校董会的最终选择献上了参考依据,也为新校长上任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社情民意。 报告公布后,委员会也开始对具体校长人选进行甄别和讨论。 新校长莱夫:互联网“蹭课族”都该感谢他 校长人选多达数百人的大名单,包括学术界、科技界、政界、商界的顶尖人士,既有MIT的校友和教授,也有很多同MIT“非亲非故”的外来人。MIT上两任校长都是从外校“跳槽”而来,老校长霍克菲尔德在来MIT之前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她的前任查尔斯•韦斯特在当上MIT校长前是密歇根大学的教务长。委员会希望能真正地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对来自校内外的每一位候选人都认真整理了背景资料,并对重点人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甚至辩论,得出了最终的推荐名单。 在这份大名单中,MIT时任教务长莱夫十分引人注目,他的工作成就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远见令我们印象颇深,而他的个人经历也让人非常敬佩。 同“富二代”、“高富帅”不同,莱夫的成就几乎全部依靠他的个人奋斗得来。莱夫出生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家庭“在正直、原则和价值观上非常富有,但在物质上则非常贫穷”。莱夫是整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委内瑞拉大学本科毕业后,得到了去斯坦福大学进修的机会。在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时,莱夫甚至连英语都不太会说,甚至当1979年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也从没想过日后会留在美国工作——他当时的想法是回委内瑞拉找个大学教职,准备回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莱夫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遇到了以前在斯坦福认识的同事,后者 “跳槽”去了MIT,知道电气工程系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问他是否有兴趣来东海岸教书。莱夫当时觉得自己进MIT的机会一点都不大,但MIT的另一个教授坚持不懈地每个晚上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至少来校园逛逛,顺便参加面试。那个教授问莱夫:“如果你来MIT,你觉得你会喜欢上它的机会有多少?”莱夫本来想回答“零”,但是觉得不太礼貌,便改口说“百分之五吧”。那个教授听后,显出了MIT人特有的务实和执着:“既然不是零,那你就不妨过来试试看吧。”莱夫的弟弟当时正在MIT攻读博士,莱夫转念一想——虽然应聘成功的机会不大,但是可以顺便看望一下弟弟也不错。于是,原本连回国行李都开始打包的莱夫抵不住热情的邀请,来到了MIT。 这一待就是30多年。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再到系主任、教务长,莱夫的“仕途”走得平平稳稳,但他坦诚,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这个外国移民,会成为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长。在校董会宣布人选的新闻发布会上,莱夫对记者说,甚至就在几个星期前,他都没有觉得自己有成为MIT校长的可能。“这是一个我从来都不敢做的梦。” MIT与哈佛校领导共同宣布启动新一代网络教学平台edX。来自harvard.edu。 莱夫作为“穷二代”、留学生的经历,让他特别注重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普及。他知道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能和他一样幸运,获得去美国顶尖院校学习、研究的机会,于是便积极推动将大学课程内容无偿更新到互联网上的创意,让所有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最优秀的学术资源。在他担任MIT教务长期间,学校将几乎所有课程的授课内容发布到网络平台上,供网民自学成才。这一做法随之带动其他美国高校纷纷效仿,加入到这项很有意义的计划中来。 2012年初,在莱夫的促成下,MIT和邻居哈佛大学共同推出了新一代的网络教学平台“edX”,将两所大学的课程同步到网站上,使用者不仅可以看到教学资料和讲座视频,还能同其他正在学校中上这门课的大学生一样,每周完成作业并得到老师或助教的批改,且最终在互联网上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后还能获得学校颁发的证书。莱夫认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应当是外向的、普及的、终身的,而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网络平台开发的努力得到了委员会和校董会的一致肯定,也成为他最终当选MIT校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莱夫和他的工作引发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界的一次革命,也让全世界热爱学习的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和资源。如果你现在也正通过互联网,在某个美国知名大学的教学平台上“蹭课”,你或许应该感谢莱夫的努力。 校园民主:大胆而鲜见的尝试 MIT让学生参与到校长选拔的过程中来,并不是一个具有太长历史的传统。校董会第一次成立学生顾问委员会是2004年——最终选出的就是莱夫的前任、MIT第16任校长霍克菲尔德。我参与的这次校长搜寻,仅仅是MIT第二次让学生直接参与到这一活动;而在其他美国大学中,类似的做法也很少见。充满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大学校园,在行政管理和人事安排上留给学生参与的空间似乎很少。 这种现象或许并不奇怪——美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很多时候体现在“公共权力”渗透的领域之中。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部分职位根据法律的要求,必须通过民众投票产生,也让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时刻暴露在选民们的监督视线之下。而私人领域,似乎并不是“民主”说话的地方。你在企业工作,办公室的经理、老板可以不是让你这样的下属投票来决定的。同样道理,你在大学读书,也没办法去投票“海选”出你中意的大学校长。 在管理上日趋企业化的大学校园,在校长等人事任命上同企业有着很大的相似度。每一个美国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基本都有类似于企业董事会的校董会,负责学校重要政策的决定过程。在公立学校,校董会中或许有通过民众投票产生的政府或学区官员兼任部分职务;但在美国最好的私立院校,校董会多数是由各式各样的出资人掌权——正所谓,有钱才有话语权。MIT在最近几年希望增加校董会的“民主”属性,拉进校董会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因而每年都会投票邀请一些刚刚毕业的校友加入,但校董会的主要组成人员,基本都是给学校提供过大量资金捐款的企业家。 在校长选拔这件事上,校董会的作用同正在选拔CEO的企业董事会很像,自然希望挑选出具备良好教育背景和管理能力,同时在行事风格上也能和校董会“合拍”的人选。在本次MIT校长选拔的过程中,校董会一直强调希望能够找寻一个理解“MIT文化”的人选,一方面新校长理解校园文化自然有利于树立其良好的第一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校董会希望新校长能够尽快地和MIT现有的行政系统磨合进入工作状态。正由于人事选拔的程序和考量因素太多,很多学校的校董会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师生群体直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费时费力,还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帮助,因而便很少有像MIT这样的举动。 期末考试期间,莱夫携妻子深夜来到学生中心的食堂,带领工作人员给复习迎考的学生分发煎饼、香肠,拉进同学生群体的距离。作者摄。 不过,以我的经历来看,MIT让学生参加到校长遴选的讨论中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校董会及时了解学生群体对校长工作的利益诉求,给校董会最终的投票决定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参考;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在学生中引发对一些学校政策的大讨论,引发学生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思考,从中提炼出来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新校长上台后的施政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学生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得到了校董会、校园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好评,而最终当选的莱夫校长更是在当选感言中,重点提到加强对学生学习、生活、科研活动的关注和支持,并会考虑开辟专门的办公时间让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来聊天座谈,让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学而言,校长的选拔和任命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感。在我读本科时,北京大学经历了校长更替,而作为普通学生,不仅缺少参与渠道,甚至连校长换届的消息最终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诚然,中国顶尖高等教育院校的校长本身也带有官方行政职务,像MIT那样采取全校范围的讨论或许显得有些不合国情,但相信MIT等美国院校在校长选拔以及校园事务管理上增加透明度、鼓励学生参与的做法,还是能够对国内的许多高校一些良性的启发。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我的校长我做主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707.html 分类: 国际观察 , 教育观点 , 新闻视线 . 标签: 大学 , 校长 , 美国大学 , 麻省理工 相关文章: 2012 年 3 月 4 日 — 美、中大学之异:没有“班级”的美国大学 (0) 2011 年 10 月 20 日 — 周大伟:美国大学里没有班干部 (0) 2011 年 8 月 18 日 — 穷孩子上哈佛:美国大学这样帮助贫困生 (0) 2010 年 10 月 5 日 — 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0) 2012 年 7 月 4 日 — 高校招工程博士挣钱 成官员拿学位捷径 (0) 2012 年 6 月 27 日 — 许知远: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最不幸的一代 (0) 2012 年 6 月 11 日 — 北大教授斥媒体误区:新闻观念扭曲 刻意逢迎 (0) 2012 年 6 月 5 日 — 蒋方舟:梅贻琦先生 (0) 2012 年 5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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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作者:  崇明  | 来源:南方周末  2012-07-06 15:10:59 在法国,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的所有学生,只有通过哲学会考, 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 (崇明/图)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 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四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仅仅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不同于职业高中,后者以就业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的所有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在这几个国家中,意大利主要是在“思想史”课程中教授哲学史的某些内容;西班牙的哲学课分为两年进行,第一年是公民教育,第二年是哲学史。 法国则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最近在国内网上热议的哲学会考试题反映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Joseph Lakanal)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拿破仑非常重视针对12岁以上男孩的中等教育,致力于把他们培养为国家所需要的军人或公务员。当然,拿破仑对自由思考和批判精神毫无兴趣,他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忠诚于“宗教、君王、国家和家庭”的公民,而哲学对于他而言,只是这一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不断得以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Victor Cousin)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中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属于第三共和国时期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自由是哲学教育的目的 第三共和国至今,“自由”被法国人视为中学哲学教育的灵魂。 首先,在共和主义理念里,只有能够运用自己的心智独立思考的公民才会认同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从大革命到20世纪初,共和国正当性的确立有赖于国民能够摆脱天主教和君主制传统在政治上的约束。今天,民主和共和的正当性在法国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哲学教育的自由品质依然重要。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自由的内涵和限度等等。 自由还体现在哲学教育的方式上。中学哲学教育没有任何正式教材,教师依据一个内容宽泛的大纲来选取教学内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因此,教师可以说是这一教育的主宰,他的个人风格和能力往往决定了哲学课成功与否。而学生在学习中也享受充分的自由。 首先,这一教育反对知识性的灌输,因此不采取哲学史的教育方式;学生不需要花时间去掌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演变,而是在老师的引导和激发下,围绕某些概念和文本来对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自主思考。 其次,训练和考试通过作文来进行,没有国内考试中的填空题、选择题、问答题等等。在会考中,学生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对一个问题或一段文字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然,这需要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和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知识和概念的基础上来明确问题,发挥自己的思考,同时必须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思考。 显然,贯穿自由精神的中学哲学教育,必须在一个崇尚自由思考的氛围中才能进行。从启蒙运动开始,法国人就热衷于哲学。今天的法国人,依然保留了18世纪在咖啡馆、沙龙中讨论哲学的习惯,哲学爱好者经常就一个问题在咖啡馆里组织一场非正式的辩论。哲学学者的课程和讲座、媒体如著名的法国文化电台中的哲学节目,也很受欢迎。 极其严格的高中教师资格考试保证了中学哲学教师的素质。很多高中教师都有博士学位,他们像大学教师一样同时从事研究,出版著作,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知名专家。不少学者在找到大学教职之前都会在中学任教一段时间。如果在学术会议上你碰到某位法国学者,头衔不过是中学教师,你因此轻视他,那就错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并得到业内同行的承认。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我读过他关于卢梭的论文,非常精彩。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2012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熟读卢梭的法国人不会忘记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教诲,真正的哲学思考只有少数人才能胜任,而很多人热衷于哲学,不过是因为无所事事和虚荣自负。由虚妄的哲学活动而发展出来的文人政治的危害,经历过大革命恐怖和二战后意识形态迷狂的法国人,不会没有切肤之痛。夸夸其谈、招摇撞骗的哲学明星,在今天的法国也屡见不鲜。因此,法国的中学哲学教育反对浮夸的博学和辩论。哲学教育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法国的哲学爱好者在咖啡馆中讨论哲学。 (崇明/图)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换句话说,政治生活将延展哲学教育所提供的公民教育,或者说政治生活是哲学教育的延续。此外,哲学能够激发但并不必然能引导的爱欲激情,在政治生活所培育的现实感和审慎中得到约束。因此,哲学固然有可能制造一些心怀不满、以自己的激情和自负扰乱社会的不良公民,法国也不时会出现萨特这一类以其爱欲和疯狂蛊惑年轻人的哲学教师,但柏拉图所警告的“哲学毒蛇”,不能咬伤清明节制的城邦公民。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696.html 分类: 国际观察 , 教育观点 , 新闻视线 . 标签: 中学 , 哲学 , 法国 相关文章: 2012 年 6 月 19 日 — 2012法国高考作文题新鲜出炉 (0) 2012 年 7 月 3 日 — 【纽约时报】什么是社会主义? (0) 2012 年 6 月 12 日 — 罗素: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 (0) 2012 年 6 月 11 日 — 假如叔本华翻译了康德 (0) 2012 年 6 月 10 日 — 死亡可怕吗? (0) 2012 年 6 月 6 日 — 【牛津公开课】哲学概论 (0) 2012 年 5 月 15 日 — 法国新“第一夫人”被称“铁娘子” (0) 2012 年 5 月 15 日 — 《经济学人》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胜利:总统奥朗德 (0) 2012 年 5 月 7 日 — 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临诸多挑战 欧洲风向或变化 (0) 2012 年 5 月 7 日 — 杜赞奇谈中国传统中的“普世精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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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社会需要自由、理性的文科

  “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   最近出现了文科是否“贻害社会”的争论。有人认为,以哲学为代表的思考在现时代成为多余,“哲学专业的招生难和就业难其实已经诠释了这是个不再需要哲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看起来可以无限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实在不足为奇。   然而,科学能够在物质方面增进人类的福祉,但科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曾经代表着人类自由和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满足的远不只是人的物质需求。科学是人类对智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智慧必须联系和借助另外两种智慧,那就是哲学和信仰。   我认识一位96岁的物理学家,他晚年成为文科知识热忱的学习者和思考者。老先生送了我一本他写的《理性与信仰初识》,在这本现身说法的书里,他借用康德的概念分析指出,科学解决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哲学解决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老先生关心的不是当下学院哲学教授们讨论的哲学小专题,而是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有欲望、缺理性、无信仰的时代,这位物理学家的人文思考成为当前一望无际的价值荒原上的空谷足音。   当前中国大学里的理工科课程,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些起码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训练。在大学人文教育普遍缺失的状态下,这样的知识和训练既无人生目标,也无价值追求;既与“我们应该做什么”无关,更不涉及“我们能够希望什么”。这样的教育,它的主要作用不过是为劳动市场提供浑浑噩噩、追名逐利的人力机器。而那些作为劳动力的个体,他们一辈子都囚禁在自己永远没法满足的物质和肉体欲望之中。   在最好的情况下,科学解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但它无法回答,人的认识与存在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层思考需要人类理性有进一步的拓展。这一拓展是以人的自由意识,以及人的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为核心的。哲学不仅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而且更有助于人们形成对个人和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这种价值观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文教育和人文思考的结果,它是说服的结果,借助的是人的理性。这样的教育以“求智慧”来克服偏见的束缚,是人的自我解放的惟一方式。人们习惯地将这种求智慧称为“哲学”,其实它也贯穿于所有自由、理性的人文学科之中。哲学家罗素说“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指的就是这种哲学和人文学科。   文科并不自动具有自由、理性的精神,事实上,文科完全可能被强权操纵和利用,成为束缚人类自由、理性的体制工具。这样的文科确实会“贻害社会”。“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史”、“两条路线斗争”便是这种文科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文科“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例如,从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法批儒图书和文章就大量涌现。据统计,这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是不计其数。   无论是理工还是文科,都是人的知识,也都必须是与人有关的,能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成为更好的人的知识。它是一种目的,而不只是一种手段。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被称为“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它的原意便是人的“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的使命不是只传授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让一些与人类之善有关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尊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仰,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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